顾维钧夫人回忆录——（6）外出旅行和姐姐的婚礼

我们旅行时，总是行李堆成山，衣箱、包裹等等，随从包括我的中国侍女，通常还有一名本地侍女。

妈妈有自己的侍女真姆和本地男女佣人服侍她。此外，按照她当时的兴致，我们还可能带姐姐的法籍侍女，或按摩妇或洗衣妇。

但我们总是结队行动，而且总带着妈妈的厨娘和她的锅盘与供应品，以及运输这些东西所需的挑夫，妈妈从来就不赞成轻装简从。

有时，我们乘火车横跨爪哇，这意味着要在烧煤的机车后面，待很多小时，到达时煤灰满身。

至于短途旅行或到山里去时，我们就挤在由一组小马拖的皮篷马车里，沿途换马。

妈妈常到一个在6000英尺高山上的、当地人称为狄仁的旅店去，在那里俯视着我见过的水色最蓝、最美的火山口湖，那家旅店由一对荷兰夫妇经营。

上山的路不能通车，所以我骑马，妈妈乘滑竿，当地挑夫挑着行李跟在后面，就像一列望不到头的蚂蚁，仆人们也要爬上山。

妈妈盼望到山里逃避三宝垄的暑热，但是一到了那里，妈妈又总是感到太冷，我们就重新收拾行李，下山到沙拉笛加山瀑布的一所房子里，那是当我在舅舅拥挤的小平房里得病时，爸爸为她买的。

沙拉笛加海拔只有2000英尺，很凉爽，妈妈只在夏天用这所房子，所以那里按照她的兴趣，陈设的是朴素的竹和藤制的家具。

但是，她忍不住加上一项独特的讲究色彩：

地板全部是用马赛克瓷砖铺，那房子后来成了该地区的名胜。

爸爸借口业务上走不开，不和我们一起去。姐姐因为要学习也不能一起去。我不太用功，而且太年幼不能抗议，总是妈妈的旅伴。

有时，我们的车队中还包括姨妈或舅妈，她从未邀请过我的表兄妹们。我认为，妈妈不喜欢她的内侄和侄女们，她们受的教养比起姐姐和我来差得多。

有一个男孩，妈妈寡姐的儿子，总是在大人动手吃妈妈带回娘家的食物以前就伸手抓，妈妈不想使那可怜的母亲伤心，后来终于忍不住而爆发出来：

“我要你在我来这里时将他关起来，直到你们每人都分到手后再放他出来。让他吃剩的，而不是吃比他年长的人的。”

我推想，这些旅行是妈妈娘家人难得的愉快的事情，对于我则不是乐事，常常感到不舒服，由于天气热和那古怪的小马车的簸动而不好受。

爸爸甘蔗园监工们为妈妈和我腾出他们自己的房子，下面的工头们则接待她的姐妹和职位高一些的仆人们，他们还是没有妈妈和我舒适。

琼斯小姐在旅行一两次后，彬彬有礼地推辞了妈妈的邀请。她觉得这些旅行太热，太累人。此外，我们从不在一处久住，即使在沙拉笛加也住不长，最多两个星期，妈妈就要离去。

我们到内地去时，就乘摇摇晃晃的小马车，小马在车夫的驱策下，以令人眩晕的步子，快速稳步地经过有水牛在齐膝深的泥中耕作的稻田，水牛的土著主人趴在笨重的木犁上，几乎直不起腰来。

过河时，我们下车跨上巨大的竹筏，那里有文娱节目和一罐罐的凉糖浆和新鲜椰汁，当竹筏通过深褐色急流时，脸上抹着黄粉的舞女们进行表演。

我们再登上车，有时在清澈美丽的湖边停下来，或者到古老的佛寺中去游览。

波罗布莱得古庙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座称为波罗布莱得的古庙，人们曾以它与柬埔寨的吴哥相比拟，名气不如吴哥大，它曾被埋没多年，荷兰人在日惹市附近发现了这座千年古刹，清除了丛林并挖出了成吨的积土。

对我来说，它充满魅力，佛陀的四相站在各自的神龛中，灰色石头上雕出各不相同的奇异的小花和怪兽。

爪哇一度在国王和苏丹们的统治下，至高无上，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天上。天生的统治者可以从他的“昧火”，即眼中的神光上看出来。

当昧火熄灭时，大家就都知道这一位国王或苏丹的大限已到。但是，在17世纪初开始的荷兰统治下，苏丹们成了傀儡，实际上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部属，被迫给新主人上贡。

照理说，谁也不敢在苏丹面前坐得比他高，但是荷兰政府的代表总是坐在他旁边或附近同一高度的椅子上。

我童年时，内地还剩有少数苏丹仍保持着他们的土朝廷，妈妈十分喜欢参与他们的典礼。

这种典礼持续很多小时，我们这些参观者都挤坐在矮椅子上。甘木阑（一种印尼乐器）的奇怪音乐随着舞蹈进入高潮，越来越疯狂时，温度也越来越高，通常在仪式结束前不久，我就头枕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我想，那些苏丹们现在都已去世，他们的后辈不再被人敬畏。事实上，人家告诉我，我们过去曾经去拜访的一位苏丹的直系后裔，现在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官员之一。

所以，我当时也许不应该睡觉，那样就可以更清楚地记住这种现已不再存在的盛典。

无论如何，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苏丹出现时，他的头顶上高举着一顶巨大的金伞盖，它和三宝垄的荷兰官员们所用的相似，但要大得多。

这是表示他是一位应受人尊敬和礼遇的人，后面跟随着蜷缩在伞盖下的擎盖人。他走向他的宝座。然后是他的妻子，美丽的王后。

一声令下，宫殿卫士被称作好斗蚂蚁的大汉们将健壮的长腿盘在身下，手臂交叉，就像螃蟹似的向他爬去。

这是一个十分令我神往的景象，我回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试图模仿他们，但是学不会。

他们到达宝座前，就向苏丹和王后参拜。然后宫女们出来，她们的黑发抹了油，并插着珠宝与大朵奇花，脸上涂满脂粉，穿着紧身的蜡染纱笼，突出尖耸的胸部，不知疲倦无休止地跳舞，直到凉爽的傍晚。

当爸爸巡视他在爪哇的甘蔗种植园时，我喜欢随着他去，妈妈却认为这种旅行太乏味。

尽管她也十分喜欢到外地旅游，只是随他的货船到他有业务的外地港口去过一次。船长将他的舱房让给我们，但她觉得这种简陋的条件远达不到她的日常水平，就此再也不上他的船。

但是，当他乘到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的定班邮轮时，她却热衷于陪伴他去。除欧洲外，具有令人神往的商店和英国风格的新加坡是她最爱去的地方。

爸爸的妹妹是个极好的伴侣。妈妈与她的某些朋友情投意合，特别是一位当地卫生官员（一个在国外受教育的中国医生）的妻子。

她是一位可爱的娇小中国妇女，衣服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可惜，她还很年轻时就死于肺结核）。

她们可以闲聊几个小时或玩中国纸牌，而我和表兄妹们玩得很开心，骑在他们的自行车后面，就像是一家人。

由于妈妈快乐，我更高兴，在新加坡，她变成另一个人，主动得多。

我现在才明白，爸爸以前一定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人物，他不会说外国话，而他的工业王国包括了在伦敦明兴巷和纽约华尔街的办事处。

当我们全家带着佣人、秘书兼翻译和成百件行李第一次到欧洲去时，彼得罗和他活泼的荷兰妻子在那不勒斯迎接我们。

我们经过欧洲时，有些像马戏团的人员，佣人不会英语，中国秘书讲英语和荷兰语并且为爸爸翻译。

彼得罗和很多荷兰人一样，会讲多种语言，他帮助爸爸用多种语言处理业务。彼得罗太太在爪哇生活时，学会了马来语，带妈妈和姐姐去买东西。

她们很快就放弃了她们来时穿的中式厚旗袍，突然换上了欧式衣服并烫了头发，妈妈还发现了维顿牌皮箱，成批地乱买大衣箱和手提箱。

不论到哪里，我们总带着长长的大车队，后来则是汽车队。但是，作为旅游者，我们一点也不时髦。

爸爸不了解欧洲，依赖不老练的彼得罗，选择的旅馆是二流的车站旅店，像巴黎的“大饭店”和伦敦的“查灵克罗斯”之流。

当然，我们总是包下一层楼，这在那类旅店中是前所未闻的，带着我们混杂的佣人队伍，一定像是火星来客。

在那段时期内，我们到美国的一次旅行中，住在华道夫阿斯托里亚（纽约最华贵的旅馆）。也许那时爸爸懂得了车站旅店对他不合适，于是到他设在华尔街的办事处去。

我对纽约的记忆模糊不清，但我还记得那时是夏天，是那样的热，以致妈妈的法国高跟鞋陷入了柏油路面，因而。她回欧洲后，对纽约的印象不佳。

我们在国外待了几乎一年，爸爸和彼得罗忙于工作。妈妈和姐姐懒得买东西的时候，就到美容院去花上很多时间，回来时，巨大的帽子下头发蓬松，靠一些镶宝石的帽针将帽子别住。

我们在伦敦梅菲儿区最时髦的伯克利广场上租下一座巨大的房屋，彼得罗每天到市场上去为我们买食品，包括妈妈和大部分用人喜爱的印尼食物调料。

到晚上，妈妈、爸爸和姐姐由彼得罗当翻译，到饭店或夜总会。也许是不服水土，也许是由于环境陌生和孤独，我记得那个时期我多病。晚间，彼得罗夫人常来陪我，为我读英语和荷兰语的童话。

在社交方面，我们在进行访问的国家里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去的，就会受到各处使馆中国官员等有地位人士的欢迎。

有两件事对我们不利：

首先，我们是华侨，从大陆来的人认为我们是乡下人。就像英国的势利小人看待他们的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同胞一样——能容忍但不真正承认。

其次，我们太阔了。妈妈和姐姐到任何地方都戴着很多珍贵饰物，金刚石、红宝石、绿宝石等等，使馆的人们心里羡慕但又装着看不起的样子。

加上我们通常买东西的习惯，大量订货而从不考虑价钱，他们一定认为可笑。但是，妈妈和姐姐不知道其他的交易方式。

多年后，当我和顾维钧结了婚并进入中国大陆的上层人士圈子时，我回忆起我们在欧洲时显得多么不懂世故和天真，使我发笑了。

甚至后来，某些爱骂人的女人，妒忌我的地位和财富，会提起我曾是华侨，好像这是一件我为之羞愧的事。

妈妈在欧洲受到她在爪哇从未体验过的待遇，可以弥补在社交方面未受自己人接纳的缺陷。在欧洲的商店和旅馆里，我们受到和白种人相等的接待，无须行贿来免除不公平的待遇。

虽然她除了几个词组外，从未能掌握英语，可她发现英语特别吸引人，非常喜欢那些整洁的店员围着她说：“是，太太。”和“不，太太。”

妈妈把欧洲当作一个大购货中心的态度不是独一无二。在20世纪交替时，一些美国女人也有同样的态度，她们是一些粗鲁的美国暴发户的妻子，带回整船的假法国古董和仓促画成的“祖宗”画像。

妈妈可以一次为自己和姐姐订购一打衣服，但她从来不乱买，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而且只要最好的，爸爸也一样。

他从未见过欧洲人使用皮毛的方式。在中国，总是将它缝在华丽的锦缎袍子里面。所以他到雷维龙兄弟商店去——那是巴黎最好的商店——为妈妈和姐姐挑选了一打皮大衣。

在英国，他还学会了爱好昂贵的皮衣箱，买了好多，其中一些归我用。在回家漫长的旅途中，在受风浪冲击的航船上，我终于将新皮革的气味和晕船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其他方面，她们二人仍很无知。第一次旅行时，姐姐还不满18岁，但已经是一个引起冒险家们注意的美人。总有花束、糖果或信等着她，甚至还有婚礼请柬。

所以，每晚在爸爸让姐姐就寝之前，总要察看她的床下和衣橱里，唯恐有过于热情的追求者等在那里亲自来献殷勤。妈妈看着他，生气地说：

“那是你的下流想法。”

不过，妈妈也很明白琮兰该有一个合适的丈夫了。现在，我可以看出姐姐在她的一生中有很多时间是多么不愉快。

我认为，爸爸不让她和那位中国医生结婚是不对的。即使在现代的法国，要一份嫁妆也是合乎习俗和正常的，但爸爸由于他的自尊心，认为那种想法令人不能容忍。

妈妈在爪哇的少数几个朋友中，有一位住在雅加达，那是荷兰政府的所在地爪哇的三大城市之一。

妈妈的那位朋友有两个孩子，一个美丽的女儿和一个在荷兰的学校中受过欧洲教育刚回来的儿子。那是一个良好的家庭，继承了大量祖产。

妈妈与她的朋友谈起琮兰，很快就带姐姐去雅加达访问。那时，乘火车要走很长的路程，现在乘飞机只需要一小时。

简崇涵，那位未来的乘龙快婿在荷兰学会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和姐姐马上相互欣赏，喜欢对方，但我认为她从未为他倾心，绝不是她与中国医生那样。

她同意嫁给他，是因为她已经得不到她心爱的人，而且我想她也是顺从妈妈的意志，认为到了出嫁的时候了。

那时候，中国女孩子到了20岁还未出阁就被认为要当老闺女。妈妈很开通，不指望自己的女儿按照传统方式和一个未见面的人结婚，但她又相当守旧，会催促女儿去嫁一位她认为合适的人，她的心目中，简崇涵正是合适的人。

我看出，似乎琮兰对她的嫁衣比对她所要嫁的人更关心，嫁衣从中国厦门、老家所在地订购，在中国画中看到的清朝皇室服装和发饰，过去只有满族统治者才能穿戴。

姐姐的礼服就是按清朝宫廷的式样定做，极为厚重，不适宜在我们的炎热气候穿，但是非常华丽。

她里面穿了一条红软缎裤子，一条红软缎百褶裙和一件合身的红软缎齐膝褂子（在中国，红色意味着吉祥）。

在这些衣服外面，她穿上渴望已久的、专门为她做的皇室吉服长袍。袍子和袖子十分宽大，里子用的红色软缎，衬得厚厚的，用金线绣满了花，以致它本身就可以立起来。

边上是用珍珠缀成的凤凰（女性的象征）图案，从颈到脚都被袍子罩住，在外面还有皇室用的红缎子腰带，上面镶满了普通的宝石，并且用竹片衬得硬邦邦。

她的新娘头饰，是一顶传统的扇形红缎冠，钉着螺钿，顶上是翠鸟羽和红绒球，从冠子上垂下一串串的珍珠，珠缨络的后面是红色的盖头。

装扮好后，她几乎不能动。按习俗，她的脸新郎不能看见，但她可以看得见盖头外面。

妈妈和祖母遵守的旧规，是新郎只能在婚礼结束后，进入洞房时才能看到新娘的脸。

新郎的服装同样传统，黑缎马褂和一顶满式尖顶大帽，使我难忘的是他的齐膝高的黑缎靴子，白色高底足有三英寸厚。

要穿上这种靴子走路而不被绊倒，可真要有点本领，爸爸优雅地左摇右摆教会了简崇涵不但能穿着那双靴子走路，还能显出穿袍子格外潇洒。

通常，新娘乘着大红花轿子到婆家，向长辈磕头，然后结婚。但是，黄家在爪哇是那么有名望，简直像王室一样，必须要新郎到我们家来成亲，新人也和我们一起住。

妈妈将我们的一所宾舍，油漆装修一新，供新人到欧洲度蜜月以前临时使用，旅行的费用则由爸爸资助。

他们走后，妈妈重新装修了荷兰法官和他的家庭租的那所房子，因为法官已经退休回荷兰去了。

中式婚礼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婚礼在我们的后阳台上举行，那里俯视着花园和各处大门，婚礼后宴请客人的长厅也挂满了红喜帐。

在后阳台上，设了一座木雕的神案，其上高高堆着鲜果——澳洲来的苹果，当地的橘子和柚子——还有红烛和一个考究的古瓷瓮，其中装满了清洁的细沙，沙中插着准备烧的檀香，能发出奇妙的香气。

它的作用，就像天主教堂里的蜡烛一样，因为人们认为它的烟将祈祷直接带到天上，在庙里也都用它。

不论妈妈在什么地方，如不在窗外燃上一炷香，她决不上床。

黄家和简家会亲，包括远方来的亲戚，从新加坡来的姑妈与爸爸的兄弟一家住在中国城的黄家老屋，这时都聚集在阳台上。

琮兰由一帮给她梳妆的妇女引到门口，新郎在那里等着，鞠躬迎她到阳台上，他们并肩小心地慢步走向神案。

虽然仪式进行了不到一小时，我感到它似乎长得没完没了，每件事都在缓慢地进行，由父亲挑选的执事主持仪式，他们高呼新娘和新郎的名字并致祝词。

姐姐和他的新郎跪在缎子的软垫上，先拜天地，然后拜男方父母，再拜女方父母。

姐姐服装的重量，特别是她的头饰，使她离开了两旁伴娘的帮助就不能行动，新郎两旁也各有一人给他形式上的帮助。

之后，两人单独站在神案前焚香的地方，让烟香将他们的祈祷带到天上。最后，人家递给他们盛着甜龙眼茶的珐琅碗，俩人一点一点地喝并互相祝贺。

然后，他们马上分开。新郎的男友们将他带到为他准备的精舍中，脱去礼服并换上较舒适的绸衣以备长夜饮宴。

爸爸没和他一起去，款待了客人后去休息，姐姐回到自己的房中，女友们给她卸装并举行自己的宴会，随后她们伴她到作为洞房的装修一新的宾舍中——迟些时候，新郎到那里去合卺。

同时，爪哇舞蹈家们在外面为仆人们表演，他们可以欢宴和庆祝三天。

婚礼没有邀请妈妈的亲属，爸爸不喜欢他们，我不知妈妈是否为此而生他的气，即使她生气，也保持沉默。

很多年后，她才告诉我，她是故意和爸爸同住这么多年，目的是让姐姐能在府邸里嫁出去。

琮兰和她丈夫到欧洲去了一年，在这段时期内，我渐渐长大，他们回来的时候，姐姐已怀孕。

这次归来是一次盛会，他们给爸爸带来了大盒的哈瓦那雪茄，使他非常高兴。由于我兴奋地观察他们从船上带来的东西，他们送给妈妈和我什么东西却已记不清了。

我看到一辆法国双座小汽车，这是爪哇见到的第一辆汽车。我回想，它的牌子是“威乐马”，除了姐夫外谁也不会驾驶它。

我怀疑即使他也没有高超的驾驶技术，但那时三宝垄街道上没有什么车。有一天，我溜出去偷偷地将它开走——结果撞到一棵树上，这也是一种使它停止的办法吧。

老款汽车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威乐马”的到来促使爸爸立刻行动起来，他从英国订了一辆“兰西亚”大型豪华轿车，以后终于代替我们马厩中的马和加尔各答来的胶轮马车，这是那几辆汽车中的第一辆。

订购时，我们没有见过，这是在我们地区的气候中最不实用的汽车，不实用的程度难以想象，厚厚的毛织品内部装潢和只能摇开一部分的车窗，使得坐在车上的人都热得难受。

不过一开始，“窒息”只是一种议论话题，因为一时还找不到人来开车。以后，爸爸在雅加达找到了一名在新加坡开过英国汽车的马来司机，从此每天往返办公室时就堂皇地不舒适地乘坐它。

兰西亚车在三宝垄运行良好，但每当我们乘它到城外时，就会在丘陵地上抛锚，司机不得不下车，到农舍去借四头母牛或水牛将我们拉到爷爷的鹰巢或妈妈的夏季别墅去。

我们回来时，好像没有牛拉也可以到家，也许汽车下坡时走得好些，或者司机不懂上坡时要挂低挡。

既然我们谁也不明白——爸爸从不开汽车，和他从不自己驾马车一样——我们怎么能说清楚呢？

终于，爸爸从英国雇来一位名叫鲍威尔的司机，这位司机以后跟了他很多年，他开起车来用不着农家牲口帮忙。

姐姐的第一个婴儿鲍勃·简，出生于我学讲荷兰语的房子里，她有当时三宝垄最好的医生照应，那是一位欧亚混血儿。

但她似乎吃了很大的苦，给我的印象是生孩子就像母鸡艰难地生一个巨大的令它为难的蛋一样。

现在回顾当时，我肯定姐姐住在爪哇在父母羽翼下的生活，不怎么美满，他们有自己的房子，佣人们则是爸爸雇的，一日三餐由我们的厨房送去。

她的丈夫不愿意在父亲的事业王国中任职，最后他决定要当医生，所以爸爸将他和姐姐以及婴儿送往英国，在那里他可以受到西医教育。

我相信，他始终未获得学位，因为他从未开过业，但他的儿子鲍勃却是在伊顿和剑桥受的教育，是我所认识的少数掌握纯正英国上层语调的中国人之一。

他们走了不久后，爸爸生病，那位欧亚混血儿医生说是操劳过度，我们很快将维顿牌皮箱和行李收拾起来，集合仆人队伍，又到欧洲去。

那时，彼得罗已退休，但爸爸又重新雇佣他一年，他和他妻子又在那不勒斯接我们。

这一次，我们用一长列租来的汽车旅行到巴黎，有几辆只载行李，彼得罗在巴黎为我们租了一栋房子，在那里我们过得十分奢华，比我们第一次旅行时稍为老练一些，上次我们是以荷兰为基地。

我学会了用巴黎音讲法语，并且能够为妈妈翻译，这次比较自在，她的维顿牌箱包也不像上次赴欧时那么崭新刺目。

但我们仍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我记得妈妈和我在意大利的街上时，有人会伸出手来想摸摸我们。

此外，妈妈不是样样依赖彼得罗而依靠姐夫。他善于经营管理，但是，妈妈对他的依赖使他变得讨人厌。

也许他一向被惯坏而且妄自尊大，这次支使仆人们的机会使他晕头转向，或者只不过是他意志薄弱，从爸爸、妈妈和姐姐那里来得容易、多如流水的钱弄得他忘乎所以。

他的所作所为，就像钱是他的，而且仆人也属于他一样。他甚至能说服妈妈使她认为需要在伦敦置一所房子。

不久，他们两人就在温布尔顿选了一所很大的住宅，附有很大的花园和一座大暖房。它需要用很多人，这些人也是由他挑选的。

我们回到爪哇后，妈妈、爸爸和我恢复了日常起居，但气氛中已蕴藏着变动。虽然妈妈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已下决心去伦敦。

而且不久，她就要将爸爸丢给他的姨太太们，我还知道她不会将我留下。

但是，我回避这个念头。我不能想象离开爸爸怎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