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8年张学良四弟受到主席亲切接见，主席关心询问：公子哥你缺不缺钱花呀？
1950年深秋，青岛小港的北风呜呜作响，一位身着旧式海军校服的中年指挥员站在码头，凝视着远处锈迹斑斑的缴获舰艇。他叫张学思，那年四十三岁，刚刚被任命负责舰艇教育改造。一名年轻学员凑上前，小声嘀咕：“张参谋长，真是大帅府里出来的？”张学思笑了笑，只挥手让大家抓紧开工，未作解释。谁也没想到，这位“奉系公子”曾在硝烟与政治夹缝中跌宕起伏。
九年前的奉天已不是昔日的繁华。1931年9月19日清晨，日军装甲车碾过中山路，炮声把屋瓦震得直抖。东北守军接到“不得抵抗”的电报后，纷纷后撤。这一幕狠狠撞在二十四岁的张学思眼里。“哥，真就这么退？”他追问张学良，却只换来沉默。家国失守的锥心痛感，让他第一次怀疑家族荣光的意义。
同年冬天，他隐去姓名，赶赴北平求学。城南几所大学的课堂里，青年们争相传阅《国防论》《共产党宣言》，教室最后一排常坐着一位沉默的新同学，他自称“张学勤”。夜深人静时，校舍楼道透出微弱的烛火，他和几位同窗对坐窃语：“如果祖国四分五裂，再好的家底也保不住。”被称作“公子哥”的他，把全部零用费换成进步书刊，身后却已悄悄跟上了奉系的耳目。
为切断与地下党的联系，1933年他被送进南京中央军校。铁门深锁、号角声声，国民党希望用黄埔课堂磨平这位叛逆少爷的棱角。出人意料的是，海军专业课程反而让他沉迷：舰艇构造、火控制导、国际海权理论，一门不落。深夜，他趴在昏暗灯光下抄译《詹氏舰船学》，同寝同学调笑：“老张，你在学的可是打日本人还是打自己人？”他只抬头道：“学了总有用场。”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兄长被软禁，他本人被列入监控名单。数月后，他趁转移档案之机脱身，沿陕甘边一路北上。夜色如墨，大风卷起黄沙，同行者陆续掉队，仅剩他独步荒原。挎包里只剩几块干粮，他用水壶里最后一口水咽下干面，牙关咬得生疼。到达延河岸时，他的靴底已经磨穿。
延安窑洞的灯火映着土墙也映着人心。毛泽东在简单的土炕旁握住他的手，笑言：“从奉天走到这里，可不容易。日子紧，公子哥缺钱不？”“不缺，缺的是把船开出去打日本人的机会。”张学思的回答掷地有声，屋里掌声骤起。翌日，他被派往华北水陆运输线上，负责训练新组建的水兵分队。
在华北河港，他三次负伤：一次踏雷，高烧中被抬下炮艇；一次夜战中弹，他执意守到天亮；还有一次，沙盘演习用火不慎，额头留下一道狰狞疤。这些伤疤成了最好的徽章。抗战胜利前夕，他已能用流利英语与缴获的日舰技师对谈零件型号，士兵私下称他“水里爬出来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海防薄弱的现实摆在中央案头。1949年底，华东海军成立，他受命筹建舰艇学校，负责从旧军舰上拆解、编写第一批中文《舰船维修手册》。码头边，蒸汽机的汽笛声与工人号子此起彼伏。他常披着大衣彻夜绘图，直到东方发白才端着冷馒头回到宿舍。老水兵感慨：“他那双手，握过公子哥的马鞭，也能抡沉钢扳手。”
1957年，政治风向突变，他因“出身复杂”被停职反省。审查员翻出中央军校学籍卡，质问旧军阀背景是否掩藏野心。“资料都在那儿，我不辩。”他在灰墙前写了三十多份检讨。许多海军青年不解：“张主任不就是我们请来的老师吗？”然而浪潮席卷众人，他被暂时遣散，健康每况愈下。
1966年仲夏，他因病离世，年仅五十九岁。书桌上摊着那本翻得卷边的《詹氏舰船学》，旁边是一叠手写的《舰用火控译稿》，纸页上油渍、血迹交织。1980年，有关部门为其彻底恢复名誉。青岛老厂的工人回忆：“他死了，可他留下的图纸还在用。”在中国近代海防的底稿上，曾有一位军阀之后的潦草签名，它不显眼，却足够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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