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选区危机：60年法律被废，休厄尔争资无效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可能取消两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并进一步巩固共和党从国会到县级教育委员会的控制力。阿拉巴马州长期被认为是美国投票权运动的发源地。

1965年，一场争取投票权的和平示威在阿拉巴马州举行，州警开枪打死了教会执事吉米·李·杰克逊。随后，大约600名示威者从塞尔玛出发，跨过埃德蒙·佩特斯桥，前往州首府蒙哥马利的州议会大厦，要求获得投票权。迎接他们的，是骑在马上的州警、警棍、催泪瓦斯和县警长组织的武装队伍。当天晚上，这一幕通过全国电视播出。

“血腥星期日”的画面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5个月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将这种危机转化为联邦法律，也就是《投票权法案》。如今，在一个近30%人口为黑人的州，过去60年来支撑黑人政治代表权的法律框架，可能正被拆解。

上个月，最高法院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中的裁决削弱了《投票权法案》第2条，使各州得以重新划分原本保护黑人占多数选区的国会选区。塞尔玛投票权运动的参与者谢安·韦布－克里斯特堡，在“血腥星期日”发生时只有8岁。她称，这项裁决是“对民权运动的攻击”。

几天之内，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就投票决定恢复一张旧版选区地图。这张地图实际上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抹去一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周二，一家联邦法院阻止该州使用这张有利于共和党的地图。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计划就这一最新裁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代表该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肖马里·菲格斯表示，他仍希望自己的选区不会被取消。菲格斯是该州仅有的两名黑人国会议员之一。他说：“共和党人正竭尽所能加快推进，试图让人觉得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该州另一名黑人联邦众议员特里·休厄尔的选区也可能受到影响。她所在选区超过一半居民是黑人。如果共和党人在未来几年重新划定该州选区、进一步稀释黑人选票力量，她的选区也可能被拆散。

对阿拉巴马州黑人选民而言，“卡莱案”的影响远不止菲格斯和休厄尔的选区。它还会在长期内波及各级政府——州参议院、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以及那些与阿拉巴马州黑人生活最直接相关的议题，包括基础设施、供水、医院关闭和监狱状况。黑人选民和民选官员都在发出警告：如果失去这种代表权，阿拉巴马州黑人的生活状况将进一步恶化。休厄尔说：“我非常害怕。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见证的，不是前进，而是在倒退。我会尽我所能去抗争。”

塞尔玛的示威者让美国更接近多种族民主的理想。此后60年里，阿拉巴马州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南方，黑人政治代表权经历了一段缓慢、充满争议、并依靠法律强制推进的扩张过程。

到1980年，也就是《投票权法案》通过15年后，美国黑人民选官员的人数已从大约72人增长到1500多人。198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迪拉德诉格林斯伯勒市案”裁定，阿拉巴马州各县必须用单一成员选区取代全县普选制。所谓全县普选制，是指选民对所有空缺席位都在整个选区范围内投票；单一成员选区则意味着，居民只为自己所在社区的代表投票。

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鲍比·辛格尔顿说：“那起案件让我们在裁决后的几年里，有机会在整个南方270多个城市和67个县选出官员。”辛格尔顿曾三次以原告或诉讼参与方身份卷入提交至最高法院的重划选区案件，自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阿拉巴马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休厄尔所代表的第7选区，就是在那一轮投票权扩张时期形成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是阿拉巴马州第一个依据《投票权法案》设立的机会选区，目的是让“黑带地区”选民在国会拥有真正的发声渠道。这里的居民是美国最贫困的人群之一，其中不少是被奴役者的后代，他们曾被迫在这片黑色肥沃的土地上劳作，这片地区也因此得名。

在塞尔玛长大的休厄尔于2010年赢得该席位，并自2011年宣誓就职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选民表示，过去16年里，休厄尔的工作改善了教育、医疗、贫困等多个领域的状况。她为阿拉巴马州的历史性黑人学院和大学争取到超过3.34亿美元资金；她还通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一度将该州儿童贫困率减半，直到国会共和党人在2024年阻止这一政策续期。

她也是阿拉巴马州国会代表团中唯一投票支持一项法律的人。这项法律为该州带来了超过60亿美元资金，用于重建道路和桥梁、修复破损的污水处理系统、扩大宽带覆盖并升级公共交通。

休厄尔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了州内其他地区。多森农村地区的长期社区组织者莱蒂希娅·杰克逊说：“如果我想获得联邦政府方面的帮助或信息，我只能去找特里·休厄尔，因为我根本没有代表。”

杰克逊最近击败了一名担任20年的现任者，赢得休斯敦县委员会委员民主党初选。她说：“我的代表根本不和我们接触，不见我们，不跟我们说话，也从来没来过我们的社区。杰克逊还说：“在菲格斯出现之前，休厄尔几乎代表了阿拉巴马州所有黑人，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代表。”

菲格斯在2024年赢得席位，直接得益于一年前最高法院在“艾伦诉米利根案”中的裁决。该裁决要求阿拉巴马州划出第二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这也是自重建时期以来，阿拉巴马州首次同时向国会派出两名黑人议员。

在第一个任期内，菲格斯争取到近1900万美元社区项目资金，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此前从未直接获得联邦拨款的农村县份。他还把外界的注意力引向该选区可能沦为“医疗荒漠”的危机：26家农村医院中有22家被评为面临立即关闭风险；一些县的居民等待救护车的时间超过45分钟；13个县中，只有2个县能接生婴儿。

菲格斯说，他才刚刚开始让外界关注阿拉巴马州南部农村地区那一长串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给选民一个去投票、并相信我们会照顾他们社区和需求的理由。这不只是说我们会给他们带来医疗服务。当你连医院都没有时，‘医疗’这个说法本身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休厄尔的选区，曾任州众议员、如今正竞选副州长的菲利普·恩斯勒提到，当地存在一场最基本的卫生危机，而联邦投资才刚刚开始介入。恩斯勒说，该选区有数千名居民没有接入正规的污水处理系统。恩斯勒说：“他们家后面真的就是一根直排管，污水和废水直接排到后院。接着会发生什么？有时它会倒灌，那些脏水又会从厨房水槽里冒出来。”

国会席位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投票取消菲格斯选区的同一次特别会议上，他们还推动把州参议院选区图恢复为旧版配置，这将威胁蒙哥马利两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

辛格尔顿说，如果黑人议员团失去在谈判桌上的席位，很多来之不易的成果都会丧失：“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法案，比如多元、公平与包容、批判性种族理论。我们也看到有人试图把图书馆里的书清掉，把档案馆里的历史抹掉。到目前为止，正因为我们还在桌边，我们才能挡下一些这样的法案。”

在县和地方层面，“卡莱案”的后果最终可能更为深远。在阿拉巴马州，县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成员都按党派参选，并在划定的选区内竞争。恩斯勒说，黑人官员之所以能赢得这些席位，部分原因就在于《投票权法案》要求选区划分必须给黑人选民一个选出自己属意候选人的机会。

布伦南司法中心在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中指出，自1982年以来，几乎一半针对全县普选制、依据《投票权法案》第2条提起的案件，最终都促使数以百计的地方政府机构——包括教育委员会——采用了更公平的选举制度，并对代表性产生了可衡量的积极影响。如今，这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

塞尔玛市长约翰尼·“斯基普”·莫斯三世说：“所有政治都始于地方。”他曾在该市教育委员会任职9年。塞尔玛是一座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却位于一个深红州，它的发展结果与其国会代表质量直接相关。正如莫斯所说，这意味着要“有人替我们发声，确保我们得到所需资源”。他提到，最近几场地方选举的胜负差距只有3票和11票。莫斯说：“如果这件事不重要，就不会有人想方设法去改法律。”

“在剩下的时间里，尽可能榨出每一点成果”“卡莱案”裁决作出几周后，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前。他们来自另外十多个州，抗议共和党重划选区，并要求保护黑人选票力量。

当天的活动从一场无声游行开始，参与者跨过塞尔玛的埃德蒙·佩特斯桥，以呼应1965年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权游行。在蒙哥马利的集会上，多位政治和民权领袖——包括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拉斐尔·沃诺克，以及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点燃了现场气氛，也有人提醒参与者，不要忘记争取投票权的艰难历程。

“黑人选民很重要”联合创始人拉托莎·布朗参与组织了蒙哥马利集会。她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州做了大量工作，就是为了确保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选民群体。由于我们争取到了代表权，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最高法院正在削弱那些在投票权运动中奋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所留下的一切。”

杰克逊说，在“卡莱案”裁决之后，基层组织者正回到最初的行动方式：挨家挨户组织、选民登记，以及在那些全国性竞选活动通常忽视的地方持续开展社区动员。

休厄尔说，集会上“情绪高涨”的人群给了她鼓舞：“人们没有沉浸在对这项裁决的哀叹中，反而被激发起来了。我预计会有更多人去投票，11月会有更高的投票率，民主党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菲格斯和休厄尔都表示，不会轻易放弃。菲格斯说：“我们还有一个任期要履行。我们会继续工作，继续尽我们所能，在剩下的时间里榨出每一点善意、每一点进步。”

1965年“血腥星期日”当天曾在埃德蒙·佩特斯桥上遭殴打、如今仍住在塞尔玛的本尼·塔克牧师，给出了他60年来始终如一的忠告。他说：“继续前进。我们的声音一定会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