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唐代长安城与四个遗址地理位置及坐姿葬墓主姿态。
考古学研究中，坐姿葬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丧葬形式。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形式与宗教信仰或特定族群文化有关，但一直未能形成统一观点或科学定论。一方面东北亚族群偶有这种葬俗被发现，另一方面，信仰佛教的僧人可能也会采用这种埋葬方式。如今，这个谜团的一角被掀开。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对陕西西安唐代长安城发现的四例坐姿葬个体进行多学科分析后发现，坐姿葬个体在遗传上与当地普通居民无明显差异，饮食结构也以粟黍为主、辅以小麦和动物蛋白，未发现支持佛教素食戒律的同位素证据。换句话来说，他们不仅是土生土长的长安本地人，并且没有长期斋戒吃素。近期，相关成果发表在考古学权威杂志《考古科学：报道》《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
据悉，研究团队以陕西西安地区的贺家村、陈家寨、白杨寨、高楼村四个唐代墓地中出土的四例坐姿葬个体为核心材料，结合同时期同墓地的普通葬式个体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对所有人骨样本开展了古DNA全基因组测序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工作，并对四例坐姿葬个体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同时，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品等信息，对坐姿葬人群的遗传背景与生业模式进行了系统重建。
坐姿葬个体均呈盘腿或跏趺坐姿态。其中贺家村M7还出土了两套塔式罐，这类器物被认为是本地传统葬俗与外来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在分析结果出来前，我们怀疑这种坐化的葬俗和宗教有关系，但是通过骨骼的碳氮同位素测定其个体生活史，发现这些人的骨骼中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氮值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生前没有进行长期和严格的斋戒。”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说，随后团队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在东北靺鞨人、女真人中可能有这种葬俗，遂进行了古基因组测序。但是DNA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来源假设。
贺家村M7出土的塔式罐
研究团队获取了4例坐姿葬个体及同遗址的10例对比个体的全基因组层面的古DNA数据。主成分分析（PCA）和ADMIXTURE分析显示，坐姿葬人群与当地普通居民遗传结构一致。进一步的qpadm模型分析表明，四例坐姿葬个体中有三例可被建模为100%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YR_MN）相关祖源，另一例显示出古东北亚（ANA）、东南亚（SEA）与西部草原（WSH）混合的祖源结构（47.9%、32.6%、19.5%）。简单理解就是，三个人都是本地人，另外一个是“欧亚混血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合祖源并非坐姿葬个体特有，在同时期的长安普通葬式居民中同样存在。总体而言，坐姿葬并不与特定遗传谱系或外来族源相关联。”文少卿解释，此次研究让我们看到，长安城内坐姿葬这种罕见的葬式并非某一族群的特殊葬俗。因为特殊葬式和出土的佛教器物，我们推测应该与佛教在长安城的影响有关。信众可能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并且没有严格的斋戒。
史料记载，南朝梁武帝通过《断酒肉文》才正式将其制度化于中国佛教之中。《小乘律》记载，某些佛教传统仍允许在特定条件下食用肉类。“唐代时期，佛教深深融入社会生活，据历史记载，佛教在长安普通民众中具有巨大吸引力，导致大量在家信徒以相对灵活的方式遵守戒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苗轶飞说，隋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城内百业兴旺，巅峰时期时总人口超过百万。本次研究为进一步了解长安当时的风土人情，重现当时文化胜景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据悉，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孙辰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于瑶为共同第一作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苗轶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爱东、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生膨菲、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文少卿为共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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