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课题，而是真正的文化工程——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编大典”是一项安静而缓慢的学术工程——翻检典籍、整理史料、校勘文辞、笺注考据，于故纸堆中伏案深耕，慢工方能出细活。然而，由湖北省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委托、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团队承担的《汉剧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更像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抢救。

编纂工作场景

“现在启动汉剧史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其实为时已晚。”《汉剧艺术大典》主编、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传寅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却并不夸张。因为团队面对的，不是一批馆藏规整、保存完好的传世文献，而是一段正在时光洪流中急速消逝、濒临断层的地方戏曲集体记忆。

岁月无情。许多老艺人相继离世，大量剧本散落民间，诸多工尺谱、锣鼓经、演出手抄本因岁月侵蚀而遭虫蛀霉烂，更有一些珍贵孤本被当作废纸随意弃置。在编纂团队成员口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史料难寻，而是人去艺绝、技艺无存。

武汉老汉剧人叶建军，生前长期自费搜集汉剧资料，倾尽半生心血守护本土戏曲根脉。听闻《汉剧艺术大典》编纂启动，他特意给《汉剧艺术大典》顾问沈虹光发来一条微信，字里行间满是期许与动容：“几年来，我凭一人之力，太慢，抢不赢老人们离世的进度。每去世一位，我比他们的儿女还哭得伤心。现在有你们的参与，我好欣慰。”这条饱含赤诚的留言，一直留存在团队成员的手机里。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叶建军也因病离世。

《汉剧艺术大典》团队登门拜访老艺术家，记录珍贵文献资料。

奔赴各地走访在世的老艺人，于团队而言，每一次都是和时间赛跑。有一次，一位老艺人已经住院，身体十分虚弱。团队成员赶到医院时，老人戴着氧气管，仍坚持把自己记得的老戏曲牌、唱腔、演出规矩一点一点讲下去。说到激动处，老人情不自禁抬手比划台步身段，眉眼间皆是刻入骨髓的戏曲情怀。这场病床边的专访结束不久，老人便溘然长逝。

整理访谈录音时，团队里的青年学者深受震撼。大家纷纷表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所谓“戏曲史”，从不是典籍上冰冷的文字概念，而是一代代艺人倾尽一生沉淀、口传心授留存下来的鲜活记忆，是流淌在烟火人间的文化根脉。

相较于文献的后期整理校勘，史料的寻访搜集更是步履维艰、万般不易。为打捞早期汉剧珍稀文献，编纂团队足迹遍布国内各大馆藏机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皆留下他们求索的身影。不止于此，旧书交易平台、民间收藏圈、市井旧书老铺，亦是团队寻访探秘的阵地。

《汉剧艺术大典》团队登门拜访老艺术家，记录珍贵文献资料。

诸多珍贵史料从未公开展示，寻访之路全凭蛛丝马迹：有时仅凭一句模糊的古籍记载，便顺藤摸瓜、千里求证；有时听闻乡间老者藏有旧戏本，便登门走访；更有团队成员深夜坚守旧书网站，紧盯拍卖信息，生怕珍稀孤本转瞬易主。有人回忆，曾在网上突然发现一部罕见的汉剧抄本，大家立刻紧张起来：“赶紧拍！不拍就没了！”由于项目经费有限，不少资料甚至是成员先自掏腰包买下来的。

漫漫寻访路上，亦有众多文艺同仁倾囊相助、守望同行。年逾耄耋的汉剧史家郭贤栋，得知《汉剧艺术大典》编纂喜讯后满怀热忱，主动与团队对接，无偿提供珍藏多年的清代汉剧音乐工尺谱手抄本扫描件。湖北省襄阳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任晓芸，将在拍卖会高价竞得的《汉调曲本六种》电子版毫无保留地分享。令人唏嘘的是，后续团队因抄本部分页面扫描模糊再度登门求证时，斯人已然辞世，原版藏品亦不知所踪，成为难以弥补的缺憾。

团队与孤本《汉调三十六种》的邂逅，更添几分机缘巧合。某日，团队成员从一篇帖子配图中敏锐辨识出这部仅见于史料记载、从未现世的汉调原本。几经辗转、多方寻访，终于得知藏本为原中国昆曲博物馆资深藏本专家浦海涅所藏。浦海涅了解原委后，不仅将原本割爱转让给团队，还提供了很多其他帮助。

正是凭着这般穷搜遍访、地毯式搜寻的执着，团队陆续发掘出一批学界此前鲜有涉猎、近乎湮没的珍稀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清代楚曲文献的大规模整理。过往学界研究多聚焦“楚曲二十九种”，而此次编纂过程中，团队不仅厘清了楚曲版本源流体系，更发掘梳理出更多早期楚曲剧本遗存。这一重大发现佐证：清代中后期，楚曲已然突破湖北地域局限，跻身全国戏曲流通版图，为重新厘清汉剧与京剧、皮黄腔系的渊源脉络夯实了关键文献根基，极具戏曲史研究价值。

相较于史料发掘的学术突破，更令团队铭记于心的，是攻坚克难、初心不改的坚守岁月。其实在《汉剧艺术大典》正式启动前，项目曾深陷困境、承压前行。立项之初，恰逢相关领导岗位调整，叠加各种因素影响，项目审批一度陷入停滞。

那段时间，郑传寅压力很大。因为团队已经组建，北京、上海等地学者已经加入，许多年轻人也已投入工作。有一次，在外地看戏的间隙，他对朋友感慨：“这些年轻人跟着我做这个事情，我总要对他们负责。”最让他牵挂的，是团队里正值职称评审、科研攻坚关键期的青年骨干。在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文献整理类工程周期漫长、成果见效迟缓，难以快速斩获量化科研成果，于个人发展并无优势。即便如此，这群青年学者依旧坚持了下来。

2022年，《汉剧艺术大典》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郑传寅拿出自己撰写的20万字《编纂工作条例》与《样稿》，逐条讲解。其中有两句话，让在场者印象极深——“穷搜冥讨”“一网打尽”。后来有人说，那一刻，大家才真正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题”，而是真正的文化工程。

如今，团队已经搜集到大批清代、民国以来的汉剧剧本、曲谱、工尺谱、锣鼓经与演出资料，并着手建立较为系统的汉剧文献数据库。《汉剧艺术大典》先后被列入湖北省、武汉市“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建设武汉“戏曲大码头”重点工程，武汉大学三大文化编纂工程，被纳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项目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资助。其中《楚曲总集》即将出版，《音乐典》等按照既定规划持续推进。

在许多团队成员心里，这项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编书”本身。有人说，他们做的，其实是给汉剧“续命”。也有人说，《汉剧艺术大典》像是在替那些已经离开的老艺人，把还没来得及讲完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正如《留住汉宫春》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汉剧身影，《汉剧艺术大典》所努力留下的，是一整条正在重新被接续起来的汉剧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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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文化报

图片丨图片由AI生成、 受访者供图

编辑丨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