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对国家前途满怀信心、对个人命运充满绝望，何以成90后特殊心理现象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躺平主义与90后文化

许纪霖

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现象，“躺平”成为2021年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对于躺平，可以有多元的解读，在我看来，最典范的躺平，是属于90后一代的特殊现象，是“后浪”文化的一种表现。

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分析，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分别以“左右”、“上下”与“前后”命名之。所谓“左右”，乃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青年当中思想政治立场的分野。这种分析方法，自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之后，卓为有效。然而，到了这几年，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分析方法，多少显现它的内在限制。

90后一代人，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年代中成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各种宏大叙事漠不关心，也对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缺乏兴趣，以传统的“左右”立场去理解90后，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何况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复杂性，未必是“左右”能够涵盖的。

其次，“上下”的分析方法，随着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内卷化的加剧和社会流动的固态化，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关心的话题，今天中国的躺平，与本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的“下流社会”相似，是中产阶级中的下层青年，对往上流动性产生绝望，主动或被迫作出的人生选择。从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之中，可以找到躺平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渊源。

我今天想重点讨论的，是从第三个维度“前后”，也就是从世代更替的角度，来考察作为90后一代典范形态的躺平现象。

关于当代中国的世代更替，我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简单而言，在今天中国，50后、60后（出生）是老的一代人，属于典范的前浪；90后、00后，新人类的一代人，属于典范的后浪；而两代人之间的70后、80后，属于不太典型的过渡一代，兼有前浪与后浪的两代人特征。

作为前浪的50后、60后，是在上个世纪末的启蒙氛围中形成人格定势，具有后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诗与远方，何以谈人生。然而，作为后浪的90后、00后，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化氛围中长大成人，学校应试教育的强化、只认成功、不认价值的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熏陶，让许多后浪青年（不是所有）与他们的父母一代人，无论在价值观、人生观，还是思维方法、审美情趣，发生了一道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跨越的鸿沟。

所谓躺平，就是在这样的代际冲突背景中产生的。

前浪一代人，再苦再累，总是相信奋斗的价值和意义，只要通过个人努力，总是有希望与前途。如果最终失败，也会认命。老一代人有根深蒂固的家国天下情怀，他们经历过历史的大事变和跌宕起伏，相信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互相镶嵌，须臾不得分离。他们热衷于谈论国家天下大事，国家的宏大前途，就是自身未来的命运。

然而，如果说父母一代是“红旗下的蛋”，那么子女一代就是“国旗下的蛋”。90后一代后浪，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成长，对祖国与国家有一种天然的爱，有一种“天然红”的情感，祖国是他们自然认同的家园，国家拥有不言而喻的族群合法性。不过，吊诡的是，对于老一代人来说，自我与家国无法切割分离，但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自我是自我，国家是国家，似乎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皮，因此才会出现父母一代全然看不懂的“对国家前途满怀信心、对个人命运充满绝望”这种90后特殊的心理现象。

后浪与前浪，都是相对而言。在这里将80后与90后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去年哔哩哔哩网站五四青年节推出的《后浪》宣传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真正引起轰动的，主要是80后一代。

“自由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门手艺、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如此充满自信，傲视天下，具有这种底气，正是那些遇到了经济发展好时代的80后，到处是自由选择的好职业，房价也在家庭首付与个人贷款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90后一代职场青年普遍对这部《后浪》无感，甚至有点鄙视。中美贸易战的开打、职场就业的困难与房价的飙升，使得离开校园不久、刚刚踏入职场的90后，不再有比他们年长十岁的80后那般成功的感觉和膨胀的自信，相反地，困于内卷化、996和各种系统之中的他们，感觉个人无论再努力拼命，依然看不到依稀的未来，升迁、结婚、生子，都成为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于是躺平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活法、新的人生姿态。

事实上，在躺平出现之前，还有一个热词也曾经流行过，即所谓“佛系青年”或“佛系活法”。从表面来看，躺平与佛系似乎是一回事，同一种人生姿态，其实，内在的差别非常大。

首先，佛系青年对佛系人生的选择，是自觉的。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与定位人生的价值，有必要那么拼命吗？人活着究竟如何才能快乐幸福、安身立命？于是，少数年轻人改变了自己的活法，从打拼才能赢的积极人生后退一步，变为庄子式、禅宗式的追求内心自由、逍遥自在的人生。

相比之下，躺平青年多是被迫的，他们没有佛系青年那种内心的自觉，更不是自愿的选择。躺平，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所迫，是不情不愿的权宜之计。佛系既有理性的自觉，又有意志的自愿，而躺平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内心深处才有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怨恨。

其次，作为一种典范，佛系属于80后，而躺平是90后的特殊文化现象。佛系的人生，需要有一定的生存保障和财富积累，才有潇洒的资本，这只有80后青年才能做得到，对于在职场备受挫折的90后青年来说，未免过于奢侈，他们只能以“五不”（不买车、不买房、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的消极姿态来应付生活的窘迫。这就是躺平的尴尬内涵，与潇洒自如的佛系青年自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境界上更有天壤之别。

当今中国将躺平喊得震天响的人群之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竞争场上的成功者，功成而身退；积极的躺平主义者，这些人多少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将躺平这一种无奈的人生“被选择”，升华为一种自觉的“主义”；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是无可奈何的穷者。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第三种。

消极的躺平，并非是什么工作都不做，成为啃老族，或者吃低保的宅男宅女。不，他们只是类似日本的低欲望群体，工作还是有一份，但不再上心，不再努力，断绝了往上流动的欲望，也不再愿意为996卖命。

网络上形容说，这种躺平有点像海蜘蛛。海蜘蛛吃海底垃圾长大，除了脚就是一个头，全身没啥肉可食用，因此在食物链里面，反而显得很安全。只要你成为废物，就没有人可以利用你，资本不能利用，朋友也无法利用，躺平所带来的，竟然是一种低质生活的安全感。

《庄子》里面记载，惠子对庄子说：森林里有一棵臭椿树，主干臃肿，树杆弯曲，去砍伐树木的工匠，连看也不看它一眼，真是大而无用。庄子回答说：你何必担心它有用没用呢？有用的大树，早被人看上砍了，早早结束了生命。臭椿树正是无用，才保全了性命，得以长寿。消极的躺平主义者追求的安全感，就是庄子所赞赏的“无用之用”。

" bdsfid="416">消极躺平的年轻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过去意味着对父母与家庭负责与担当，未来则意味着各种小目标，一步步走向社会期待的买房、结婚、生子的生活。不，躺平者截断了过去与未来，他只有当下，只追求当下活得率性与自由。躺平就是一种率性，躺平就意味着自由。

" bdsfid="421">但躺平同时也必须放弃，放弃合乎社会期待的生活。放弃以后才躺得下来，才能有限度的率性一把，尽管代价是不菲的。

对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来说，这种选择是无奈的，是对今日社会主流体制“优绩制”的反抗。Meritocracy，可以翻译成精英主义或贤能主义，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新的含义，即所谓的“智商+努力”，甚至很励志：只要努力，必定成功。

“优绩制”提供了一幅美丽的乌托邦前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世界，爱拼才能赢！老的一代所经历的年代，蛋糕做大以后人人有份，他们的确迷信这个“优绩制”的教条。然而，今日的世界，已经变成零和博弈，少数人的成功伴随着多数人的挫败，成为冷酷的现实。哪怕你有再高的智商，哪怕你再努力，也未必有你所期待的未来。哈佛大学网红教授桑德尔将之称为“优绩制暴政”，认为这种优胜劣败的“优绩制”，仅让多数人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尊严。

严重的挫败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努力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归咎于个人的命运，归咎于社会的不公正。网络上有一位年轻的职场90后愤怒地质问：我985名校出身，终日996，还是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子，为什么城中村的老伯，几乎是文盲，拆迁以后可以分到几套房子，每月房子的租金比我的收入还高。他的级差地租还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凭什么他可以坐享其成，而我再努力还是买房无望？

" bdsfid="438"> 网络上类似的情绪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由此我观察到一个深刻的现象，将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形容为“身躺心不平”。身躺只是假象，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溢着不满与愤愤不平。与虚假的躺平主义和积极的躺平主义不同，更与佛系青年有别，你一旦进入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的内心，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名的怨恨，这种怨恨，所针对的目标，一是资本，二是精英，三是逼迫其不断拼命的“优绩制”。

" bdsfid="445"> 在网络上，仇富与仇精英的情绪，在一部分失败者那里弥漫，各种“困在系统”里的说法，也反映了对“优绩制”的强烈不满。

“身躺心不平”背后的怨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曾经专门研究过怨恨，指出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他所说的民主社会，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社会而言，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上下阶层可以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之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望与野心，因此也缺乏怨恨的社会心理土壤。但是，到了现代的民主社会，阶级的天花板被捅破了，只要你努力奋斗，就有可能做人上人，于是各种于连式的人物都出现了。

然而，通往成功的金字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人的欲望被流动的民主社会释放出来了，但最终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在心理上积淀了各种各样的怨恨，怨恨比自己更幸运的同一阶层的人，怨恨高高在上的富人与精英。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传统不同，正如我在《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里面分析过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社会上下之间一直存在着自由流动的管道和空间，然而，社会依然是有严明的等级，按照权力、财富和文化来分配上下层之间的身份尊卑。对上自卑，对下傲慢，形成了畸形的社会人格。每一个人只有拼命往金字塔的上端流动，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在科举场上，“土猪拱白菜”的欲望比比皆是，为的是挤入上流社会，被人看得起。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哪怕再努力奋斗，往上流动依然无望，内心深处的怨恨日积月累，到某个时间节点，便会转化为一种颠覆性的破坏能量。这是一种挑战秩序的“无组织力量”。有组织的力量并不可怕，因为你可以与它进行理性的利益交易，但充满怨恨的“无组织力量”无疑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如同大洪水一般，难以疏导。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善待90后，就是善待中国的未来。共同富裕的路怎么走？如何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重新看到希望，的确是一个当下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沉重话题。*（据"},"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 bdsfid="466">爱思想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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