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王”的人生史：一脚定江山，江山不止绿茵场

1934年5月20日下午4:45，备受瞩目的中日足球大战，于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黎刹纪念体育场（The Rizal Memorial Stadium）揭开战幕。在中国媒体眼中，这是一场关系中国足球“二十年荣誉”的关键战。此前两战全胜的中国队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实现远东运动会足球九连冠。当时足球项目的排名只看积分，并不比较净胜球和胜负关系。这意味着在前两场比赛中一胜一负的日本队，如果能在中日之战中取胜，也可在积分上追平中国队，获得并列冠军的荣誉。在四年前的东京远东运动会上，日本队即与中国队战成平手，最后因积分相同之故，并列为足球项目冠军。中日两队在马尼拉的此番交锋，因此成为一场事实上的决赛。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加上日本在会场内外运作伪满洲国加入远东体育协会，其狼子野心引起了国人和华侨的强烈愤慨。这场在特殊氛围下举行的中日决赛，不仅关乎足球冠军的最终归属，而且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味。开球前三小时，球场已经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期盼中国队取胜的当地华侨球迷早早涌入场内，怀着激动和焦灼的心情，等待比赛的开始。

中日之战在鸣哨开锣后，以极强的悬念性和紧张感，让现场观众心潮起伏。中国队开场后不久两度破门，到下半场已取得3∶1的领先优势。但随着后卫李天生被罚出场，场上局势一时风云突变。人数上的劣势使中国队在场面上由主动转为被动，防线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日本队在5分钟内连入两球，追成3∶3的平局。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日本队在本方禁区内的一次犯规被裁判判罚点球。中国队在被对手持续压制的困境中，意外地获得了杀死比赛的机会。现场的华侨球迷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认为中国队将就此锁定胜局。

走上“十二码”点球点的，是有“球王”之称的队长李惠堂。在第二场对阵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比赛中，他曾射失一粒点球。与日本队的上半场比赛中，他再次点球不中，使球队错失扩大领先优势的良机。“再度失足”的担忧已经化为消极的心理暗示，萦绕在他的心头。黎刹纪念体育场内近乎爆炸的气氛、华侨球迷的热切期待，更使得站在点球点前的李惠堂压力倍增。他在屏气凝神后，将杂念抛诸脑后，决定用简洁明快的方式罚入这粒至关重要的点球。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李惠堂迅速启动，跑向皮球，用右脚发力，打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足球在空中飞行后越过日本门将的头顶，从右上角直入网窝。比分定格在4∶3，中国队赢了！激动的球迷欢呼雀跃，在体育场内燃放起鞭炮。在现场目睹了球队奇迹般取胜的中国记者，将胜利的消息从南洋传回国内。他们以“十二码奠定江山”“李惠堂再建奇功”之类的小标题，向国人介绍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为国争光的壮举。

李惠堂

马尼拉远东运动会后，中国为抗议日本策动伪满洲国参与远东体育赛事的政治操作，宣布退出远东体育协会。李惠堂的制胜点球，就此成为中国足球在远东运动会的绝唱。3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李惠堂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广东和大后方，通过足球义赛等方式，投身抗战救国的洪流。1947年，他在香港退役，结束运动员生涯。其在中日足球大战中完成绝杀的经典时刻，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变得模糊，湮没于大时代的滚滚红尘之中。

李惠堂以“球王”的形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已是其挂靴40年之后。1987年，为争夺1988年汉城奥运会足球赛的正赛资格，中国队与日本队再度狭路相逢。10月26日，在雨夜的东京国立竞技场，两队展开激战。先前在主场一球落败，此役唯有取胜才能晋级的中国队，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的比分击败对手，上演了激动人心的逆转。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后，北京沸腾了，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挥舞国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中国队的出线意味着中国足球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终于实现“冲出亚洲”的目标，登上阔别已久的世界舞台。正在召开中共十三大的首都北京，也因这一喜讯平添了节日气氛，洋溢着意气风发的改革气象。《人民日报》在一周后刊登了一首题为《喜闻中国足球队走向世界》的贺诗。作者“荒芜”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回忆起曾经的“球王李惠堂”。

常忆球王李惠堂，当年名气满香江。

欣看六十三春后，红杏枝头又出墙。

打开世界大门来，历史今番第一回。

我有万千佳子弟，个中尽是夺标才。

天安门下舞婆娑，我唱新词你唱歌，

都道十三大会好，花添锦上笑呵呵。

球王李惠堂没能目睹中国队的这次胜利。1979年7月4日，他病逝于香港法国医院，与自己深爱的足球永别。但与其相关的历史记忆，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被重新激活。“球王李惠堂”作为一个符号，作为承载光荣与梦想的一段记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育的过程中日益凸显，联结起中国体育的历史与现实，也激励着中国足球的当下与未来。1990年，由香港企业发起和赞助的“李惠堂球王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创立仪式。2000年，在《中国体育报》发起的中国足球“世纪球员”评选中，李惠堂名列榜首。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纪念球王李惠堂座谈会”在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足球名宿均到场参加。李惠堂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不仅将其故居修缮开放，打造“球王故里”和“足球之乡”的文化名片，而且在县城中心树立“世界球王李惠堂”的铜像，并将为中超梅州客家足球队修建的新球场命名为“惠堂体育场”。李惠堂的形象被电影、歌曲、小说、音乐剧、足球游戏等借用、构建、展示，使其成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和时代象征。

最近二三十年，在国内的新闻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对“球王李惠堂”的讨论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体现了全社会对“中国足球”的关注。而媒体和公众言说中的“中国足球”，与其说是一个体育类的舆论话题，不如说是一个包含了复杂的历史维度、群体心态和个体感受的社会磁场。足球运动在中国，一方面被寄予了民族复兴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承接了社会情绪的宣泄。“球王”时而在“远古吹”的渲染之下化身为神像，用来反衬现实的庸常，时而又在各种“祛魅”式的考证中走下神坛，从神祇降为凡人。众说纷纭之下，借古讽今之时，李惠堂在历史时空中的真实面目却渐渐模糊起来。他似乎家喻户晓，但我们事实上对他所知甚少。

李惠堂是谁？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他的复杂性不仅在于他传奇的运动经历，而且在于他远远突破了“足球运动员”这个单一的身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体育明星，李惠堂在体育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动者和开拓者。他在香港、上海及东南亚曾代表不同球队赢得了重要赛事的冠军，带领中国国家队出现在远东运动会、奥运会等国际赛场，在体育竞技中赢得众多荣誉。在从事体育活动的同时，他积极承揽商务，涉足建筑、金融、保险等行业，在商业领域获利颇丰。他与民国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与许多重要政治人物互动，在华南的客家人群体中有极强的号召力。作为当时长期与梅兰芳齐名的大众偶像，他将“踢足球”上升到文艺和美学的高度，引领了都市流行文化的风尚，与同时期的知名作家、戏曲演员和电影明星一道，构成了民国摩登时代的文化群像。他也是一位思想者、阐述者和宣传者，对媒体的功能有深刻体认。从早期的游记连载和著书立说，到之后投身广播演讲，再到晚年参与电视转播，他热烈拥抱和积极运用20世纪的各种新兴媒介，在与舆论的互动中保持了个人的声量，也为后世留下了值得咀嚼的思想遗产。

1928年上映的体育爱情影片《一脚踢出去》，以李惠堂为原型。

从中国史的视角中跳脱出来观察，李惠堂还是一个参与了20世纪全球化进程、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他出生和成长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活跃在五卅运动后反帝浪潮风起云涌的上海，旅居于华人民族主义方兴的南洋，游历了二战前夕动荡不安的欧洲，也在战后负笈英伦，在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交互中形成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全球视野。在结束运动员生涯后，他成功转型为重要的行业管理者，不仅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和中国第一位国际级足球裁判，而且创立了亚洲足球联合会（AFC）并担任首任秘书长，当选为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副主席，参与了这些重要国际体育平台和跨国交流网络的奠基工作。1966年世界杯决赛时，他置身于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的贵宾席，站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身后，注视着世界足坛新王者的加冕。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他参与构建的制度、规则与文化之中，以足球为纽带，与世界联结。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李惠堂将创造现代中国的理想寄托在小小的足球上。他在青年时期曾经抒发这样的豪情：“为球界谋再接再励［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借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李惠堂出生于1905年，这一年清廷废除科举，变革浪潮澎湃汹涌。他去世于1979年，这一年改革春风强劲吹拂，新的气息迎面而来。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和世界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等诸多世变，他也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塑造了现代中国的面貌。足球对李惠堂来说，是安身立命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路径，是连通世界的通道，也是探索意义的出口。他与时代同行，通过足球与命运抗争，实现个人的价值，也通过足球与社会对话，寻找国家的出路。

既往对于李惠堂的研究和探讨，往往局限于“体育运动发展史”的范畴，将其视为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的一部分，或平铺直叙其生平经历及现实启示，或就其体育事业的某一阶段或某一侧面展开论述，没有深入揭示他的奋斗历程与整体性社会变革的联系。这与体育在中国的处境不无关系。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体育存有较为片面的理解，或将其视为“为国争光”的政治工具，或目之为锻炼身体或休闲娱乐的游戏，或将其定位于“教科文卫”中的教育事业，极少认识到体育作为身体活动、社会系统和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以及体育与政治制度、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系。在欧美学界，体育史作为一个成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与全球化、国家建构、阶级政治、族群认同、社会性别、消费文化、科技发展、跨国文化传播等一系列前沿议题展开密切互动。相对于欧美学界活跃的知识生产和学科交叉，体育史在中国的发展，虽有20世纪以来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和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人之间的相互砥砺，但总的来说仍处在一个相对沉寂和边缘的境地。长期关注和从事中国体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金大陆指出，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很有必要对它的演进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但在中国体育学界，相关研究不够深入，没有注意发掘体育现象背后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学界，学者们要么不懂体育，要么轻看体育，没有意识到体育的视角可以透视多元的世界。他倡导体育学与历史学携手，打通学科壁垒，把体育史纳入整体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社会史相沟通，从“体育中的历史”走向“历史中的体育”。

《体育作为方法：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传统》，徐国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

著名跨国史研究者徐国琦在他的新著《体育作为方法：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传统》中指出，体育不仅影响了传统中国文明理念和文化基因的塑造，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是解读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揭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视角。19世纪末以降，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传统“尚武精神”借由现代体育的形式，在中国实现了回归。这一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使现代体育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动力。伴随“西力”“西潮”“西物”东渐而来的现代体育，在其传播和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既往的部分历史研究已经注意到并揭示了现代体育之于现代中国形成的影响。其一，与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相伴相生的体育制度和身体观念，被植入清末以降的中国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完成了对现代中国国民身体的规训与塑造。体育作为国家整合的重要机制，在促进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跨文化交流、科学知识传播、性别平等、大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媒介作用。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通过参与中外体育交流，积极融入国际体育，使自身“国际化”，借以建立新的国际形象，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其三，体育活动在部分城市的推广和实践，创造了新的大众娱乐形式，改变了精英和民众的身体观和国家观，促进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此外，近年来部分学者还从“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的视角出发，观察近代以来赛马、棒球、自行车等西式体育运动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呈现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之间的巨大张力，揭示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体现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研究主要从国家和社会精英自上而下规划和推动的视角出发，呈现了现代体育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但对历史过程中其他重要参与者的作用和影响，尚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诸如李惠堂之类的“体育明星”，即是这一整体转型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历史人物，其思想与行动亦对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社会的“体育明星”是颇受关注、具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美国学者巴里·斯玛特（Barry Smart）研究指出，19世纪末以来新闻媒体的兴起和商业赞助的增长，推动现代体育朝着“商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传媒机制、资本运作和公众情绪的共同塑造下，少数顶尖运动员成为对大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体育明星”，甚至获得全球文化偶像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体育冠军”归入处在名望体系和商业社会顶端的“职业名流”（professional celebrity）行列，将其视为国家权力精英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指出，现代体育使那些能够超越极限和冲破障碍的运动员成为非凡、无与伦比、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将他们推向一个传奇和英雄世界的想象舞台，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都拥有一个故事，其历程印有根深蒂固的集体价值，其生命代表了一个时代，体现和代表了社会现实。近年来，随着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起，以杨秀琼为代表的民国女性“体育明星”，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学者们通过对其经历和命运的研究，揭示了性别意识对于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体育明星，李惠堂既有别于被“职业化”和“商业化”形塑的欧美体育选手，也不同于同一时期受困于“性别”和“身体”观念桎梏的民国女性运动健将，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体育在转型时期的多重矛盾和复杂境遇。“球王李惠堂”的故事，其价值除了体育竞技层面的传奇性，更在于它呈现了变革时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成长、文化交流的碰撞和战火摧残下的坚韧。其个体的生命历程，既体现了近代中西之间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an）连接多个文化传统和价值系统的尝试，又是现代体育参与国家转型的重要缩影。

“球王”是一个融合了中国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新词。李惠堂在民国时期被冠以这个称号，这一事实本身即折射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迁。1935年，上海《足球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球王李惠堂论》的文章，该文开篇写道：

美利坚合众国也，阅其政史，未尝有帝王之称号；然民间之称王者，则有煤油大王、汽车大王……焉。我大中华，今亦伟大之共和国也，帝王之号，废弃久矣；然而民间独王称者，则得一人焉，即李惠堂是也。李惠堂以足球鸣于时，远东固勿论矣，世界各国亦未尝不震慑其威名。故人之崇拜其艺术者，皆以王尊之，号曰球王。

这一饶有趣味的表述，虽不乏夸大其词的成分，却也揭示了“球王”的个人魅力和偶像光环对一个国家内部整合和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影响。曾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1976年，联邦德国某体育杂志将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Stanley Matthews）、匈牙利的普斯卡什（Puskás Ferenc）和阿根廷的迪·斯蒂法诺（Alfredo Di Stéfano）评为“世界五大球王”。这一传言虽被体育史学者李峻嵘证伪，但此种比较仍体现了“球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理解全球化进程和“球王”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在中文世界里被公认为“球王”的足球明星，不管是20世纪的贝利和马拉多纳，还是21世纪的C.罗纳尔多和梅西，其意义都不仅在于他们推动了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足球运动的象征，而且在于他们都卷入了重要的政治议程和文化事件，成为定义一个时代的标志。李惠堂作为运动员的成就，或许远不及上述球星，但在社会地位和时代影响方面与上述球星有共性，并且是时间序列上重要的先驱者。

本书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项属于“人生史”（life history）范畴的研究。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个人、国家和社会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人类学家王铭铭进一步指出，“人生史”是有选择地对历史中杰出人物的研究，其宗旨在于理解杰出人物的文化创造在文明史中的整体地位，通过对研究对象生命历程与起伏变化的研究，理解人物“被决定”与“自由意志”的“中间性”。本书尝试以这样的旨趣和思路，既通过人物命运的演变来展现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又聚焦人物生命历程中的勇气与信念、奋斗与突破、挫败与迷惘。“球王”的传奇之处，除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更在于他如何在重重困境之中，超越个人的局限，回应时代的挑战，展现人性的张力，留下历史的印记。

“球王”的“人生史”，既是个体生命的“小历史”，又是一个时代的“大历史”。它是过去的历史，也关涉当下的处境。被称为“诗人”的著名足球评论员贺炜，在2014年欧冠决赛解说的最后发表了一段热血沸腾的陈词：“足球如果总是能给人带来精神上正面的力量，激发人向上的话，那它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我毫不怀疑在中国，有一天足球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回首近40年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虽然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融入了国家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和文化交流的历程，丰富了公众的休闲方式，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慰藉与希望。发展足球运动已经上升为一项关乎体育、教育、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发展的国家战略，既关系到对外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又关系到对内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1998年带领克罗地亚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季军、后曾来华执教的名帅米罗斯拉夫·布拉泽维奇（Miroslav Blazevic）曾经指出，不管成绩在高峰还是低谷，足球都应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足球的使命应该是长期坚守的，不因时间推移和时代更迭而改变，而中国足球应该承担起提升中华民族自豪感、自我认同感的伟大使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今天仍然沿着当年李惠堂所开辟的道路，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回顾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其意义不仅在于总结过去，省思既往，更在于反观当下，展望未来。

2022年11月26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时，一支来自南京的先锋摇滚乐队“满天星”在B站上线了自己的首唱会。专辑里的一首歌曲《10000！》，讲述了一位足球英雄面对告别战的失利，依然勇往直前，奋战到底的故事，以此致敬此时此刻正在为自己的足球梦想顽强拼搏的当世“球王”梅西和C罗。这首深沉而激昂的歌曲还提到了中国“球王”李惠堂：“无论这世界变得要怎样，其实也不用想，一直走。总有天，过往的细节要记得，惠堂的九号衣意气飒。”接下来，就让我们展开这些“过往的细节”，进入“球王”的人生和他的时代。

（本文系《“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一书“前言”，赵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即出，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