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和扭曲

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作者：景凯旋 来源: 南都周刊

电视剧《知青》在央视播放后，引起许多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引来了许多当年知青的质疑，认为这部剧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不真实，美化了当时的生活，有人甚至对编剧说出“我们还活着”的激奋言辞。

这部剧采用全景式的视角，通过几个知青的劳动与爱情生活，将黑龙江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陕北农村和山东渔村串在一起，因此它叙述的不是个人记忆，而是集体记忆。

同一时代的个人记忆是有差异的，但集体记忆却与整个时代密切相关。 正是在这点上，这部剧表现出的记忆成为遗忘的另一种形式。

更深刻地说，对“真实”的质疑涉及到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影视作品就已描写过知青的经历，这也包括编剧者本人在内。然而，三十多年过去，编剧对这段沉重的历史似乎没有任何新的认识，仍然将它置于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框架下，在艰难的诗意中表现革命理想主义。

编剧想要在苦难记忆中“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农民全是纯朴善良，知青全是战友情深，只有两三个极左人物，还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在编剧看来，这段沉重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其意义只在革命、青春与爱情，于是就像昆德拉所说：“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清，哪怕是断头台。”

剧中那茫茫的雪原、逶迤的山岭、辽阔的田野、长长的边境，知青们挥汗劳动的场景，情侣们交换的眼色，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而不是深切的反思，无怪有些未曾经历过“WG”的年轻人会心向往之了。

这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蒙昧。 无论个别知青今天是怎样怀旧，都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青史属于“WG”史的一部分。 除了疯狂与荒诞，这里谈不上任何积极的价值。

认识这段历史，人们必须思考：知青给农村带去了什么？知青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如果像电视剧所表现的，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化和脱贫的思路，这是对历史的美化。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变恰恰是由于“WG”的结束，同时也是知青运动的结束。至于知青生活是否浪漫，人们应当还记得1979年知青大返城，许多下乡知青跪在各级官员面前苦苦哀求的情景。

在对知青的记忆中，“艰难玉成”是最为扭曲的。这种认识违背生活的目的，与人的常识相抵触。事实上，大多数知青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了求学、就业机会，好不容易回城当了工人，很快又在改革大潮中下岗，如今他们已步入老年，靠着微薄的社保生活。也许他们有许多怀旧，但青春在他们毕竟是一种被劫掠，这才是真实的原生态。

编剧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将知青史视为青春的成长历练，而不是社会的自我摧毁，所以他才想表现“一大批单纯的年轻人怀着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在生活、思考”。

剧中描写了一位干部子弟在家信中对现实的思考，还有知青们悄悄读禁书，并在书页上写下“中国病了”的字句。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是有的，当年许多北京知青，尤其是一些干部子弟，很早就能读到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在思考方面走在所有知青的前面。这些知青中许多人后来登上高位，或者成为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高考制度恢复后，全国更有许多知青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青春无悔”是因为个人的成功。

但即便如此，所谓“艰难玉成”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认识。知青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成功而设置的上天考验，千百万知青更不是为了他们的成功而付出的脚下垫背。如果编剧今天的思考仅仅源于这一体验，他们将会满足于等级秩序，而不是平等。

就像二十世纪初一位保加利亚诗人写下的寓言： 一位年轻人看到人民的苦难，他不禁悲叹：“人民是多么不幸！”他决心帮助他们，但为此他必须向魔鬼行贿来登上顶端。他先是出卖了自己的耳朵，然后是眼睛，最后是记忆。当他登上顶端时，他听到人民的哀叹变成了欢呼，看到人民的裸体穿上了美丽的衣裳。他不禁赞叹：“人民是多么幸福！”

可实际上，许多基本的事物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个人的处境。

《大荒纪事》 北大荒七十段人生与一个时代的记忆

这本书是历史学者张鸣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书中七十余个故事，围绕着上山下乡的知青、逃荒者、农场职工、手艺人等底层小人物展开，勾勒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大荒农场的众生相。

张鸣老师的文字自带北大荒的野性，嬉笑怒骂间藏着历史的重量。看似随意的细节里，是饥饿、情欲、尊严与生存本能最原始的碰撞。

这种荒诞的真实感，恰是张鸣对历史记忆的特殊梳理视角：当集体记忆被宏大口号填满时，那些被碾碎的个体命运往往沉默如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