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金陵”之称变迁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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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魏金陵是北魏前期皇室贵族的陵寝。然而，由于《魏书》中“盛乐之金陵”“云中之金陵”和“金陵”三种称呼的存在，其确切位置一直不明。综合史书记载、庙制改革与都城变迁等因素，“盛乐金陵”与“云中金陵”指向同一地点，其位于定襄盛乐，即今天的和林格尔县西北的上下二土城。“金陵”之称变迁的内在缘由与魏迁都 改制后盛乐地区地位的变化有关。探究北魏“金陵”之称变迁为理解北魏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北魏；金陵；盛乐金陵；云中金陵

北魏金陵是北魏前期历代统治者的陵寝，自北魏孝文帝迁都前，据《魏书》记载，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以及若干宗室功臣魂归于此。然而，正是如此规模巨大的帝陵，学界对于其具体位置至今仍无定论。究其原因，是由于《魏书》对北魏金陵三种不同的记载。《魏书》所载北魏葬于金陵的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及20余位功臣。在所有葬于金陵的帝后及王公贵族中，明书葬于“盛乐金陵”的只有2例，即道武帝及其母献明贺太后。在道武帝之后，只有“云中金陵”和“金陵”两种说法。“金陵”之称相对而言似乎更好理解，葬于“金陵”的大多为北魏功臣，也有部分皇后，帝王中仅有昭成帝、景穆太子等在位存在争议的皇帝书之“金陵”。此外，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在《皇后列传》中云 “葬云中金陵”，而在《高宗纪》中则记为“兴安元年（452年）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于金陵”可视为一处 例证。因此可以排除掉“金陵”是第三个独立陵寝的 可能性，其更可能是一种简称。这样，问题就集中在 “盛乐金陵”与“云中金陵”是否指向同一地点。如果 它们是同一地点，为何史书中会出现不同的称呼？如 果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地点，北魏的统治者又为何要建 造两座金陵？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云中金陵”的记载主要集中在道武帝之后，那么，是什么导致了 这种不同的记载出现？本文将从地理位置、庙制改革和迁都改制三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一、盛乐、云中属地辨

要明白盛乐金陵与云中金陵是否所指一处，便需要对“盛乐”“云中”两处的地理位置进行追溯。《魏书·序纪》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其后太祖道武帝拓跋什翼犍于“建国三年（340年）春，移都云中之盛乐宫”，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由此引发了新旧盛乐城，以及所谓“盛乐宫”的争议。

定襄、云中皆位于汉朝的北部边界，是古代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的前沿地带。《读史方舆纪要》卷2《历代州域形势二》载：“定襄郡，秦云中郡地，高帝析置定襄郡，领盛乐等县十二。”周振鹤根据汉高帝十一年诏，认为汉初将云中郡分为云中和定襄两部分。除交代定襄郡的由来外，这则史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信息，即定襄的地理位置在云中之东。

接着，再来看一下其下治县成乐县和云中县的情况。《汉书·地理志》载定襄郡统县十二，其中的成乐县正是北魏盛乐的前身。《汉书·地理志》云：“云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属并州。”其下属县有云中县。东汉时期成乐县的归属发生变化，《后汉书·地理志》载云中郡下有十一县：

云中、咸阳、箕陵、沙陵、沙南、北舆、武泉、原阳、定襄、成乐、武进。

其中，“故属定襄”的定襄、成乐、武进三城皆已改属到云中郡之下。以上记载说明了成乐县和云中县在汉代的归属情况，那么二县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呢？《水经注》所引《虞氏记》中的一段记载记录了云中县的地理位置：

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

抛却其中的神话色彩，可将云中城的大致范围锁定于阴山河曲一带。同书《河水注三》：“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阴〕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严耕望认为“芒干水即今大黑河，亦即唐代金河”。从中可以看出，云中城位于黄河和大黑河交汇处的南部，南临黄河，北望阴山。《读史方舆纪要》记“云中城，（大同）府西北四百余里，古云中城也，秦、汉云中郡皆置于此。”《资治通鉴》又有“《史记正义》曰：‘古云中、九原郡皆在胜州。云中郡故城在榆林东北四十里’。”胜州榆林县位于今府谷县北、托克托县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说明云中县大致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

关于盛乐地理位置的记载，可见《水经注》卷3《河水注三》：

《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也。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故赵地。”

董祐诚认为，白渠水即黄水河，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这段材料说明成乐城在云中故城东八十里，云中宫位于二者之间，即成乐城西四十余里处。“云中故城”即汉代云中县，与北魏新修建的云中新城——“云中宫”相对。

《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单于大都护府下有东受降城，即魏都盛乐，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其下辖的金河县乃拓跋什翼犍所迁“云中之盛乐”。按金河县设于东受降城内，则《元和郡县图志》将“定襄之盛乐”和“云中之盛乐”视为同一地方，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一带。但若是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则云中宫并非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说，在成乐城之内，而应是在距离其西四十里的地方，即拓跋什翼犍所另建的“云中之盛乐”。那么两处说法哪一种更可信呢？从成书情况来看，《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晚期，早于成书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更能反映北魏的真实状况；此外，如果云中宫就在成乐城之内，拓跋什翼犍没有必要“移都云中之盛乐宫”，而建国四年（341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则说明原来的定襄盛乐城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居住，使得北魏统治者迁都于其西四十里的云中盛乐，在稳定下来之后，又在定襄盛乐南八里之处重建了新的盛乐城。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北魏时期的“定襄之盛乐”实际上就是指成乐县，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北二十里处的“和林格尔县之上下二土城”。云中则存在两个，一个是西汉的云中县，也即北魏的“云中故城”，另一个则是拓跋什翼犍新修建的“云中之盛乐宫”。前者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后者则在距成乐城西四十里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盛乐、云中建置屡经变易，导致其名称乖谬，但可以确定的是，盛乐城本就有“云中之盛乐”和“定襄之盛乐”两处，这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史书记载有“盛乐金陵”和“云中金陵”两种称呼？《魏书》中的另一则史料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这段记载表明，金陵是除云中、盛乐外的另一处建筑，下文将结合这则史料进行探讨。

二、庙制改革与旧都祭祀

循着《魏书·礼志》中提到“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这一线索，我们可以从庙制改革的角度予以考察。庙制改革属礼制研究范畴，后者是魏晋南北朝近二十年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北魏庙制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仅选取与北魏金陵名称变化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

《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是为北魏天兴改制之始。同书《礼志》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

这一改革包括了正服色、改正朔等诸多方面。伴随着汉化改制的持续深入，道武帝在天兴年间（398—404年）拉开了宗庙建设的序幕。《魏书》所见道武、明元帝时期宗庙营建情况如表1：

大规模的宗庙建设可分为两个阶段。道武帝天兴年间是第一阶段，天兴二年（399年）冬季十月，道武帝在平城宫城南门外建立了神元、平文、昭成、献明四帝的太庙，随后，在平城宫中，他又完成了对另外五帝及祖神的祭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建宗庙、定世系的手段，尝试从礼制的角度构筑北魏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北魏对于正统的塑造呈现出矛盾特征：一方面，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统治者需要吸纳汉族文化以与东晋相对峙，在拓跋珪将国号易“代”为“魏”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们的野心，即通过否认原来西晋所册封的封号，摇身一变成为曹魏的接班人来实现对东晋政权的否定；另一方面，过强的草原文化特质又使其难以完全抛弃鲜卑传统。这一矛盾特征在祭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着力于平城宗庙建设的同时，道武帝并未忽略对北魏旧都的祭祀工作，他还在旧都组织了“神元以下七帝”的祭祀活动。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神元旧都”指的是单一的“盛乐”，还是泛指“云中及盛乐”？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根据《魏书·序纪》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的记载，盛乐指的就是“定襄之盛乐”，作为并列关系出现的“云中”或许就是拓跋什翼犍所迁都的“云中之盛乐宫”；第二种则是将云中与盛乐作为迁都平城前的旧都统称，通过树立“神元旧都”的形象来强调道武帝迁都平城的划时代意义。本文更倾向于第二种，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处金陵前后出现两种不同称呼，即在北魏迁都平城后，云中地区便成了北魏鲜卑传统的象征，而“云中金陵”则作为旧都的代表，承载着鲜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类似还有孝文帝时期圆郊分离的争议。在北魏平城时代，祭天仪式呈现出二元格局：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西郊与白登山祭天，与代表中原礼制的南郊祭天并存。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圆丘祭天的地位不断抬升。佐川英治对此现象的解读为：“圆丘祭祀为拓跋氏自古以来的祭天仪式”，孝文帝意图利用《周礼》，将其固定为永久程式。由此，洛阳时期的圆郊祭天得以替代平城时期的西郊祭天，成为延续鲜卑传统的祭祀仪式。前后两次迁都后的祭祀活动可谓一脉相承。可见，北魏在通过祭祀构建正统性的同时，也有意强化了汉化的对立面，于是，“云中金陵”已不仅指具体地域，更被浓缩为一个具有鲜卑地区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其二，“祀神元以下七帝”似乎又不同于此前在平城的四庙制抑或五庙制建设，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补充，形成七庙制的雏形。但道武帝的这一工作并未完成，而是将其遗留给了明元帝：（神瑞二年）“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首先，这则史料点明了金陵是区别于云中、盛乐的另一处建筑，可以作为金陵只有一处的明证。其次，从祭祀对象来看，虽然没明确说太庙的祭祀对象，但太庙的设置地点在旧都、陵寝附近，且“四时祀官侍祀”，与平城宫中的寝庙待遇同，说明这并非普通皇室宗亲太庙，而应当同样是帝王太庙，这一举动无疑是道武帝“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的延续。此外，北魏在多处设立太庙的举动也不同于前朝，应是胡汉杂糅的结果。云中、盛乐自不必说，金陵为北魏先祖之陵寝。太庙的修建，一方面代表其向汉族文化的趋同；另一方面，也是将汉族丧葬信仰与鲜卑族传统融合的尝试。

明元帝在永兴至神瑞年间（409—416年）继续推进宗庙建设，这一阶段的工程主要在白登山和北魏旧都等地进行，可视为对道武帝宗庙制度改革的延续。“永兴四年（413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汉书·匈奴传》载高祖被围白登山一事，其下颜师古注“白登在平城东南，去平城十余里”，结合神瑞二年（415年）明元帝“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判断，白登山应该是位于平城附近、北魏太武帝曾活动过的一处小山丘，对拓跋鲜卑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明元帝在白登山所立的一系列宗庙，因其位于平城之东，有别于太庙，故称“东庙”。在明元帝创制“东庙”后，“东庙祭祀”一度超越了“太庙祭祀”，“在先祖祭祀中居于首位”。赵永磊认为，这反映了当时鲜卑胡汉杂糅的制度特征，而直到孝文帝确立太庙祭祀制度之后，这种局面才发生变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天兴年间庙制改革是北魏构建正统性的初步尝试，这一尝试在之后又经历了从四庙制、五庙制到七庙制的演变。道武帝在“神元旧都”举行的祭祀活动，以及明元帝在盛乐、云中、金陵三处建立北魏七帝太庙，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原本的“盛乐金陵”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打上“旧都”的烙印，经过鲜卑贵族对历史记忆的塑造，而变成北魏君臣口中的“云中金陵”。其次，鲜卑族的旧习俗在北魏礼制建设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东庙的建立以及多处太庙的设立，反映了北魏礼制中胡汉杂糅的特点。这种制度上的融合，既体现了北魏对汉族礼制的借鉴，也保留了鲜卑族的传统元素，形成一种“似驴非马”的局面。因而，“盛乐金陵”向“云中金陵”称谓上的转变，本身也反映出北魏构建正统性的曲折与矛盾之处。

三、迁都改制与盛乐地位之升降

前文提到，道武帝之后，《魏书》载帝王葬地皆书“云中金陵”或简称“金陵”，这可能与道武帝迁都以及其后的改制有关。通过考察北魏迁都平城前后云中及盛乐地区地位的升降，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同年拓跋珪徙居“定襄之盛乐”，改称魏王，是为北魏建国之始。盛乐作为北魏政治中心，承担了重要的职能。从拓跋力微率部到达盛乐开始，到拓跋珪迁都平城，拓跋鲜卑在盛乐经历了140年的经营。这一时期，盛乐不仅是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心，也是其文化和经济的重要基地。道武帝在盛乐一带的活动见表2：

从活动类型来看，道武帝于登国元年（386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后在同年“夏四月，改称魏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此外，登国五年（390年）“冬十月，迁云中”讨伐高车，又于“（登国十年）十有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皇始元年）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发动了对后燕的军事活动。

从时间来看，北魏君主在都城时间不长，短则数月，长不过一年。事实上，除盛乐外，北魏还拥有多处驻跸地：

登国二年（387年）十有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

（登国五年）六月，还幸牛川。

六年（391年）春二月，幸纽垤川。······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垤川。······十有一月戊申，还幸纽垤川。

可见，这一时期拓跋鲜卑大体上仍维持着游牧生活。但无论如何，此时的盛乐在政治军事上依然处于较高地位。然而，这一情况在北魏迁都平城后发生变化：

“天兴元年（398年）春正月慕容德南走保滑台”。至此北魏已占领河北主要地区。同年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何德章认为，拓跋珪灭后燕占有河北后，将都城定于平城，天兴初制定的一系列汉化制度亦是北魏政权统治河北所需要的。因此，在北魏政治中心由盛乐转移到平城一带之后，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北魏政权在巩固新都平城的同时，也在逐步淡化旧都盛乐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北魏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北魏政治地理的转移，也象征着北魏政权在汉化进程中对旧有权力中心的重新定位和整合。定都平城之后，在道武帝晚年没有一处关于前往旧都盛乐的记载，最后一次提及盛乐是在明元帝初期，即道武帝去世后，他被安葬于盛乐金陵。

明元帝时期在盛乐一带活动情况如表3：

其中，明元帝曾于永兴三年（411年）“五月丁卯，车驾谒金陵于盛乐”。这一举动打开了后世拜谒金陵之门，此后的北魏君主多次前往金陵拜谒：

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秋七月）戊戌，谒金陵······（太和二十一年）三月庚寅，车驾至自云中。辛卯，谒金陵。

明元帝时期拜谒的金陵地点清晰地显示为盛乐，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是，太武帝先前往了云中旧宫再去拜谒陵庙的行为，容易引发研究者的误会，认为两地相距甚远。事实上，云中旧宫与盛乐相距不过四十余里，“幸云中旧宫”与前往盛乐拜谒陵庙并不冲突。此外，所指的陵庙包括“金陵”和“太庙”，应当是明元帝在“云中、盛乐、金陵三所”修建的太庙之一，这也反过来证实了金陵只有一处的说法。类似的还有孝文帝拜谒金陵的举动。虽然仅从“金陵”的名称上难以判断是哪一座金陵，但是观察孝文帝抵达云中和前往金陵的时间，“三月庚寅”为当年的4月20日，而“辛卯”则是4月21日，前后仅相差一天，也可反映出两地距离不远。此外，如果“金陵”位于云中城内，似乎也不用休整一天再出发。因此可以证明金陵是位于盛乐境内。

除拜谒金陵外，明元帝主要进行了两类活动，分别是永兴五年（413年）和泰常五年（420年）的夏季“幸云中旧宫之大室”和泰常四年（419年）及泰常六年（421年）的冬季在云中地区的田猎。此外，这些活动多是作为西巡的一部分出现，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反映出盛乐的行政职能已大大下降。

还可以注意到的是，这时云中城已有“云中旧宫”之称，说明随着平城建置的不断完善，盛乐及云中旧都的文化意义在增强，而逐渐成为拓跋鲜卑集体记忆的标志。王明珂先生认为，“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随着“金陵”与“盛乐旧都”“云中旧都”等词重复被提及，以及北魏君主多次在此地举行拜谒祭祀活动，金陵与云中地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太延元年（435年）六月甲午，诏曰：“······白燕集于盛乐旧都”；（始光三年）“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其后哪怕是已经迁都洛阳，鲜卑族人依旧心系金陵。说明金陵在他们心中不仅是单纯的皇室陵寝，更是其祖先根脉所在。《魏书·李崇传》载：

诏曰：“金陵在彼，夙夜忧惶。”······吏部尚书元修义曰：“总彼师旅，备卫金陵。”······仆射萧宝夤等曰：“陛下以旧都在北，忧虑金陵，臣等实怀悚息。”

这种将“旧都”与“金陵”对举的例子并不少见，如《魏书·广阳王深传》载：“定襄陵庙之至重，平城守国之要镇”也是一例。在道武帝迁都并推行改制之前，“盛乐金陵”这一称谓是相对于当时的都城盛乐而言的，在北魏早期对于其地理位置的描述更为确切。然而，在北魏迁都改制后，“云中金陵”逐渐成为“云中旧都”的象征，与新的都城平城形成了对照，进而成为鲜卑族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其地理位置的属性反而被模糊了。这一转变反映了北魏时期伴随政治中心的转移，对旧都文化和地理认知的变迁。

从道武、明元两朝围绕盛乐的活动可知，在北魏迁都改制之后，盛乐的行政职能下降，巡幸旧都成为西巡的一环。相反地，其文化意义却在上升，自明元帝开始，北魏帝王拜谒金陵的活动频繁出现，他们多次前往盛乐拜谒金陵，“金陵”也与旧都社稷联系在一起，成为迁都后北魏拓跋鲜卑集体记忆里的“云中金陵”。

四、结论

金陵作为北魏前期的皇室陵寝，其数量、具体位置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金陵只有一处，且位于“当时的盛乐县境内”，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为了探寻北魏金陵名称变化原因，本文从庙制和迁都改制的角度入手。从庙制来讲，明元帝“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既说明了北魏金陵只有一处，也体现了道武帝汉化改制在明元一朝的延续。但这种制度仍然是胡汉杂糅，“东庙”的设置反映出汉化遇到的重重阻力。道武帝迁都后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祭祀这一说法，如果将其视为与“平城新都”相对的概念，那么云中、盛乐拓跋鲜卑的起家之地的文化象征，“盛乐金陵”在其后改称“云中金陵”也是作为此特征的衍生现象出现。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本文又进一步考察了迁都前后围绕旧都的活动情况。道武帝时期，盛乐仍然是北魏政治中心，虽然其仍维持着游牧传统，但“息众课农”、改称魏王等政治举措，以及北击高车、后燕等军事活动屡见于史书。迁都平城之后，便没有道武帝前往盛乐的记载。到了明元帝时期，盛乐的政治属性更是大大削减，仅维持常规的西巡、田猎等活动。与此同时，旧都的文化意义却在上升，从北魏帝王多次“拜谒金陵”“定襄金陵”与“平城”对举出现等情况可以看出，“金陵”与北魏旧都社稷联系在一起，成为拓跋鲜卑共同记忆里的“云中金陵”。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历史记忆的建立和改变，实际上是在资源竞争关系下，一族群与外在族群以及该族群内部各族群间，对于‘历史’的争论与妥协的结果”。北魏金陵之称的变化，既有外在与南方东晋政权争夺正统性的考量，也是自身政权内部伴随汉化改革而无法回避的胡汉矛盾的外显。从庙制和迁都改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北魏金陵名称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变化在北魏。

作者：黄逸凡

来源：《阴山学刊》2026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江 桐

校对：宋柄燃

审订：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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