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我妈去朝鲜做生意，就再也没回来。我爸等了她一辈子

我爸是在腊月二十三那天走的。小年。护工说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水也喝不进，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像一截烧干的柴。我赶到养老院的时候，他还有气，眼珠能动，看见我进来，嘴唇翕合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听见了三个字，很轻很轻的，像是用尽了这辈子最后一点力气：“你妈呢？”

我攥着他的手，那双手瘦得像鸡爪，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泥。他种了一辈子地，临走的时候手上还带着泥。我说爸，我妈快回来了，你再等等。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像快要灭的灯忽然跳了跳，然后又暗下去了。

那是他咽气前最后一个表情。

不是痛苦，是等到了什么，又没等到。

我叫李树生，1971年生人，今年五十三了。我老家在辽宁丹东下面的一个镇子，挨着鸭绿江，隔江就是朝鲜。我们那个地方，九十年代的时候，做中朝贸易的人特别多。我妈就是其中一个。

我对我妈的记忆，停在1993年的秋天。

那年我二十二岁，在镇上农机站上班。我爸在村里种地，我妈脑子活络，早几年就开始倒腾中朝贸易。她主要跑新义州，有时候也去平壤，带过去的是服装、方便面、日用品，带回来的是明太鱼、松茸、药材。那时候政策松，两边管得都不严，跑一趟能赚个三五百，顶我爸种半年地。

1993年9月12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爸的生日。我妈说跑完这趟就回来给我爸过生日，她在平壤那边接了一单大活儿，带了两大包货过去，说这趟能赚一千多。走之前她给我爸做了一锅红烧肉，说你先把这锅肉吃了，等我回来再给你做一锅。

那锅肉我爸吃了三天，没舍得倒。

我妈走的那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是我爸那年过年给她买的，她特别喜欢，说这颜色喜气。她把头发盘起来，背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我骑自行车送她到镇上的客运站，她说树生你回去吧，妈过几天就回来了，回来给你带朝鲜的安宫牛黄丸，说你姥爷吃那个管用。

我说妈你路上小心。

她上了车，隔着车窗朝我挥了挥手。枣红色的棉袄在灰蒙蒙的车厢里特别显眼。车开走了，拐了个弯就不见了。我在客运站门口站了一会儿，冻得直跺脚，然后就骑车回去了。

谁也没想到，那就是我见我妈的最后一面。

头一个星期没有什么消息。那时候没有手机，朝鲜那边国际长途贵得离谱，我妈一般都是托跑货的熟人带口信回来。第二个星期，我跟我爸有点坐不住了。半个月后，跟我妈一起去的一个婶子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跟我爸赶到她家，那个婶子看见我们就哭了。她说在平壤出了事，具体什么事她也说不清楚，好像是过海关的时候我妈的货被扣了，人被带走了。她跟我妈不是走同一个关口，等了好几天没见我妈出来，就跟着别的团先回来了。

我爸听完就站不住了。他扶着门框，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她穿那件红棉袄，好认。我去找。”

他真的去了。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连丹东市区都没去过几次，办了个边境通行证就过了鸭绿江。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走了。三天后回来了，瘦了一圈，两个眼睛凹进去，像两口枯井。他什么都没说，我也不敢问。后来我二叔告诉我，我爸在新义州找了好几天，把能问的地方都问了，最后被朝鲜方面的人送了回来。

他没找到我妈。

那时候中朝关系还不错，我们报了案，镇上派出所往上报，上面也发了函。但那边回的消息含混不清，一会儿说人在，一会儿说人已经放了，一会儿又说查无此人。后来那边政局动荡，边境管控收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妈就这么没了。不是死了，是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爸没有放弃。他把地里的活干完就开始跑这件事。他跑丹东，跑沈阳，跑北京。他不认字，就在兜里揣一张我的信，上面写着事情经过，逢人就掏出来给人看。他去过外事办，去过边防局，去过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出门，灰头土脸回来。

家里那锅红烧肉早吃完了，碗是我洗的。但那个碗我爸不让我收，放在灶台上，空了，他每天看一眼。

第三年的时候，二叔找我谈了一次。他说树生，你爸这样下去不行，人得往前看。你妈那个事，基本上就是没了。朝鲜那边每年多少人失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才四十多岁，不能就这么耗一辈子。

我知道二叔是好心。但这话我没法跟我爸说。

那年秋天，村里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是隔壁镇的一个寡妇，人挺好，也实在。媒人带着那个阿姨来家里，我爸把人堵在门口，没让进门。他说了一句话，我在堂屋里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有媳妇，我媳妇出门了，还没回来。她回来没地方坐了。”

那个阿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媒人叹了口气，也走了。我站在堂屋里，看着灶台上那个空碗，忽然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喘不上气。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媳妇是隔壁村的，叫秀芬，她过门那天，我爸把堂屋的桌子擦了又擦，摆上了我妈的照片。秀芬给我妈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妈。我爸在旁边站着，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

我在院子里找到他的时候，他蹲在墙根底下，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没出声，我知道他在哭。

后来我调到丹东市区工作，全家都搬了过去。我让我爸跟我们一起走，他不肯。他说他要在老家等着，万一你妈回来，家里不能没人。我说爸，我妈就是回来，她也知道上哪找我。我爸摇头，说不搬，我在这儿住惯了。

我就知道他不是住惯了，他是怕我妈回来的时候家里黑着灯。

秀芬隔三差五回去给他送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每次去都发现那些东西原封不动地放着。我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秀芬给他买的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自己穿的那件中山装补了又补，领口都磨烂了。

他每个月要去镇上的邮政所，不是寄信，是去问有没有他的信。他听人说朝鲜那边有时候会通过第三国转递信件，他觉得我妈一定会想办法给他写信。邮政所的人开始还跟他解释，后来见了他就摇头，再后来那个老邮递员退休了，新来的人不认识他，他就重新开始自我介绍：“我姓李，河西村的，有没有我的信？”

没有。始终没有。

1999年，有个消息说朝鲜那边遣返了一批滞留人员，我爸天不亮就起来了，穿上那件中山装，把皮鞋擦得锃亮，坐了头班车去了丹东。他在边防站门口等了一整天，从天亮等到天黑。回来的人里有个老太太，但不是我妈。他一个一个问，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枣红棉袄的女人，说一口丹东话，个子不高，圆脸。被问到的人都摇头。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秀芬给我打电话，我连夜赶回镇上，在鸭绿江边找到了他。他就坐在江边的石头上，面朝朝鲜的方向，一动不动。十一月的江风硬得能把人骨头吹透，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石像。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父子俩谁都没说话。

江水很黑，对岸也很黑，没有一星光亮。

过了很久，我爸忽然开口了。他说：“树生，你妈怕冷，那件棉袄不厚。”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零几年的时候，镇上来了一个从朝鲜回来的商人，说是以前跟我妈做过生意。我爸听说以后，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说他在平壤见过我妈，说被关在什么地方，好像身体不太好。我爸激动得不行，回来以后好几天睡不着觉，又开始跑这事。

但后来查来查去，那个人的话根本无从证实。他说的那个关押地点，朝鲜方面根本不承认。我爸的兴奋劲儿过去了，人又蔫了下去。那段时间他老得特别快，头发一下子就全白了，腰也弯了，走路开始拖泥带水。

我带他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人老了，身体各项机能都在退化。我知道他不是老了，他是等得太久了，精气神都等没了。

2010年，朝鲜那边开放了旅游。我给爸报了名，想让他过去看看，哪怕找不到人，看一眼那块土地也好。我爸不肯，他说我不看那个地方，我就看你妈，你妈不在那里我去干什么。

他始终不承认我妈在朝鲜。他觉得我妈一定是被带到了别的地方，或者她自己在想办法回来，只是路上耽搁了。他不能踏上朝鲜的土地，因为一旦踏上去了，就等于承认我妈确实是在那里丢的，他承受不起那个确认。

所以他选择等。在一个不确定她是否还活着、是否还会回来的情况下，用一辈子的时间，等一个答案。

他等到七十岁，等到七十五岁，等到八十岁。他的腿不行了，走不了路了，我把他从镇上接到了城里，住在我家。他不肯，我硬接来的。来了以后他天天坐在阳台上，面朝东南方向——那是鸭绿江的方向。他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秀芬给他端饭去，他吃，但吃不多。给他买新衣服，他不穿，还穿那件中山装，那条裤子膝盖上补了两个补丁，他说你妈会补，补得比这好。

他有时候会忽然跟我说话。比如吃饺子的时候，他会说，你妈包的饺子，皮薄，馅大，你小时候一顿能吃二十个。比如下雨的时候，他会说，你妈最烦下雨，一下雨家里的灶就倒烟，熏得她直咳嗽。比如看到电视里放朝鲜的新闻，他就不说话了，盯着屏幕看很久，然后叹一口气，把电视关了。

他病得最重的那年，我翻他的柜子找医保卡，在柜子最里面找到了一个布包，包了好几层。我打开一看，是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枣红色棉袄。

是照片上那件，我妈走的时候穿的那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爸收起来了，叠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丝褶皱。我把棉袄拿出来，闻到一股很淡很淡的樟脑味，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岁月腌透了的味道。

我爸躺在床上，昏睡着，嘴微微张着。我拿着那件棉袄走到他床边，轻轻放在他枕头边上。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手动了动，摸到了棉袄的袖子，攥住了，攥得紧紧的，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他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陪他。他的记忆越来越差了，有时候认不出我，叫我“老李”，问我是哪个。但他永远记得一件事——你妈呢？

每次他问，我都说快了快了，快回来了。

我骗了他三年。

护士说我爸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有时候会忽然坐起来，说听见有人在敲门，说我妈回来了。他会让我去开门。我打开病房的门，走廊里空空荡荡，只有消毒水的味道。我回来说没人，他就生气，说我不去开门，说他在屋里明明听见了。

后来他不问了。他的眼睛开始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但他的嘴唇一直在动，凑近了能听见，翻来覆去就是三个字——你妈呢，你妈呢，你妈呢。

像一台坏了的老式录音机，卡在一句歌词上，反反复复地播放。

三十一年，一万一千多个日夜。他从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等成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的老人。他没有等到他想要的结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等。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他的呼吸越来越弱，监护仪上的数字越来越低。秀芬在走廊里哭出了声，我攥着他的手，不敢松。他的嘴唇还在动，我听了好几次才听清，这次不是“你妈呢”。

是“桂兰”。

我妈的名字。

我把耳朵贴在他嘴边，听见他用最后一点气息说了三个字：“桂兰，冷。”

然后他的手就凉了。

监护仪上变成了一条直线。病房里很安静，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小年了，到处都是过年的气氛。我跪在我爸床前，攥着他已经不再温暖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秀芬把我扶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枕头边上那件枣红色的棉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爸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像是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带走。

我把棉袄拿起来，贴在自己脸上。棉袄的布料已经硬了，走线的地方有些脱线，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但我摸到内衬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东西。

是一个口袋。我妈的棉袄，有个内袋，以前装钱用的。

我伸手进去，摸到了东西。

一张纸。叠了很多折，已经发黄发脆了，边角都碎成了渣。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秀芬在旁边打着手电筒照着。

是一张照片。黑白的，两寸大小，边角都磨圆了，但还能看清。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圆脸，短发，穿着白衬衫，笑得很腼腆。

是我妈。年轻时候的我妈。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墨水已经褪成了淡蓝色，但还能辨认出来。我凑近了看，是一个日期和一个地名。

“1987年，平壤。”

那是我妈第一次去朝鲜，我爸把这照片揣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认字，但他记住了那个地名。平壤。他一辈子没去过的地方，他妈丢在了那里，他把照片带在了身上，带了一辈子。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照片上的我妈那么年轻，那么好看，笑得眼睛弯弯的，像弯月亮。她大概不会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大概也不会想到，那个在丹东乡下等她的男人，等了她三十一年，直到死，枕头边上还放着她的棉袄、她的照片，和那颗从未移动过的心。

我把照片贴在我爸的胸口上，放在那件枣红色棉袄下面。

然后我站起来，对着我爸鞠了一个躬。

爸，你去找我妈吧。她怕冷，你别忘了给她带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