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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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的土地承包是全国第一批，1979年秋就分地，1980年分地完成，生产队彻底解散。
生产队解散前的几年，村里人都是鼓着劲盘石磨坊，分的粮食，没钱担到公社的磨坊用机器磨成面，就要在石磨上磨，一个男人或两个娃娃用木棍推着石磨转圈圈，就从上下两个石磨缝里磨出来面。
我们李家群落9个院落，可是7家人，三爸家和四爸家合伙着还没分家，四爷家和五爷家合伙着还没分家，以前就3个石磨房，三爷家一个，五爷家一个，四爸家一个，其他四家人就把粮食背到这三家推磨，一次推上能吃五六天的面。那时候面少，主要吃洋芋和酸菜，高粱面玉米面谷面熬的粥，里面切上洋芋，再倒上酸菜，裹到一起吃个半饱。
你老去人家推磨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就得自己家盘一个磨坊。当时大家的判断是，这样的苦日子没有尽头，用石磨磨面是一辈子人、几辈子人的事。
我家也要盘磨坊，父亲就跑了十几里地，到一个陡峭石峡，咣当咣当大半天弄了一盘大圆石背回家，过几天，又去石峡里背回来一盘大圆石。然后在大房和厨房的角落垒了一个土台子，将石磨放上去，这才找石匠，是庄里的辛大爷，用锤子和钎子咣当咣当好几天，将两盘石磨一道道的槽子凿开，上下合上能滑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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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石磨坊是露天的，没木料盖一个小房或顶棚，下雨天推磨还得找三爷家的磨坊，他家的磨坊是民国十年垒的台子，盖在房里，那时候还不至于穷得找不到木料盖不起磨房。我写成“磨房”时一定是在房间里的石磨子，写成“磨坊”时未必在房里或顶棚下的石磨。
过一两年，大大家、二爸家和二爷家也去石峡里背石头，垒土台子，找石匠凿石磨槽子，也都有了磨坊，都是露天的，平时趁着天晴推磨，下雨了，就得去原来三家的石磨房。那个时候，娃娃七八岁就要推磨，两个娃娃，一人一根棍，横在肚子上，往前走着推。有的人晕磨，走几圈就呕吐，受不了。
私人的石磨，私人的粮食，自己家的粮食自己推磨，就放心。莫言的《生死疲劳》里也有推磨的情节，是生产队的石磨，还是生产队的粮食，队长怕推磨的女人偷食粮食，就给每一个女人戴上笼嘴。
庄里其他人家也都是纷纷背石头，垒台子，找石匠凿石磨，多数也都是露天磨坊，没木料盖一个磨房。
好多人家垒起磨坊，大人都是长吁一口气：“这下子能用几辈人，为子孙跑下了光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长远投资，家里有了一个磨坊，能造福几代人。
就在家家有了石磨嗡嗡响的时候，上面突然发话，说生产队要解散，要分地，家家户户都是欢呼，以为是一分地，农民要翻身，粮食多了，石磨的用处更大，以前四五天推一回石磨，现在两三天推一回石磨，吃饭时把面量加大一些，把洋芋和酸菜减少一些。村里人不说“土地承包”，直接说“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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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后一两年，家家手里头有了一点余钱，办大事不够，可是用机器磨面的钱还是够的，一家又一家担着粮食到乡上机器磨坊，磨的面细，哪怕加上来回的走，也比石磨快很多。这个时候大概是一半的粮食机器磨面，一半的粮食石磨推着磨。再过一两年，石磨只剩下推着磨荞麦，荞麦是机器磨不能磨。80年代中期，村里的石磨坊基本上清闲下来。不少人家的石磨从垒起到清闲，也就四五年时间。
于是，村里又兴起拆磨坊，将自家两盘石磨拆下来立在门口的墙根。只是少数人家不拆，怕政策又变，变到生产队人穷了，又得盘石磨。80年代后期，大家看着政策退不回去，少数人家这才果断地拆石磨坊。90年代初，村里石磨坊清零，村里通电也有了机器磨坊。
生产队时期，家家盘石磨，本来是计划用几辈人的，结果也就用了几年。谁能想到时代的发展是那么飞速和反转？这种投资失败，恰恰是农民之幸，国家之幸。
张维迎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70年代和唐朝宋朝没什么区别，真正的质变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话我非常认同，至少我们村可以验证，古时候农民吃面要用石磨将粮食磨成面，70年代的生产队时期也是如此，是改革开放让我们村才区别于古代人靠石磨过日子。
我们常说“不可磨灭”，我用它造个句，就是：
改革开放的“不可磨灭”贡献就是“磨灭”——石磨消灭了。
（作者：李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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