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跨越阶层？婚介承诺让女孩赌上全部积蓄

成功无法一蹴而就，圈套也是。

再附上看似诚恳的标题：“真的要求不高，有看上的吗？”发帖者往往自称是征友主人公的朋友或熟人。

刷到帖子的单身女性随手评论了一下，静待好运降临。还没等来真命伴侣的消息，红娘们的私信已前赴后继。那些帖子里的“室友”“朋友”“同事”，此刻都被打回原形，化作了“我们的优质会员”。留下联系方式后，很快就会接到打来了解个人信息的电话，紧接着是殷勤而急切的线下邀约，理由冠冕堂皇：为了保证双方信息的真实性。

嫌麻烦想拒绝？对方会说男方的兴趣爱好跟你非常匹配，就当交个朋友，甚至“多名优质男性急待见面”；况且“线下咨询不收费”，打消你的后顾之忧；要是还不“上道”，话术会瞬间转为贬低和制造焦虑：“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怕别人图你什么呀，一点信任都没有怎么真诚交友？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老了以后大不了进养老院呗，还怕别人骗你什么呀？”

此时，任何别的安排都要让步于这场突如其来的会面，要是急着去逛街，对方便会搬出终极武器：“买衣服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幸福重要？！”

谁不想要幸福呢？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的高档写字楼里上演。红娘们在电话中通常不会透露婚介机构的名称，只发一个地址。当客户踏进门，发现货不对板，不是自己在网上看到的集体活动或公益组织，红娘便立马搬出五花八门的名号来挽留，“××局旗下的，很正规”；“上过《××报》，比较靠谱。”

这些“名号”往往经不起推敲。位于上海市中心南京西路某大厦九楼的婚介所，因差评和投诉太多，在大众点评上早已销声匿迹，它一再“改头换面”，同一经营地址注册了两家公司：上海×嘉缘婚姻介绍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据2026年2月“12345”市民服务热线统计，这两家公司的名字都出现在该月上海市婚介机构实体门店投诉量前十的榜单上。

2026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来到这家婚介所。大门正对的墙上，挂着“女子嫁校”“东方×缘婚恋中心”的牌匾，还有许多过了有效期的牌匾写着：“诚信示范经营认证企业 有效期至：2022年8月5日”“诚信创建企业 2011年11月-2012年11月”“中国婚介服务国标执行单位 2015年11月23日”……

2026年4月，上海，一家婚介所大门正对的墙上，挂着“女子嫁校”的牌匾，还有许多过了有效期的牌匾

在类似这样的婚介所，“猎物”被竭尽全力地招待。机构会派出一名或多名红娘游说，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进行动辄几个小时、从白天到黑夜的“促膝长谈”，说的话往往针对客户的“痛点”。

对于在深圳做编外网格员的小李来说，她的痛点是“平庸”和“压抑”。她住在1000元/月、不过10平方米的城中村单间里，日常开销被压缩到了极致——刚出来实习时，她一个月吃饭只需300元，天天自己带饭，9.9元一大块的鸡胸肉吃三顿。

才毕业两年，小李已经靠着省吃俭用攒下10万元。对于未来，她时而坚定地打算“干脆一辈子不结婚”，因此比同龄人加倍努力地攒钱，立志40岁之前攒够100万，“能在长沙买个二手房，找个清闲的工作，哪怕不结婚也能给自己托底”；一回到湖南老家，“趁年轻赶紧找个好的嫁了”的亲友催促又占了上风。她架不住父母的渴望，过年期间，三天见了六个相亲对象。

就在踏进婚介所的前几天，小李再次接到父亲劈头盖脸的电话，“你知道亲戚都不喜欢你吗？你不爱说话，又很不懂事，什么条件都很一般，你有什么资格挑剔我们给你介绍的那些男的？”

去婚介所前，小李在深圳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青年集体交友活动，20名男生与20名女生聚在一起，做手工、聊天。最后，每人可以送出手中的玫瑰花表达心意。当天收到玫瑰花最多的两个女生，一个是985高校的研究生，一个是老师，两人年龄都不大。小李替同场另外几位精致漂亮、工作能力强但都因过了三十而无人问津的女生感到可惜。

有个男生放话：“如果今天能成的话，我就在深圳给我们买套房。”散场时，小李萌生过加那个男生微信的想法，但很快作罢，“我一直想象的还是像校园恋爱一样，比较开心，哪怕一起过个穷日子也可以，反正我也习惯了。”

她一次次硬着头皮走上相亲战场，欣赏他人、不卑不亢、不埋怨出身、勤奋坚韧的品质在这些交锋中不值一提，胜利属于物质优渥的男性和青春靓丽的女性。像小李这样身高1米5、长相也不出众的“普通”女孩，耳边只有父亲一连串的质问。她在深圳街头不知所措，哇哇大哭。

没过几天，到了福田区一家名为“××有约”的婚介所，小李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聊起前任，红娘像相交多年的闺蜜，为她“打抱不平”：“不给你花钱就是想白嫖，我把你当妹妹，给你介绍优质的男生，一定会给你好好把关的。”

红娘适时地凑近，递上纸巾。谈到小李不顾父母反对，辞掉了稳定、月薪六千、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对方握着她的手，说出了那句直击她灵魂的话：“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虽然你之前只是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我看到了你隐藏得很深的野心。”

“哇，她懂我！”小李的心防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穿。红娘顺水推舟：“你在老家相不中，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些人不够优秀，配不上你隐藏的野心。”顺着这股被点燃的火焰，红娘在得知她有10万元存款后开出了5万元的价码（等于她大半年的工资）：“有时候你就是要冲动一下，就像我很多年前也在婚介所花了一万块找到现在的老公一样。本来我们只给每个客户介绍五个对象的，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你，所以说六个，我再多给你介绍一个。”

如果说小李需要的是被看见，那么在北京望京打拼、深陷职场高压的芭芭需要的则是“逃亡”。硕士毕业，没有恋爱经验，29岁的芭芭被工作折磨得心力交瘁，渴望换一个平稳的平台。2026年4月11日，她因父母的长期催婚和电话那头红娘描述的“硕博专场”（实际上并没有），走进了位于东大桥的“牵缘×”婚介所。红娘递上一根“救命稻草”：“我们这边有很多体制内的男生，到时候他们可以给你介绍体制内的工作。”

查看了芭芭的花呗和借呗额度后，红娘拿出纸笔，写下三档套餐的收费，分别是10.8万、20.8万和30.8万，对应的是给她介绍的嘉宾来自“优质资源池”的比例。芭芭最后选了20.8万的套餐，对应的是推荐名单里会有50%的嘉宾来自优质池。红娘说，要是通过该婚介所的介绍脱单了，还可以返还50%的中介费，“你是我们这儿最后一个优质客户，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名额，只有你才会退50%，其他人都只退30%。”

超过10万的会员合同往往会“手写”承诺成功脱单后返还一半的服务费

交钱之前，芭芭犹豫了，说金额太大，要跟妈妈商量一下。红娘立刻切断她的退路：“你现在跟妈妈说，她肯定武断地认定我们是骗子。”在封闭的空间里，难以抵挡持续的疲劳轰炸，芭芭先是通过花呗支付了8万多元，接着用银行卡付了剩下的十几万。

“如果当时我能坚持沟通一下，或者换个环境，稍微去个洗手间，可能就会冷静一点。”芭芭事后复盘时说。

尽管针对不同人群的话术千变万化，但当谈到钱时，许多采访对象遇到的红娘都呈现出一致的物化价值观——在她们口中，这数以万计的婚介费，根本不是消费，而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最终都会由男方来买单”。

红娘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相亲成功，这5万会帮她找男方“要”回来：“我会教你怎么去跟男生讲。你看那些名媛班，看×××（某明星）的老婆××……你以前不懂，现在我可以教你拿名牌包、跨越阶层，或者让别人请吃饭。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在这些红娘构建的世界里，婚姻是一场资产转移，女人必须掌握“要礼物、要转账”的技巧，才能在相亲市场上无往不利。但这套话术拿到男性面前实践，有可能是一厢情愿。

在武汉某双一流大学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的小佟，2025年造访了位于武汉环贸中心的“世纪××”线下门店。红娘问他有没有跟过往的女友发生性行为，甚至追问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小佟一再拒绝回答。红娘又问：“你现在没有钱（他和读博的同学每个月的补助是3000元），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要一个很贵的包，你会怎么办？”没有按红娘预设的剧本表现出焦虑或屈服，小佟回答：“我会跟她分手。”红娘听到这个回答时，先是惊讶，随后脸色垮了下来。双方谈崩。

小佟觉得，在那个红娘的逻辑里，一个没有钱的男人在面对女人的物质要求时，应该自卑、慌乱或迎合。他的干脆像一把刀划破了那层由“名媛班”编织出来的幻象，那些红娘试图灌输给客户的“拿捏男人”的心态或手段不过是笑话。

婚介所内红娘咨询以及安排会员们见面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男女双方每次见面的时间基本在半小时以内

进了小房间，不是谁都能像小佟这样对抗或逃开。许多人上钩后便丧失了话语权，任由红娘安排。那些签合同前展示的优质会员，无一例外地“没有看上你”，此前信誓旦旦说会满足要求、条件的承诺也烟消云散。

婚介所的资源库是个迷。签合同前，号称会员“成千上万”，到了约见面阶段，又急剧缩水，有的一个月才安排一个，好些客户得不断催。红娘们表现得坦然：“实在没有人了，对方能看上你也不容易，我们要多给别人一些机会，你能不能降低一下要求。”

这些不情不愿、不符合预期的见面也会占掉名额，四五次之后，几万元的服务就结束了。有的见面还极不愉快，负债借钱的、毛手毛脚的，不断增加会员们的愤懑。

在上海某机关单位工作的周女士，单位男女比例接近 1比9，身边的资源有限，她在三十多岁时求助于婚介所。事情过了几年，但她现在仍清楚记得那家后来与她口角不断的婚介所是在“虹口足球场地铁站×号出口那栋写字楼里面”，甚至能咬牙切齿地说出门牌号。这家婚介所因为差评过多，如今在大众点评上已经改成了家政分类。

刚开始，见面之前红娘还会告知周女士对方的工作、年龄等基本信息，到后来干脆什么都不说。她记得见过一个在证券公司做操盘的男生。“这男生铜臭气比较重，说他也交了3万块钱，晃着腿说自己上次见了一个也是在机关工作的。我说她收入应该比我多一点，条件应该挺优秀了。对方不以为然，说不是可以看五六个、见到满意为止吗？红娘推过来的好些男嘉宾都是这样骑驴找马的，而且很粗俗。”

去那家婚介所前，周女士精挑细选，被其当时还存在的点评页面上满屏的好评吸引，决定前往。亲历了过山车般的服务后，她再仔细审视那些评论，发现好多都是假图，比如配的在民政局登记结婚的图是近10年前的；还有机构里认识的十几年的老会员，明明一直没有脱单，还频繁去写好评。

发布差评后，周女士的评论下引来许多受害者的诉苦。她们交流后，发现同一个男生，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好几个女会员都见过。这让她们不由得思考：既然号称有很多优质会员，为什么这些资料库里的男女都还单着？为什么我们来来去去见的都是有限的、重复的人？他们是诚心找对象还是职业婚托？

见得多了，她们自己也会有些判断，比如有些男生会打听你是不是第一次见人，婚托则不会问这些，“他对你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好奇。”她们总结，“确实会有很多男生，可能长相、条件还可以，就会被拖过去，成了完成指标的那种托。”

30岁的上海男生熊哥的视角，揭开了“婚托”的另一面——并非所有被推到台前的男人，都是心甘情愿拿钱演戏的老油条，更多的人是在免费的诱饵下一步步沦为耗材。

三年前，熊哥想通过婚介所找对象。第一家机构开口就要两万元，后续咨询的几家收费更贵。他犹豫了，“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网上查出来很多负面消息。”红娘没有放过他，每天打电话。大概隔了一个月，有一家婚介所的红娘找上了他，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你可以免费见女嘉宾。”

就是这“免费”，成了套在熊哥脖子上的第一根绳索。

熊哥长相清秀，身高1米78，他一再强调自己在婚恋市场里“只能算平均数，肯定没办法跟里面最优质的人相比”。他特意说明自己出身在上海郊区，买的房子也在郊区，被包装成“教培机构的创业者”。他不知道的是，在婚介所的剧本里，像他这样免费见嘉宾且条件尚可的男性，正是撑起这个“女多男少、优质男奇缺”市场的最佳道具。

“我去相亲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多的时候，我一下午能见四五个。”熊哥苦笑。他后来才明白，那些交了高昂费用的女会员，可能一个月才被介绍见一个男嘉宾。

在过去的三年里，熊哥陆续被十几家婚介所邀请“合作”，大约“帮忙”见了上百位女生。

“表面上是说对我免费，但她们会变相让我去追女嘉宾。她们会说，男生要大方一点，要跟女生线下多聚聚、多约会。”熊哥感受到了其中的差别对待：“红娘会看哪个女嘉宾交费交得多。如果是交了10万以上的，红娘就会向她承诺，给她介绍的男嘉宾会特别优质，然后把我派过去。甚至有些女嘉宾为了求红娘‘留心一点、用心一点’，会给红娘送礼，我见过有女生给红娘送了Burberry的围巾。”

红娘严禁熊哥暴露其“免费”身份。“如果有女生主动问起，‘你是不是也交了几万块钱？’我就会说，‘跟你差不多。’”

熊哥成了红娘用来安抚那些花了大价钱的女会员的安抚剂，与红娘对女嘉宾承诺的会引导男生付出形成了完美闭环。“刚开始没经验，人家女生说吃什么，那只能去请人家吃。最多的一次，跟一个女生出去玩攀岩，花了将近1000块。”熊哥感到有些窘迫，“毕竟这个消费也不便宜，大家赚钱也不容易。”后来遇到消费高的他就尝试换一个，或者直接不约了。

最让他感到不适的，是婚介所对女会员的洗脑，反噬到他这个“假优质男”身上。“聪明点的，不会直接开口要，她们会带我去逛奢侈品店，然后含蓄地问，‘这个包很好看，你觉得怎么样？适不适合我？’”

熊哥只能搪塞过去：“再看看吧，后面还有其他店。”这句话似乎成了婚介所里男女心态的双关。熊哥也明白，“她肯定不会只见我一个男的，肯定也同时在四五个男的里挑选。”

2026年过年的时候，熊哥最后一次去婚介所。

“现在如果还有婚介机构找你，你还愿意再去吗？”

“不愿意了。”熊哥叹了口气，语气中透着厌倦和疲惫，“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都是生意人，目的性都太强了。”

很多会员在体验到高价婚介服务的不靠谱后申请退费，或者就当吃了哑巴亏，再也不上类似的当。少数人选择“升级”，从一个圈套跳入另一个圈套。

1998年生的小柳，2025年在深圳的婚介所折腾了好几个月。当时，她的心理价位是，“大不了就一个月的工资而已，撑到天了。”对方开价9800元，她觉得太贵，超出了预算，红娘立刻改到8888元，她便接受了。

她对男方的身高、外貌没有明确要求，“中规中矩就好”，但年收入要在“50万到100万之间”。见了几个之后，她感觉都不是很满意。“感觉还不如我身边的潜力股，我会旁敲侧击问他们这一年扣了多少税。人家不说，我就知道了，肯定也就那样了，要是扣得多的人肯定会说的。”

小柳在医美机构做护士。一开始，红娘打压她：“你这种条件，不应该太贪心。你的学识、谈吐吸引不到人家，差距很大，聊不到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小柳有消费能力后，红娘改口了：“你要求那么高，得加钱。我这边有更好的，年纪大一点、离异的，能接受吗？”小柳说可以试试。红娘话锋一转：“那种条件的男生，是不一样的档次，得让更大的团队评估你有没有魅力进入到那个资源池。”

过了一段时间，小柳被对方团队的负责人约见，顺利通过了“考核”。对方拿出价目表，最便宜的是20万元的“狩猎1V1”团队，随后还有60万和80万的。“我当时想，如果20万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也能接受。”彼时已是晚上10点多，她砍价砍到了15万，“我当时也有疑虑。他们说，你现在花了15万，包括之前的八千多，那你花个将近16万，就能嫁给深圳有房有车的，这个生意不划算吗？我说哪怕结了婚，那些东西也不代表是我的。他说你潜移默化，很多东西就是你的了。”

“我当时不想服输、不想认命，顶多就是把这十多万放进去了，等一个机会。你想一个女生在深圳没有家，四五年都是租房子，而且工作压力很大，会觉得这种生活很没有意义，还不如回江西老家上班。老家起码有家人、有老房子。我的原话是这样跟他们说的。我性格比较耿直，结果他们就抓住这点放大我的需求。”

合同上写的服务时间为一年，介绍12个人。红娘对小柳说，合同只是写出来看的，实际上无限，你想见多少个都没关系，只要不倒闭，这辈子你一直见都可以。这场对话发生在2025年的12月底。还不到半年，2026年4月11日，彼时向小柳许下承诺的深圳蜜特优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就发布了“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公司处于停业状态”的公告。

小柳与深圳蜜特优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不到半年，该公司便于2026年4月11日被立案调查

15万元的套餐包含形体、心理咨询，还有情感咨询课，号称“教你怎么拿捏男人的心态”。高价合同的最后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一年内结婚返还50%。”

升级后，小柳如愿见到了条件令她满意的男士——一位1993年生的外贸公司老板，在深圳有两套房。他落落大方地跟小柳谈话，真诚地讲自己过往的相亲经历，聊完后绅士地开着特斯拉送她回家，也不吊着她，直率地向她表明自己更青睐懂得琴棋书画的女生。“他说以前有人帮他介绍过真的名媛，但他受不了公主病，现在看到我这种类型的，可能又觉得太平平无奇了。”

还有一个男生，离异，在东莞与深圳交界的凤岗买了一套两百多平的平层。房子花了大功夫刚装修好，他很自信地说，没有一个女生看到我的房子是不喜欢的。“我一进去，从电梯出来到换鞋的地方再到大厅，果真就像抖音上网红的家一样。”小柳津津有味地回忆起那咖啡机、洗碗机一应俱全的厨房，内裤、袜子都折成特定形状仔细放在每一个格子里的衣帽间。

由于酒驾，男生五年内开不了车。两人吃完饭后，小柳帮他把车开回地库。参观完房间，小柳还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中，对方却表现出不悦，接连泼下冷水，“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找一个很会做饭的人。装修好了那么漂亮，厨房那么高级，结果我来一句我不太会用那些电器。买了一辆那么好的车，结果我的车技一般般。”开进地库时，小柳把车轮磨了一下，男生直接来了句：“哇，你技术好差！”

小柳苦笑道：“很多东西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人家也要权衡，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但是也挑。”

小柳还是走到了投诉的结局。见了一两个“优质男”后，婚介所推的人滥竽充数。“后面我就是生气了，特别失望。我感觉像被诈骗了，就去委托律师，律师说他们没有给我开发票，可能存在逃税漏税，说一定能退回大部分中介费。”

小柳收到的婚介合同条款

周女士的遭遇更为典型。红娘口头承诺没有时间限制，但她见了五六个，发现完全是“捣糨糊”。周女士想退点费，红娘立刻变脸：“半年的时效已经过去了。”

周女士很错愕，质问，不是说好没有时间限制吗？红娘马上装傻：“我自己不会说这样的话，你有录音吗？”“这半年早就结束了，我给你多介绍就是仁至义尽。”

摸清套路后，周女士在大众点评上写了差评。红娘在微信上骂她，威胁她要是不删评论“就来找你解决”，甚至跑到其单位门口骂骂咧咧，试图找领导闹事。

周女士毫不退缩：“真有意思，你再来的话，我直接报警。”红娘说：“我们在虹口区是有关系的。”周女士冷冷回击：“我自己也是机关单位的，业务跟你们有往来。你这样泄露客户隐私，我可以去法院告你。”

最后，那家婚介所把大众点评的店铺撤了，换了好几次皮，从婚介分类变成了家政分类。

“那家婚介所像黑社会一样。”周女士无奈地说。她拨打12345投诉，有关部门的人回复：“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你们坐下来好好谈，至于服务态度我们管不了，只能调解。”至于退费，“你已经见了十来个了，内部有个行规，如果半年内帮你完成10个，你是投诉不了他的。”

企查查在2024年公布过一组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现存婚介相关企业约18.48万家；近十年婚介机构的注册量持续增长，2023年注册量达5.78万家，是2014年的近10倍；北京有婚介相关企业6424家，居全国第一；成都、广州分别有4143家、3626家，居全国前三。

据《中国民政》2025年5月的报道，上海市婚介机构的数量增长迅猛，业务范围含婚姻介绍的法人主体从2020年的145家增加到2025年的两千余家，营利性婚介机构占九成以上。

2024年第一季度，婚介服务成为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消费投诉热点之一，问题集中在退费难、诱导消费、实际服务与承诺不符、服务质量差、个人信息泄露、信息审核不严等方面。北京东城法院近三年审理了110件涉婚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据上海法院统计，2020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婚姻介绍类服务合同纠纷案件275件，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小李是相对幸运的，她在缴完费的当晚搜到了很多负面评论，在父亲和警察的陪同下解除了合同，拿回了一大半钱。虽然一个人都没见，对方还是要求扣除7500元，包含服务费和1500元“信息录入费”。芭芭在付了二十多万元的当晚意识到不对劲，试过许多维权的方式，12345、12135、政府留言板的回复都是“没办法受理，只能去诉讼”。第二天，她着急地花了8000元找律师。

得知同一机构还有其他受害者，芭芭以他们的经历为论据去找红娘对峙。红娘刚开始还装好人，劝芭芭“不要乱花钱找律师”，转头就给她推荐收费6万元的律师，既可以拖延时间，又可以顺道抽成，俨然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婚介所的服务主任对芭芭说，虽然一个人都没见，但做不到全额退款，只能退80%，因为他们已经发了两个男生的电子资料给她，“算是开始服务了”。签下合同半个多月以来，芭芭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想让朋友知道，“而且朋友们基本上不在北京。”她感到了更深的无助和焦灼，担心要被平白无故地扣除几万块，又害怕找了律师会不会跌入另一个坑。

相比之下，小柳平静很多。她将2025年年底的冲动归因于那段时间可能刚好工作不很忙碌，产生了奇奇怪怪的想法，“现在倒也不着急结婚，无所谓了。好像身边人都不着急。”

她把这事全权交给律师处理，能追回多少是多少。

有一段时间，小柳觉得压抑，甚至查出了乳腺结节。后来，她看开了一些：“现在有太多人去世的消息，我在想这种东西不要太执着。我还年轻，身体健康，有手有脚，不要太抑郁，正常工作几年就能挣回来。”

“要知道你活在哪个位置都一样有烦恼。你怎么赢呢？你只能靠健康长寿。”

小柳身高1米6，自认外形一般。以前是单眼皮肿泡眼，做了双眼皮后，整形机构的同事又劝她整鼻子、填太阳穴、垫下巴。“我说哪天接吻接歪了怎么办？还得来修，我见过太多后期来修的。”社会给年轻女孩设置了太多的诱惑和规训，而婚介所，正是把这些诱惑放大到极致的放大镜。

“婚介怎么说呢？它一定会去拖累你的思想、消耗你的情绪、分散你的注意力。那段时间，我工作也力不从心。红娘给你一些太不切实际的幻想，等到你真的看到事实的时候，又觉得格外挫败。”

经历了这一遭，小柳认为“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玩，或者在一起生活，绝对是有缘分的”。

“婚介太急于把这种生意做成。每次相亲就是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聊半个小时，结束后鼓动男生开车送对方回家，或者请吃饭。但可能双方没有这个意愿。有时候，他们的服务理念是错的，他们想扭转人生，扭转很多缘分，完全没想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恶。包括我认识的那几个男生，他们跟我讲过，不是很满意我，甚至过往介绍的都不满意，他们同样感到太失望了，只不过懒得花时间去闹，人家不差这点钱。”

报名婚介之前，小柳想着万一真有内向的、年少有为的理工男呢，正如她在故事一开始在网上刷到的“90后年入百万工程师”。现在，她则希望能克制自己的贪念。“不要以为交了钱就一定会遇到称心如意的，很难的。我现在就想好好工作，提升自己，多考点证书，保持体力，不要太因别人的想法改变自己。”

现在，小柳会告诉自己，“不管现在睡在哪个房间，是租的房子还是宿舍，睡得好才是第一位。哪怕有自己的房子，枕边人不喜欢的话也不开心。我没有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的强烈想法，因为那种换来的东西会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