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6 年的今天,远程办公、AI 案例检索、线上庭审早已成为常态,《律师法》是否应当适时修订?
通勤大幅增加执业成本
外人总觉得律师光鲜、自由、收入高。但真正踏入这行的人才清楚,中国律师看似是完全市场化职业,可对律师的管理模式部分接近体制内管理。
现行《律师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立法初衷是规范执业行为、便于行业监管。但落地执行中,增加了律师大量的通勤成本。
我曾经每天开车往返三小时,到市中心写字楼的律所上班,每天停车费就要几十元。
如果可以在家附近租赁小型办公室,用来接待客户、撰写法律文书,环境舒适还能节省大量通勤时间。但现行规定是律师不得在律师事务所住所以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
放开灵活办公,会冲击传统律所的租金收益。
很多律所依靠律师工位费、管理费维系 CBD 高端门面的租金开销。一旦律师可以自主就近选址办公,传统律所这种 “收租模式” 必然受到冲击。但这不能成为阻碍提高效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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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技术完全可以支撑电子文书传送、行业远程监督、AI 智能辅助。
既然法院早已普遍推行线上庭审,律师是否也可以灵活办公呢?
礼物禁忌与兼职禁令僵化
现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严禁律师向客户索取或变相收受财物。初衷本是防范私下收费、规避税务与执业风险。
但律师提供的不仅是法律专业知识服务,更是高强度的情绪疏导与情感劳动。一桩离婚家事案件尘埃落定后,当事人出于真心感激送上一盒茶叶、一篮水果,本质是温情。若机械将这类人情往来定性为违规,脱离中国社会人情现实。
除此之外,律师兼职禁令也应松动。
现行规则禁止大学老师以外的律师兼职。是防范利益冲突、维护职业独立中立。这套规则在经济上行、案源充足的阶段尚可运行。但如今经济周期下行,案源萎缩、法律服务价格内卷严重,大量普通律师直面生存危机。
即便不少资深老律师,一年也接不到几个像样案子,线下授课、运营法律自媒体、开网店,都是律师正常的生存自救方式。欧美法系国家对律师兼职并不一刀切,只把控信息充分披露、严格回避利益冲突、财务收支透明三条原则。
一刀切禁绝兼职,表面看似维护职业纯洁性,实则加速法律人才流失。
社会学有 “过度专业化陷阱”:社会耗费资源培养大量专业法律人才,却没有匹配足够的高薪稳定执业岗位。当从业者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系,要么直接逃离法律行业,要么在案源饥不择食、违规接案,反而拉低整个行业的底线与职业口碑。
放开合规范围内的兼职,不是纵容律师不务正业,而是人才保护机制。
因此,《律师法》顺应 AI 时代和远程执业趋势作出修订,平衡行业监管与律师执业权益的矛盾,可以切实减轻律师群体的生存执业压力,留住法律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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