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树、王光尧：聚落考古视阈下的瓷都景德镇

2024年，为配合景德镇2026年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6家考古单位联合在景德镇的14处地点开展了大规模、集群化的考古工作。对反映瓷器生产体系、宗教信仰、城市结构等问题的御窑厂遗址、观音阁窑址、落马桥窑址、刘家下弄、朱氏下弄、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方家山高岭土矿遗址、长明大午坑瓷石矿遗址和昌江上游柴场及外运码头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图1、图2）。从瓷窑遗址考古、原料供应地遗址考古、宗教建筑与遗址考古、城市结构及布局遗址考古出发，考古工作者力争通过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作为制瓷手工业城镇的景德镇的制瓷产业链、人文特质、城镇发展和构成的历程，开创了在某一大遗址以课题意识为出发点、全面开展考古工作的成功模式。

图1 2024年景德镇镇区发掘地点

图2 2024年发掘地点示意

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早期阶段以抢救性发掘为主。进入21世纪以后，在景德镇市区开展了系列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涉及明清御窑遗址、镇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民窑遗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发掘的主要目的都是对瓷器产品本身的研究，即窑址考古发掘。2024年开展的多项考古工作不仅进一步探索明清时期景德镇镇区官、民窑的生产状况，更从聚落考古以及瓷器生产全产业链的视阈选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对景德镇作为一个制瓷手工业城镇进行系统性研究。此次发掘包括了三类不同性质的遗址。

一、瓷器生产全链条的考古发掘与发现

瓷器生产全链条的考古发掘与发现，包括瓷器生产地点的御窑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作为瓷器生产大分工的原料供给环节的城郊蛟潭柴厂樟村坞码头和建溪码头两处遗址，还有瑶里长明大午坑瓷石采矿区遗址，方家山高岭土采掘、加工遗址和附近的东埠码头三处大的遗址区。

（一）瓷窑遗址

瓷窑遗址一直是研究景德镇瓷业文化的核心，通过对御窑遗址、观音阁、落马桥等关键窑址的发掘，厘清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技术演进、官民生产体系及全球化参与历程。

通过对御窑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文献记载的御窑四至，完整地清理出御窑厂东围墙，包括墙内、墙外的排水沟（图3）；明确了御窑厂东门的位置和结构，出土了精美的御窑瓷器（图4）；发掘了西围墙南端地点，明确了西围墙的走向（图5）。御窑遗址所见明代最早的葫芦形窑和从葫芦窑改用馒头窑的直接地层证据，以及新发现的龙缸窑（图6），不仅实证了《江西省大志》所说龙缸窑的存在，也实证了改龙缸窑为青窑的记载，从多方面说明了相关文献的可信性。2024年新发现的正德时期生产彩瓷时用于烤花工序的“红炉”（图7），补齐了2014年发掘御窑厂清理的正德时期的釉上彩作坊（包括建筑、彩料、半成品瓷器等）遗址未发现窑炉的缺憾，进一步明确了窑炉、作坊、原料、产品等遗存代表的生产流程关系及御窑厂内的布局。在永乐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面积瓷泥遗存，万历时期地层内也发现了大量瓷石遗存，说明至迟到万历时期御器厂内部仍然是自己完成对瓷石的粉碎工作，并在御窑厂内制泥；而且实证御窑内东碓作、西碓作的存在，东碓作可能是粉碎瓷石的生产作坊。御器厂自行粉碎瓷石原料和制泥，说明其仍沿袭着早期小范围生产分工的模式，尚未形成大分工的生产模式。

图3　发掘清理的明早期御窑厂东围墙及东门

图4　发掘御窑遗址出土的明宣德时期凤首执壶

图5　御窑遗址南门外以西遗址TG1平面图

图6　御窑遗址西墙内发掘清理的明早期龙缸窑炉

图7 2024年御窑遗址发掘清理的明代红炉遗迹

观音阁窑址和落马桥窑址都是位于景德镇镇区的民窑遗址，两处窑址此前都已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2024年在落马桥窑址新发现的明代葫芦形窑炉，以及在观音阁窑址清理的作坊遗迹、出土的各类瓷器，推进了对明清时期民窑生产的认识。如在观音阁明代晚期地层中发现的瓷石堆积，实证了《二酉委谭》所载景德镇城“万杵之声殷地”即以石杵、臼加工瓷石的情景，也印证了该文献记载的可信性，也表明明代晚期的瓷器生产和原料加工尚未形成大分工的生产模式。在观音阁窑址清理出的明代晚期火炕房，是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烘干坯件的遗迹（图8）。落马桥窑址是在镇区核心区发掘的民窑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古今沿用型的古代窑址，生产时间从北宋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地层非常复杂，但时代完整，对了解景德镇民窑生产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新发现的元代晚期的高等级建筑和明代中期的葫芦形窑炉（图9），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8　观音阁窑址发掘清理的火房遗迹

图9　落马桥窑址清理的明代中期的葫芦窑形（Y6）窑炉

（二）原料供给遗址的发掘

瓷土、高岭土和柴场的发掘是补齐景德镇制瓷业生产体系拼图的重要工作。景德镇从北宋时期开始就成为一个在全国层面上高水平的制瓷业中心，以湖田窑、南市街为代表的集中生产区已经有了高度分工的商品化生产。明清以降，景德镇更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产业中心，出现了大分工的生产模式，即镇区只从事制坯成型和烧成的生产环节，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在50公里外的高岭，加工好的原料被制成类似铁锭的样子，被称为不（dǔn）子，运到镇区后在作坊里加水并重新制成泥料，即可拉坯制器；柴则来自昌江上游专门的柴场。这种在一个区域内大分工的生产模式，是早期工业化或工业革命的体现。

建溪码头作为蛟潭柴厂重要的木柴起运处，其时代可早到明晚期，说明专业的柴厂出现时间可上溯到明末。根据地方志和《礼芳村李氏族谱》记载，建溪河上游的礼芳村是景德镇窑柴的重要产区之一。通过对建溪港码头和樟村坞码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码头的建筑结构：主体由码头石阶、护岸、登岸石阶、护墙等部分构成（图10），整体布局呈“人”字形（图11）。出土瓷片显示：建溪码头始建于明晚期，樟村坞码头始建年代为清晚期。在建溪河沿岸连续扩建码头，实证了文献记载的以礼芳村为代表的柴场不断扩大与运输方式的变化。宋代有关陶瓷生产的文献《陶记》记载“一里窑十里焦”，说明瓷器生产对柴草燃料的需求之大及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景德镇窑火能延续千年，特别是明清时期生产集中到镇区，与通过昌江水系提供窑柴的生产方式有莫大的关系。

图10.1　建溪码头位置图

图10.2　发掘清理的建溪码头遗迹

图11　蛟潭樟村坞码头清理的清晚期码头“人”字形结构

高岭土作为制造瓷坯的原料，是人工改变原料性状的二元配方的重要组成。通过对方家山高岭土生产作坊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证明高岭土的开采有选矿点、露天开采、洞采的不同方式，以及轮换、反复开采的生产特点。山上可见的多个大坑是不同时代露天开采的遗留。已发现的有直接叠压关系的不同时期高岭土开采加工遗存，2024年发掘的淘洗池、稠化池、晾干场等遗迹（图12），都是最后一期的遗迹。这些遗迹基本上是在前次开采的尾砂堆积基础上建造。山上分布的各个大坑代表着该地点最后一次露天开采的遗存。露天开采的模式又和当地口传的“汪家大槽”“方家大槽”等生产单位相符。经过整理，考古人员将方家山高岭土开采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时代为清中期，断定了最早集中开采、加工高岭土的时代。高岭矿通过昌江外运的码头即东埠码头的发掘资料也支持这一时代判断。出土的“白土”铭试料器（图13），表明原料开采商对原料质量的关注与把握。与景德镇窑场出土的照子对比，实证高岭土生产商对原料标准的划分。通过对出土高岭土样品和“白土”铭照子的科技分析，研究人员证实方家山（高岭）就是景德镇地区最早开采和使用高岭土的产地。

图12　瑶里高岭原料片区遗址发掘清理的淘洗池、排沙沟、晾晒场遗迹

图13　瑶里高岭原料片区遗址出土“白土”款试料器（2024JFGG4②:4）

长明大午坑瓷石矿业遗址是目前已知景德镇地区最大的瓷石矿坑，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希望寻找大午坑开采的起始时间和开采时长的考古学证据，对矿坑口部的发掘表明，此处开始开采的时间在清代初年前后。

长明大午坑瓷土矿和高岭山高岭土采掘和就地加工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两处原料开采地点的时代都到了清代早中期。这些遗迹的发掘表明，清代早期景德镇形成了镇区专门从事瓷器成型和烧成工序的模式，而原料的采掘及就地加工则分布在几十公里之外，形成了大分工的生产模式。以往学界认为景德镇出现大分工生产模式的时间大体在明代的中后期，即16世纪，因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认为景德镇的这种大分工的生产模式甚至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而对长明大午坑瓷土矿和方家山高岭土采掘加工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表明，景德镇实际出现这种大分工的时代可能早不到明代中期。瓷土矿、高岭矿的发掘表明，这种大分工真正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康熙晚期到乾隆时期，柴场的出现可能早到明代末期。在观音阁窑址发现的晚明时期的瓷土加工遗迹，御窑厂窑址发现的万历时期加工瓷石的遗迹，也证明了在采矿地点直接加工好泥料，甚至将瓷土和高岭土配成坯料，这种大分工的生产模式主要出现在清代中期。这些发现证明，景德镇制瓷业从小范围高度发达的分工生产，转变为长距离、大范围大分工的生产模式，肇兴于明代晚期，完善于清代中期。至此，景德镇成为具有大分工生产模式的手工业生产中心。也就是在这时，景德镇在晚明到清初时形成了一个集约化瓷器生产的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开展瓷器贸易的商贸中心。镇区完善的给排水系统，构成了典型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城市的标准布局。

二、宗教遗迹的发掘与发现

宗教遗迹的发掘与发现，主要有镇区的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等宗教遗址。聚落考古的构成要素是人们为了在某一地点生产、生活所建造的全部设施，聚落的核心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瓷器生产的链条都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同样，人们在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与瓷器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处宗教遗址的发掘正好体现了瓷器生产和运销过程中人的核心作用。

天后宫遗址位于景德镇珠山区中华南路中段与戴家弄交叉路口东北角，即作为古代手工业城镇典型布局的后街以后的地区。天后宫是福建籍商人在景德镇的活动场所和聚集地，沿海地区独有的妈祖信仰既是居住在景德镇的福建商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们带到景德镇的宗教文化。以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景德镇的天后宫是康熙时期或稍早始建的，2024年的发掘证明其创建历史可以前推到明代晚期，推测为前有戏台、后为三殿式布局的建筑（图14）。2025年继续发掘，在天后宫建筑最早的地层中出土了“丙午年制（万历三十四年，1606）”款的瓷片（图15），这表明天后宫的始建年代为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的万历中后期。这一发现正好与17世纪海上贸易繁荣发展的情况相契合。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在17世纪形成了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主导的从广州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过好望角到欧洲的环球贸易路线；同时，17世纪初兴起了西班牙人主导的从福建月港到菲律宾马尼拉，向东穿过太平洋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 de Juárez），再到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的“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贸易路线。而这条贸易路线的形成时期就在万历年间（1573～1620）。东西两条环球贸易路线将大航海时代的海上贸易推向了高峰。而景德镇天后宫兴建的时间正好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之后不久，福建月港成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始发港，规模化的海上贸易使闽南沿海地区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订货，并聚居于此，专门从事定向的瓷器贸易，带来了妈祖崇拜，兴建了天后宫，并形成重要的商帮。福建商帮的形成也使景德镇从一个以制瓷作坊、掮客和瓷器商人构成的瓷器生产中心，逐步向由瓷器作坊、商帮构成的手工业城镇转变。天后宫地层出土器物中还有嘉靖款的官搭民烧器物（图16），说明嘉靖时期（1522～1566）这里还是一处高水平的制瓷作坊，承担了官搭民烧瓷器的生产任务；万历后期福建商人将这处重要的制瓷作坊改建成天后宫，也说明了明代后期商帮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的实力。这是景德镇作为一个瓷器生产中心，与贸易网络直接关联的重要证据。

图14　江西景德镇珠山天后宫想象复原图

图15 2025年发掘天后宫遗址出土的“丙午”款青花瓷片

图16 2024年发掘天后宫遗址出土的“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瓷片

文献记载，景德镇清真寺是由开封迁居此地的回族人所建。考古发掘表明，清真寺始建时间不早于乾隆时期（1736～1795），与来自西北和沿海地区的人数众多的商团聚居相关，也与乾隆时期发达的海上贸易和清廷大力经略西北地区的活动相关。而在清早期及以前的地层中出土的阿拉伯幻方瓷片（图17）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官搭民烧瓷器和藩王用瓷，说明这里原本是一个穆斯林高度参与生产或接受订货的高等级瓷器生产作坊。将这种高等级作坊改建成清真寺，是宗教活动场所与制瓷作坊占地博弈的结果，也是商帮势力壮大的表现。景德镇在早期阶段主要是一个生产中心，瓷器的销售由个体的或松散组织的中间商承担，行商将产品运销到使用地点或外销的重要港口，成为贸易体系的节点；从晚明开始，景德镇形成了地域性或行业性的商帮，构成了区域性贸易或与大的外销体系（如荷兰东印度公司、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节点密切关联的贸易模式。行帮有组织地在景德镇聚居，承担了订货、运销等制瓷产业链的重要职能。天后宫和清真寺的出现都是这种制瓷业和商贸业高度结合的瓷器生产模式的体现。

图17　景德镇清真寺遗址出土清早中期阿拉伯幻方图案瓷盘残片

泗王庙位于镇区前街到昌江边的位置。泗王庙见于清代中期《景德镇陶录》所载图像之中。泗王信仰源自洞庭湖、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代表了南昌船帮带来的水神崇拜。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泗王庙始建时间不早于清代乾隆时期，清代晚期、民国时期均有重修，工匠在重修时用窑业废弃物垫高室内地面。最后一次重建由江西南昌商帮负责，这说明它与迁居此地的南昌人有关。水神崇拜的出现与景德镇制瓷业大分工的生产模式相关联，从晚明时期开始，昌江上游形成了专门的柴场和原料加工地点，木柴和原料通过昌江水运至景德镇镇区的“陶阳十三里”，形成了专门的原料生产和运送输产业，水神崇拜很可能与昌江大规模的水运相关联。而前街到江边的区域（前街以西）是明末开始以窑业废弃物堆填河滩形成的镇区新地域，清康熙年间纳入镇区的组成部分，这一区域成为标准的手工业城镇布局中的贸易区、原料堆积区和商人聚居区。这是景德镇发展成为一个生产与商贸并行的标准的手工业城镇的体现。2024年的考古发掘还清理了五王庙遗址，该庙供祭火神华光；发掘表明，它始建于明代晚期。

除文献记载当地人自称来自都昌、鄱阳、乐平、余干等处之外，从以上几处宗教建筑遗址考古所反映的人群与信仰看，晚明到清早期建设的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五王庙，应该与福建人、开封回族人、南昌人等迁入当地后出现的信仰改变和多元化有关。

三、作为手工业城镇的城市布局考古发掘

作为手工业城镇的城市布局考古发掘，包括刘家下弄遗址、詹家下弄和朱氏下弄遗址等几个地点，所要探索的问题也与宗教遗址有所交汇。

刘家下弄遗址和詹家下弄遗址的发掘目的是寻找见于方志的刘家大沟以及前街到昌江边街区的发展和沿革情况、刘家下弄和刘家大沟与昌江的关系。在刘家下弄遗址不仅发现了路面的叠压变化情况，还发现了方志记载的作为镇区主要排水系统的刘家大沟（暗沟，图18）。从暗沟的砌造用料和建筑情况可以看出，暗沟的砌埋虽有规划，但各段砌建并非统一施工，不同的用料和砌造方式表明是由不同人户完成的。暗沟建成后沟南边作坊面积的扩大，是为了最大可能利用改造成暗沟后的土地。在暗沟南边的地层可以发现，从清代早期有建筑和作坊开始，到清代晚期，其建筑是在同一建筑基址上反复重建。

图 18　刘家下弄清理的清代道路及其南侧排水沟、制瓷作坊 (上北)

发掘朱氏下弄遗址的学术目的是寻找前街的历史沿革、前街与昌江的关系，以及前街以西的历史变化、城市路网和与昌江码头的关系。发掘资料证明，通津桥暗沟和方志记载相符，从地名和桥的存在或可知该桥是当时通往码头的主要通道，这与清代晚期图像资料显示的、有“奉旨”二字标志船的御窑瓷器装船码头的位置相合，标志着中渡口码头是清代景德镇最主要的码头之一。

前街以西地区瓷业垃圾堆积层的厚度自东而西逐步增加，最厚的地方达14米。朱氏下弄、刘家下弄、詹家下弄遗址所见的地层关系以及地勘资料表明，前街以西地区的建筑全部建在早期的瓷业废弃物堆积层之上，从清代早期以后才有建筑物存在。这说明前街以西地区在清代早期以前不是居住区，而是利用窑业垃圾填占江边滩涂形成的新陆地。该区域内的东西向道路完全对应前街以东的旧有街道、排水渠道，是前街以东街道网络布局的自然延伸，把前街以东街道和排水道向西延伸通往昌江。排水渠道往往又在街道和巷弄内以暗沟的方式出现，刘家下弄排水沟的高度达1米多，这种规模的排水系统足以支撑一个州县级的城市。通过几个地点的发掘可知，清代前期以后形成的沿江路和明末以前的前街一样，是沿昌江而行的主要通道。巷弄通江的目的是为了交通便利，说明昌江是原料供应和瓷器外运的最主要通道。在御窑东门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刻资料明确规定，整个镇区内的排水渠道由各家负责自家门前畅通，而且不许往渠道内倒填渣土和匣钵等物；正是城市管理条例和乡规民约保障了以排水为代表的景德镇日常运营秩序。

宋代以来形成的镇一级的城市，特别是因手工业、商业形成的城镇，凡沿江河或主要道路形成的，多依江河和主干道路形成前后街的布局，功能被划分为前街到江边为商贸区，前后街之间为生产区，后街以后为生活区。这种布局的典型例子还有吉州窑的产地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通过2024年对景德镇的生产布局的考古发掘，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发现从前街到昌江边的建筑均建于康熙以后。早期阶段，这段街区主要是昌江的滩涂，明代以后逐渐用窑业废弃物填埋形成了前街到昌江的地面，并成为后来集中分布商铺、会馆和柴房的区域。实际上，我们用逆向思维来思考，如前面讨论宗教遗址时提及的，景德镇在明代中期以前是一个相对单纯的瓷器生产中心，生产出的瓷器由商贩运出销售。而当景德镇发展成为一个集生产和商贸为一体的手工业城镇，因生产规模扩大需要更大规模的分工时，就需要有前街到江边这一商贸和会馆聚集的功能区的出现，这里集中了生产规模较大的作坊和对生产具有更强指导和推动功能的商帮，由此真正形成了一个手工业城镇，而不单单是一个生产中心。我们看到景德镇真正成为一个集中了生产和商贸功能的手工业城镇的时间在康熙到乾隆时期，这也正是大分工的生产模式出现并发展成熟的时期。可见，从生产体系、城镇发展到宗教人居的各种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从生产中心向手工业城镇发展的景德镇。这就是聚落考古所能得出的结论。

作者：秦大树、王光尧

微信来源：收藏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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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秦大树老师、王光尧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