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时差 ｜ 高市变东施：有些差距，不是摆个姿势就能填补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澳大利亚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的照片，被刻意放在首相官邸网站首页最显眼的位置，试图给自家领导人安上一个“深刻反省”的人设。

显然，高市早苗之举意在效仿勃兰特“华沙之跪”，但因为战后德日两国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不同，高市此举，无疑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1970年12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作为被纳粹德国荼毒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波兰当时与联邦德国还未恢复外交关系，历史恩怨仍是一堵高墙。肩负着艰巨历史使命的勃兰特，用真诚的“华沙之跪”，极大提高了德国国际形象。这是德国政府反省历史、赢得和解的里程碑事件，勃兰特也因此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面对德国历史的深渊，面对数百万被我们谋杀的受害者，我做了我们人类在言语无力时所做的事情。”勃兰特曾如此深沉地回忆道。

勃兰特能做出如此惊人一跪，并不意外，因为他本人就是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二战时，勃兰特被迫流亡海外，写下大量反法西斯的文章，并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纽伦堡审判。正如《明镜周刊》当时评论的那样：他认领了他本人无需承担的罪责，并乞求他无需获得的宽恕，他实际是在“替德国屈膝”。

相比之下，高市早苗的“下跪”，则是处心积虑的表演。就在这场表演前十几天，她向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送去祭品和祭祀费，更遑论在当选首相前，连续多年去靖国神社“拜鬼”、质疑“村山谈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本新纳粹分子过从甚密……在涉及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她可谓劣迹斑斑。这种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行为，倘若放在欧洲，不仅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甚至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勃兰特与高市早苗个人惊人的反差，正是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态度云泥之别的精准写照。

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绝非只是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而是一场历时几十年、触及灵魂的刮骨疗毒。德国司法机构设立的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追查纳粹罪行，自1958年成立以来，已协助查明并起诉约7000名战犯；纽伦堡审判法庭、达豪集中营等历史地标，真实再现当年情景，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参观者；有关纳粹罪行的历史教育，更是德国学校的必修课……这种直面黑暗历史的勇气，不仅让德国走出了历史泥潭，实现了与邻国的和解，更促成战后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和世界。

反观日本，在对待自身历史罪责方面，则是与人类良知背道而行。日本右翼势力，既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否认侵略罪行、拒绝承担历史责任，又要突破“专守防卫”、谋求所谓“国家正常化”，还要在国际社会扮演“爱好和平”的虚假人设。这种无法自洽的病态逻辑，是日本至今无法取得国际信任的根本原因。沉渣泛起的“新型军国主义”，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5月8日，“二战欧洲胜利日”来临之际，德国官方声明写道，对现在的德国来说，正视历史过去是、现在也是社会的核心任务；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绝不能被质疑，任何试图淡化德国责任或粉饰德国历史的人都在危及德国认知的基础。正因如此，德国需要这种铭记历史的文化。

在此，我们把这段富有哲理和反思精神的话送给日本右翼势力：想要赢得信任与和解，除了正视历史、承担责任别无他途。(严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