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野王牌副军长授少将，八将联名争衔，罗帅称疏忽

1955 年全军大授衔，四野赫赫有名的王牌副军长，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明显偏低。

随即惊动军中 8 位将领，主动联名上书为他争衔。事情传到罗荣桓元帅耳中，他坦然坦言：这是我的疏忽。

战功资历摆在眼前，这位名将究竟是谁？

1916年11月，谭友林生于湖北江陵，一个穷得响当当的农民家庭。没有地，没有父亲，家里能靠的，只有一个撑不住的母亲。

但这种出身，在那个年代，反而是参加革命最硬的资本。

1930年，谭友林14岁，揣着干粮进了红军。参加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先在湖北石首洪湖军校学习，当过通讯员、宣传员，后来跟着红3军军部做警卫员。

年纪小，但冲劲足，拿到枪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动手把枪托锯短——嫌太长，不好使。没人骂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孩子是真想上战场。

这条命险些断在自己人手里，而不是敌人的枪口下。

1932年，湘鄂西的"肃反"运动进入最疯狂的阶段。领导人夏曦推行"左"倾路线，把"改组派"的帽子像筛子一样往下撒，一批党员、红军被当成敌人处理掉。谭友林曾给三任政治部主任当过警卫员，而这三个人，全都以"改组派"的罪名被杀。 保卫局的逻辑简单粗暴：首长是改组派，警卫员也一定是改组派。

就这样，谭友林被捆了起来，套着沉重的子弹袋和米袋，和另一个被扣押的警卫员拴在同一根棕绳上，弯腰低头，踩着结冰的山路一步步往前走。脚上没有鞋，走一步，雪地上就留一个血印。

他拒不认罪，越不认罪，挨的打越重。

特务队员提着刀走过来的时候，是贺龙恰好路过救了他。贺龙看见这个孩子，当场拍桌子——一个连父亲都没有的洪湖苦娃子，知道什么叫改组派？一句话，绳子松开了，谭友林腿一软，直接昏倒在贺龙脚边。

1934年3月，谭友林正式入党，任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随后升任独立营政委。从死亡边缘爬回来的人，往往比谁都能打。

1935年4月，谭友林担任红六师十七团政委。这一年，部队在湖南湘西塔卧地区和敌陶广纵队死磕。

他率十七团在前线发起冲锋，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血往外涌。他随手裹了块布，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

没人知道，那颗子弹就这么留在他的右臂里，整整待了两年。

不是没想取，是没条件。跟着部队打仗、长征、转战，伤口一直没有彻底处理。直到1937年抗战前期，才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前往西安就医。两所医院、八次手术，才把弹头和碎骨一点点从肉里剥出来，右臂保住了，但留下了一道再也消不掉的深疤。

同年，谭友林在长征结束后升任红二军团 5 师政委；历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政委，也参加了党的七大，作为代表去了延安。周恩来见到他，打趣称他是"娃娃政委"，随即又认真补了一句——这个人有一个政治委员的水平。

抗战爆发后，他被彭雪枫点名，两人一起在中原组建游击队。

从300多人的游击队起步，打日军、扩队伍，短短两年多，发展成新四军六支队，兵力超过一万七千人。皖南事变后，谭友林出任新四军第4师12旅旅长，继续在华中战场跟日军周旋。

这一段岁月，贯穿了土地革命、长征、抗日三个阶段。他从一个洪湖边的苦孩子，打成了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旅级指挥官。 没有家世，没有靠山，全靠一场一场打出来。

抗战胜利后，谭友林奉命奔赴东北。东北那几年，他的履历走得密而快。

此后，谭友林的职务一路上调。1948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34师政委；1949年4月，出任解放军第39军副军长，随四野挥师南下，参与消灭了盘踞中南的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卸下。1950年10月，以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的身份，第一批入朝。

朝鲜战场上，第39军的第一仗就是云山战役。对手，是美军陆军第1骑兵师。这支部队自称从未吃过败仗，号称"开国元勋师"，装备精良，火力凶悍。

谭友林和军长吴信泉选择了最直接的打法：夜间出击，正面强攻加侧翼包抄，切断美军南撤退路。

没有对等的武器，没有对等的后勤，靠的是近战和夜战优势，一步一步把美军王牌压进包围圈。战斗结束，美骑一师的不败神话在云山宣告终结。彭德怀专门通报表扬，39军成了整个朝鲜战场上让联合国军最头疼的部队之一。

这是谭友林军事生涯的一个顶点。之后他没有再提，旁人也不常提。直到1955年，一份授衔名单，把这段历史重新摆到了台面上。

1955年9月，全军大授衔，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结果，让一批老战友直接坐不住了。

从资历看，他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军师级政委，抗战时期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是王牌军副军长，随后又打了抗美援朝。按照这套标准对应下来，授中将才说得过去。

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五位上将，联合数位中将，一起给总政治部写了封信。 信里没有一句替自己争利的话，只说了一件事：谭友林的军衔，授低了。

负责这次授衔工作的，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拿到信，调出谭友林的全部履历，仔细看完，没有推脱，直接找谭友林谈话，诚恳表示：“你的军衔授低了，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谭友林对此压根没有放在心上。他事先不知道老战友们为他争衔，拿到少将军衔任命时，他心中唯有满心知足：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早就牺牲了。我活下来，有家，有儿女，当了将军，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这个回答，让来谈话的人都说不出话来。一个差点死在"肃反"刀下的苦娃子，一个在战场上把子弹留在右臂两年的老兵，在乎的，从来都不是军衔的高低。

授衔风波过去之后，谭友林继续在岗位上干活。1975年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77年升任副政委，1979年改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晚年生活简单，不讲吃穿，低调度日。

但有一件事，是独一份的。在全部1052名开国将帅中，同时获得三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共有142人，其中少将仅14人。

加上抗美援朝结束后朝鲜政府补授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以及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谭友林手里攥着五枚一级勋章。在所有开国少将里，这是唯一一个。

五枚勋章，每一枚背后是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2006年5月22日，谭友林在北京病逝，享年 90 岁。

从一个洪湖边没有父亲的苦娃子，到走完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四场战争的开国将军，这条路走了七十多年，没有一段是轻巧的。

军衔可以给低，功勋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