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我们正处在怎样的文明路口？｜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金观涛老师提出“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是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关键：科学理性必须与其他超越视野（如宗教、道德）共存，而非取代。他以拉丁美洲为例，指出其因未经历20世纪的历史动荡，反而在现代转型中缺乏“抗体”；而非洲更是跳过轴心时代直接进入现代，其法律、宗教与个人观念的独特结构，成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契约社会的形态也远非单一。欧盟的出现预示着民族国家与全球秩序之间将涌现新的契约层次，而不同文明对契约基础的理解差异，正推动现代社会进入更深层的自我调整。金观涛老师认为，新时代的启蒙不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超越视野的“纯化”与对话——这是现代文明走向成熟的关键路径。

图：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 《 为了所有墨西哥劳动者的人身安全 》

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

文/金观涛

全球化中的不同超越视野

一旦明确对历史法则的探索是人类建立新应然社会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根据历史法则来展望现代社会在21世纪的方向了。在当今这种史无前例的否定历史法则的心态中，历史法则四个层次中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被释放出来，以告诉人类自己的存在。我相信，在历史法则“宣示”自己存在的过程中，所有人们不敢相信的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的重演都不会太持久，它们大多是以昔日之“悲剧”转化为今日之“闹剧”的形式，其作用就是帮助恢复历史记忆。

当前主流的历史法则仍然是现代历史法则的延续，因为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虽已有初步结果，但对某些社会来说，该过程并没有最后完成。这些社会在引进现代价值和现代契约社会组织蓝图时仍有可能面临失败。即便如此，在现代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中，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仍是轴心文明演化的历史法则所规定的最终目标。

既然对历史法则的研究实质是在理性地选择一个更合理的应然社会，这样只能肯定图4.3和图4.4所示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改进。虽然由于对过去的遗忘，20世纪的混沌也许还会以某种方式再次归来，但是一个具有自我改进能力的契约社会作为轴心文明的新形态是当今人类无法超越的。这是轴心文明在互相融合中自我改进的宿命，我们只能以它作为展望未来的前提。

图4.3： 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演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现代社会日后进一步的自我改进必定和轴心文明现代转型中的问题互相关联，共同交织成支配未来社会走向的主线。这在20世纪已发生过一次，当时西方现代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已，是和东正教文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脱序相关联的。这样的问题在21世纪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其中最大的长程变量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

图4.4 ：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由于非洲是没有经过轴心时代并直接进入21世纪的文明，而拉丁美洲则没有经历过20世纪，这两个文明在现代转型和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过程中，和其他经历过20世纪动荡的轴心文明均有所不同。如果这些社会发生混沌，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历史法则可能暂时无效。这时，与传统社会演化类似的历史法则将发挥作用。在全球化格局中，它立即会同其他文明演化中的问题互相耦合，产生巨大的影响。

先来看拉丁美洲。拉美国家在19世纪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仍困难重重？关键在于，拉丁美洲没有经历20世纪的动荡，不具备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历史经验。我在之前指出，欧洲天主教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拉美民族国家的形成遥相呼应。19世纪早期，作为天主教社会的拉美已经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但由于美国实行“门罗主义”，拉丁美洲没有卷入20世纪的社会动荡。

什么是“门罗主义”？拉美的民族国家刚一形成，欧洲就想干预，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提出一个主张：美洲的问题由美洲人自己解决，外来势力不得干预。门罗主义一直延续到二战才结束，它构成一个巨大的屏障，使拉美世界基本没有参与20世纪的人类历史，如法西斯主义的浩劫、民族主义的畸形状态等。

拉美这段历史经验使其现代社会具有淳朴的一面，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20世纪民族主义的种种变构，也许会在拉美以另外的方式重演。例如，当下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在拉美，天主教主要的信徒来自拉美，拉美还一度是纳粹分子的避难天堂。但20世纪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明确了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认知理性T3和其他超越视野共存之上，拉美并没有这样一种抗体。

这也许是病，也可能为新的创造提供机会。至于非洲文明，它碰到的问题更为独特，它必须同时确立和T3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并处理原始宗教和民族认同的关系。这是其他轴心文明在现代转型中都未曾遇到的，我将其放到超越视野纯化和启蒙的关系之中讨论。

如果排除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历史法则在没能最后完成现代转型的轴心文明中可能暂时失效，历史大方向就是现代社会在20世纪的基础上进一步自我改进了，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多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及不断展开。“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本是20世纪下半叶提出的问题，但学界在概念上一直混淆了超越视野和一般的价值追求，因此无法解释清楚文明共存的实质。

具体来说，虽然现代价值系统一直建立在T3和其他超越视野分离共存之上，但这通常被理解为T3从传统文化中脱出的“大分离”，不同于T3的另一种超越视野似乎是不需要的。此外，由于现代价值具有普世性，其社会组织蓝图又只能是契约社会，表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实行宪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民族国家，这使得人们往往将多种超越视野看作和一般文化差不多的价值，个人既可以信仰，亦可以不选择。

换言之，“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被现代个人有选择价值的自由掩盖了。这样一来，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构架中，“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命题。20世纪力图将现代社会建立在T3和民族主义之上引起的大灾难证明：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必须以T3和另一种（数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为前提，否则容纳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无法稳定地存在。也就是说，和T3共存的另一种（多种）超越视野是不可或缺的。对于非西方轴心文明，这不仅是出于历史现实，还因为其道德和生命的最终意义来自终极关怀，它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超越视野。

图 ： 科尔内留·米哈伊列斯库《 意大利的喷泉 》

这样一来，随着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完成，超越视野的多元组合必定有数种可能性。此外，由于终极关怀不同，现代社会虽由独立个人组成，但认同构成的普遍主体必定呈现出多种形态。这样，不同文明的民族主义和对契约社会基础的看法必定存在差异，其结果是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和契约社会的共存。正因为经过改进的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作为轴心文明互相融合之本质是由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历史法则所规定的。

从“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得到的第一个推论是启蒙和传统关系的再定位以及超越视野必须“纯化”。什么是启蒙和传统关系的再定位？由于现代社会结构必须以两种（或数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为前提，在不同的现代轴心文明中，同样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其终极关怀不同，现代主体意识也不尽相同。他们对契约社会存在的根据有不同的认识，因道德价值来源于超越视野，不同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亦不尽相同。

随着全球化和文明融合的不断推进，不同超越视野的现代文明不仅共存于同一个地球村中，而且必将出现不同超越视野的独立个人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中。这时，如何化解不同超越视野带来的冲突，如何确立不同超越视野共同的道德价值，就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更深层次审视不同超越视野的关系，克服超越视野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我称之为启蒙和传统关系的再定位。在此过程中，不仅启蒙有了新意义，超越视野亦将不断纯化。

第二个推论是现代契约社会基础的重建。我在之前指出，第一次全球化在19世纪初刚开始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双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是独立的个人组成的民族国家，第二层次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即国际法统治的全球社会，国际法来自天主教“自然法”的理性化。为什么当时现代社会只有这两个层次？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均来自天主教文明（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随着非西方轴心文明完成现代转型，现代民族国家一定来自不同的轴心文明，而且由民族国家模拟个人形成的契约共同体也会出现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全球国际社会将形成不同的层次。今天的联合国在建立时，未曾考虑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普遍主体的终极关怀，国际法亦逐渐成为所有民族国家一起订立的契约，它将成为民族国家建立的契约共同体的最高层次。

在联合国之下民族国家之上，会形成民族国家契约组织的新层次。为什么？因为不同超越视野的独立个人具有不同的主体意识，具有相同主体意识的民族国家可以形成超越民族认同之上的某种认同，建立联合国之下的国际共同体。今天这些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但人类对它们还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它们是必定要出现的，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的超越视野不同，还因其现代个人观念形成的历程不同。

有的民族经历了20世纪混沌引起的大动荡，形成了不同的心灵经验；拉丁美洲没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的历史记忆，非洲又是没有经过超越突破而直接跳入现代社会的文明。由这些不同的普遍主体形成的契约共同体肯定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对契约社会基础的认识是不同的，契约社会有多少种形态和层次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推论是现代社会在自我改进之后还会进一步演化。虽然20世纪已经拉开了现代社会变迁的序幕，但现代社会的演化只有等所有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基本完成后才会真正展现自己的逻辑。正如我在之前讨论轴心文明的演化时所提到的，推动轴心文明演化的长程动力除了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变迁，最关键的是社会行动基本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加，以及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可欲性受到挑战。这就必须去分析现代社会最大的无组织力量是什么，其应然社会的可欲性又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先从“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对文化的改造讲起。

新时代的启蒙和传统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敏锐地感觉到，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被“文明冲突”取代。亨廷顿的直觉来自苏联解体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严重的对抗。20年后，问题的本质终于显露出来。所谓“文明冲突”，实际上是非西方轴心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其原本的超越视野日益显现，成为与现代价值并列的存在。

在现代社会起源的过程中，T1和T3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原本十分清楚，但这一点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被现代价值反对天主教意识形态所掩盖，19世纪又被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所误导。直至20世纪冷战结束，这一现代社会的柱石才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明显可以看到各轴心文明的终极关怀开始复苏。伊斯兰教的扩张最快，拥有10亿以上的教徒；印度教徒有8亿；佛教徒有3.5亿；基督教信众近20亿，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1/4是新教徒，1/4是东正教徒。

在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引进T3和现代价值，必须让该文明原有的超越视野退出应然社会的论证（政治、经济组织的架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这是在民族独立过程中通过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的，有的还必须经过反传统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对于现代转型尚未完成的社会仍然有效，但会以新的形态呈现。今天民族国家独立是通过全民公决，而引进现代价值的启蒙再也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反传统，而是正确地处理与传统终极关怀的关系，从而使得科学理性、现代价值和来自传统的另一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

图： 斯图尔特·戴维斯 《 1号车库 》

我在之前讨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时，谈到中国经历了两次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而第二次启蒙运动与第一次不同。中国台湾地区是通过现代价值和儒家伦理二元分离实现的。大陆80年代的启蒙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

事实上，大陆儒学和佛教的复苏比基督教的传播更为迅速，作为人生终极意义的家庭和基于血缘的伦理，正逐渐成为民间的普遍规范，只是启蒙知识分子与学者没有参与进去，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很多人仍在反传统中理解启蒙，看不到21世纪的启蒙运动应该是确立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终极关怀的合理关系。现代社会结构不能离开道德建设，它一定和本民族的超越视野有关。而进一步的启蒙还应该包括解决不同超越视野共存所面临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超越视野的纯化。

今天人们在论述启蒙时仍沿用康德的定义，将其理解为“独立的个人运用理性”，或全面确立普遍价值。这当然不错，但我们不要忘记：康德式的启蒙虽帮助德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却无法阻止德国民族主义走向纳粹。今天的启蒙必定是经过20世纪现代社会自我改进后对自身的新理解，它要防止把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只建立在T3这一种超越视野之上。新时代的启蒙运动不仅是普遍价值的贯彻，还包括民族认同基础的建设和民族主义的改进，使其不会再犯20世纪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启蒙还必须去探索另外一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即各种超越视野通过互相对话和理解，达到互相包容，特别是实现超越视野的纯化。

什么是超越视野的纯化？这就是超越视野不能和现代价值系统相矛盾，并在此前提下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本来，最纯粹的超越视野是加尔文宗，这使得英、美现代社会的基础最为坚固，但加尔文宗也并非没有一点问题。美国至今还有很多人反对在学校里讲授进化论，认为应该同时讲“神创论”。为什么会这样？加尔文宗主张每个人通过《圣经》和上帝沟通，“神创论”是福音派的基本信条。本来超越视野和科学并没有矛盾，若有矛盾只能证明其还不够纯化。超越视野的纯化不能靠科学，主要取决于宗教和道德哲学自身的变化，包括它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当然亦属于启蒙视野展开的一部分。

在超越视野的纯化方面，我认为今天做得比较好的是天主教。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天主教一直与现代价值处于对立状态。意大利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后，国王的军队进入罗马，梵蒂冈的教廷与民族主义更加势不两立。教廷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缓和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第七讲指出，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国家后，试图将天主教社会有机体融合到自己的体制中，梵蒂冈教廷才得到承认，从罗马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实体。

1958年以前，天主教的教义除了增加“礼赞圣母升天”这条内容以外，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但到约翰二十三世时期，天主教教义开始与“国际和平”和“人权”接轨，1962年召开的梵蒂冈会议重塑了天主教教义，这是1870年现代世界确立以后第一次超越视野的纯化，也是16世纪特兰托会议以后最重要的一次宗教会议。保罗六世甚至撤销了对犹太人害死耶稣的指控。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还为过去天主教所有的错误道歉，包括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和迫害伽利略等，并提出天主教与进化论没有矛盾。

天主教有如此改进，是由于它有一个基本特点：当信徒因基督教教义发生争执的时候，以教皇的决定为定论，这也是天主教的传统。正因如此，天主教可以做到其他宗教难以做到的事，如主张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互相联合，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寻找各种终极关怀的伦理底线等。当然，其他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亦处于某种纯化的过程中，如中国文明中的人间佛教和新儒家都是例子。

但问题的本质在于，这必须是和启蒙同步进行的文化建设过程。今天所有这一切均在当代自由主义视线之外，很少有人文学者将其视为启蒙（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之形成）的一部分。我要强调的是，这方面问题最严峻的是非洲。今天它的重要性尚不明显，但随着非洲文明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现。

跳过轴心时代的新文明：非洲

如前所述，非洲是没有经过轴心时代直接跳到现代社会的文明，它建立现代社会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一定和其他轴心文明不同，但又直接和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相联系。例如，在1994年南非民主选举中，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代表的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上台，1996年通过了历史上拥有最广泛人权的宪法。这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曼德拉不仅如当年印度的甘地一样，使20世纪的民族独立与19世纪不同，还向世界展现了争取人权的新内涵。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曼德拉形象和贡献那么突出？这和整个非洲的独特性有关。

南非宣布种族隔离政策不是在19世纪，而是在1948年。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潮流中，哪一个现代国家敢宣布实行种族隔离？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大灾难，这是大逆不道的。为什么南非敢这样做？因为它停留在19世纪。其实，在非洲只有南非是经过轴心时代的社会，但它没有20世纪的历史教训。

非洲地广人众，为什么只有南非属于轴心文明社会呢？因为它和其他社会直接从部落时代（前轴心文明时代）跳到现代社会不同。我在之前提出，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对外移民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非洲和其他地区。非洲与美洲不同，其腹地难以开发，欧洲移民只能在海岸线上设置居住点，南非是唯一的例外。大约在17世纪，荷兰人就在南非定居了，几百年后当地荷兰人的语言都不一样了，他们被称为布尔人，现在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

荷兰人是新教徒，我在之前还指出荷兰人没有美国那样的民族主义。所以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很小，但也是准现代社会。1900年左右，南非发现了钻石矿，英国很眼红。1900年前后，英国动用20多万军队跟布尔人交战，史称英布战争，结果把布尔人征服了，南非成为英联邦的一部分。换言之，南非是非洲唯一属于轴心文明、却没有经过20世纪的社会。曼德拉反对种族隔离，表面上类似于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解放黑人奴隶，但却展现了21世纪人权的新内涵。

图： 克梅蒂·雅诺什 《 多瑙河风光 》

南非以外的非洲，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还是一片黑暗的大陆。1878年，美国记者到刚果河探险，发现在非洲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利时在非洲设立了20多个据点，1883年宣布占领刚果，成为占有非洲土地最多的国家，1900年非洲已经被瓜分完毕。这一过程太过短暂，以至于具有超越视野的宗教还没有在非洲普及，非洲就直接进入了20世纪。二战以后帝国主义退潮，非洲又一下跳进了现代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非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而到1960年拥有1亿人口的17个非洲国家独立，目前联合国成员国有1/4为非洲国家。

从传统的现代化史观来看，非洲社会的现代转型理应与其他传统社会大同小异，其实不然。虽然随着全球化的展开，科技与社会设施不断进步，但涉及非洲人的主体意识对世界的影响，南非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一个文明略过轴心文明独自演化的历程确实太特殊了，其普遍主体还来不及适应现代社会，因此走一段下坡路是在所难免的。现代非洲的境遇依旧不佳，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39.6%的非洲人口（4.371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25美元，在1990年这一比例是46.6%（2.958亿人）。

正因如此，非洲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同时确立科学理性T3与其他超越视野，并要求两者同步且互不干扰，但这谈何容易。现在非洲传播最快的宗教有两个，一个是伊斯兰教，另一个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分布于非洲各地，包括英国的圣公会，其中哪个宗派占上风取决于该国原本属于哪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则是因为其教义结构相对简单。那么，同时确立两种超越视野，会碰到哪些困难呢？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寻，我们无法从以往的经验来想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非洲的个人观念与其他文明不同，这从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就能看出。

我在之前指出，轴心文明的法律与道德是针对个体的，因为它们来自超越视野，超越视野确立了个体观念。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法律都是针对个人的，中国早就有“法不责众”的说法。超越突破前的法律则是针对群体的，一些非洲社会的法律就是如此，由此可见非洲现代个人观念确立的困难，其道路与传统社会有根本的不同。

例如，数个世纪以来，索马里人实践着一种习惯法（Xeer）。这是一种多中心的法律系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立法和阐释法律。该法律大约形成于公元7世纪，尚没有证据显示它曾受到外来司法系统的重大影响，它是非洲本土文明的产物，因为在索马里语的法律术语中没有外来词汇。Xeer法系有专业化分工，如法官（Odayal）、法理家（Xeerboggeyaal）、侦探（Guurtiyaal）、律师（Garxajiyaal）、证人（Murkhaatiyal）和警官（Waranle）等。

Xeer由少量不可改变的基础原则所限定，类似于国际法中的断然规范（JusCogens），譬如必须为诽谤、偷窃、身体伤害、强奸和致死支付赔偿金（Diyya），其目的是“确保氏族间的良好关系”，还包括“通过和平使者善意协商、善待受保护成员（如孩子、妇女、虔信者、诗人、客人等）”。家庭义务列举了嫁妆、对私奔的制裁，还涉及牧地、水源与其他自然资源的管理、为已婚女眷和新婚夫妇提供资助、向穷人捐赠牲口与其他财产等。这一法律系统如何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互动，又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统统不知道。

非洲正在迅速接受其他轴心文明的宗教，这是不争的事实。非洲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之中，但在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潮流中，传统终极关怀确立的牢固程度仍是存疑的。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基本结束以后，人类社会最惨烈的战争发生在非洲。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非洲就战乱不断，如塞内加尔人暴动、利比里亚部落战争、安哥拉内战、布隆迪部落战争、卢旺达内战、索马里纷争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刚果战争，它被称作非洲的世界大战，截至2008年，这场战争（停战于2003年）及其余波（特别是战后的疾病和饥荒）共造成540万人死亡。

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甚至有论者用“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来形容它，但其实不是一回事。在非洲确立现代价值，十分突出地反映了启蒙与传统关系的重新定位，这也是21世纪不同超越视野纯化、共存大潮流的组成部分。

非洲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其他轴心文明也有所不同，这极有可能与非洲原始宗教有关。有朋友曾向我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了下来，而夏威夷的原始宗教却没有呢？我在第六讲指出，日本神道教被保存下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历史上神道教与超越视野的建立联系在一起，二是近代神道教被视作民族认同的符号，夏威夷的原始宗教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然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

现代非洲原始宗教的命运会是哪一种呢？今天尚不可知，但极有可能与非洲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对现代社会进一步的自我改进产生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文明演化中的主体性一直受到忽略，正如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时，其他轴心文明的主体性也不受重视。可以确信，非洲文明的主体性迟早会形成，其独特经历将成为现代社会下一步自我改进的巨大动力。

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

从“多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现代契约社会的基础重建，最明显的例子是处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契约共同体之间的国际组织，这一课题在现代性诞生之初是不可能被意识到的，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欧洲，欧盟就是其初步形态。虽然早在18世纪美国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但当时欧洲认同的凝聚力比民族认同弱得多，结果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出现众多的民族国家。

冷战期间，特别是在战后经济复兴阶段，欧洲认同不断加强，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民族国家战争的灾难，建立民族国家之上、全球社会之下的契约共同体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这仅限于创造共同市场，会员国间的贸易没有关税，劳动力、商品、资金可以自由流通。1951年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意大利六国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签署《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正式成立；20世纪60—70年代，其成员又增加了丹麦、英国、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

20世纪80年代欧洲共同体的辐射范围由经济扩大到立法。1990年6月，《申根条约》（Schengen Agreement）正式签署，消除过境关卡的限制，使会员国之间无国界。当第二次全球化开始，全球市场经济再一次形成时，欧洲经济共同体迅速向政治方面迈进，1992年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由区域性经济共同体转变为政治与经济的整合体；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1995年，瑞典、芬兰和奥地利成为其会员国；1999年，欧盟正式推出欧元作为共同货币；2004年，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2009年，欧盟制定保障人权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正在成为民族国家和联合国中间层次的契约组织，但它只是这方面进展最快的例子，今天各大洲都已出现相似的尝试，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ALADI）等。它们之所以不具备近似于欧盟的明确目标，原因在于，其建立民族国家和全球契约共同体中间层次组织的机制尚不清晰。

图：克劳德·莫奈《撑洋伞的女人 》

我在之前指出，在19世纪天主教文明的现代转型完成之际，契约社会只有两个层次，因为联合国之上没有更大的星际契约社会，联合国又不是国家。那么，处于民族国家之上、联合国之下的欧盟是近似于国家的契约共同体吗？如果是，又该如何界定其主权呢？如果不是，它与联合国是什么关系？这正是当代欧盟所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欧盟的种种困难，都与契约社会新形态的性质尚不清晰有关。

从今天已知的契约社会的构成原理入手，很难理解上述契约社会的中间层次，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仍被局限在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中。现代社会组织原理中规定契约社会层次的是民族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时，民族认同被视认为与终极关怀无关。只有当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普遍实现时，人们才意识到：民族认同作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不仅与终极关怀有关，还取决于该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经验。

由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决定了个人观念，在不同的轴心文明中，民族认同就可以呈现多层次结构。这样一来，由民族认同所决定的契约社会层次，就变得不如原来那么明确，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亦变得模糊不清了。无论是民族主义的结构，还是契约社会的层次，都比原先想象的更为复杂。

与契约社会的层次相比，契约社会的组织机制是更加复杂困难的问题。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加尔文宗社会，契约社会的形成机制相对简单，其中只存在两种契约：一种是个人之间的契约，由此形成的组织，以公司为代表；另一种是所有人一起立约，共同组成民族国家，民族认同规定哪些人一起立约，即民族国家的规模。

上述契约社会的组织原理（特别是所有人一起立约）直接扎根于加尔文宗的圣约传统，一旦所有轴心文明都完成了现代转型，非西方轴心文明中又不存在加尔文宗的圣约传统，契约社会的基础必定会出现再定位。现代契约社会的观念系统必须立足于T3与另一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另外两种超越视野（不包括T3）能为契约社会提供近似于加尔文宗圣约的框架吗？

我在之前指出，为了解决个人权利的可欲性问题，罗尔斯提岀正义论，其本质是将契约社会所立足的现代价值建立在道德（T4）之上，人权被视为新道德，这是一种新尝试，但其后果却是现代社会的正当性论证退回到与中国传统社会相似的结构。

实际上，正义论已经涉及现代社会契约社会的基础重建。当代中国已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社会”现象，即将个人之间的契约建立在关系之上，这在造就经济超增长的同时，还带来一些弊病。这一现象的实质正是来自不同轴心文明的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终极关怀，不可能都接受加尔文宗对契约社会基础的观点。现代社会进一步的自我改进，必定包括对契约社会基础的再探讨。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八章节第3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编发：敏妍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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