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围绕 OpenAI 的诉讼,把硅谷最敏感的矛盾点直接拎到台面上:可以为了“改变世界”去融资、去扩张,也可以用资本方式去加速技术推进,但如果一开始打的是“非营利、公共使命”的旗号,中途却把最核心的收益装进少数人的口袋,这种做法到底契不契合规则与承诺?
2026年5月,奥克兰联邦法院开庭,马斯克与 OpenAI 核心管理层正面交锋。外界关注的重点不在口水战,而在两类硬问题:其一,关键股权与权益是怎么形成并分配的;其二,相关交易有没有走到“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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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最刺耳的一段,是 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承认:自己在 OpenAI 的营利性实体当中拥有所有权权益,并且这部分权益的现金投入是“0 美元”。按当前估值推算,这些权益可能接近 300 亿美元。
马斯克一方强调,早期曾拿出超过 3800 万美元,并且在场地、招人等方面提供过支持,但目前在 OpenAI 的个人持股为零。这样一比较,矛盾点就被放大:早期各方把资金、声誉与资源押在“非营利公器”的叙事上,后续却转出营利性架构,而核心人物在其中拿到巨额可兑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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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里还补充了更具杀伤力的细节:Brockman 承认,早期募资时曾借助马斯克的名号进行背书,同时口头承诺捐 10 万美元但未兑现。披露信息显示,Brockman 在担任 OpenAI 受托人期间购入了 Cerebras 的个人股份,奥特曼也有个人投资;随后 OpenAI 又与 Cerebras 做了大额合作,并且金额不断加码。
2025 年 12 月,OpenAI 给出 100 亿美元订单,并额外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2026 年 2 月,Cerebras 估值从 80 亿美元跳升至 230 亿美元;2026 年 4 月,订单再追加到 200 亿美元;目前 Cerebras 正在推进 IPO,估值被市场推到约 26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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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追问方式也很直接:在推动交易时是否同时是 Cerebras 股东?回答是“是”,存在重叠;是否用邮件、聊天或短信向相关方披露持股情况?回答是“没有”;交易达成后个人是否可能获利?回答是“会”,但称“当时没考虑”。这些回答会把争议导向加州慈善信托法中非常敏感的概念——自我交易。
OpenAI 并非没有辩护逻辑。他们的核心说法是:推进 AGI 极其烧钱,只靠捐款模式难以持续;需要采购大量算力(例如成千上万块 H100)、需要与 DeepMind 等对手在速度上竞争、也需要用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方式留住顶尖人才,因此引入营利结构属于“现实压力下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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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商业压力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引资、要扩张”,却不必然能解释“非营利资产与信用如何被搬运到营利结构里,以及搬运过程中谁获得了可兑现的超额收益”。马斯克一方的叙事正是抓住这一点:资金可以再融、合同也可以重谈、组织路径可以更灵活,但底线是不能把“非营利承诺”所累积的公共信任与资源,转成少数人的私有化收益工具。
OpenAI 还试图借助短信内容把马斯克描绘成“情绪化威胁者”,但法官并未让庭审被八卦带偏,相关短信被裁定不可作为证据。专家证人 Stuart Russell 提醒,AGI 竞赛的形态很像军备竞赛:速度越快,越容易在安全与对齐上作出牺牲。但马斯克的 xAI 同样是营利公司,也在依靠资本去拼命抢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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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持股与外部投资要形成强制披露;重大交易要设置独立委员会并落实回避机制;非营利资产向营利结构转移要进行第三方估值,并明确公共回馈安排;监管也不应只盯 IPO 招股书,而要把“承诺是如何变形的、变形过程是否合规”纳入审视范围。对 OpenAI 而言,更有效的做法不是反复重复“为了人类”,而是把账目与治理过程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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