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村变革——从传统走向现代》有感

拿到陈元邦先生新著《乡村变革——从传统走向现代》，书页未启，心中已是亲切。作为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元邦先生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乡，常年奔波在八闽大地的村落田间，把一线调研当作日常功课。他更是屏南常客，多次深入龙潭、四坪、厦地、柏源等古村，走巷弄、访村民、看业态，对屏南文创兴村、人才回流、古村活化的实践知之甚深、用情至真。正因这种持续观察和长期调研的积累，这部书绝非案头空想，而是用脚步丈量且真心实悟后的乡村真实变迁。

这部书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既有经验温度，又有思考深度。元邦先生把自己的童年记忆、青年插队经历与退而不休的田野观察熔于一炉，从个人视角切入乡村肌理，以小见大、由点及面，透过一个个村庄的蝶变，读懂当前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命题。文字通俗易懂、案例鲜活接地气，既娓娓道来基层故事，又努力回应乡村振兴的前沿命题。书中不少对村庄实践的观察与思考，与我近年来在屏南及各地乡建实践中的所见所感多有契合，读来常有共鸣，现聊几点读后感。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元邦先生这本书最吸引我的，便是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对照当代乡土新变化而展开对话。在我看来，这本书恰逢其时——当前我们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全面转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进程。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差序格局、面对面社群、自给自足循环，正在被城乡融合、要素双向流动、开放共享、数字化转型等宏观变化所重塑。

书中结合案例指出这些新变化：农民不再固守土地，外出务工创业成常态；乡村不再封闭，交通与网络打破地理阻隔；从“文字下乡”到“科技下乡”与“数字下乡”，治理上“法治”“智治”与“礼治”融合。我在屏南实践中还观察到，当前不少乡村正在出现新的“村中城”现象——不是物理上的城市复制，而是城市的人才、业态、生活方式与乡村的生态、文化、空间深度融合，形成开放包容、亦城亦乡的新型乡村社区，相对于费先生当年所说的“熟人社会”，这种多元主体内在其间，新老业态平衡共存，既有强于城市社区的人情味与互助感，又具有现代人更适应的边界感与公共空间，或许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新熟人社会”。元邦先生笔下正在探索中的“一线”乡村，正是这种转型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意识到：乡村现代化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根基和时代转型下的守正创新。

新主体与新趋势

除了城乡转型，当代乡村还同时面对生态文明转型与数字经济浪潮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当前各地乡村变革的共同背景。元邦先生在书中记录的各种案例，虽然地域各异，却都同样面对着这样的机遇与挑战。

曾有重庆的村支书在听我分享完屏南古村新老村民共同让“古村蝶变”的案例后，对我说：在你们城里人看来“是净土”，在我们村里人看却“净是土”……或许，这种价值认知的“错位”现实，乡村多元价值的重新发现，恰恰要靠新主体来打破。书中频频出现的新村民、新农人、返乡创业者，正是唤醒乡村沉睡资源的关键力量。一方面，他（她）们带来创意、技术、视野与资本，把单一农业变成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闲置古宅变成民宿、咖啡馆、书吧、艺术空间，把“空心村”变成人气旺盛的新生活方式承载地；另一方面，在乡或在外的老村民也因这种悄然变化而开始或被动或主动地重新认识家乡，以包括直接返乡、在地创业、观念转变等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家乡的发展。既实现“为主动下乡开扇门”，也尝试“为在地建乡搭平台”，还可“为被动返乡留条路”。其也是我认为当前在城乡融合与数字转型重大影响下，不少乡村正出现着“四新并举”新趋势：新主体催生新业态，新业态承载新主体，新主体和新业态的相互引发则激活出包括生态、文化、情绪等在内的乡村新价值，同时重构着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人与AI等在内的各种新关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乡村面对“打卡不刷卡”“有人流没有现金流”的常见困境，正尝试从简单的“旅游观光”向“旅居生活”跃升，遍及城乡的数字新基建和一日千里的数智技术则让“数字游民”“云村民”旅居乡村成为新可能，他（她）们不受地理限制，在乡村办公、生活、创作，把远程工作与田园生活结合，形成“有游有定”“半码半农”“云地共生”的新生存状态。当前，这种趋势在屏南方兴未艾，从去年“数字游民生活周”的全国性影响与“乡建DAO”正式启动，到今年“DAO龙潭”与“数字游民2.0基地”落地，再到即将举办的“首届数智乡建黑客松”，让“文创+农创+科创”协同起来，进一步激活乡村新质生产力，同时构建新时代乡村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些新探索，也正被元邦先生所敏锐捕捉。可见，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不应是封闭固守，而是守正创新、开放包容与顺势而为。

“变”与“不变”

元邦先生全书紧扣“变”字，写尽乡村蝶变，但细读之下，也藏着对“不变”的坚守与思考，这恰是本书的厚重之处。

回望历史，中国传统乡村本就是百业并举、多元共生的：乡村不只有农耕，还有各类手工业；除了农民，乡村还有工匠、商贾、郎中、读书人，业态虽然简单却与生活高度适配，如果说男耕女织是简单的分工，那么晴耕雨读和耕读传家则是生存常态和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并非要将之“浪漫化”，惟愿指出这种“多业”“兼业”底色，与今天所谓“三产融合”“半农半X”（日本人语）、数字游民、斜杠村民、跨界创业者是内在相通的。反过来看，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曾一度被简化为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和“留守群体”的被动居住空间，这种认识不仅导致人口外流、产业降维、文化凋零，丢失了原本的多元价值，也让我们困于各种“偏见”之中。

当前的乡村振兴，既有各种“新”和“变”，也内涵着一定意义上的“回归”——回归农业和乡村本来的多元价值、多元业态与多元主体。这也是笔者所认为的：不只是乡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乡村。城市越内卷，人们越向往乡村的松弛与治愈；工业越发达，人们越珍视乡土的本真与安宁。“变”的可能是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与治理结构，但“不变”的却是多元的方式、乡土的根脉、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乡村承载中国人精神归宿的永恒意义。

读完《乡村变革——从传统走向现代》，感触良多。陈元邦先生以长者的阅历、行者的踏实、学者的审慎，为八闽乡村留下一份可读可感的时代记录。这本书既写给深耕乡土的实践者，也写给关心乡村的现代人。愿更多人读懂乡村之变，守护乡土之根，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继续书写中国式乡土重建的未来篇章。

作者简介：
潘家恩，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