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希腊航运界，总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感？

为什么希腊航运界，总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感？

在全球航运版图中，希腊船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特殊。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产业互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国之一，希腊是全球最重要的船东群体之一。希腊船东需要船，中国船厂能够造船；中国需要海运能力，希腊船东长期深耕全球大宗商品、能源与集装箱运输市场。

但如果仅仅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商业往来显然还不够，因为在很多希腊航运家族眼中，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商业市场，还是一个古老文明、一个令人向往的东方国度，也是现代海上贸易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更是一个在航运新时代重新崛起的长期伙伴。这种情感，既来自现实利益，也来自历史记忆；既来自港口、船厂和航线，也来自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

最近，希腊Angelakos航运家族创始人Evangelos El. Angelakos 在其文章《希腊与中国：跨越两个世界的一次个人与历史的相遇》中，讲述了他与中国之间横跨童年记忆、古典历史、航运业务和文化交流的个人故事。它是一位希腊航运人从自身经历出发，对中国文明、现代中国以及中希关系的长期观察。

希腊Angelakos航运家族创始人Evangelos El. Angelakos摄于DACKS

Angelakos家族是希腊传统航运家族体系中的一员，其根源与希腊著名航海岛屿 Oinousses（伊努塞斯岛）密切相关。在希腊航运界，Oinousses 不仅意味着船东资本，更意味着一种典型的海洋家族文化。跨代经营、全球航线经验、强烈的航海认同感，以及对历史和传统的重视。

Evangelos El. Angelakos 长期活跃于希腊航运与公共事务领域。他自1967年起进入家族航运公司工作，长期在伦敦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并多次参与中希之间的航运、文化与交流活动。除了航运身份外，他还曾连续16年担任 Oinousses 市长，对希腊海洋文化、航海教育以及岛屿航运传统保护投入颇深。

中国，曾是古希腊世界里的东方想象

文章一开始，作者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对中国的最初印象：马可·波罗、丝绸、养蚕、中国墨汁、长城，以及那个在古希腊—罗马世界中被称为“Sinica”的遥远东方。

其实，对于希腊这样一个同样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代经济体。早在古典世界的知识体系中，中国就已经以“Serica”“Sinae”等名称出现。

作者特别提到古希腊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在这部古代地理巨著中，托勒密不仅描绘了当时希腊—罗马世界所理解的“已知世界”，还将中国纳入其中。他笔下的“Serica”，大致指向中国北部；“Sinae”则指向中国南部及沿海地区。这说明，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存在，而是丝绸、贸易、道路和地理想象所共同指向的远方。

从这个角度看，中希之间的联系，不是从现代外交开始，也不是从造船订单开始，而是从更早的文明互望开始。

航运，让这种文明想象变成现实接触

真正让作者与中国发生个人联系的，是航运。他写道，自己从1967年开始在伦敦的家族航运公司工作，经常听到船员们讲述他们前往中国港口的经历。

事实上，很多希腊船东对中国的理解，并不是从宏观经济报告开始，而是从船员、港口、货物、航线和船厂开始的。他们最早接触中国，往往是在海图上，在航次报告中，在船舶进出港记录里，在码头现场，在造船厂的船台边。

这也是航运行业非常独特的地方。航运不是抽象的全球化。航运是实实在在的连接：一艘船、一批货、一个港口、一条航线、一家船厂，以及一代又一代在海上工作的人。对于希腊航运界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港口的崛起、中国制造业的扩张、中国船厂的成长，都是他们在几十年航运实践中亲眼看到、亲身参与的变化。

Evangelos的儿子，Stephanos，Angelakos Hellas 现任CE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希腊船东对中国有一种不同于普通商业伙伴的感情。他们见证了中国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从货主大国成长为制造大国、贸易大国、造船大国和航运大国。

尊重中国，也是在尊重另一种长期主义

作者在文章中写到，他第一次真正前往中国大陆是在2015年，参加其公司建造船舶的命名仪式。此后，他又多次访问中国，参观历史、考古和文化遗址。他最深的感受是：尽管经历了快速现代化，中国人依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遗产。

这句话背后，其实也反映出希腊人与中国人之间某种深层相似性。希腊和中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记忆的文明。两者都深知，真正的国家力量，不只来自一时的经济增长，也来自长期积累的文化自信、商业传统和社会韧性。

在航运业里，这种长期主义尤其重要。希腊船东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全球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跨周期经营能力、家族传承、资产判断、融资能力以及对全球贸易变化的敏锐理解。而中国造船业的崛起，同样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背后是产业链、工程能力、劳动力体系、技术迭代、金融支持和长期国家产业战略的叠加。

所以，当希腊船东进入中国船厂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船价、船台和交期，也看到一个国家在工业体系上的长期积累。这种尊重，是相互的。

从“丝绸之国”到全球造船中心

今天，中希航运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文化交流的范畴。希腊船东长期是中国船厂最重要的国际客户群体之一。从散货船、油轮，到LNG船、集装箱船、气体船，越来越多希腊船东选择在中国建造新船。这背后当然有非常现实的商业逻辑：中国船厂具备成本、交付、工程能力和产品谱系优势；希腊船东则拥有强大的船队投资能力和全球市场判断能力。

但更深一层看，这也是两种海洋文明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新连接。

古代的“丝绸之路”，让中国以丝绸、瓷器、茶叶和东方知识进入欧洲人的想象。今天的全球航运和中国造船，则让中国以船舶、港口、供应链和工业能力，重新进入希腊航运人的现实世界。

从托勒密笔下的“Serica”，到今天中国船厂为希腊船东批量建造大型船舶，这条线索跨越了近两千年。它提醒我们：航运从来不只是运输。航运是贸易，是产业，是资本，也是文明之间最持久的连接方式之一。而希腊航运界对中国的特殊情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长期连接之上。

在文末，我们特别附上 Evangelos El. Angelakos 原文《Greece and China: A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encounter across two worlds》的中文翻译。通过这位希腊航运人的个人视角，或许我们能更好理解：为什么在全球航运版图中，希腊与中国之间，总有一种超越商业的特殊关系。

《希腊与中国：跨越两个世界的一次个人与历史的相遇》

作者：Evangelos El. Angelakos

自童年以来关于中国的记忆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直到今天，我依然享受每一次增长知识的机会。在家中，我常常听到关于马可·波罗前往神秘中国的故事。小时候，当我得知丝绸最初来自中国后，我曾花费大量时间养蚕，看着它们吐丝结茧，将自己封闭其中，随后又化为蝴蝶，这让我着迷不已。在学校里，我还学习书法，用“Chinese（Sinica） ink（中国墨汁）”来写字。我们听说过那个神秘的“Sinica”——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口中的中国，也知道著名的“万里长城”。

我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毛泽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着深刻记忆。我也记得朝鲜战争（1950-1953），那场战争中，中国与希腊的命运在战场上发生了交汇。

后来，当我在雅典求学，以及在英国读大学期间，我常常通过阅读书籍，“前往”那个遥远的孔子与老子的国度。正是在纽卡斯尔大学求学期间，以及后来在伦敦生活时，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并喜欢上中国菜，而这种喜爱一直持续至今。如今，年长之后，我依然享受着中国街头与高级餐厅中的美食。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是、今天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古老文明。虽然与我们的文明有所不同，但它对整个远东地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托勒密笔下的中国：Serica、Sera、Sinae 与 Gulf of Sinae

古希腊人是否知道中国？他们是否与中国人有接触？

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曾提到普罗康涅索斯的阿里斯提亚斯（Aristeas of Proconnesus，公元前7—6世纪），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希腊人，可能是第一位深入亚洲腹地的欧洲人。他创作了史诗《Arimaspeia》，讲述Hyperboreans民族以及他们与阿波罗和Delos的关系。他是否曾到达中国？无人知晓。

然而，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托勒密（公元100—178年）则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答案。他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与旅行家兼地理学家Pausanias同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东汉时期，他的同时代人还包括造纸术发明者蔡伦，以及天文学家、数学家、制图师、诗人和地动仪发明者张衡。

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地理学》中——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本“世界地图集”——托勒密描绘了当时“已知世界”的地理结构，包括欧洲、北非以及亚洲部分地区。

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坐标体系，他所认知的世界，大致从加那利群岛（西经17°），到设得兰群岛（“Thule Island”）北纬61°，南至南纬10°，其中也包括斯里兰卡。他对东方边界的描述较为模糊，但很可能已经延伸至今天的香港（东经114°）附近，并将中国分为两部分。

这部著作记录了数千个地理地点及其坐标，可能还配有世界地图和区域地图。同时，它还描述了山脉、河流、泉水、湖泊、海洋、岛屿、海湾、海峡和民族，并提供了大量民族学信息。

至于中国，托勒密不仅给出了区域和城市名称，还标注了坐标。北方中国被称为“Serica”，居民为“Seres”，其首都“Sera”可能位于东经112°附近，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的位置。南方中国被称为“Sinae”，其居民为“Sinae人”，首都被称为“Sinae”或“Thinae”。在其海岸附近，则存在“Sinae Gulf（中国湾）”，以及名为“Cattigara”的海湾，那里居住着“Ichthyophagoi（食鱼人）Sinae”。

关于Serica，他写道：“从Stone Tower到Sera，这片土地常遭受猛烈风暴侵袭，因此旅途往往延误。贸易使这个地方闻名。人们说，一位来自马其顿、名叫Maes的商人，像他的父亲一样，对这条路线进行了测量与描述，尽管他本人并未亲自抵达那里，而是派遣了一些人前往Seres之地。”

托勒密还给出了“Sera Metropolitan”的坐标：“Sera 是一座城市，其经度为 οα’，纬度为 λθ’。”

关于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他写道：“Sinae（中国）北部与Serica的开放边疆相接；东部和南部则是未知之地；西部则连接恒河以东的印度地区，以及Great Gulf周边区域，包括所谓的‘野兽之地’和Sinae人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的《地理学》从公元2世纪一直被航海家和探险家使用到16世纪，其中包括哥伦布。它几乎相当于今天的“Google地图”。

希腊人／罗马人与中国人的后续联系

关于公元1世纪末至7世纪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今天会提到拜占庭帝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及使团（传教士、使者）交流，尽管并非所有记录都被保存下来。

在7至8世纪唐朝初期，中国史料证实了拜占庭使节的存在。例如，公元641年，一支使团出发（很可能在皇帝希拉克略在位期间），并于643年抵达中国皇帝唐太宗处。

公元661年，一位名叫“A-luo-han”的人物从中国被派往拜占庭。此外，还有两次拜占庭使团前往中国：一次发生在狄奥多西三世或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于719年抵达；另一次很可能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于742年抵达唐玄宗朝廷。同样，一位名叫 Chi-ho 的副执事或主教，也于744年从拜占庭抵达中国。

从8世纪中叶及9世纪直到16世纪，相关信息不足以得出确切结论，但双方存在某些接触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第一位近代真正探索中国的希腊人，是学者兼外交官尼古拉·斯帕塔里·米莱斯库（Nikolaos Spathari-Milescu，1635-1708）。他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但祖籍希腊拉科尼亚。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派他出使清朝康熙皇帝朝廷，旨在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与贸易关系。这位使节于1675年3月3日从莫斯科出发，经东西伯利亚（阿穆尔河流域），于1676年5月抵达北京，随后于1678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帕塔里描述中国的文本，内容包括引用中国史料提及该国名称、边界、通往该国的海陆道路以及居民起源。他还描述了气候、宗教、国王与行政等级、居民特征、教育与社会关系、国家的地理特征、城市及其防御工事，以及军队组织和15个行政区域的划分。

斯帕塔里是最早出使西方的欧洲使节之一，也是第一位从北方抵达中国并为我们留下具有地理、人种和历史内容的旅行记录的人。

瓦西里奥斯·瓦塔泽斯（Vasileios Vatatzes，1694 – 1748年后）是另一位希腊学者、旅行家与探险家，像斯帕塔里一样曾在俄罗斯宫廷任职。他将自己在中亚等地旅行的经历，记录在一首题为《Periegetikon》的长诗中。他的旅行记录对该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学及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贡献。

探险家兼医生帕纳吉奥蒂斯·波塔戈斯（Panagiotis Potagos，1839-1903）据称曾两次前往亚洲等地进行重大考察旅行；事实上，他留下的详细描述和记录的距离表明，他早在其他欧洲大学者之前就已到达那些地方。这三位希腊人的著作，构成了研究者的宝贵资源。

通过商业重新发现中国

我与中国真正的个人相遇，是从航运开始的。自1967年起，我在伦敦的家族公司工作，经常听到船员们讲述他们前往中国港口的经历。我记得文化大革命（1966-1977）时期的中国，也记得那个时代的剧烈变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

后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缓和成为历史性转折：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在北京会见毛主席，为随后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铺平道路。这些改革最终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长为全球性强国。

很多年前，我曾去过香港，但始终希望真正前往中国大陆。直到2015年，我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为了参加由我们公司建造的一系列船舶中的首艘船命名仪式。之后我又多次访问中国，直到新冠疫情爆发暂时中断了旅行。

在中国期间，我参观了大量历史、考古与文化遗址，尽可能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经历了巨大政治变化与快速现代化，中国人依然尊重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他们在商业精神、待客之道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敬意方面，与希腊人非常相似。

一次创举：《献给北京的颂歌》2008——从奥林匹克圣火之地到丝绸之国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认为，中国理应得到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致敬。此前，为了纪念雅典——现代奥运会曾两次在此举办——来自牛津大学的古典学者George Stuart Robertson与Armand D’Angour都曾创作古希腊语颂歌。特别是Robertson曾创作《献给雅典的颂歌》，并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期间在雅典朗诵。而D’Angour也曾于2004年应国际奥委会成员Mary Glen-Haig之邀创作并朗诵类似作品。

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认为，应该有一首古希腊语颂歌献给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家。然而，我也确实私心雅典独占这一荣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内心挣扎。但最终，我选择了……中国。我告诉自己：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希腊，完全可以与中国分享这份荣耀。

于是，我主动邀请著名古典学者Sarantos Kargakos，以Pindar传统风格创作《献给北京的颂歌》。这首颂歌表达的是和平、希望、美德、普世友谊，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精神。它也是来自拥有悠久航海传统的Oinousses岛——我曾连续16年担任该岛市长——向另一个伟大文明中国所赠送的文化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试图通过希腊外交部与文化部推动这一文化项目时，两个部门却互相推诿。幸运的是，在我的坚持以及希腊驻北京大使Mikis Kampanis的协助下，这一倡议最终得以实现。

2008年8月4日，北京首都博物馆“Agon”考古展览开幕式上，这首颂歌被以希腊语与中文共同朗诵，由希腊文化部长与中国文化部长蔡武共同出席。该作品后来被送至北京的“希腊之家”（Hellenic House）展厅进行展示。

此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主席G. Anastasopoulos也正式认可该作品，并向200多个成员国进行传播。这首颂歌后来被翻译成23种以上语言，并刊登于《人民日报》以及中国其他纸媒与电子媒体，同时也在希腊Euroclassica通讯以及其他国家媒体中发表。

如今，在清华大学Vasilis Trigkas教授推动下，这首颂歌已经被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通过这一文化项目，《献给北京的颂歌》最终回到了它所献给的国家，并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纽带。

【投稿】【提供线索】【转载】请后台留言或电邮投稿，主题格式为【投稿】+文章标题，发送至media@xindemarine.com邮箱。

联系主编 Contact

陈洋 Chen Yang

电话/微信：15998511960

yangchen@xindemar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