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新疆兵团垦荒五载为返城假离婚却弄假成真悔半生

悔半生

——一个上海知青在新疆的青春往事

楔子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能忘，有些事忘不了。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待过五年，那五年，像刀刻在骨头上的字，一辈子磨不掉。

今年我六十八了，一个人住在上海老闸北一间不到三十平的房子里。儿子偶尔来看看我，带点水果，坐不到半小时就走。我不怪他，他有他的日子。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起那片戈壁滩。想起地窝子，想起坎土曼，想起那些被盐碱染白的黄土。想起她。

她叫陈秀兰。

我叫她兰子。

我们曾经是夫妻。

后来不是了。

这个故事，我从没跟人完整地讲过。不是不想讲，是不知道怎么讲。每次想起，心里就像被人攥着拧了一把，疼，却又舍不得松手。

今天，我把它写下来。

不为别的，就为这辈子，总得有个交代。

我叫周建国，1950年生人，上海闸北区弄堂里长大的。

我们家姊妹五个，我排老三。上头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在闸北电厂做工人，母亲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七口人挤在十六平方的房子里，睡觉都要侧着身子翻不了身。

1968年12月，伟大领袖发号召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街道干部到我们家做工作，说你们家三个适龄的，至少得走两个。我姐已经分到崇明农场了，剩下我和我哥。

我哥那年刚进厂做学徒，算是有工作的人，可以不去。我呢，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其实也没读几天书，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来又复课闹革命，课没上几节，毕业证倒是拿到了。

街道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去江西插队，要么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选了新疆。

为啥选新疆？说来也好笑。那时候放了一部纪录片，叫《军垦战歌》，里头的新疆，天高地阔，牛羊成群，拖拉机在金色的麦浪里轰隆隆开过，兵团战士们穿着绿军装，英姿飒爽。我那时候才十八岁，脑子里全是些不着边际的念头，觉得去了新疆就是当兵，就是保家卫国，多光荣啊。

我妈哭了整整一宿。她舍不得我。

我爸倒没多说什么，就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往我包袱里塞了一小包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还有一瓶蟹糊。他说，想家了就吃一颗。

我那时候还不耐烦，觉得他婆婆妈妈的。现在想起来，真想抽自己俩嘴巴子。

1969年3月15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春寒料峭的早晨，闸北公园门口集合了三百多个青年，一人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上海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哭的哭，喊的喊。我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松，我姐把我妈架开了，说妈，让三子走吧。

我上了火车，趴在窗口往外看。我妈被人群挤来挤去，花白的头发散了一脸。火车开动了，汽笛长鸣，我看着她追着火车跑了好几步，最后被人拉住了。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想哭。

但我忍住了。

我想，等我混出个样子来，再回来接她享福。

那时候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五年。

火车走了整整六天七夜。绿皮火车，硬座，人挤人跟沙丁鱼罐头似的。过南京的时候还下着雨，过西安的时候已是一片灰蒙蒙的土黄色，到了甘肃，窗外的世界就彻底变了样。越往西走，越荒凉，树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低矮，最后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戈壁滩，黄沙漫天，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车厢里的欢声笑语越来越少。有人在小声啜泣，有人呆呆地望着窗外不说话。我旁边坐着一个圆脸姑娘，一路上不怎么说话，就是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粒水果糖，塞进嘴里慢慢地含着。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陈秀兰，跟我分在同一个团。

到达大河沿车站的时候是后半夜。三月的天，新疆的夜晚冷得刺骨，我们一个个裹着厚厚的棉袄下了火车，被沙风一吹，那味道，满是戈壁滩的苍凉。

接兵团的敞篷大卡车早就在等着了。我们被赶鸭子似的撵上卡车，一车装三四十个，人贴着人，连转身都困难。卡车在搓板路上颠了整整一夜，屁股颠得都不是自己的了。

天亮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雪山。

远处天山山脉白雪皑皑，在初升的太阳下泛着金色的光。脚下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白花花的盐碱地像下了一场雪，偶尔有几丛骆驼刺顽强地长在沙石缝里。那一刻，我心里头竟生出一种奇异的壮阔之感，觉得自己投身的地方虽然荒凉，却也有一种撼人的壮丽。

但这壮丽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卡车最终停在了农二师二十一团七连的驻地。所谓驻地，就是几排低矮的半地下土窝子。地窝子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一个四五平方的土坑，坑顶搭几根胡杨木的椽子，铺上芦苇把子和红柳枝条，再覆上厚厚的一层土。远看像一个个大土包，走近了才能看到一扇半人高的小门，进门得猫着腰往下走好几步土台阶。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收工时间，老兵们三三两两从地里回来，一个个灰头土脸，嘴唇裂着血口子，身上的衣服分不清是绿是黄。他们看见我们这群细皮嫩肉的城里青年，表情淡淡的，大概心里在说，又来了一帮吃不了苦的，等着哭鼻子吧。

一个黑脸膛的指导员给我们训话，说欢迎上海青年来到兵团，这里是反修防修的前沿阵地，希望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扎根边疆建设边疆。那声音在戈壁滩的大风中苍劲而坚毅，像是能压过一切风沙。说完每人发了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把坎土曼和一只搪瓷缸子。

坎土曼这种农具我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它像锄头又不像锄头，铁头比锄头宽，把子比锄头短。指导员说新疆的土质硬，盐碱地结了一层碱壳，普通的锄头根本刨不动，必须用这种新疆特有的坎土曼才能刨得进去。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进了地窝子。八个人一个坑，通铺，铺着薄薄一层麦草，上面铺一条褥子。地窝子里一股霉味和土腥味，墙上的土不时簌簌往下掉，落在脸上、衣服上。我躺在那条我娘亲手缝的褥子上，看着头顶几根粗糙的木头椽子发呆。外面风呜呜地刮，沙子从门缝里灌进来，打在脸上生疼。

不知哪个先哭的，嘤嘤嗡嗡的，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好几个大小伙子都哭开了。我没哭，我咬着自己的拳头，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劳动就开始了。

洗碱造田。

这四个字，我现在写下来都觉着肩膀发酸。盐碱地的土硬得像石头，坎土曼抡下去，砰的一声炸出几点火星子，虎口震得发麻，手掌瞬时就起了血泡。血泡破了，血水渗出来，和泥土混在一起，沾在坎土曼的木头把上，黏糊糊的，第二天干了变成黑红色，滑得抓不住。可你还是得抓，还得抡，因为整个连队的任务就摆在那里，几亩地几道田埂，你少挖一锄头，别人就得多挖一锄头，谁也不能当那个拖后腿的孬种。

每天天不亮，哨子就响。抹把脸就往地头赶，早饭送到地里吃，苞谷面糊糊加一块苞谷面发糕，就着咸菜疙瘩，三两口扒拉完，又开始抡坎土曼。中午的日头最毒辣，四月份的戈壁滩已经热得像个大烤炉，汗水啪嗒啪嗒往下滴，掉在干裂的泥土上，瞬间就没了影子。手上脚上全是血泡和老茧，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晚上收工回到地窝子，一头栽到铺上动都不想动，好多次连饭都懒得吃，就那么倒头睡到第二天哨子响。

新疆这地方，早晚温差大得离谱，早上出工穿棉袄还冷得哆嗦，中午穿单衣还热得流汗，一到傍晚太阳落山，冷风又从雪山那边灌下来，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冒寒气。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哪见过这种阵仗，没几天病倒了一片。我体质还算好，硬扛着没倒，但一个月下来，人瘦了十五斤，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又黑又粗，手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陈秀兰。

我们分在一个排，干活的地头挨着。她个子不高，圆脸，扎着两条短辫子，皮肤不白，有点黄黄的，但眼睛很大，亮晶晶的，看人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像一只戈壁滩上的兔子。

她话少，干活也不偷懒。别的女知青累了就站着歇歇，她不，她闷着头一直刨，刨不动了就蹲下来用手掰盐碱块。我有时候瞅见她十个手指头全是血口子，裹着脏兮兮的橡皮膏，有的地方化脓了，红红的一片。

有一天中午在地头吃饭，我看见她端着一搪瓷缸子苞谷糊糊坐在田埂上，低着头慢慢地喝，那一双大眼睛像是盛着整个戈壁滩的空旷。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大白兔奶糖递给她。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不舍得吃，剩下最后几块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接过糖，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像风吹过芦苇的声音。

就这样，我们算认识了。

后来有一回，下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挂在戈壁滩上头又圆又大，星星密密麻麻挤在一起，那阵仗我们在上海从来没见过。我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着走着突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赶紧上去扶了她一把，她站稳后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手上的血口子在月光下泛着深红。我问她没事吧，她摇摇头说不碍事，就是腿有点软。

这么着，我们就慢慢开始多说了几句话。我知道了她也是上海的，家在杨浦区，父亲早年过世了，母亲在里弄街道办的缝纫社做工，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本来街道说让她弟弟去崇明，她去新疆，可她弟弟身体不好，她就顶了弟弟的名，自己来了新疆。

我听了没说话，心里头却有点酸。这姑娘看着文弱，骨子里却有一股子倔劲儿，让我心里头暗暗地佩服。

但认识归认识，那时候全团几千号人，每天都在跟土地拼命，我虽然对她有些好感，却没往别处想。只是偶尔在地头上多看她两眼，她如果也正好抬头，四目相对，她就会赶紧低下头去，耳朵根子微微泛红。

日子就这么苦熬着，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渐渐适应了这种苦日子。洗碱造田也初见成效，白花花的盐碱壳子被雪水浸泡冲淡，土地的颜色深了，翻出了黑油油的沃土。春天播下玉米和棉花的种子，看着嫩芽破土而出，一片片绿茵茵的，那一种喜悦真是从心里往外冒，觉着自己流的血和汗，总算没白费。

可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激情慢慢消退，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口粮不够吃，一周只有星期天一顿白面馒头，其他都是苞谷面或者高粱面，菜是盐水煮萝卜，偶尔放几片肥肉，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探亲假四年一次，还得排队，上海太远，回去一趟路费要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根本回不起。最让人受打击的是，当初说好的参军戍边，到了地方才知道，兵团严格来说并不算正规部队序列，我们算职工，农垦职工，跟当兵保家卫国完全是两码事，这让许多像我一样揣着军旅梦的小伙子十分泄气。

日子虽然苦，可人的心思也渐渐活泛了。连队里收工之后，年轻的男女也会在土窝子前面那块比较平坦的打谷场上拉胡琴、唱样板戏，解解乏。谈恋爱在这时候像一种时髦病，迅速在知青中间传染开来，谁跟谁好了，谁给谁洗了件衣裳，都能成为地窝子里睡前卧谈的热门话题。

1971年秋天，团里搞大会战，要把七里外的那片荒滩也开出来种冬麦。全团上阵，男的女的都住进了地头临时搭建的苇子棚子里，白天晚上连轴转，那半个月真是拿人当牲口使。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地头上抡坎土曼，副连长匆匆跑过来喊我，说周建国，你赶紧去一趟卫生队，你们排的陈秀兰受伤了。我一听扔下坎土曼撒腿就跑。

卫生队的帐篷里挤了好几个人，陈秀兰躺在行军床上，右腿上糊着一大块药膏，包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还看得见洇出来的血迹。原来她们女排在放水浇地的时候，渠道突然垮了个大口子，她跟着大伙一起跳下去堵口子，被水冲走的一块大土块砸在小腿上。卫生员说是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是没有骨折，但筋扭着了，得休息几天。

别人问我怎么跑来了，我说副连长通知我的。那些人笑嘻嘻地散了，留下我一个人杵在那儿。陈秀兰躺在床铺上，脸白得没有血色，额头上全是冷汗，看见我微微笑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正好到卫生队拿点药。这话假的，连我自己都不信。

她没戳穿我，就让我坐一会儿。我坐在床边的木箱子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说你愿意留下来陪陪我吗？一个人躺在这里，怪孤单的。

就这样，我在卫生队的帐篷里陪了她整整一夜。那晚上外面风很大，卷着沙土打在帐篷上飒飒地响。我们聊了很多，聊小时候的黄浦江、聊外滩的钟声、聊弄堂里的小吃，还聊到了那些被晒得滚烫的理想和如今脚底下的茧子。她说到小时候娘带她去城隍庙吃小笼包，说她爹生前最喜欢吃南翔小笼包，每次发工资都要带全家去吃一次。说到这她眼圈红了一下，很快就忍住了。

那一刻，我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是心疼，是爱怜，还是一种想把这个瘦弱的姑娘搂在怀里保护的冲动。

后半夜她睡着了，我给她掖了掖被子，看着她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安静的睡脸，忽然觉得这张脸是那么好看，好看得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那一夜之后，什么都变了。

我承认，我爱上她了。

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尤其我们这些人，说好听点儿叫兵团战士，说实际点儿就是农工，前途朝哪儿看都是一片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谈情说爱在很多人眼里并不务实，可感情这个东西又不听人使唤，它像石缝里长出的梭梭草，你越是压着，它越是拼命往上钻。

过了一阵子到了1972年，她过生日，我送了她一条红纱巾，在团部商店里挑的，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她接过红纱巾的时候低着头抿嘴笑，说这么破费干嘛。我说你要不喜欢那我就退了。她赶紧把纱巾攥在手里，说不退不退，谁说退了。然后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亮亮的、甜甜的，看得我一颗心顿时化成了整个戈壁滩上融化雪水的春天。

我们私下里开始交往了。也不能叫谈，那时候不敢公开，顶多就是收工后在连队南边那排白杨树底下散散步，或者星期天一起到博斯腾湖边上坐一会儿。新疆的晚霞特别美，火烧云从雪山背后烧过来，把整个天空都染成金红色的，照在湖面上，像碎了一地的金子。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天空和湖水，觉得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

到了这年夏天，有一天傍晚连队紧急集合，指导员站在土台子上，神情严肃，说接到上级通报，夜间可能有苏修特务潜入这一带，要求所有男同志马上荷枪实弹开始巡逻警戒，女同志也不要乱走动。

说是荷枪实弹，其实发到我们手里的不过是三八大盖，打一发拉一下的旧枪，有的连膛线都磨平了。但气氛毕竟不一样了，一股临战的紧张感笼罩了整个连队。

那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战友去换岗巡逻，沿着北面那片新开的条田走。月光很亮，把戈壁滩照得像白昼一样，远处天山黑黢黢地矗立着，风呜呜地吹，卷起地上的碱土打在脸上又凉又疼。我心里其实是有点发毛的，这荒郊野岭大半夜的，万一真冒出几个特务……

正想着，我忽然听见不远处有动静，像是很轻的脚步声。我给同伴递了个眼色，两个人哈着腰悄悄摸过去。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我发现一个蹲着的人影。我端起枪大喊一声，什么人？

那个人影吓了一跳，尖叫了一声。我跑过去一看，竟是陈秀兰。

她蹲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我凑近了才看清楚，她抱着一只小羊羔。那羊羔的一条后腿断了，血肉模糊，瑟瑟发抖。她说这只羊从羊圈里跑出来要往北边戈壁滩深处去，她怕羊羔再出事就追出来了。

我说你疯啦，大半夜一个人往外跑，要是碰上狼或者坏人怎么办？她把羊羔抱得更紧，说我看着它，它腿断了还能站起来，我做不到不管它。我看着她抱羊羔的模样，心里顿时没了火气，她就是这么个人，对一个小动物都心软成这样。

我让同伴继续巡逻，自己背着枪陪她把羊羔送回去。回来的路上，星光照着我们的影子一前一后。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住脚。我问怎么了。她沉默了一会说，如果能回上海，她想学个手艺，当个裁缝，开个小铺子，帮街坊邻居做衣裳。

我说那我呢？她低下眼，小声说，你也开你的厂嘛。我又追问了一句，那我们俩呢？她仰起脸看我，眼睛里闪着碎碎的星光，半晌轻轻说，你觉得呢。

我突然心慌得不行，嘴却不受控制地张开了，我说，那我们结婚吧。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

月光下，我看见她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红到了耳朵根子。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那么低着头站了好久，长长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一样轻轻抖着。最后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又转开去看向远处的天山，目光远得像要飞走的候鸟。她说，我们的事，跟连队领导汇报一下吧。

这就是答应了。

1972年底，我们在团部领了结婚证。

说是结婚，寒碜得不像话。全连凑份子，你给半斤白糖我给两尺布票，还有的送来一双自己纳的千层底鞋。我们连队那个最老旧的地窝子分给我们当了婚房，十来平方，坑坑洼洼的土墙糊了一层旧的人民日报，靠墙一张木板拼的床，床头一张从食堂搬来的旧条凳当桌子，摆一只搪瓷茶缸插着几根红柳枝，就算是花瓶了。婚礼那天炊事班多蒸了一屉大白馒头，炖了一锅有肥肉片子的白菜粉条，就算喜宴了。

她穿着干净整洁的军便装，脖子上系着我送的那条红纱巾，手里捧着一小把不知谁从戈壁滩上摘的野花，站在土窝子门口对着我笑，那个笑，比整个博斯腾湖的湖水都干净。

指导员喝了几杯苞谷烧，红着脸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周啊，这么好的姑娘被你小子拐跑了，你得对得起人家，往后好好过日子啊。

我说，一定。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光景。

有了家，日子再苦也有了个奔头。每天天不亮起来上工，心里头想的不再是自己，还有屋里头等着我的那个人。收工回到地窝子，不管多累，只要看见她蹲在门口的小灶台前给我热饭，一盏煤油灯照着那一方小小的窝，我这心里头就暖烘烘的，比吃了蜜还甜。

1973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叫周念沪，念是思念的念，沪是上海的沪，意思明明白白。他长得像他妈，圆脸、大眼睛，哭声震天地响亮。第一回把他抱在臂弯里，我浑身发抖，小心翼翼地托着他软软的身子，看着那皱巴巴的小脸从酣睡中醒过来，拼命地哭，我当时竟也傻傻地哭了。

秀兰坐月子，也没啥好吃的。我从团部商店买了点红糖，又跟维族老乡偷偷换了几斤红枣，熬水给她喝。她奶水不够，孩子饿得嗷嗷哭，她就抱着孩子在地窝子里转悠，一边转一边哼不知名的歌，急得嘴唇起了好几个燎泡。后来多亏了一个老职工家属送来一罐羊奶，才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

现在说养娃，一罐奶粉几百块，什么早教什么辅食，花样多得很。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些讲究，小念沪七八个月就跟我们一起吃苞谷糊糊，大人嚼碎了馍馍嘴对嘴喂给他。到了冬天，地窝子里冷得像冰窖，孩子冻得整夜哭，我们俩轮流把他揣在怀里暖和着，一熬就是一整个冬天。

虽然苦，但日子就这么过着。有了孩子，家更像家了。我在外头干活的劲头也更足了，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想着多干活、多挣工分，等孩子大了送他去上学、去学文化，将来别再像我们一样，窝在戈壁滩上刨土坷垃。

可我没想到，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5年年底，风就开始变了。

先是听说了别的地方知青开始回城了，哪个省的哪个农场有批了条子回上海的，哪个县的又回去了一批，消息像戈壁滩上的风一样，一阵一阵吹进连队。

到了1976年，消息越来越多，人心也越来越浮动。先是有人偷偷办了病退，说是胃病，回了城。接着又有人走了困退的路子，说父母没人照顾，也回去了。连长和指导员天天开会，强调要扎根边疆、别听信谣言。可越是强调，人心越乱。谁不想回去呢？

回了上海，有工作、有户口、有商品粮，再也不用住地窝子吃苞谷糊糊，再也不用大太阳底下抡坎土曼，再也不用每年冬天手脚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孩子能在上海读书，将来考个技校进个工厂，比窝在兵团刨一辈子土强一百倍。

我和秀兰也开始动了心思。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我们俩坐在土窝子门口，戈壁滩上起了风，呼啦啦地刮，卷着沙子打在脸上。秀兰裹着一件旧棉袄，凑在煤油灯下给念沪补裤子，补丁摞补丁的，再补都看不出原来布料的颜色了。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建国，你说咱们能回上海吗。

我说，能吧，政策松了，能回去的。

她放下针线，叹了口气。接着又问，那怎么回去呢？

我知道她的意思。如果两个人都没有上海户口了，回去了怎么办？住在哪儿？工作呢？一个男人还好说，带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怎么落脚？最要紧的是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房子更是一点门路都没有。她虽然是上海人，可已经在兵团这么多年，户口早就迁出来了，她母亲那边的房子她弟弟住着，腾不出来。

我沉默了很久，想不出办法来。

后来是一个从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带来了一个主意。他说，老周，你这种情况，要不先试试那个办法？啥办法？他压低声音说，假离婚。你先回去落户，然后再把秀兰和孩子接回去。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离婚？开什么玩笑？他说不是真离，就是办个手续，名义上离了婚，你单身一个人按政策回上海安置，等你户口落定了，工作安排好了，再把秀兰和孩子想办法接过来，到时候再悄悄复婚就行。

我说这能行吗？他说怎么不行，好多人都这么干，有些团场已经走了好几对了。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知道是政策逼的没办法。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躺在木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离婚这个词，像一个滚烫的烙铁烙在我心口上，疼得我喘不过气。我和秀兰是好好的两口子，怎么能去离婚呢？

可是转念一想，不这样，怎么回去？

就这么挨着、耗着，到了1978年，回城的浪潮终于彻底席卷了整个农场。一年到头，连队里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会战也组织不起来了，地也没人种了，干部们天天黑着脸，却也只能干瞪眼。兵团上层虽然不愿意放人，但大势所趋，谁也拧不过。

阿克苏地委下了文件，同意上海知青办理返城手续，户口准迁证开始一批批地发下来。那一天消息传到连队里，所有人都疯了似的丢下手里的坎土曼往连部跑，生怕去晚了领不到表格机会就飞了。挤在人堆里，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拿到表格的时候，表格上有两栏结婚和未婚。我的手抖了一下。已婚的需要双职工一起申请，但现在政策倾向是先安排未婚或单身的青年回沪，已婚的一家子拖儿带女，接收单位落实困难，往往要被排在最后面等名额。

秀兰站在我旁边，也看到了表格上的字。她低着头不说话。

晚上回到地窝子，她坐在床沿上，念沪在她腿上睡着了。她看着我，声音很平静，说建国，要不咱们也办那个假离婚吧。先把你的户口弄回去，我和孩子以后再过来，你站住脚了再来接我们。

我急了，说不行的，离婚这个东西哪能儿戏。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硬是没掉下来，嘴角甚至扯出一点弧度，说我们不是儿戏，我们是真的。

我心里像刀剜一样。

那几天，我吃不香睡不着，天天翻来覆去地想。地里干活也走神，好几次坎土曼差点刨到自己脚背上。老排长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抽着莫合烟蹲在我旁边，闷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娃娃，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别犯傻。

最后，我跟秀兰做了决定。

办。

1978年初冬，我们去了团部民政科。那天的天气阴沉沉的，天空中飘着碎碎的冷雨，戈壁滩上风刮得紧，一股子沙尘和泥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一路上我们俩没说话，念沪那天被我托给隔壁的李大姐照看，小家伙还冲我挥着手里的小木棍，他不知道爸爸妈妈那天是去干什么。

民政科的办事员是一个戴老花镜的中年妇女，她抬头看看我们，又低头看看材料，问你俩真想好了？没吵架？我张嘴说不出话来。秀兰在一边说，想好了。声音不大，却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办事员叹了口气，什么也没再多说，拿起笔填了几张表，然后刷刷刷盖了章。

钢印落下去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碎得那么彻底，那么干净。红色的离婚证递过来，薄薄一张纸，托在手里却比整个戈壁滩还沉。

走出民政科，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走不动了。秀兰走在前面，走了几步回头看我，问怎么不走了。我说没什么，突然想抽根烟。她默默地转过身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在风里缩成小小的一团，红纱巾被风吹起来，飘了一下又沉沉地垂下去。

当天晚上回到连队，我们没跟任何人说，还像往常一样住在同一个地窝子里。可是感觉不一样了。那薄薄的一纸公文，在我们之间划了一道看不见的缝。

她做了一锅糊糊放在灶台上，自己却一口没动。我闷着头喝了一碗，那糊糊比平时更寡淡，喝着喝着就觉得胃里坠得慌。夜里我们都躺在床上，她背对着我，我知道她醒着，她也知道她醒着，可我们谁也没开口说一句话。

接下来的日子，我按照计划办理返城手续。填表、体检、跑团部、跑师部、等批复、领准迁证，前后折腾了好几个月。办手续的过程倒非常顺利，顺利得让人心里发慌，就好像一切早就安排好了，就等着我自己往那个套里钻。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秀兰包了顿饺子。苞谷面掺了一点白面做皮，馅是萝卜丝拌一点点肉末，那点肉末是她跟食堂大师傅说了多少好话才换来的。她包饺子的手艺好，褶子捏得细细密密的，像小姑娘的辫子。饺子下好端上来，热腾腾地冒着白汽，我夹了一个放进嘴里，忽然觉得嗓子眼发堵，咽不下去。

她看着我，说你吃啊，明天就要走了，吃顿好的。我看见她把肉馅多的那几个都夹到念沪碗里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我攥着她的手说，秀兰，你放心，等我在上海安顿好了，马上来接你和念沪。你们等我，最多一年，不，半年，半年我就可以把户口落定，然后就想法子接你们过去。她点点头，说知道了，你就好好走吧。

她没哭。

可是我走后，邻居李大姐后来写信告诉我，秀兰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地窝子外头坐了一整夜，把那条红纱巾叠了又展开，展开了又叠。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连队的解放牌卡车停在路口。几个要走的知青大包小包地往车上扔行李，有人兴高采烈地喊着总算回去了，有人跟留下来的战友抱在一起哭。我拎着两个蛇皮袋站在车旁边，不住地往连队的方向看。秀兰抱着念沪站在路边，念沪四岁多了，虎头虎脑的，一个劲儿地问我，爸爸你去哪，爸爸你去哪。我的心都要碎了，蹲下来抱着他，脸埋在他软软的小肩膀上，死死地忍着没让自己哭出声。

我站起来抱了抱秀兰，在她耳边说，等我。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把她肩膀扶正了看着她的眼睛，说笑一笑，我看你笑着走。

她扯开嘴角笑了一下，可那哪里是笑，简直比哭还难看。

车子发动了，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了戈壁滩的寂静。我爬上卡车，站在车厢里，扶着后挡板看着她们母子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远处戈壁滩上的两个小黑点，再一拐弯，再也看不见了。

我想喊，却喊不出声。

那天的风特别大，沙子刮在脸上，我闭上眼睛，泪水顺着脸颊一个劲地往下淌。旁边的人问我怎么哭了，我说，沙眯眼了。

回到上海，一切重新开始。

我住在闸北父母的家里，跟弟弟挤一张床，半夜翻身都能把他挤下床去。父亲托人给我在街道五金厂找了个临时工，每天蹬三轮车给各街道的废品站送螺丝钉子零件，一个月二十八块钱。二十八块钱在上海，连活命都难，可我已经很知足了。走在熟悉的弄堂里，闻着邻居家飘出来红烧肉的香味，听着熟悉的上海话，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噩梦，现在终于醒过来了。

可是我错了。

回来的第一个月，我天天盼着能收到秀兰的信。我给她的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告诉她自己安顿得差不多了，让她再等等。她的回信总是很短，说家里一切都好，念沪又长高了，在地里野得跟个小泥猴似的，让我不用担心。字里行间只字不提那边的苦。

可我哪能不知道呢。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个孩子，在兵团那种地方要怎么过？旁人的指指点点先不说，以后的工分谁来挣？家里的地窝子漏了谁来修补？我一面在上海蹬三轮，一面魂不守舍地惦记着她们娘俩。

我想把他们母子俩接回来，可上海这边政策紧得很。我去街道办问过，一个人落户尚不容易，想再把人带进来简直比登天还难。没有房子，没有名额，接收单位也没有着落。我一趟一趟跑派出所、跑知青办，人家说要排队等政策，这一等又是大半年。

信一直写着，她的回信越来越短，间隔也越来越长。以前半个月一封，后来一个月一封，再后来两个月都收不到一封。我感觉她像是隔着一层越来越浓的雾在跟我说话，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我心里不安。

我也确实没能做到当初的那张口头保证。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每次我写信说自己还在等，等落实了单位、等分到了宿舍才能有底气拿着迁移证去接她们，可是这落实两个字像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看着很近，却怎么也走不到跟前。

直到1980年秋天，我收到了她最后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她说建国，我们还是不要再等了。你在上海好好过日子吧。我跟老赵登记了。他是个好人，对我和念沪都很照顾。念沪我也会带好，你放心。

老赵是她们连队的职工，山东人，快三十九了还没成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做事踏实，挑水劈柴从不推脱。我知道这个人，之前也在同一块地里干过活。我盯着信纸上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手抖得厉害，抖得几乎抓不住那张薄薄的纸。

世界一下子塌了。

我蹲在弄堂的墙角，攥着那封信，浑身哆嗦得停不下来。邻居见我脸色煞白，问建国你不舒服啊，我说没有，我有点头晕。我跌跌撞撞走出弄堂，走到苏州河边，水是黑绿色的，闪着油腻腻的光，我呆呆地看着水面，脑子里嗡嗡作响。

那一晚上我没回家，沿着苏州河走了整整一夜。从闸北走到黄浦，又走回来，脚底磨出了血泡也不知道疼。等到天蒙蒙亮了，河面上泛起了灰白的光，我趴在河堤上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有几个早起锻炼的老头老太太远远地看着我，大概以为我疯了。

接下来的五六年，我整个人都废了。

父亲托人情让我进了街道工厂做正式工人，车螺丝，一个月四五十块钱，不算多但够活。可我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白天上班无精打采，晚上回到家里倒头就睡。我不出门，不找朋友，不说话，闷得久了，我妈喊我吃饭我也不搭腔，就好像整个人被抽掉了魂魄，只剩下一具空壳。

家里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个不见。我脑子里全是那片戈壁滩，全是地窝子门口那个扎着短辫子、围着红纱巾冲我笑的女人，还有念沪拽着我的衣角问爸爸去哪儿的模样。

那是1983年冬天，我下班路上碰到以前一个连队的战友，一起喝了顿酒。他一杯接一杯地灌我，喝到最后我趴在桌上哭得像个孩子。他叹了口气说，建国啊，你知道吗，秀兰当年嫁老赵，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你走了以后，她那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一个女人家，没个男人在地里扛活，工分都挣不够。有次病得起不来床，孩子饿得哇哇哭。老赵人老实，对她也真心，她一个女人还能怎么办？

我揪着自己的头发，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如果当年我不走，她怎么会受这些苦？如果不是我签了那个该死的离婚协议，她怎么会成为别人的老婆？我为了回上海，把自己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换掉了，我回了城，却丢了家。值吗？值吗？我问自己一百遍、一千遍。

也是在那两年，家里实在劝不动我，在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沉默里，我勉强跟一个邻居介绍的本地姑娘成了家。她叫方菊芬，闸北本地人，在区里百货商店上班，人很本分。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有的只是搭伙过日子的默契。我怕再对谁付出真心，又怕再一次被生活掀翻。

方菊芬给我生了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周忆。她问为啥叫忆，我没解释。只有我自己知道，忆什么。

可我跟方菊芬还是没有过到头。日子是过得太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连吵架都像石头扔进棉花堆里，一点回响都没有。有时候我半夜做梦，还是会梦到博斯腾湖边上的晚霞，梦到那个扎短辫子的身影。醒来身边是另一个女人，我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的粮仓。

1995年，方菊芬跟我提出了离婚。她说，周建国，你人不坏，可是你的心从来不在这里。你跟我过日子，就像住旅馆一样。我愣了愣，没反驳。她说的没错。

就这样，我又变成了一个人。女儿判给了方菊芬，我每个月出抚养费。我没争什么，把房子也留给了她们娘俩，自己搬到厂里的单身宿舍凑合着住。

从此之后，我没再找过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过年过节。每年的除夕，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听着外头的爆竹声，心里荒凉得像那年刚到新疆看到的盐碱地。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又是十年。十年里厂子倒了，没了，我买断工龄拿了几万块钱，又干过物业看门的活儿，也帮人家刷过墙。直到我退休，真正地闲下来，日子突然安静了。

人老了就爱回忆。我经常想起新疆的日子，想起戈壁滩上的日出日落，想起地窝子里昏暗的油灯，想起秀兰在灯下给念沪补衣服的样子。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闭着眼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博斯腾湖边上，身边坐着她。

我不敢想那位叫老赵的工友，更不敢想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她，见到念沪。那个虎头虎脑叫我爸爸的小孩，算算年纪，也该是个中年人了吧。

直到2010年，我六十岁那年，意外地接到了一通电话。

号码是新疆的区号。我接起来，对方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他说，是周建国吗？你的电话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我是念沪。妈说想见见你。

我握着电话的手抖得没法往耳边放，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我张了张嘴，吐不出声来，只有泪水在脸上无声地流淌。

几天之后，我坐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想起当年坐绿皮火车去新疆，整整六天七夜，沿途的风景从江南的绿一点点变成了大漠的黄。那时候我刚满十八岁，什么都不懂，坐在火车里觉得自己这辈子要干一番大事业。现在我六十岁了，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坐在开往新疆的车厢里，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秀兰还住在阿克苏，念沪给我留的地址是阿克苏市的一个小区。我在乌鲁木齐倒了一趟长途汽车，沿着南疆的公路继续走。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熟悉的戈壁滩，看着远处依旧白皑皑的天山，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沉重。博斯腾湖在公路右边的远处闪着光，那片颜色还是那么蓝、那么亮，和我二十几岁时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可我们都老了，都变了。

到了阿克苏，念沪开着辆旧桑塔纳来接我。他比我想象的苍老，才三十七八岁的年纪，头发却已经白了不少。他站在出站口张望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长得像他妈，但也像我。

他看见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说走吧。语气不冷不热，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车子开进一个老旧的小区，外墙的水泥有很多地方都剥落了，露出里面发黑的红砖。念沪停好车，带我上了三楼。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戴着老花镜在剥蒜。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浑浊的目光望过来。

隔着四十年的光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戈壁滩上干涸的龟裂纹，眼睛不再明亮了，混混沌沌的。背也驼了，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裹在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里，袖口都磨出了毛茬。

我站在门口，说不出话来。

她看着我，老半天才认出来，嘴唇动了动，终于笑了，说建国，你来了。声音很轻，还是当年那个语调，像风吹过芦苇。

我走进去，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们隔着一张小小的茶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念沪给我们倒了两杯茶，然后就出去了，留下我们两个老人。

沉默了很久，她先开口了，问你在上海还好吗。我说还好。她问身体呢。我说还行，这把年纪了，零件都不太好使了，但还走得动。她笑了笑，说我也是。

又沉默了一阵，我开口问，老赵呢。她顿了顿，说走了三年了。心梗，走得快，没受什么罪。我哦了一声。

然后我问，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低下头去剥蒜，枯瘦的手指有些吃力，说还行，老赵人好，对我和念沪都好。后来老赵走之前，还一再嘱咐念沪要把我当亲爹待。这些年，虽然苦，但日子也过来了。

我想问你后悔吗，但终究没问出口。我想她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想知道我后悔不后悔。

最后还是她先说了，声音平静得像一池旧水。她说建国，年轻时候的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也别太怪自己。那时候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政策，我们也是没得选。这半辈子走过来，她不能说不憋屈，可她从来没恨过我，让我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听着听着，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

我说，秀兰，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念沪。我当年要是咬咬牙不回来，或者要是早一点接你们过来……我欠你们母子俩的。

她摇摇头，打断了我。她把手里的蒜头放在茶几上，转过脸去看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沙枣树，说人这一辈子，谁欠谁的，谁又说得清楚呢。命运使劲把你往一个方向推，你只能跟着往前跑，一回头，半辈子都过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聊到了刚去新疆时吃不饱饭，聊到了后来好不容易存下钱买了一只老母鸡下蛋给念沪补身体，聊到了那条红纱巾她保存了很多很多年，一直搬了好几次家都压在箱子最底下，直到有一年被老鼠咬了一个洞，她心疼地哭了一场。她甚至提起当年在戈壁滩上巡逻的那只受伤的小羊羔，说那只羊后来活了，在圈里又下过两窝崽子，脾气跟她最亲。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她说出来我却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喘不上气。

傍晚的时候，念沪接孙子回来，小家伙两三岁的样子，虎头虎脑的，跟念沪小时候一模一样。念沪把他抱过来放在茶几上，跟他说叫爷爷。小家伙怯生生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秀兰，稚嫩的声音叫了一声爷爷。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得稀里哗啦。他们给了我一个家，而我却缺席了那么多年。

我在阿克苏待了三天，住在念沪家里。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秀兰已经坐在沙发上，腿上还盖着那条薄毯。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又沉默了一阵。最后她说，路上小心。

我说，你保重身体。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念沪送我下楼，在楼底下，他从车里拿出一个包得很旧的软皮笔记本递给我，说这是妈让我给你的。你不要当着她的面打开。

我接过来掂了掂，好像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说念沪，好好照顾你妈。他说知道了。

车子开动了，我透过车窗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老楼，三楼那扇窗户后面，花白头发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的眼睛又模糊了。

上了长途汽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犹豫了很久才打开了那个本子。

本子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翻开来看，是秀兰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她的思念、她的不甘、她的挣扎和她的妥协。半个本子密密麻麻地记着日期，记录着那些她不曾寄出来的信。里面有一页，纸已经发黄变脆，只有短短几行字。

建国：

你今天走了。念沪站在路口不肯回来，哭了一下午。

我不敢哭，怕让人看见。

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真的走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念沪养大。等以后咱们都老了，能再见一面就好了。

那时候，你的头发也该白了。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在那张纸上，把发黄的字迹洇开了一小块。

窗外，戈壁滩还是一望无际，风沙还在刮，就像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的那样。天山的雪还是一样的白，头顶的太阳也还是一样的烈，只是坐在车里看风景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

错过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了。

我合上本子，看着窗外，忽然特别特别想回到那个土窝子前面的打谷场上，回到那个风沙满天却心火热的年代，再牵一回她的手，再叫一声兰子。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会在博斯腾湖边上拉住她的手，告诉她，我们不离婚，我们不走，就算一辈子在戈壁滩上刨土坷垃，也要刨在一起。

可是时光不会倒流。

车窗外，天山依然耸立，博斯腾湖依然在远方闪着蓝色的光。戈壁滩上的风还是那么大，卷起黄土，打在车窗上噼啪作响。

我闭上眼睛，任泪水流淌，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个温柔的声音。

建国，今天月亮真大。

是啊，真大。

兰子，今晚的月亮，真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