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月薪 10000+ 新币，却依然不快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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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人月入近6000新币、在亚洲最富有的城市生活、享受着全球公认的高效政府和优质基础设施，那他大概率应该过得挺滋润的吧？但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另一个故事。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数据，2025年全职居民的月收入中位数已达到约5775新币，其中金融服务业的中位数更超过9000新币。按这个数字来看，新加坡打工人在亚洲属于名副其实的“高薪群体”。

然而，Jobstreet by SEEK在2026年2月发布的《职场快乐指数》调查却给了这个光鲜外表一记重锤——只有56%的新加坡员工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幸福的，在亚太八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中国香港。

作为比较，印尼的这个数字高达82%，菲律宾77%，连马来西亚都有70%。

来源：Jobstreet

更扎心的是：收入和你是否快乐，这两件事的关系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大。 这个结论看起来反直觉，但数据的走向非常清晰。让我们一步步拆开这件事，看看新加坡的高薪群体到底陷入了怎样一个“有钱但累”的职场困局。

新加坡人有钱但失去了快乐

一大波人早已不堪重负

先来说一个反常识的数据。Jobstreet的调查发现，81%的新加坡员工认为“在工作场所获得幸福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换言之，大多数人并不悲观地认为工作只能“苟着”，他们愿意相信工作和快乐可以兼得。

然而落到现实里，这个“相信”和“实现”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近一半的人感到疲惫或职业倦怠，只有56%的人真正体验到工作中的幸福感。

有一位在社交媒体上裸辞的前猎头顾问，说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共鸣的心声：“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想去上班，想拿病假，或者希望老板不在办公室。”她还说，总觉得自己在用时间和精力，“帮公司完成公司的梦想”。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恐怕是很多新加坡打工人的日常写照。

什么是“幸福鸿沟”的根源？调查发现，员工认为与实际落差最大的领域，排前三的分别是工作压力、工作意义和职业发展。听听，都和钱没有直接关系。

而打工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工作的意义、职业发展的机遇以及每日工作的角色和责任。

图源：Jobstreet

但是，钱能不能解决问题？Jobstreet的调查中，64%的员工说“更高的薪水”能提升幸福感。这个答案很诚实，毕竟没有人嫌钱多。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组数据：即便月入超过1万新币的高收入群体里，仍有约一半的人感到职业倦怠。而月入高于6000新币的员工中，职业倦怠的比例相比于低薪群体不仅没有下降，某些维度甚至更高。

你可能在朋友圈里见过这样的同事：薪水可观、穿着光鲜、出入金融机构或跨国企业，但私下喝一杯的时候全是吐槽：老板画大饼、每天加班到深夜、身兼数职却觉得工作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并非孤例。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的员工能从工作中感到意义的满足感，而对于职业发展感到积极的员工，只有区区37%。

薪酬吸引人，但意义才留得住人。 这句话在数据里得到了反复验证。

新加坡人不快乐的根源：

“怕输Kiasu”文化

除了结构性的工作问题，文化层面的因素也值得深挖。

有一个闽南语词汇在新加坡几乎无人不知——“Kiasu”，怕输。引申到现实，就容易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赚越多，比越多，累越多。

调查发现，大约70%的新加坡人承认自己有点“怕输”心态，这也被评为新加坡人五大负面特质之一。怕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敢冒险，是容易超出正常工作负荷去“补安全垫”，是总把自己和身边更优秀的人进行比较。

新加坡Kiasu文化的梗图，图源：SGAG

新加坡人“怕输”文化从小就有体现。

曾经，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18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调查问卷中新添了几道问题，以衡量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学习思维。

而新加坡学生对失败的恐惧程度，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超过七成的新加坡学生在面对失败时，不仅担心他人的眼光、怀疑自己的才能，甚至会质疑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你会不会也这样？考试想多考一分，业绩想多做一单，车房想更好一点，看着别人年底拿了大额花红自己也咬咬牙加班。这一切在一个以“精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里，几乎是潜移默化的教育，从小学补课、补习班到职场的竞争焦虑，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消失。

有数据称，新加坡小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高达89%，子女教育的月支出占家庭收入的34%。这就是典型的新加坡式焦虑：你以为你赢了，抬头一看前面还有人——于是你只能继续赶路，哪怕已经很累。

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新加坡政府一直修改政策，给孩子们减负。从2023年起，新加坡的中小学将取消所有年级的期中考试，让学生有更多时间享受学习，减少对考试的重视。

2024年，又官宣将取消”天才班“考试以及对中学分流制度做出调整，一切的一切都在传达一个态度：虽然成绩很重要，但是大家不应该在意一场考试的得失。卷来卷去每个月都要纠结那一两分，不仅是孩子压力不小，家长的压力（不管是心理还是金钱上的）也太大了！

文化只是内部原因

AI时代让人不敢太放松

当然，如果将所有锅都扣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也并不准确。

另一个实际存在的、笼罩在新加坡职场人头上的阴云，是AI对职业安全感的冲击。数据显示，58%的员工担心自己在未来两年内会被AI取代。这种焦虑在年轻人和IT从业者当中尤其强烈。就业市场的快速数字化，让很多人不仅面临着“累”，更面临着“累下去可能还没出路”的心酸。

与此同时，高昂的生活成本并没有因为收入的提升而变得轻松。2026年，新加坡被评为亚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月支出约5425新币，这还不算房租。

新加坡住房价格在经历疫情期间的上涨后，即便是租房价格也远高于疫情前水平——组屋三房的月租金都要2800到4800新币不等。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高薪阶层虽然在薪水统计表中看起来“赢了”，但他们绝大多数盈余空间被高涨的生活成本压缩。想买房，要面对高房价；想养车，COE高到以十二万新币为单位；想不加班，可能职位都没了。就连月薪4万新币的人，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吐槽“依然吃紧”。这种“收入的虚高”在新加坡的语境里，是真实存在的。

与此相伴的，是一波职业倦怠的大潮。ManpowerGroup的《2026年全球人才晴雨表》显示，新加坡有72%的员工表示最近经历过职业倦怠，53%的人每天都承受显著的工作压力。盖洛普的数据也揭示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事实——61%的新加坡员工处于倦怠状态，而盖洛普的《2025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还将新加坡列为东南亚员工敬业度第二低的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一边精疲力尽，一边还在“拥抱工作”——既不敢跳槽，又不想好好干。数据显示，73%的员工正在积极寻找新机会，但另外一边，近四成的人担心未来六个月会失业。这种矛盾心理其实好理解：正是因为不安，所以才拼命想抓住手里那一点点安全感。

当倦怠、恐慌和崩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大批新加坡打工人开始发出“反内卷”的信号。调查显示，71.8%的员工正以某种形式在浏览招聘信息，他们并不是马上就要找工作，而是在默默评估市场上的职业机会。

对新员工来说，除了薪水之外，如今“灵活的工作安排、工作量的可持续性、福祉和职业安全感”已经成为考量一个雇主是否会留任的关键条件。

对许多企业主而言，这个信号无疑是一记警钟：如果企业的成长不能建立在员工的可持续幸福感上，那么离职率会无可避免地升高。新加坡的快节奏工作文化本身就导致了长期的职场不幸福感，员工在被迫持续高产出中慢慢感到不堪重负。

回到标题的问题：为什么新加坡人收入高却不快乐？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问题不在薪酬本身，而在于目前以“高薪+高压+高社会期望”为核心的职场模式，容不下工作意义、职业成长与精神喘息的诉求。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某个公司的问题，而是一场结构性困境：怕输文化让人们不敢选择更慢但有意义的方向，精英教育培养了竞争思维却在无形中削弱了幸福感，AI焦虑与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给所有人的职业安全感再添一层阴影。

而那些幸福感名列前茅的国家，比如印尼、菲律宾或芬兰——它们未必赚得比新加坡多，但职场友善度、社会支持网络和生活自由度，都比新加坡要明显更优。这似乎在揭示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道理：很多时候，快乐不是来自你赚了多少，而是来自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我想做的”，以及“他们认可我所做的”。

对新加坡的打工人来说，幸福不是彻底不工作了，而是找到一种既能体面赚钱、又能让自己身心完整参与其中的方式。这个目标能不能达成，不仅取决于企业和政府的步伐，也需要每个员工敢于说出：我真的累了，而我想活得稍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