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替兄弟喝了一斤半醒来发现躺在寡妇家的床上，她端着醒酒汤说

楔子

我叫赵德柱，今年五十六了。在镇上开了一间五金店，日子说不上富贵，但也踏踏实实地过着。街坊邻居都说我这人实在，为人厚道，看见我老婆秀兰就夸她有福气，找了我这么个好男人。每每听到这些话，我也就笑笑，点根烟，不怎么接话茬。不是谦虚，是因为我心里清楚——我这辈子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能娶上秀兰这么个好女人，过上现在安稳的日子，全靠老天爷赏脸，全靠一个人把我从烂泥里拉了出来。那个人，现在每天都睡在我身边。

这些话听上去有点糊涂，那就从头说起吧。

那是一九八九年的秋天。

那年的十月来得比往年冷，我们老家这块儿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一到深秋，早晚的风就开始割人了。我那年二十四，在县城的红旗机械厂当钳工。那厂子是县里数得着的国营单位，虽说不比省城的大厂阔气，可在这巴掌大的县城里，也算是体面人家找工作的好去处了。当时厂里有八百多号工人，分成了四个车间，我在三车间，主要干些零部件加工的活计，一个月能拿百十来块钱的工资，不多不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凑合着能过。

我这个人呢，说好听了是仗义，说难听了就是傻实在。从小就这脾气，朋友有啥事找我，只要我办得到的那肯定没二话，办不到的也要想办法去办。我爹活着的时候就说我：“柱子啊，你这副热心肠是好事，可你得分人，有些人就是条白眼狼，你给他肉吃他还咬你呢。”我娘也老念叨：“你可别学你爹，一辈子就知道对别人好，到头来吃亏的都是自己。”这些道理我听了，可没往心里去。我这人就是这样，人家敬我一尺，我就还人一丈，从小到大没变过。

所以厂里上上下下，提起赵德柱这个名字，没人说不好的。车间的章主任开会的时候都拿我当典型，说“你们看看人家德柱，干活不挑三拣四，团结同志，作风正派，这样的年轻同志才是我们厂的未来啊”。这些话我听着也舒坦，干活也更有劲头了。

可说实话，那几年我心里头最亲的人，不是厂里的这些领导和工友，而是我的一个发小，叫刘建军。

建军的爹叫刘大壮，和我爹是同一个建筑队干活的工友。我们两家就在同一条巷子里住着，还是前后排的邻居。打我记事起，我就跟建军一块儿玩。春天上树掏鸟窝，夏天去河里摸鱼，秋天到田里逮蚂蚱，冬天在街口堆雪人，几乎天天搅和在一起。上学了更是不用说，一个班，同桌都坐过好几回。我这个人从小学习不行，一看书脑袋就大，初中毕业就再也没上过；建军脑瓜比我好使多了，在班里成绩一直靠前，可他家里穷，他爹刘大壮身体一直不好，干不了重活，他妈也没有固定工作，在街道的缝纫铺帮人锁扣眼儿，挣不了几个钱，所以建军初中毕业也没上高中，直接跟我一样进了工厂，只是他没分到我们厂，去了隔壁的县纺织厂当保全工。

可我们俩的交情并没因为不在一个厂就断了，反而更深了。那几年进城打工的年轻人多了，县城里舞厅、录像厅、台球室遍地开花，建军老带着我去这些地方。用他的话说：“柱子啊，咱们这年纪的人不享受享受，那不是白来世上走一遭了？”

说实话，建军这个人确实有本事。他脑子活泛，嘴巴又甜，在纺织厂干了没两年就被调到了供销科。虽说只是跑跑腿、打打杂的活，可到底是往上升的苗头，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是“有前途”的人了。再加上建军长得也不错，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的，那时候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身上穿着的确良白衬衫，往街上一走，回头率高得很。厂里厂外喜欢他的姑娘不在少数，他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把左邻右舍那些还没谈上对象的光棍儿们眼馋得不行。

我那时候还没对象，长得也就是中不溜，个头一米七四，方脸盘，眼睛不大，长得不算难看可绝对算不上好看。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坯子。人家建军老说我：“你呀，就是太老实了，光在车间里埋头苦干有什么用？得学着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让姑娘们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物才行。”

我听了也不在意，嘿嘿一笑，说：“我急啥，等碰上了再说呗。”

我就这么一个人，不惹事，不上进，也没什么花花肠子。在建军身边，我就是个配角，啥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我跟在他屁股后头跑跑颠颠就满足了。现在回想那几年的日子，虽说穷，可也真是快活。下了班，我跟建军找个路边摊，一人要碗烩面，喝瓶啤酒，吹着晚风，聊聊厂里的闲事，说着将来要干的大事，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劲，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

建军他爹刘大壮的身体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自打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他有肺病，一天到晚咳嗽个不停，谁劝他去医院看看他都不去，就说“庄稼人哪有那么金贵，扛扛就过去了”。可这种病哪是扛得过去的？到了八八年冬天，刘大壮彻底躺床上了，起不来，饭也吃不下，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拉到县医院一查，肺结核不说，肝上还长了东西。医生说了，肺结核倒是可以治，肝上那个东西得去省城大医院看。

建军他妈回来跟我娘说这事的时候，哭得眼睛都肿了，说：“我们家哪儿来那么多钱啊？他爹这些年吃药就把家底吃空了，再上省城，那不跟天一样大的开销？”

我娘心肠软，回来后就跟我说：“柱子啊，你建军的爹可是和你们家老头一块儿干过活的，当年你爹走的时候人家还送了两百块钱的礼，这份情你得记着。现在人家摊上事了，能帮就帮一把。”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加奖金也就一百块出头，扣了吃穿用度，每月能攒下三四十块钱就很不错了。可我还是把这些年攒的将近三百块钱全拿出来给了建军。建军一开始不肯要，我说：“兄弟，别跟我见外，谁还没个难的时候？等你爹好了，你再慢慢还我就是。”

建军攥着那沓钱，眼眶红了，嘴唇抖了抖，到底还是收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建军哭。从小到大，这家伙都是带着我捅娄子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从来没在我面前掉过眼泪。可那回，他真的哭了，憋着声音，肩膀一抽一抽的。

从那天开始，我跟建军之间的感情就更不一样了。虽然他后来没再提过还钱的事，可我们都知道，这份情不止是三百块钱的关系了。

可也正是这份感情，让我一脚踩进了这辈子最大的泥潭里。

第一章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号，农历九月十八，星期二。

深秋的天黑得早，才下午五点多，太阳就落到城西的地平线下面去了，只剩天边一抹暗红色，像是谁拿染布泡出来的水在天上泼了一瓢。空气里有股呛人的烟味——旁边村里的庄稼人开始烧秸秆了，那烟雾弥漫开来，整个县城都罩了一层灰蒙蒙的幕布。

建军一下班就跑到厂门口等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隔老远就在喊：“柱子！柱子！”

我从车间出来看见他，还没开口问，建军已经跨下车子，搭着我的肩，神神秘秘地说：“今晚有事，你跟我走一趟，好酒好肉管够！”

我把沾满机油的破手套往兜里一揣，说：“哪儿的酒肉？你捡到钱了？”

建军咧嘴一笑，说：“比捡钱了还痛快。今天刘大伟请客，我想带个人去。”

刘大伟这个人我知道，是县城东南角刘家岗的。论辈分是建军远房的本家堂叔，岁数却跟建军差不多。这人早年当过兵，退伍回来后脑子活络，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倒腾东西——先是卖些从南方运来的电子表和廉价服装，后来胆子大了跑去南方倒腾录像机倒卖，赚了不少钱，在县城里也算个小有名气的“万元户”。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洋楼，门前停着摩托车，抽起烟来都是红塔山，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上风光一时的体面人。

“刘大伟？”我有点心虚，“我可跟人家不熟，你带我干什么？”

建军急了：“你都是我兄弟，他请我就是请你，这不一个意思？”说着就拽着我往厂门口走，“走走走，我在你们厂门口等你半小时了，你还磨蹭个啥？”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耳根子软，架不住别人三句好话。也没多想，跟着建军跨上他那辆二八大杠的后座，两个人骑着一辆车往刘家岗赶。

北方秋天的傍晚，田里的苞谷刚刚收完，地里的茬子还立在风里。乡间土路上轧着两道深深的车辙，骑车走在上头，一颠一颠的。建军在前面骑得飞快，车铃铛一路响个不停，后座的我把着车架子，看着两边的田埂上草都枯黄了，一片衰草连天的样子。不远处的村子亮着几盏昏黄的灯光，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往上升，飘着烧柴火的味道。

我心想，这顿饭吃完早点回去，明天早上车间还有批活儿要赶。

可谁能想到呢，自从那天晚上踏进了刘大伟的家门，我这条命就好悬没交代在里头。

刘大伟的二层小楼果然气派。在刘家岗那一排土墙瓦顶的平房里头，他家的白墙红砖二层楼就像是鹤立鸡群一样显眼。大门是铁皮的，上面刷着绿漆，门头上还装了盏门灯，照得门前的场院亮堂堂的。院子里停着一辆红色的金城铃木摩托车，车身擦得能照见人影。

我和建军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自行车，看来来得不只是我们俩。刘大伟亲自出来接，穿着一身上的确良的白色夹克，下身是咖啡色的喇叭裤，头发梳得溜光，嘴上叼着根烟，笑起来牙齿被烟熏得发黄，但那股从部队带出来的派头还在，腰板笔挺，握手的有力。建军上去就握手拍肩膀，热乎得跟几十年的亲兄弟似的。

“建军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就等你了！”刘大伟笑着拍拍建军的肩膀，目光转过来落到我身上，“这位是？”

建军赶紧介绍：“我兄弟，赵德柱，红旗机械厂的，正经八百的好手，人没得说。”

“赵德柱？”刘大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好名字，德柱，有德行的柱子，好！建军的朋友就是我刘大伟的朋友，快进去坐吧。”

我有点局促地笑了笑，跟着进了院子。

堂屋里已经摆了一张大圆桌，桌上铺着红色塑料布，一圈围坐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男人居多，都是县城和县城周边村子里的，有几个我看着眼熟，好像是街面上做生意的,也有两个穿厂服的，挂着和我不一样的胸牌。女的就两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个长发披肩涂着鲜红嘴唇的，看样子是刘大伟的对象，挨着他坐，一副当家女主人的派头。

桌上已经上了好几道菜。一盘子红烧肘子，油亮亮的肉皮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光，颤颤巍巍的，一看就是用了足料的酱油和糖色。一盘青椒炒肉丝，肉比青椒还多，绿的辣椒和白的肉丝一看就让人流口水。一盘醋溜白菜帮子，醋味一飘上来牙根子都在发酸。还有一大盆番茄蛋花汤，紫菜和海带飘在上头，最上头还洒了把葱花。一盘油炸花生米，一把卤得发红的豆干。光这几样菜，搁在那时候的乡下人家，那可是办喜事才舍得上的席面。

桌上的酒更不含糊。五瓶杜康东倒西歪地摆在桌上，旁边还立着两瓶竹叶青，全是白的，一瓶红的都没有。那时候县城饭桌上喝酒有个规矩，能喝白的就白的，不能喝白的也得喝，哪像现在的饭局还要问一句“要不要喝点啤的”？那场面就没有啤的这俩字。

刘大伟安排我和建军在一个长条板凳上坐下，他自己坐在上首，旁边是他那对象。人齐了，刘大伟站起来，端起自己面前那杯酒，清了清嗓子说：“各位，今天不是啥大日子，就是我想跟弟兄们聚一聚，喝喝酒，乐呵乐呵，大家放开量，不醉不归！”

一圈人端起酒杯跟着附和，有的说“刘哥大喜”，有的说“刘老板发达”，乱哄哄的一片，气氛一下就热了起来。

第一杯酒下去，嘴里头火辣辣的。我平时不是不能喝，三四两的白酒不在话下，可这杜康是高粱烧的，入口绵，后劲大，喝到胃里就跟一团火似的燎得慌。我抿了两口就赶紧夹了两块肉压一压。

可这场酒局，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人好过。

刘大伟请的人里头最扎眼的一个，是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这人四方国字脸，眉头有个黑痣，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板板正正，表情严肃得像要开批斗会似的。这人一开口，那口音就往外蹦——标准的南方腔，说的是一口带着粤语味儿的普通话。我听着都费劲，只能听懂三成。

后来我听半懂不懂的议论才知道，这人是刘大伟的生意伙伴，姓文，广东汕头那边的，经过别人介绍和刘大伟合伙做电器生意，专门从南方倒货过来卖，据说手里有门路，能搞到一些紧俏的家电，彩电冰箱什么的。刘大伟敬他三分，桌上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一口一个“文老板”的叫着。

文老板坐在那一杯一杯地往下灌，嘴上客气说不能喝不能喝，酒却一点儿没少喝。几杯酒下去之后，他扯开嗓子说话了：“刘老板呀，你这个地方的人喝酒不行啦，太斯文啦，我们广东那边喝酒都是干了又干，哪像你们这样慢慢抿。”说完哈哈大笑，笑得粗放得很。

这话一出，在座的刘家岗的人和县城的人都听不下去了，脸上挂不住了。坐在文老板边上的一个秃顶男人，刘家岗的，绰号叫王麻子的，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文老板说我们不会喝酒？来来来，今天我跟你走一个！”说着把酒杯一顿，直接灌了一大口。

文老板也不示弱，端起来对饮而尽，嘴角的酒渍都没擦，又让刘大伟给满上了一杯。

这顿饭吃到现在才刚开始，就变成了拼酒会。我在边上看得心惊胆战，却也只能跟着举杯，一杯一杯地往嘴里灌。

建军坐在我右边，喝酒倒是豪爽得很，杯子举得高，倒得满，喝下去眼睛都不眨。他这人嘴皮子利索，还会来事，一坐下就开始左右逢源，敬了这一位敬那一位。先是敬了刘大伟三杯，说“刘叔生意兴隆”，又敬了文老板一杯，说“文老板远道来不容易”，最后又把桌上的人挨个敬了一遍。一轮下来，他那白酒少说已经下去了五六两，脸反而越喝越白，眼睛贼亮贼亮的，说话的舌头都不打卷。

我这边就遭罪了。白酒这东西不随人，你得对它客客气气的，你要是瞧不起它，它就让你遭大罪。一杯接一杯的下肚，我觉得自己的食道像被浇了汽油点着了火，整个胃里烧得厉害。头也沉了，对面的灯光开始变得迷迷蒙蒙，像是隔着一层水在看东西。

我夹了一块肥肉塞进嘴里，想压压酒劲。肉在嘴里嚼来嚼去，腻得要命，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我只好强迫自己咽下去，又猛灌了一大口汤，胃里才算好受了点。

我有点撑不住了。侧过脸跟建军小声说：“兄弟，我出去透透气。”说着就要站起来。

建军一伸胳膊就把我按回去了，压低声音说：“你急啥？酒局不就图个热闹？待会儿我还指着你帮我把这文老板的生意谈成了呢。”他的语气里带着点央求。

我一听这个，不好驳他面子，只好又坐下了。可我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了，白酒在胃里翻江倒海，就像有人在里面放了把火，又浇了层油，灼得我直冒冷汗，手心里的汗湿了手掌。

文老板轮过来敬酒了。一轮就是三杯。我强撑着喝了第一杯，第二杯实在喝不下去了，正准备把杯子轻轻放下，可这文老板不依不饶，笑眯眯地看着我，意思是杯子不能放下，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我看看建军，建军看着我，嘴唇在动，那口型分明在说三个字：“陪他喝。”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光，是恳求，又像是吩咐。

我便硬撑着举起酒杯，和文老板碰了杯，仰着脖子把第二杯灌了下去。酒从嗓子眼滚过的时候，就像有一股子滚烫的铁水从喉咙往下浇，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嗓子都在发出“滋滋”的声响，整个人都要烧穿了。

建军高兴了，拍着我的肩头，对着刘大伟和文老板说：“看看我这兄弟，实诚吧？够意思吧？这种人才是能交一辈子的兄弟！”

“好！赵兄弟好样的！”刘大伟竖起大拇指，声音大得像在喊号子，“既然你这么给面子，兄弟我也不能小气。今天这场酒你必须喝痛快了，酒桌上的事就是生意场上的事，我跟建军的生意，全看赵兄弟今晚喝得高兴不高兴了！”

这话说得古怪，我心里已经迷糊了，哪还顾得上去琢磨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只晓得眼睛里、脑海里，满桌子的人和酒菜都转起来了，转得像走马灯似的，一圈一圈地晃，晃得我恶心得想吐。

后面的酒是怎么喝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现在回想起那天晚上，脑子里就像被人打碎了一块玻璃，全是碎片。碎片上拼凑在一起，隐约有一些画面：有人端着酒杯的影子、有人大笑的声音、桌子上推来搡去的胳膊、满桌子的狼藉、满地的酒瓶、还有一只猫从桌子底下蹿过去，浑身的毛竖着。

我还记得自己喝到最后那杯时，建军在我耳边说：“柱子，最后一杯了，兄弟全靠你了。”他的嘴离我的耳朵很近，呼出的酒气飘过来，让我差点直接吐出来。但我就听见“全靠你”三个字，就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于是又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个底朝天。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塌了。

像是一堵墙在眼前坍了，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连后来怎么被人架出刘大伟家的院子、怎么上的自行车、被人带去了哪里，糊里糊涂的，一点印象都没留下。就好像有人在今晚这个册子里，硬生生撕掉了几页纸。

酒这个东西真是奇怪，喝下去的时候像是穿肠毒药，可等醒来的时候，肚子里就像灌了铅一样沉，脑袋又像是炸开了一个洞，所有的脑浆子都快流出来了。

直到被一阵强烈的光线刺醒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活过来了。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脸上，刺得我眼皮上像火烧一样。我本能地翻了个身，试图躲开那刺目的光，可脑袋里针扎一样的疼，逼得我又滚了回来。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一遍，干涩得要命，舌头像块烂布在嘴里缩着。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使劲挣扎了半天才睁开一条缝。

一个陌生的房间。

灰白色的墙壁，靠墙的老式衣柜，门板上油漆剥落了，露出一片片暗黄色的木头茬子。玻璃窗上贴着褪色了的窗花，剪的是一个抱着鱼的大胖娃娃。透过窗户能看见院子里的半棵枣树，叶子都快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条伸向天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混着柴禾燃烧过后的炭灰味，闻得人想打喷嚏。

这绝对不是我家。我家的房子是老式的三间青砖瓦房，窗户对着大街，拉开窗帘就能看到街上的早点摊和来来往往的自行车。眼前这地方，窗户外头就是院子，院子外面是麦田和一望无际的平原，明显是乡下。

我这是在哪？

我使出浑身力气想撑起身体，手刚往身子底下用力一撑，就碰到了身下铺的褥子——不是平日里我睡的那种粗糙的草席或硬板床，而是软和的棉褥子，褥子面上铺了一层很旧的印花床单。床单洗得发白了，花纹都看不清了，但洗得干干净净的，还带着一股皂角的味道。

我稍微一晃脑袋，脑后的硬物硌得难受。用手指一摸，是块木板做的枕头。枕头里面装的不知道是谷壳还是荞麦壳，一动就哗啦哗啦地响。这也跟我家的枕头不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酒猛地醒了几分。

我拼命地回想昨晚的事，可脑子里除了断片、模糊的酒桌和建军最后那个眼神，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自己喝了太多，多得这辈子都没喝过那么多白酒，然后身子一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正想着，一阵棉布鞋底踩在土地面上的细碎脚步声从外头响起，声音不大，走得很轻，像是不想惊动什么人。紧接着是房门被推开的声音，“吱呀”一声，老木门轴转起来带着一股子木头摩擦的酸味。

一个人端着东西走了进来。

我定睛一看，是个女人。

她大概二十七八的样子，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棉袄，黑色的棉布裤，裤脚扎在袜子里，脚下是一双黑条绒的棉鞋，鞋面上沾着点泥土。长得算不上多漂亮，五官端正，皮肤有点黄，颧骨那块的皮肤干得起皮，看着就是长年下地干活被风吹日晒出来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用一根黑皮筋扎着，有几缕碎发掉在耳边，被风吹得很凌乱。

她端着一只搪瓷盆，盆里冒着白蒙蒙的热气。搪瓷盆上盖着块纱布，沿口的白漆都磕掉了，露出生了锈的搪瓷底子，边边角角有好几块掉漆的地方。

她看见我睁了眼，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羞涩，然后就把搪瓷盆放在了床头的缝纫机上，往我面前推了推。端盆的手粗糙得很，指节粗大，指甲剪得秃秃的，有几个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

“你醒了？”她低着头，声音不大，“头还疼吗？我煮了点醒酒汤，趁热喝了，能缓一缓。”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浆糊一样搅不动。她站的地方离床沿一臂远，脚缩着，身子往后微微仰着，好像随时准备转身就跑。手上绞着围裙的带子，那粗布围裙上沾着面粉，还带着点锅灰。

“这是……哪？”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两块破瓦片碰在一起。说这话的时候嗓子眼像有把刀在割。

“我叫……这是我家。”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去，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说，“你昨晚上喝多了，被人送来的。”

我一下子像被浇了盆凉水，整个人从脚底板凉到了脑门顶。

“谁送来的？”我一个激灵就要坐起来，可脑袋里的那根弦被猛地一抽，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只好又跌回床上。

她看我难受，伸手把那搪瓷盆往我跟前又挪了挪，说：“你先喝汤，喝了再说。”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那碗醒酒汤是用什么熬的。酸里带点辣，又有点甜丝丝的，还有一股子姜味。盛在搪瓷盆里，颜色发褐，看不清楚放的什么料。可能是红糖生姜，还放了些醋，也许还放了点别的什么。那个时候的乡下妇女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熬醒酒汤，各有各的方子，不外乎就是姜、醋、糖这些东西，说是“家传秘方”，其实都是老一辈妇女一代代传下来的法子。

我端起搪瓷盆吹了吹气，低头喝了一大口。滚热的汤从喉咙里流下去，呛得我咳嗽了几声。可别说，这一口喝下去，胃里火烧火燎的感觉还真就缓和了许多。肚子里好像有颗滚烫的硬疙瘩被汤水一泡，软和了一些。

她站在一旁看着我喝汤，没再说话。屋里安静得很，只能听见我的吸溜声和窗外麻雀在枣树上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才低低地问了一句：“谁送我来的？”

她犹豫了一下，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是……你朋友送来的。”

“哪个朋友？建军？”

她抿了抿嘴，没点头也没摇头。过了老半天，才含含糊糊地说：“你朋友说让你在这歇一夜，明早……明早他再来接你。”

我听出她话里有些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头还是疼得厉害，根本没力气追着问。我揉了揉太阳穴，靠回墙头的那摞被子上歇着。

她不再看我，转身走到衣柜前，从里面扯出一件半旧的中山装外套，搭在柜门上抖了抖灰。又拾起墙角的一把扫帚，扫了扫地。其实地上干干净净的，什么灰也没扫起来，她就是在没事找事做，好像这间屋子里有什么东西让她浑身不自在。

我端着搪瓷盆又喝了几口汤，汤快见底了。这才定下心来打量这间屋子。屋里陈设简单，就一张木头床、一个老式的三开门大衣柜、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一张四条腿的方桌，桌上搁着一面圆镜子，镜子边上一把梳子，梳子的齿断了好几根。

有了墙上的东西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墙面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人民日报》《河北日报》都有，日子久远得很，纸都翘角了。报纸中间醒目的位置贴着一张照片。黑白色的，用的是那种带花边的旧式相框，玻璃面上蒙着了一层薄灰。照片里是一个男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胸前别着像是奖章的东西，目光严肃地看着镜头。

旁边还挂了一顶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帽，帽檐上别着一枚红五星帽徽，那红五星的颜色都褪成了暗红色。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间屋子是个男人住的地方。不，不对——这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这些都不像是这个女人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对劲。越看越不对劲。我开始像过电一样，从头皮麻到脚底板。

我忍不住把搪瓷盆放下来，直直地盯着她：“妹子，我问你一句，你可得实话告诉我——”

我话还没说完，院门“哐当”一声被人踹开了。

那声音又大又急，像是有人在用脚踢门板。紧接着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踏踏踏”地冲进了院子，脚步声又重又乱，来的人气势汹汹的。

她脸色刷地白了，扫帚从手里一松，掉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是怎么回事，两个男人已经闯进了堂屋，直接从堂屋门口横冲直撞地推开了我所在那间屋子的房门。

走在前头的那个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破了两个口子的军绿色棉袄，头发剃得平头，脸上有道疤从眉梢一直拉到鼻梁旁边，满脸横肉，一进门就瞪着一双牛铃似的眼珠子，用一种刀子一样的目光剜着我。后面紧跟着的那个年轻一点，瘦高个儿，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色工装，下巴尖尖的，像个饿了三天的马猴，一进门就站在门口堵着门，两条细长的胳膊交叠在胸前。

平头男人扫了一眼床上的我，又扫了一眼站在一旁脸色发白的女人，脸上的横肉抖了抖，声音像闷雷一样炸开了：“何桂兰，这是咋回事？！”他的手指着床上的我，指关节捏得咔咔响，“你屋里咋躺着个男人？你倒是给我说清楚！”

我这才知道她叫何桂兰。

她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往后缩了一步，嘴唇哆嗦着：“三叔……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人是昨晚上喝醉了被人送到……”

“放你娘的屁！”平头男人不给何桂兰说完话的机会，一巴掌拍在门框上，震得门板嗡嗡响，“我看你就是不要脸！你男人刚死了一年多，你就往家里招汉子了？何桂兰，你还要脸不要脸？你对得起你那躺在地下的男人吗？！”

瘦高个儿在一旁跟腔：“就是，我哥没了才多久你就弄这事，你让我们老刘家的脸往哪儿搁？”那声音尖溜溜的，像是在吹哨。

何桂兰被这两句话噎得脸涨得通红，嘴唇翻来翻去却说不出一个字。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却死咬着下嘴唇，硬是不让眼泪掉下来。她的双手绞着围裙的带子，指关节捏得发白，身子微微发抖，像一片风中的枯叶。

我已经顾不上头疼了。坐在床上，脑子里拼了命地找补昨晚的记忆，可什么也拼不全。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甩不掉了。

我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琢磨：昨晚上那些人把我灌醉了，然后送到这个寡妇家来，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赵德柱一直是老实人，从来不惹事，也没得罪过什么人，怎么就摊上这么一档子事了？可眼前这情形，根本容不得我多想。

那平头男人已经绕过何桂兰，大步走到床边，用手指头戳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你是哪里蹦出来的野种？大白天的躺在人家寡妇床上，你还有没有羞耻心？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喊人来把你崩了？”

他的话里头有多少真话我不知道，可那股子要把人往死里整的架势，绝不是装出来吓唬人的。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暗暗咬了咬牙，说：“大哥，你先别急。我真不知道这是我的怎么来这儿的。昨晚上我跟朋友喝了酒，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被人送到这儿来的。我压根不认识这位……”

我转向何桂兰，她低着头，眼泪无声地滴在手背上。

“你放了屁！”平头男人根本不信，冷笑了一声，“不认识？不认识会把你送到她床上？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哄？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刘家岗人好欺负？”他越说越激动，脸上的横肉抖来抖去，那道疤在他脸上像一条蠕动的蜈蚣。

瘦高个儿也跟着嚷嚷起来，嗓子里像含了一口痰：“我告诉你，这事你今天别想轻轻松松混过去！我们老刘家不是吃素的！”

两个男人你一言我一语，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我听着心里窝火，可是看着何桂兰站在一旁噙着泪水的脸，那副明明被冤枉得不轻却说不出辩驳的话的模样，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回去了。

平头男人又大着嗓门说：“何桂兰，你不给我个说法，今天这事可过不去！还有这小子，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这是存心丢我刘家的脸！这事要是传出去，我刘家在刘家岗还怎么立足？人家不就指着我们刘家人的脊梁骨说三道四？”

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这两人的架势不像只是来找茬的，倒像是有什么目的。硬碰硬肯定不行，这是在人家地盘上，人家随便喊一声就能喊来几十个本家亲戚，到时候我就是长了八张嘴也说不清楚。

可要怎么才能把这事圆过去呢？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信息。我是怎么来的？谁把我送来的？为什么偏偏送到这个女人的家里来？这些要是搞不清楚，我今天就是一头撞死在墙上，也洗不清这盆泼在身上的污水。

思来想去，我只能先服软：“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头还疼得厉害，酒劲儿还没全过。你们要处理今天这事，也得让我先弄清楚来龙去脉吧？到底谁把我弄到这来的，我怎么来的，我现在也不知道。要不，你让我先回去，等我问清楚情况，再给你们一个交代？”

“回去？”平头男人冷笑一声，伸手一巴掌拍在我床头墙壁上，拍得墙皮子簌簌往下掉，“你想得倒是美！你在我刘家岗的地盘上，跑到我侄媳妇的床上睡了一宿，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偏头朝瘦高个儿递了一个眼色，瘦高个儿搓着两手嘿嘿笑了两声。

何桂兰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头顶上飘过的云：“三叔……他留了钱……”说着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到平头男人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分明是我揣在裤兜里的那四十多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加零花的，全都在上头！

她又从棉袄兜里摸出一个东西，“啪嗒”一声落在桌上——“大前门”烟壳子，黄底红字，那是建军不离手的东西！

“那人留的钱和烟。我……我当时就说了这钱我不能要，可他把钱往桌上一搁就跑了……”何桂兰嘴唇哆嗦着，眼睛始终看着地面，不敢抬起来。

平头男人一把夺过那几张票子看了看，又攥在手里，“哼”了一声，把钱往自己兜里一揣：“这钱我先收着，这是毁我刘家门风的赔偿！人赃并获，没啥好说的！”

瘦高个儿得意地看着这一幕，胳膊肘碰了碰平头男人，意思是“这下你该放心了”。

我的血直往脑门上涌。

我不是傻子。到了这个份上，我要是还想不明白这些人和建军之间到底有什么勾当，那我赵德柱这些年算是白活了。

从一开始，建军找我去赴刘大伟的酒局，让我在那个文老板面前拼命灌酒，又把我灌晕之后送到这个何桂兰家里来，甚至还故意甩下四十块钱和一个烟盒——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这个男人亲手把我扔在了人家寡妇的床上，留下他那该死的烟盒作证据，然后又让刘大伟通知他们本家亲戚“来捉奸”。从头到尾，步步为营，把我当成了一个待宰的肥羊。

建军啊建军。

我想起我爹的话，想起了他说“白眼狼”的时候那个沉重的语气。可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用的是未来时态。而我呢，我已经亲身站在这个被挖好的坑里了。

平头男人还在嚷嚷，但他的话我听不太清了。我就觉得眼前一黑，周围的光线都暗了下来。不是身体上的那种黑，是心口上堵了块石头，把所有的光亮都压住了。

我的兄弟，为了做成一笔什么样的生意，把我卖了。

我踉跄着从床上站起来，腿还有些发软，可我已经站起来了。我把散落在床边的衣服胡乱套上，对着那两兄弟说：“不用你们说，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但是今天的事，你们也别太过分了。”

平头男人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我接着又说：“你们刘家岗老刘家的脸面，是金子打的还是泥捏的，得靠你们自己挣，不是靠欺负一个女人欺负出来的。”

说完这话，我推开瘦高个儿的肩膀，出了屋子。何桂兰站在屋门口，眼泪掉下来了，她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那神情像是在说“对不起”，又像是在说“小心”。

我走出院子，外头的阳光正烈，照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我的胃里还残留着姜汤的味道，可这味道此刻变得又苦又涩。

我在心里喊了声：建军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

可我不能认栽，绝对不能认栽。

第二章

那天上午，我是推着车子从刘家岗走回的县城。

自行车不知道是谁的，但八成是建军他们留的，反正停在何桂兰家院门口，歪倒着靠在墙根，后轮瘪了半边，车铃铛也没了，车梁上的油漆磕掉了好几块。我把它扶起来，试了试前轱辘还能转，就推着它往县城走。不是不想骑，是屁股刚挨上车座子，浑身上下就跟被人用鞭子抽过一样，哪哪儿都疼。尤其是大腿根里的筋，像是被人往外抽了一截，搁在车座上硌得要命。

县城离刘家岗有十多里路，推着车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一路上，我把建军这几年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从发小，到借钱，到他爹生病，到他进了供销科，到他在刘大伟那儿攀上了关系——一件一件地捋，总想问清楚自己到底怎么就着了人家的道。

这个事说来还是跟建军自己的处境有关。他在纺织厂顺风顺水地干了两年供销，凭的就是他那张会来事的嘴。可话说回来，供销科到底是企业的要害部门，吃喝拉撒、采购外协，哪一样不是握在人家科长的手里？建军跑前跑后出了力，可权力始终握在人家科长手里，他不过就是跑腿的命。眼瞅着厂里效益一天不如一天，供销这碗饭也越来越不好端。

所以建军着急了。他想自己单干，想借着刘大伟的渠道搞一批电器来卖。可刘大伟那个人精，岂是那么容易让他分一杯羹的？想做生意，就得先拿点东西出来当投名状。

我想，那晚上酒桌上的事情，就是他们给建军出的题目。

把我灌醉，送到何桂兰屋里，然后让刘家亲戚来“当场捉住”——这戏码编排得滴水不漏。只需要刘大伟提前在何桂兰三叔跟前吹吹风，“听说何桂兰带野男人回家”之类的，人家自然会来兴师问罪。

而我赵德柱呢？我成了这场戏里的冤大头。一个被最好的兄弟设计陷害的小丑。

想明白了这些，我浑身上下像被浇了一桶冰水，从头凉到脚。

心里头更凉。

我和建军，从光开裆裤的时候就玩到现在。上树掏鸟窝，他爬得比我高，摔下来磕破了头，是我把他背回的家。上学的时候同桌，他忘带铅笔，我把自己的掰成两半，一人一半。他爹出殡那天，我在墓前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刘叔”，嗓子都是哑的。他娘后来搬去了陕西跟远嫁的闺女过日子，建军一个人在县城没有靠山，逢年过节我娘总喊他到家里吃顿饭，从来没有一次落下的。

我帮了他那么多事，他嘴上说我们是兄弟，可到头来，他把我卖了还指望着我替他数钱。

想到这里，我推车子的手都在抖，心口堵得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

我该去找他问个明白。

找建军

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在厂区后面的一排红砖筒子楼里，三楼，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自行车，过道窄得要有一个人侧着身子才能错身。墙面上刷的石灰水都快掉光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头。楼道里的灯泡昏黄黄的，有的灯泡坏了没人换，黑洞洞的一片，走过的时候总感觉有人在暗处盯着你。

我爬上三楼，在建军的宿舍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推开了半掩着的门。

建军正坐在桌前吃早饭，面前搁着一碗白粥，一小碟咸萝卜干。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头衫，头发睡得东倒西歪的，眼睛还有点肿，看着像是才起床不久。见我突然闯进来，手上夹咸菜的筷子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我。

我看见他第一眼，心里那团火就烧得更旺了。我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在酒桌边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兄弟，赵德柱。这种人能交一辈子。”“柱子，最后一杯了，兄弟全靠你了。”

“柱子，你醒啦？”建军放下筷子，站起来朝我走过来，脸上堆着笑，那笑容我太熟悉了，是他平时跟领导、跟客户打交道时才会做出的那种笑。客套，恭顺，带着点巴结的意思。

可就是没有一丝一毫面对兄弟时该有的那种随随便便、推心置腹的样子。

我靠在门框上，把自行车顺手搁在门外，站住了脚。我直直地盯着建军看，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昨晚上，什么意思？”

建军愣了一下，伸手摸摸后脑勺：“昨晚上怎么了？你昨晚上还好吧？我让刘家岗那边的人送你回去歇一夜，你不是很累嘛——喝多了嘛，多歇歇是正常的。”

“谁送的？”

“刘家岗的，王全友。就是晚上一块喝酒的那个，你不是认识吗？”

“是你托他把我送到何桂兰家去的？”我往前迈了一步，离他更近了些。

建军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笑意一点点从他脸上退下去。他没接我的话，转身走到水壶边上倒了一杯水，背对着我，喝了两口。

“昨晚上的事，我替刘大伟和文老板扛了一斤半的白酒，你想过我现在在哪儿吗？”我追着他的背影说。

“你问那个做什么？”建军的语气有些不自然，“何桂兰家怎么了？人家好心招待你歇了一夜，你还嫌弃上了？”

“你留下的烟盒，和那四十块多钱呢？”我的声音大了起来。

建军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终于放下手里的搪瓷缸子，看着我：“柱子，你听我说——”

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力气大得自己都觉得手发僵：“刘建军，你把我当什么了？我们从小到大二十年的交情，你拿我当什么了？一块肥肉？一个棋子？你想让我替你在刘大伟面前当投名状，在人家那边挣面子挣前途，你就把我往人家挖好的坑里推？”

建军被我按在墙上，背脊撞在墙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仰着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慌乱，有惭愧，可更多的是一种不甘心。

“你小声点行不行？”建军低声说，目光瞟了一眼门口，生怕有人路过听见，“我给你解释，你先把我放开。”

“你说。”我松开手，退了一步，胸口翻涌的气还没平下去。

建军拍了拍肩膀上被我抓皱的衣服，坐到床沿上，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子里丝丝缕缕地飘出来。

“柱子，我跟你说实话。刘大伟手里有一批华晶的电视机，是走私货，来路不正但货真价实，便宜得很。我已经跟县里百货大楼的人打好招呼了，他们答应收，前提是刘大伟给我发过来的必须是正品，不能有残次品。这边刘大伟的意思是，他想让我跟他合伙做这块生意，前期的铺货和人工成本我得出，否则他就走别的人。我没有启动资金，所以我只能……”他停了停，看着手中的烟灰弹在地上，“只能答应他的条件。”

“所以让刘大伟找本家亲戚来捉我的奸，就是你答应他的条件？”

建军没否认，也没承认，他低着头看着烟头上燃烬的白灰，卷曲的灰烬快要掉下来了，他才猛地弹掉。

“你想过何桂兰吗？”我忽然想起那个女人站在屋门口含着眼泪不敢掉的可怜模样，声音就软了几分，“她一个寡妇，在这乡下本来就不好过日子，你让人上她屋里来闹，你想过她的名声吗？你想过她以后还能不能在这村子里做人吗？”

建军掐灭烟头，站起来看着我：“何桂兰的事，你不用担心。刘大伟说过了，到时候他会在刘家岗按抚好本家的那些亲戚，不会让她太为难。再说了……”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他承诺何桂兰那边，她会从这次的合作里得到一笔补偿，毕竟我们在她家借住了一夜。”

听到这话，我心里头像被一把钝刀割开了，火辣辣的疼。不是因为对我的算计——虽然那已经够让我寒心的了——而是为何桂兰。建军居然真的以为，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名声，是可以用“一笔补偿”来买断的？他刘建军还配不配当个人？

我这辈子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别人说我几句骂我几句，我过片刻就忘。可这一回不一样。看着建军坐在那儿，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烟头烫得老高，烟灰落了一地，他一动也不动，就像欠下的那笔债跟他这个人无关似的。

“昨晚上那事……”建军开口了，“刘大伟的意思是，事情闹开了对你、对何桂兰，都不好。你最好找个日子找刘家那边的人私了，大家把话说开，把钱一赔，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你要是不愿意私了，那这事就捅到派出所去，到时你这头上可是扣了个……”

他又打住了，没把最后那个字说出来。

“扣了个什么？”我追着问。

“强奸。”建军的眼睛盯着地面，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可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两个字像两把刀子一样戳进我的耳朵里。

强奸。我赵德柱这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连鸡都没偷过一只，现在头上要被扣上一个强奸的帽子？而且是我最好的兄弟在给我做这场局？

我气得浑身发抖，头皮发麻，像是站在冰窖里的感觉。我想打他，想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三楼扔下去。可我压抑住了，死死地压抑住了。因为我心里明白，打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拳头能摆平的。

“我跟刘大伟说清楚了，这事不能闹大。”建军又点了一根烟，声音低沉，“柱子，你跟何桂兰也没真的有什么事，你醉成那样能做什么？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可问题是，刘家人认的不是事实，他们认的是场面上的东西。只要场面上保住了他们的面子，这事就好办。”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出点钱，就当是请刘家岗那边吃顿饭的钱，咱们把这事抹平了。以后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提这茬儿。刘大伟那边我会去做工作，那批电视机的事情成了以后，赚的钱里面的给你分一点，算是补偿。”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里有央求，有算计，似曾相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从我记事起，建军就学过这个眼神。那是一种利用你对他的好、利用你们之间的感情来达到他自己目的的眼神。他这辈子没改变过这个习惯。

我突然就觉得说不出的恶心。

不是因为别人对我做的事恶心，是因为我对他那些年的感情，到头来变成了一笔可以标价出售的货物，被人来回掂量来掂量去。这世上什么东西都能标价，唯独心那个分量没法拿秤砣来称。可在建军和刘大伟他们看来，连一个人的清白都可以论斤论两的卖。

我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看着宿舍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看着远处厂房的烟囱，烟囱里飘出白色的烟，在风里打着旋，刚升起来就被风吹散了。

“多少钱？”我的声音空空洞洞的，“你们要多少钱？”

建军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快燃尽的烟灰，走到我面前：“刘家的人开口要一千。刘大伟说这笔钱他先垫着，回头你慢慢还给他就行，按月从他前期的利润分成里扣。”

一千块。我当时的工资加上奖金一个月刚过一百块，不吃不喝得攒大半年才能凑够这笔钱。何况我不是不吃不喝的神仙，我还有娘要养，有日常的开销在等着。这么一大笔数目，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想起了何桂兰。我想起她站在门口小心翼翼端搪瓷盆的样子，想起她听我喝汤时脸上那种掺杂着羞涩和不安的表情。这天底下，有些人的命运就像一双筷子一样，你中没中招都得绑在一起，从今天起，我跟何桂兰的脚是扭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我抬起头看着建军，一字一句地说：“钱的事，我认。可建军，你给我记住一件事。”

“你说。”

“从今天起，咱们俩之间，不是什么兄弟了。你办刘大伟的事，我过我的日子。将来你我河水不犯井水。”

我转身要走。

建军在我身后喊了一声：“柱子。”

我停住脚步，没回头。

“你真的别记恨我。”他的声音带着鼻音，听着像是要哭了，“人在世上活着，就是要找自己的路。我也是没办法，这个事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我什么都没说，跨出门槛，推着自行车下了楼梯，脚步声在楼道里响得空洞洞的，像一个木头做的钟摆，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最后那点残存的情分。

走出纺织厂门口的时候，冷风吹在脸上，我抹了一把脸，发现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湿了。

借钱

一千块。

要是搁在今天，或许不算什么大钱。可在一九八九年的这个县城里，在红旗机械厂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工手底下，这笔钱就像是千斤重担，压得人直不起腰来。

我回到厂里，没跟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去车间报了到，换上工作服，坐到车床跟前，眼珠子盯着刀架和转动的工件，心思却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去。镗刀往前走一点，退一点，零件在车床上转得飞快的，切削下来的铁屑卷曲着，打着圈儿落在了地上，蓝幽幽的。我下意识地把工件装上去又拆下来，再装上，再拆下来，手底下的活做得心不在焉。我知道这样不行，这样下去零件迟早要报废，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盆坐到角落里，用筷子拨拉着盆里的菜——蒜苔炒肉，肉少得可怜，蒜苔也老得嚼不动。食堂里的其他几个青工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昨天电视里演的电视剧，我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脑子里全在盘算一个事：这一千块钱，能从哪儿来？

我爹在我念初中那会儿就没了。肺上的毛病，跟建军的爹一个样，不过症状不一样，他是常年咳嗽咳血，打医院的针水和那年头农村连饭都吃不饱的关口一天天熬着，熬到不行了就撒手走了。我妈在街道办的一个纸箱厂上班，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除了供我吃饭穿衣，剩不下什么钱来。我家那三间青砖瓦房还是老爷子在世时盖的，正屋的房梁有点裂了，屋里用一根木头顶着，也没钱找人修。

找谁借这笔钱？

我妈那边亲戚不多，舅舅、姨、姑姑都有各家各户的难处。我姥姥家的老邻居倒是手里有些闲钱，可我跟人家不熟，张嘴就谈借钱的事，人家铁定不肯。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我娘。可我又不想给她添堵。老太太辛苦了一辈子，临老还要为儿子还这种烂账，我怎么忍心让她知道真相？

可是不让我娘知道，这事又过不去。

这顿饭我记得愣是没吃完，就搁下饭盆走出了食堂。

下午干活的时候，我还是走了神。眼看着一件活报废了有两个，车间的班组长老高跑过来看我干活，瞅着散了架的零件和半截断了的刀具直皱眉：“德柱，你今天咋了？心不在焉的？出了啥事了？”

“没事，高师傅。昨晚没睡好。”我敷衍着说。

老高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拍拍我的肩头走了。

我看着老高的背影，心想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我身边这么多的工友，平时对我也都不错，真遇到事能帮忙的肯定有，可我不能跟他们张嘴。我是赵德柱，在这片厂区大院里被人说了多少年“老实人”“靠谱人”，我不能让人知道我被兄弟设计睡了寡妇这种事，这是在往自己脸上抹黑，也是在往全厂八百多个工友的脸面上抹黑。

憋到下班时间，我还是骑着我那辆缺了铃铛后轱辘瘪了半边的自行车，慢慢悠悠地回了家。

我家在城关镇东街，一条窄窄的青石板巷子，两边挤满了低矮的老房子。巷口有棵老槐树，树干得两人合抱才能抱过来，树冠像把大伞一样撑开，遮住了半条街。夏天的时候一到傍晚街坊们都爱在树下坐坐，摇着蒲扇聊闲天，冬天谁都不出门，乌漆麻黑的一条巷子，只有几家的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推门进了院子，我娘正在灶房里忙活，锅里“咕嘟咕嘟”地烧着什么，一股肉香味从灶房里头飘出来，闻着就让人肚子打鼓。我娘听见脚步声响，探出头来看见我，脸上立刻堆起笑容：“柱子回来啦？今晚上娘给你炖了排骨，你好好补补，看你最近天天忙的，脸都凹下去了。”

“妈，你先别忙，我跟你说点事。”我把车子往院子边上一支，踌躇了半天，话到嘴边，还是开口了，“你……手头有钱吗？我想借点。”

“借钱？”我娘放下锅铲，从灶房走出来，拿围裙擦着手，上下打量我，“出啥事了？”

我跟娘在灶房里坐了说话的。灶膛里的火“噼噼啪啪”地烧着，火光映在我娘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上，那些皱纹像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深，其实我娘那年才五十三。她把煤油灯往我跟前推了推，眯着眼睛看我的脸。

我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我娘说了。当然不能全说实话，有些东西作了改动——我把昨晚灌酒的事讲成是同事请客吃饭，把被人送到何桂兰家的事讲成是喝醉了被人送到朋友远房亲戚家借宿一宿，把闯进来的刘家三叔说成是多管闲事的亲戚找碴闹事。这些半真半假的话，我也编不出来别的更好的理由了。我能讲的整件事的前后因果都跟我娘交代了，唯独没提建军那两个字。我说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嘴唇哆嗦了一下，还是硬生生改了口，说“朋友”。

我娘听完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灶房里的光线劈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她的脸隐在暗的那一半，看不太清楚表情。灶火忽明忽暗地映着她的侧面，像个剪影，一动不动地靠在墙上。

“妈，你倒是说句话呀。”我急了，“到底有没有？要是没有我再想别的法。”

我娘长叹一声，撑着膝盖站起来，走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她出来了，手里攥着一个旧手帕包着的小包袱。她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皱巴巴的，有新有旧，少说也有二三百块钱。她把那一摞钱拿起来数了又数，像是在心里过秤，数了几遍，从自己掌心里的钱里头抽出一百五十块，剩下的连着手帕一起塞进了我的手里。

“这是你娘这些年从牙缝里省下的一点钱。你数数，不够的再找你姑姑和舅舅那边想想办法。”她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头颤了颤，像是抓着什么东西放手了，有点不舍。

我接过那包钱，粗粗点了数，有三百八十二块钱。凑够了三成多。

“妈，你放心，这钱我肯定会还给你——”

“母子之间说这些做什么？”我娘打断了我，站起身走到灶台边，拿起锅铲搅了搅锅里的汤，又把灶膛里的火捅了捅，“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娘就什么都好了。”

她说完这话，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着，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烧火。

我把那包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棉袄内兜里，手按在揣钱的胸口，心口像揣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我娘说的是“母子之间说这些做什么”，可我知道，她从纸箱厂每月几十块钱工资里省下这笔钱，不知道是熬过了多少个日夜的辛苦，一件新衣服不舍得买、一斤肉不舍得吃了再吃，东抠西省攒下来的。我这一接手，接的不是钱，是她这一辈子的心血。

借娘的那三百多块钱加上我自己手头还有百来块，凑了将近五百块。可五百离着一千还差一半呢。这笔钱上哪儿找去？

我心里头想着这事，夜也深了，月亮从窗棂间照进来，给屋里铺了一层银白色的光。我躺在自家跟前的硬板床上，瞪着眼看天花板，听着窗外忽远忽近的狗叫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一步棋

第二天一早，建军的钱我没收，可刘大伟那边在催。当天下午，建军就托人给我带了张纸条，上头就几个字：“明天中午，刘家岗何桂兰家。刘家和你们三方来了断这件事，不来后果自负。”

我看着那张纸条，心里头像堵了块砖头，闷得慌。

我又推着车去了刘家岗。

乡间的土路昨天走了一遍，今天更熟了，可心情比昨天沉重了十倍不止。我从厂里请了半天假，骑到村子东头的菜地边上时，远远就看见了何桂兰家那扇灰扑扑的木大门。院墙是用黄泥夯起来的，风吹日晒年久了，墙外皮的苔干裂开了缝，墙根底下长着一丛丛半枯的草。

何桂兰已经在院子里等我了。她今天穿的是昨天那身衣服，脸色比前一天还白了些，嘴唇干裂了，眼睛有些肿，红的，像是哭过。

屋里头坐了五六个人。除了头天闯进来的平头三叔和瘦高个儿，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面孔。居中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蓝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端着个搪瓷茶缸子，大概是刘家这派的族长或者什么长辈。刘大伟没来，但派了个人来——他那对象，梳着大波浪长发的那个，坐在老人边上，穿一身暗红色的呢子外套，指甲染得红红的，坐在一群乡下的老人家跟前显得格外出挑。

我一走进去，屋里的气氛立刻就变冷了。

平头三叔把凳子往我跟前一推：“坐吧。”那个“吧”字的尾音拖得老长，像是在下命令。

我就在那张凳子上坐下来，何桂兰挨着我坐了，隔了条板凳，我们之间隔着半臂的距离，谁也不挨谁。她低着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绞着膝盖上裤子的布料，指甲发白，显然紧张得要命。

老人把搪瓷缸子搁在桌上，清了清嗓子说：“赵家后生，你姓赵？”

“姓赵，赵德柱。”我说。

“赵德柱，我是刘家岗刘家的长辈，辈分上排起来，桂兰男人刘建国是我本家的堂孙。建国走了之后，桂兰的事就暂时由他们三叔刘富贵——”

他朝平头三叔努努嘴，“你来出面管。今天是当着两头的面，把这事了了。你是外面的人，我不想欺负你，但也得给刘家一个交代。”

老人说话慢条斯理的，不像是在处理一桩丑闻，倒像是在谈一笔不咸不淡的买卖。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比平头三叔那天的暴怒更让我不寒而栗。

“老爷子，这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我说，“我一不认识何桂兰，二对她家一无所知，是被朋友灌醉了送到这来的。跟我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要是因为这就要讹我一笔钱，那我没二话，认了，但我得先说清楚，这是你们刘家人在我身上安的罪名，不是我赵德柱做出来的事。”

“误会？”平头三叔——应该叫刘富贵了——冷笑一声，“误会你怎么不醉倒在大街上？偏把她醉倒在我侄媳妇的床上？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误会？”

“你这话我听着不置可否。可我要说的是，昨晚上夜宿在这里的一夜，我跟何桂兰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说没发生就没发生？你一个年轻男人，一个大姑娘睡在男人床上，一夜什么也没干，骗谁呢？”瘦高个儿在旁边帮腔，声音尖着嗓子说。

老人抬起手制止了他们继续说下去，转向何桂兰：“桂兰，你是当事人，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何桂兰抬起头来，嘴唇哆嗦了半天，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跟赵德柱……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喝醉了，倒在床上就睡……我……我就在灶房的柴房里凑合了一宿……”

“你一个人在灶房里？”老人的目光在何桂兰的眼底里搜寻着什么。

“我在柴房里睡的……”何桂兰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那句话是从嗓子眼里滚出来的，“柴房门大开着，谁都能看见……昨晚一夜没人来，谁也不知道我在柴房，天亮了我就起来了，做的饭。他睡到这时候才醒的。”

“那你早怎么不跟我们说清楚？”刘富贵一拍桌子站起来，“昨儿上午我要闯进来，你拦着我说那么多有什么用？你现在倒会洗白了？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一个在里屋，一个在灶房，谁看见了？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我心里替何桂兰着急。这女人嘴太笨了，不会为自己争辩。她说出那些话时，每说一句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像是在想下一句该怎么说。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但从头到尾就没掉下来过。那种眼神像是一潭死水，水面上没有波纹，水底的东西却深得看不见。

“老爷子，”我站起来，眼睛看着那花白头发的老人，“你们要的是一个交代。这交代我给。钱我也会出，但我得说明白一件事：我出这个钱，不是因为认了你们扣在我头上的罪名，而是因为这事确实传出去不好听，对何桂兰姑娘的名声不好。我赵德柱是外乡人，过几年拍拍屁股走人，什么事没有。何桂兰是你们刘家岗的儿媳妇，得给你们刘家传宗接代、应付门面。她以后怎么办？你们想过没有？”

我说完这番话，屋里安静了下来。

这安静持续的时间很长，长得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怦怦怦”地在耳边响，像是擂鼓。

老人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终于开口了：“赵家后生这话说得在理。我们今天在这说事，堵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给刘家上下一个交代。这样，赵家后生，你手头有多少钱？先拿出来，不够的立个字据，慢慢还。只要钱到位了，这事我们刘家就不追究了，你也不用去派出所。大家各走各的路，山高水远，谁也不用再提这茬。”

我从棉袄内兜里掏出那包手帕包着的钱，一张一张摆在桌上。大团结整的，散的毛票，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一块的。我把它们摞整齐了，从口袋里又掏出自己身上的零钱，凑了一个整数，递给老人。

“九百五十二块钱。”我说，“我手头尽了全力，就是这个数了。不够的，我立字据，按月还，八月之内还清。”

老人看了看桌上的钱，让刘富贵数了一遍。刘富贵数钱的手很快，一张一张捻得很仔细，数完朝老人点了点头。

“够数了？”瘦高个儿才出头问了一句。

老人端起搪瓷茶缸子喝了口水，缓缓地说：“就这么多吧。剩下的四百八，按赵家后生说的办，每月还六十，八月之内还清。每个月一号何桂兰去县城取钱，回头交给三叔他们统一保管。”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目光转向何桂兰：“桂兰，你以后还有一段时间要在刘家岗过日子的。这些钱三叔先替你保管着，什么时候你改了嫁，这些钱就还给你当陪嫁。”

何桂兰低着头没说话，睫毛垂下，在眼下投了一片阴影。她的双手还是在膝盖上绞着衣服，手指节捏得咯咯响。

老人又转向刘富贵，声音沉了下去：“富贵，这事就到这儿为止了。你是三叔，是你大哥的儿子，不能辱没了老刘家的脸面。之后的事，该封口的封口，该闭嘴的闭嘴。村子里谁要嚼舌根子，你就请谁去你家喝顿酒，把话说开。总之，不能让桂兰以后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

老人这番话，算是给我和刘家人这场风波盖了章，定了个基调——钱收下了，事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就是执行层面的东西，月底给钱，八月还清，各不相干。

我站在何桂兰家的院子里，秋风吹在脸上，干干的，凉凉的，像刀子一样割。何桂兰站在院门口送我，身上裹着一件薄棉袄，风吹起了她鬓角的头发。她的眼睛里还是那潭死水一样的神色，没有恨，没有怨，甚至都没有悲伤。就只是平静的、淡淡的，像是这些事情跟她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着她的脸，心里像被人揪住了一样疼了一下。

“每个月一号你来县城拿钱？”我问她。

“嗯。”

“那好。咱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你放心，欠你的钱肯定一分不少还上。你安心过日子，别想太多。”

何桂兰抬眼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什么，再低头的时候，眼眶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亮着的，但一眨眼就消失了。

她轻轻说了一句：“赵大哥，一路走好。”

她没叫我名字，叫我“赵大哥”。这声“大哥”喊得我心里一酸，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了似的，疼得说不出话。

我扶正自行车，跨上车座，头也没回地骑出了刘家岗。

第三章

一个月还六十块钱，对我来说压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当时我的工资一百出头，给娘留四十块钱的生活费，自己留二十块过活，剩下的正好够还这笔债。也就是说，从那天起，我每个月一号必须把六十块钱准时交到何桂兰手上。一天不能拖，一分不能少。因为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答应了的事就得做到，这是我这辈子的做人的原则。

可现实往往跟理想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车间来了一批急活，加工一批型号特殊的配件，工期紧，要求高，主任章师傅要求大家加班加点赶进度。我这个人干活实在，从不偷懒耍滑，在车床跟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不动弹，眼睛盯着工件转，手上拿着游标卡尺量，一点不敢马虎。可越这样越容易出差错，那天下午，车床的主轴突然发出了一声异响，紧接着整个刀架“咯噔”一声停了。

我愣住了，赶紧抬头看。机器还在转，可刀架卡死了，主轴里头的什么东西断了。车间的老维修工老姚过来东瞧西看的，拿手在主轴箱里头摸了一遍，脸色就变了。他从油乎乎的机油里捞出来一块铁疙瘩——断掉的主轴轴承的一小块碎片。

主轴轴承是车床的核心部件，这东西一坏，机床就得趴窝几天等新配件来。工期本来就紧，这一停就是大事。

这块铁疙瘩不是凭空坏的，它是自然磨损加人为操作用力过猛造成的。可问题的关键是，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这零件怎么坏的。

章主任过来问了情况，盯着那团还在滴油的铁渣子看了半天，回头看我一眼：“赵德柱，这孩子操作有没有失误？”

我张了张嘴，想说“有”，又想说“没有”，最后还是选择了说实话：“主任，是我心不在焉，进刀量太大了，把轴承别坏了。”

章主任长叹一声，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什么，摆摆手让我继续去另外一台机床干活。可我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

年底评先进工人的时候，我的名额被人顶了。车间里也有些人明着暗着说我不够稳重，撑不起大梁之类的话。这些我都能忍，让我的日子开始难过的是扣工资的处罚——三个月基本工资降级，奖金更是一分没有，每个月只给我发保底的生活费五十五块钱。

五十五块钱，连给我娘的生活费都不够，更不要说还账了。

十一月的第一笔六十块钱，我硬着头皮从娘的生活费里先挪用了。我跟娘说我厂里工资要迟发几天，借了她的钱顶上。我娘没多问，叹了口气就把钱给我了。我看着那双满是皱纹的手里递过来的那几张票子，心里跟刀绞一样难受。我发誓，下个月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我娘的活了。

现在想想，人这辈子最难过的坎，就是对自己的家人撒谎。你知道那是一道越过了就回不去的坎，可你还是得硬着头皮越过去，因为你没有退路。

我得想办法搞点钱。

卖力气

那些日子，我下班之后的时间全部用来找活干。

我们这个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靠黄土地吃饭的人多，做生意的人少。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十个年头了，可这里离大城市远，信息闭塞，开放的风吹到本地已经晚了好几年。

我在街上转来转去，最后在城西的煤建公司门口等到了活——帮人搬煤球。那时候我们这里冬天取暖主要靠烧煤球，家家户户都要买几吨煤过冬。煤建公司把散煤打成蜂窝煤，堆在露天的场院里，买煤的人自己开车来拉。有些人没车，就雇人用板车推回去。

搬煤球这活是最纯粹的力气活，不要什么技术，靠的就是一股子蛮劲。一块蜂窝煤两三斤重，一板车能装三百多块，七八百斤往上加。从煤建公司推到县城各个街巷，遇上上坡路那就更费劲了，脑袋得低着，腰得躬着，脚尖刨在泥土里往前拱，身上的汗顺着脊背往下淌，棉袄都能溻透一个溻一个湿的印子。

每次搬完一车煤，主家会管一顿饭，大多是烩面或者捞面条，再给两三块钱的辛苦费。攒够了一天的活，能挣个七八块钱。这点钱搁平时看不见也瞧不上，可在我现在这节骨眼上，多挣一块是一块，能少还一个月的债是少一个月的债。

有一次我推着满满一板车煤球爬上县城东街那个大坡，坡长将近一百米，坡度不算大，可板车上七八百斤重的煤球压得那笨重的板车像一座山，推上去步履维艰，脚底下的解放鞋在土路上直打滑。推到半坡的时候，我实在是撑不住了，板车停在坡道上，一只手扶着把手，另只手掐着腰喘气。

旁边走过来一个老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佝偻着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大概刚买完菜回来。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小伙子，怎么干这么重的活？你年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得挣这种辛苦钱？”

“大爷，不是我想干，是家里有事，需要钱。”我说。

老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叹口气，把塑料袋卷了卷夹在腋下，过来帮我推了一把。两个人硬是把那车煤球推上了坡顶。

坡顶上有处空地，我停下来喘气，掏出烟盒想给老头递根烟，手伸进去才发现一根都没有了，烟盒空了。老头摆摆手说不抽烟，拧开随身带的一个军用水壶喝了口水，说：“娃儿，挣再多的钱，也得顾惜身子。你这样干下去，身体迟早要垮。”

我对老头笑了笑，没接话，推着板车走了。

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感谢一类的好听话。可那老头的几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冬天，我干过的那些活、流过的那身汗，全都刻在了骨头里，刻在了血液里。

十一月底，月底，我去还十一月份的账。六十块钱，一分没少。

何桂兰站在村口等我。那天是个灰蒙蒙的阴天，北风刮得“呜呜”地响，吹在脸上像刀子割肉。她穿了一件旧军绿色棉袄，那棉袄太大，像是男人的衣服，套在她身上显得又宽又大，像是面口袋裹着根竹竿。

我把钱递给她。六十块钱，五块一张的，十块一张的，还有几张毛票子凑起来的。她接过钱，低下眼看了一眼，数都没数就往衣兜里揣。

“你不数数？”我脱口说。

“不用，你给的，肯定够数。”她低着头说。

就这一句话，我的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差点从眼眶里涌出来。

老李头的信

十二月初，我又接了两个夜班车床的活，工资终于提了上来，每个月能拿到一百三十多块，除去给娘的四十和日常开销，每个月能还一百到刘家那边。

照这个速度还下去，再有三个多月，这笔账就能还清了。想到这，我心里总算生出了点盼头。就像在漫长的隧道里走了好久好久，快到出口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从洞口透进来的光线，虽然微弱，可那是光明，那是希望。

八号那天，我在车间干活的时候，厂门口的老李头叫住了我。老李头是厂里的门卫，六十多岁，年轻时在铁路上干过，后来退了休又来厂里当门卫。这个人喜欢读书看报，见谁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在厂里人缘好，很多人的信都是他代为收转的。

“德柱，有你一封信。”他从门房的小窗户里伸出脑袋说。

我接过信来看了一眼，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和名字，只有收信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名字，邮票盖着本县城的邮戳。

信纸上是老李头的笔迹吗？不，老李头的字写得豪放，而这封信上的字却小巧工整，像是女人的笔迹，一笔一划写得极其认真，跟小学生描红似的，有些笔画看着费劲，那是握笔的力气用得不对，写出来的字就硌手。

我拆开信纸一看。

“赵大哥，你好。不知怎么称呼你，只能这样叫你了。我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钱的事。我其实不是贪财的人，那九百多块钱我根本没拿，全被三叔和建国他表哥拿走了。你每个月给我的六十块钱我一分也落不下，全交给了三叔，说是替你保管着，等我改嫁了或者以后怎么办。我一个寡妇，不会改嫁，也不想改嫁，一个又穷又没出息还克死了男人的女人，谁愿意娶呢？我只想把这些钱存下来，将来还给你的，我不要你的这些钱，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错。这段时间天冷了，听说你还在外面的工地上搬煤球挣钱，这么冷的天别干这些苦力了，万一冻病了怎么办？你要多保重身体，别太累了。一切都怪那些人，不怪你。何桂兰。”

我把信叠好塞进口袋，眼睛盯着车床上旋转的工件，一块铁疙瘩在卡盘的高速旋转下打出了铜色的光泽，车刀削下来的铁屑卷曲着，打着旋儿落在了车床底座上，蓝幽幽的，很好看的。

我没想到她会给我写信。

更难想到的是，她一个农村女人，跟我只见过两面，相互之间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却愿意把钱的事跟我掰扯得这么清楚。她居然在那些分不清是敌是友的人中间还能留着一颗心，为我的处境想，替我的身体操心。

在那个平常的下午，我坐在车间靠窗的位置，脸上映着窗外灰白的天光，我把那封信又展开来从头到尾读了第三遍。我注意到信的末尾，把“保重”两个字写错了，写成了“保粽”，字迹太用力，都把信纸戳出了一个小洞。

我咧嘴笑了笑。

笑完之后，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心里头那些日子堆积起来的石头，好像被什么东西蒸腾了，一块一块地松动了。

日子还是得往下过，可我心里头好像不那么冷了。

老赵登门

十二月中旬。一个跟我妈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在巷口堵住了我。这人花白头发梳得溜光，穿着一件枣红色对襟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绿色的毛线围巾，胖乎乎的圆脸，嘴角往上翘着，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你是赵德柱吧？”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个透，“我是二马路菜市场刘记杂货铺的老板，姓宋，你叫我宋姨就成。你娘托我打听个事，说我认识的人里头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她想给你——”宋姨做了个手拉手的动作，意思不言自明，“介绍个好对象。”

“宋姨，我现在顾不上这个。”我说。

“你说这话我爱听也不爱听。”宋姨笑得花枝乱颤，“哪有大小伙子顾不上的事？你今年是不是二十四？这在咱这里就是正当年，再不抓紧，好姑娘都被人抢光了。你听宋姨的，不见不知道，一见你就知道好歹了。我跟你娘那是多年的老姐妹，我不能骗你。”

我正想推辞，我妈从屋里探出头来：“柱子，你就跟宋姨去看看呗，看看又不少块肉。”我娘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跟平时不太一样，脸上的笑里头带着一点心虚，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

我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

我娘前些日子听说刘家岗那场风波时，一定是以为我跟那个何桂兰之间有不清不楚的事，担心我真的跟一个寡妇纠缠不清，所以急着给我物色对象转移视线。

我想跟她说实话，可一开口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难道说“娘，你别替我操心了，那个女人的信我读了，她心里没有坏心眼”？不行，这话说出来会引起更多的疑问。何况我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债，背着个处分，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可架不住我妈和宋姨两人一唱一和地劝，我最后还是被拉去了。

见面地点被宋姨安排在她家杂货铺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地方不大，收拾得倒也干净，靠墙一张圆桌，桌上铺着白底蓝花的桌布，摆着瓜子和糖果。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透过窗户能看见外面街上的来来往往的人和自行车。

姑娘比我小两岁，叫周秀兰。在县副食品公司当店员，长得比我预想的好看，鹅蛋脸，白白净净的，高高的鼻梁，一双眼睛大大的，像是会说话。穿着打扮朴素但不寒酸，一身灰色的确良外套，头发编成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人往那一站就是大家闺秀的范。

这姑娘就是后来跟着我过了半辈子的秀兰。

她当时坐在我对面，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眼睑低垂，不怎么看我。宋姨介绍了几句就借故出去了，屋里只剩我们两个，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自在。

“我……”我先开了口，发现自己的声音在这安静的小屋子里显得格外大，赶紧压低了几分，“在红旗机械厂干钳工。”

“嗯。”她应了一声，抿了抿嘴，露出一个小小的笑意。

沉默又重新弥漫在空气中，窗外的风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远处街边炸油条的香味随着风飘过来，钻进鼻子里，馋虫直往上爬。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憋了半天又憋出一句。

“看看书，绣绣花。”她轻声说。

“哦。我看不太来书，一看就犯困。”

我这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觉得太不上台面了。可秀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翘了一下，不是嘲笑的笑，是觉得这个人有点笨拙但是有点可爱的笑。

这个笑容让我心头软了一下。

相亲结束之后，宋姨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姑娘对你印象还行，就是觉得你话少了点。不过人家也说了，这年头实在的男人比油嘴滑舌的强。你这边呢？”

“还行。”我说。

“还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还行呗。”我挠挠头。

宋姨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你这孩子，跟块木头似的，我怎么给你介绍人家？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给句痛快话。”

“行。”我说。

可我心里清楚，我也许永远不可能跟秀兰走到一起。不是她不好，是我现在一屁股烂账，兜里比脸还干净，哪有资格去招惹这样的好姑娘？人家的姑娘嫁人，图的是好光景好日子，我赵德柱现在有什么？

从宋姨家出来，我骑着自行车到城郊转悠了半小时，寒风灌进领口里，吹得背后凉透了一路。满脑子都是秀兰那白净的脸和我娘跟宋姨那心虚的表情，心里头乱得很。

再看信

晚上回到家，我娘兴致很高，追着我问长问短。“姑娘长得水灵不？个子高不？说话好不？”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里的念头早跑到别处去了。

半夜，我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从枕头底下翻出何桂兰写给我的那封信。信纸已经被我摸得皱巴巴的了，折痕处都要磨出豁口了。我把它展开，灯光下照了又照，读了一遍又一遍。

“听说你还在外面的工地上搬煤球挣钱，这么冷的天别干这些苦力了，万一冻病了怎么办？你要多保重身体，别太累了。”

这话就躺在那儿，墨蓝色的钢笔字迹，在昏黄的台灯光下显得有些朦胧，像是一块烙铁在我心上烫出了印子。

想想也是，何桂兰一个月六十块钱，三叔和建国表哥收走了以后，她一分也没落着。所有的钱都通过她的手上缴了，一分钱没落着不算，还得在刘家岗里里外外听人家编排那些不堪入耳的风言风语。拿她自己的话说：“我一个穷寡妇，又没出息还克死了男人的女人，谁愿意娶呢？”这话听着像是在自轻自贱，可其实里头含了多少辛酸、多少委屈、多少无言的豁达。

这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把所受的苦难都变成怨恨，从此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陪着她活在阴霾里；另一种是自己在阴沟里挣扎，心里头却还给他人留着一扇窗，把苦水往肚里咽，把温暖留给别人。

何桂兰显然是后一种。

我坐在床沿上，把那张信纸又折叠好了，放回枕头底下压着。关了灯，枕着那封信睡了一夜，可那夜做了很多梦，梦见的都是何桂兰，梦见她给我端醒酒汤的那个早晨，梦见她站在村口等我还钱时被北风吹起的乱发，梦见她瘦削的肩膀。

这些梦像是初春漫上的潮水，一点一点地，把我的心淹没了。

第四章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林子里传出没边界的光影，世界恢复了生机。

正月过后，红旗厂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一件事——厂里有可能要搞承包责任制，个人能承包车间，自负盈亏。这种风声从春节前就开始传，春节后越传越真。市里的会议开了几次，省里的报纸也登了相关企业改革试点经验之类的东西。可说归说，真刀真枪干起来的却还不多。厂长老周在大会上说了几次，说要解放思想、积极改革，可谁牵头谁打头，始终悬在空中没个准信。

这些跟我没关系，我一个压机床的钳工，牵扯不到这么高的地方。我的世界就是车间里的那几台机床和穿在身上的蓝色工装，外加每个月一号必须攒出来的六十块钱。这些才是我最真实的关切。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搬煤球的活停了，不是我不干了，是因为天气转暖，煤建公司没什么生意了。我不得不在下班后又找了另外一份苦力活——给县里的建筑队当小工，和水泥、搬砖、递灰桶，啥脏活累活抢着干。建筑队的老头头姓钱，五十多岁，人黑瘦黑瘦的，嗓门大得很，在工地上喊一声，整个楼里都能听见回音。

“小赵，搬砖去！”“小赵，和灰去！”“小赵，把搅拌机开了呗！”在施工员那些人的眼里，我就是一块砖，哪儿有缺口往哪儿填。

午休的时候，我端着饭盒，蹲在工地的砖垛子上吃饭。饭是娘早上做的，搁在保温桶里带到工地。菜是简单的炒白菜加咸菜，白菜帮子炒得半生不熟的，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吃得快，吃得急，蹲在那儿不管不顾地扒拉，跟驴啃草似的。

跟我一块儿蹲着吃的工友里头有个姓王的老泥瓦匠，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了，在这行干了三十多年，技术好，手快，人缘也好。他看着我的吃相，摇摇头说：“小赵，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年轻人吃饭别跟打仗似的，胃不好。”

“王叔，我吃快点，下午早点把活干完，晚上还得赶回厂里上夜班呢。”我说。

老王师傅叹口气，拿手里的馒头蘸了蘸菜汤，含混不清地说：“你呀，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迟早把身子骨干垮了。”

“垮不了。”我笑了笑，“我身体底子好。”

确实，一天下了工，我浑身上下就跟被人用大锤砸过一遍似的，胳膊和腿没有一处不酸不胀的，骨节像生了锈的铁轴，动一下就“咯吱咯吱”地响。洗了澡躺到床上，闭眼就能睡着，一觉到天亮。可这样的睡眠不叫休息，叫累倒了。

有段时间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冒冷汗，手心总是湿漉漉的，就算大冷的天也冒汗。腰背酸痛，每天早上起床要扶着床沿站好一会儿才能直起腰。这些不适我都没在意，年轻嘛，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四月一号，我去给何桂兰送钱。这个月是我还账的第五个月，按照进度剩下的债应该只有一百来块钱了，眼看着就要还清了。

何桂兰这次没在村口等我。我在她家院门口站了一会儿，不见人影。推开院门进去，院子里空荡荡的，鸡笼里养的那几只鸡也不在了。屋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扑鼻而来一股药味，浓得呛人。

何桂兰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那床旧棉被，脸色黄得发虚，嘴唇干裂得起皮，额前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你咋了？”我吓了一跳。

“没事……着凉了，歇两天就好了。”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一按又躺回去了。

我伸手在她额头上探了一下，烫得厉害。这哪是着凉，分明是高烧，烧得都快起火了。再看屋里，灶台是凉的，锅里的食都结成坨了，看着像是几天没开过火的样子。

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心里有根弦悄悄拨动了。

我没走。我去村里的卫生所找医生，敲了好半天门才把人从里面喊出来。那医生是个老头，胡子上沾着烟叶子，手里捏着一根烟，隔着门缝看了看我，叼着烟卷含混地说：“今天卫生所不上班。”

“张大夫，那个何桂兰病了，烧得厉害，麻烦你去看看吧。”我说。

张大夫喷出一口烟，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你是她什么人？”

“我、我是她表弟。”我吞吞吐吐地编了个谎话，脸不争气地红了。

张大夫“嗯”了一声，开了卫生所的门，背起一个破旧的医药箱跟着我到了何桂兰家。给何桂兰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张大夫皱皱眉，撸起袖子给她打了退烧针，又留下一版白药片，嘱咐我按时给病人喂药。

“几天不吃东西了，身子虚，熬点粥给她补补。”张大夫说。临走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看着我：“你这表弟当得不错。”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搭腔。

何桂兰吃了药，烧慢慢退了下来，人也清醒了不少。她靠在床头，看着我忙前忙后地烧水熬粥，眼眶又开始泛红：“赵大哥，你快回去吧，不用在这里照看我……”

“别废话。”我头也不回，搅了搅锅里的粥，“病成这样还逞强。”

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到她跟前。她伸手来接，瘦得腕骨凸起，青筋一根根地凸在皮肤下面，像是一用力就要从皮肤里暴出来。

我看着这只手，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一个女人的一生要是被压在磨盘底下磨，磨到最后只剩下傲骨、只剩下倔强，可总该有个人替她扛起那片天。

喝完粥，何桂兰靠在枕头上闭了会儿眼，额头上退了烧，却出了一身虚汗。我拧了块湿毛巾递给她擦脸。她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赵大哥，那钱……你先不用还不还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把攒的这些钱分了一点给你娘，上次她病了，宋姨说我也帮不上忙，我就……我就从我攒的钱里拿了几十块钱给宋姨让她转交给你娘……治病用了。”她声音越来越小，眼皮不敢看我，垂下头盯着床单上的花纹。

“你说什么？”我愣住了，“你给了她多少钱？”

“不多……就一百。”何桂兰的声音像是在蚊子叫。

一百块，在这年月不是小数目，够我娘俩两个月的嚼谷了。她知道我娘身体不好，知道我被扣了工钱，知道我在外头搬煤球扛沙袋，她大概是实在是坐不住了，才想办法从我每次给的钱里抠出点零碎的，藏起来凑成整数，偷偷托人给了我娘。

我听完鼻子猛地一酸，眼眶热了，赶紧别过头去假装看窗户。窗外的枣树抽出了新芽，嫩嫩的绿，春天的太阳光照在上面，亮晶晶的。

看对眼

从那天开始，事情就不一样了。我还是每个月一号去刘家岗还钱，可心里头盼着的已经不是还账这件事了。我想见她。我想看她站在村口等我的模样，想看她在灶头前忙碌时额头上的汗，想听她叫“赵大哥”时那声轻得像风一样的嗓音。

这种想法像是春雨过后拔节的禾苗一样往上疯长，挡都挡不住。

有一回，我骑车到半路忽然下起了大雨，春天的雨说下就下，哗哗地跟老天爷拿盆子往地上泼似的。过了河沟的时候，低洼处的水都快没过车轮子了。我咬着牙蹬过去，结果连人带车摔进了沟里，浑身上下泥水一浇，狼狈得像条落水狗。

赶到何桂兰家的时候，我递给她一张湿漉漉的十元钞票，皱巴巴的都快被水泡烂了，上面的花纹都看不清楚了。何桂兰接过去的时候愣了愣，忽然转手把钱塞回我手里，低着头说：“这个月别还了。”

“为啥？”我搓搓鼻子上的雨水。

“你……”她不看我的眼睛，“身上都湿透了。”

那天我在何桂兰家烤了半天的火。她把我湿透的外套挂在大门口的炉子旁边烤着，给我倒了碗红糖姜水暖身体。火苗的红光映在她的脸上，她的颧骨部位有些红晕，不知道是羞的还是被火烤的。

我端着姜水喝了两口，却怎么也找不到话题。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你娘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说，“老毛病，吃几副药就好了。宋姨跟我说了，那钱是你给的。我一个男人，怎么能要你的钱？”

“我不是给你的，我是你娘的。”何桂兰声音不大，却很倔强，“一个大男人在外头累死累活的，回家的时候连顿热饭都吃不上，你娘心疼，我也是女人，我懂。”

我不说话了，低着头看着搪瓷缸子里浮着的姜片和红糖水。

火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那是木柴在火里炸开的声音，像谁在叹气。

这世上有些事是天注定的，强求不来也躲不过去。好比我和何桂兰，本来隔着十万八千里路的故事，偏偏就撞到了一起。你说是命也好，说是时运不济也罢，总之一切都从那天早晨端过来的一碗醒酒汤开始了，中间经历过被兄弟出卖、被人讹诈、干过牛马活、欠过还不清的债，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看着她蹲在灶口添火的侧影，看着她被火光映亮的侧脸，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她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又想起她刚才把钱塞回我手里时的坚定，我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是不爱说，是不敢说。我怕说了说出来，一切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

可我还是说了。那天在何桂兰家的小院里，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空烧成了绯红色，枣树枝头的新叶被风吹得沙沙响。我站在院门口，不知怎么的，从嘴里蹦出一句话：“桂兰，以后……你也别老躲在村子里了，你要是不嫌弃，要不……？”

话说了一半，她抬头看着我的眼神把我后半句话堵了回去。不是拒绝，是慌张，像是什么东西太突然了，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她捧着搪瓷盆子的手紧了紧，过了几秒才回过神来似的，手又松开了，搪瓷盆子在手里轻轻晃了晃。

“赵大哥，你咋……”她的声音有些发飘，“你跟我闹着玩呢？”

“我不是那种人，你知道的。”

“我知道你不是。”她把搪瓷盆子放在院墙上，目光避开了我，“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可是？”

“可是我们不能。”

“为啥不能？”

她这回没回答了。默默转身走进屋里，把门轻轻掩上了。我听见门缝里传来一声极轻极快的叹息，像只蝴蝶扇动翅膀的声音，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有春天的风吹过枣树的声音，沙沙沙沙。

我站在院子里，面对着半掩的木门，山里的晚风吹干了我衬衫上的水渍，吹得脊背一阵阵发凉。

流言蜚语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和何桂兰的事没过多久就传遍了刘家岗。不知道是从谁嘴里先传出来的——可能是那次我去还钱的时候在街上被人看见了，可能是张大夫走漏的风声，也可能只是村里某些人闲着没事干编出来的。反正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像是滚雪球一样停不下来。

“老刘家的何桂兰男人没了才不到两年，这就找上了野男人了。”

“听说还是个外来的，红旗机械厂的。”

“在还钱呢，每个月按期给，六十块呢。”

“啧啧啧，我看哪，他俩的事在男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搞上了。”

这些风言风语像毒蛇一样从村头蔓延到村尾，又从刘家岗传到县城，最后终是传到了刘富贵的耳朵里。

三叔当天就冲到何桂兰家来了。这一次不是上午的酒醉，而是晚饭刚过，天刚擦黑。他一进门就指着何桂兰的鼻子骂开了：“何桂兰，你听听外头那些人怎么说你的？你要脸不要脸？你跟那个赵德柱是不是有一腿？你让别人怎么说我们老刘家人？”

何桂兰坐在灶房的长板凳上，灶台里的火光照着她的脸。她捧着那个搪瓷缸子，半天没说话。

“三叔，我跟赵大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哪样？”刘富贵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溅到何桂兰脸上，“你说不是那样，那就是承认了？我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再跟他见面。那些钱的事，以后你不用去城里拿了，让我去。听见没有？”

何桂兰把搪瓷缸子搁在旁边的桌上，站起来看向刘富贵，一字一句地说：“三叔，钱的事，赵大哥还跟我的账面上是对清的，不用你们操心。”

“你们？你们俩是你们？”刘富贵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三叔，你不能在我面前这样讲话！你给我记住了，你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这辈子别想踏出刘家岗半步！”

何桂兰没吭声了。她低下头，端起搪瓷盆子，往灶台上的铁锅里又加了半瓢水。

我能理解刘富贵为什么这么激动。在那些乡下，在农村，一个寡妇的名声关乎整个宗族的脸面和体统。刘家岗本就不大的村子，几十户人家，站在街口吼一嗓子全村都能听见，谁家出点什么事，不到天黑就能传遍方圆几里的每个村落。谁家出了个不正经的寡妇，那就等于全村人都抬不起头、戴不起帽子。

可这些道理我懂归懂，却不能同意，更不可能遵从。何桂兰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件被人捆在手里的东西。她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怎样的日子。

刘富贵骂完后摔门走了。空荡荡的屋子里留下一片寂静。

何桂兰坐回到灶台上，低着头看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那火光映红了她的侧脸，一明一暗，像是照着某个人的人生在摇摇晃晃地走。

第五章

日子在流言蜚语里一天天过着。

我还是一样干我的活，上班干活，下班卖力气。天越来越热，工地的活也越来越重，我有时候在工地上干完一天活回到家里，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倒头就睡。可不管多累，能扛得住的也扛，扛不住的硬扛。

五一节前后，我跟宋姨介绍的那个姑娘周秀兰又见了一次面。

这次见面不是在宋姨家的杂货铺了，而是在县城电影院门口。秀兰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底下是深蓝色的长裤，站在台阶上等着，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风吹着她鬓角的头发，人还是那么白净齐整，看一眼就让人觉得干净。

我去的时候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也没怎么打理，跟人家站在一起，怎么看都不般配。

电影放的是不知道什么片子，讲的是农村青年进城闯天下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影院里一会儿有人在抽噎，一会儿有人在骂娘，观众的反应比银幕上的演员还热烈。

秀兰坐在我旁边，很安静地看完了全程，中途只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好奇也有探寻，好像想从我脸上读出些什么。

电影散场了，我们走在大街上，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地上的人影被拉得老长老长。

“你觉得电影怎么样？”秀兰先开口说话。

“还行吧，挺感人的。”

“你觉得那个男主角做得对吗？”

“哪个男主角？”

“就是那个在城里的男人，他抛下乡下的老婆去城里发展，后来又后悔的。”

我想了想，挠挠头说：“做得不对，老婆对他那么好，他凭啥把人扔了？”

秀兰轻轻“嗯”了一声，嘴角的弧度向上翘了翘。

不知不觉就走到秀兰她们家的巷口了。巷口有棵梧桐树，路灯在树冠上面支着头，把树叶子照得亮晶晶的。秀兰在树下站定，侧过身子看我，月光照在她的脸上，白白的，软软的，像涂了一层糖霜。

“德柱，我能这么叫你吗？”

“能，当然能。”

“你有心事。”

我一愣。

秀兰微微抿嘴，笑了一下：“你那眼睛，看电影的时候一直看着天花板，心不在焉的，眼珠子转个不停。你要是嫌弃我这人不好，你可以明说。”

“没有没有。”我赶紧摆手，“你今天长得挺好的，性格也好——我不——不是性格好，是长相好——你这人长得和性格都好——”

话都说不利索了。

秀兰掩着嘴笑了一声，转身走进了巷子。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我挥了挥手：“你路上小心点。”

“嗯，你也早点休息。”

我退了几步，转身骑上了那辆破自行车。

夜风呼呼地刮，吹干了脸上的汗。空气里弥漫着槐花的香味，甜的，腻的，像是把一整罐蜜倒进了风里。星星在头顶上亮着，密密的，多得数不清，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天上转悠，撒了一地的碎银子。夜里的县城安静下来了，街道空旷，只听得见我骑自行车的声音“咯吱咯吱”地响，和远处的狗吠声遥相呼应。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人的影子来来回回地跑——何桂兰。她坐在灶前添柴火的侧影，她低头数钱时认真的模样，她写来的那封字迹幼稚的信。这些东西跟电影票根和秀兰的白衬衫混在一起，搅得我心烦意乱。

我跟秀兰，走得越近，我心里越不安。不是因为秀兰不够好，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好了，好到让我觉得我配不上她，好到我觉得在欺骗她。我欠着一屁股债，我还有个被人泼了半辈子脏水的女人等着我去温暖。这样的我，凭什么去招惹这么好的姑娘？

工地上的意外

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工地上出了点事。当时正在浇筑商品房的顶板，混凝土泵车出了毛病，施工负责人让我去前头那栋楼的顶上看看情况。我踩着脚手架爬上去，钢管踩上去湿漉漉的打滑，鞋底在钢管上擦了一下，人就往一边倾斜了。

我用手本能地想要抓住什么，可旁边的安全网还没挂完，抓空了。

万幸的是，我只是滑了一跤，没从高处掉下来，脚踝崴了一下，左小腿迎面骨磕在一根钢管上，磕得皮开肉绽的，血顺着腿往下淌，把裤腿都洇湿了。

工地的头让我去医院处理一下，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我怕花钱，咬着牙说没事，就在工地的卫生室找护士拿碘酒擦了擦，抹点红药水，用绷带缠了缠，又回到工地接着干。可那伤口太大，血止不住，纱布浸透了，红药水在布上晕开，看着怪吓人的。

这事我谁都没说。我妈问我腿是不是瘸了，我说鞋里进沙子了。秀兰问我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我说不小心绊了一跤。只有何桂兰那边，我不知道为什么，瞒不住她。

六月初，我去刘家岗送钱的时候，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走路的姿势不太自然。何桂兰看着我的腿，眉头皱了一下——就那一下，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腿怎么了？”她蹲下来要掀我的裤腿看。

“没事。”我往后缩了一步。

何桂兰抬起头看着我，那一瞬间的眼神像是有一把刀子，直直地戳进我的眼睛里。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女人用那种眼神看人。那不是恨，不是怨，是心疼，是一种想要发火却又发不出来的心疼。像是一头母狼护着受伤的崽子，想对着整个世界咆哮，却只能把声音压在喉咙里，发出闷闷的呜咽。

“你坐下。”她站起来，把我按到板凳上，蹲下去撩起我的裤腿。伤口虽然结了痂，可周围肿得像馒头一样，泛着青青紫紫的颜色。

“疼吗？”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不疼。”我说。

“骗子。”她说，声音更颤。

她从屋里翻出来一个玻璃罐子，里头泡着黑乎乎的东西，打开盖子一股刺鼻的药味散出来。她说那是她娘在世的时候教她配的药酒，专治跌打损伤的。这药酒里的药材是她前年秋天在山坡上自己采、自己泡的，泡了大半年，算是有些年头了。

她蹲在地上，用手掌把药酒搓热了，轻轻地按在我脚踝上。她的手粗得很，粗糙的掌纹刮着我的皮肤，虎口上的茧子磨得皮肤发痒，可那动作却轻得像是在摸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

她低着头，鬓角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我能闻到从发梢中散发出的皂角气味，干净，清冽，像是山泉水里的石头。

“别动。”她的声音从头发后面传过来，模糊不清的，像是隔着一层纱在说话。她的指尖按压在我肿胀的皮肉上，每按一下都轻得像是在试探，像是在试探我的忍耐力，也像是在试探她自己的决心。

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眼眶里滑了出来。不是感动，不是委屈，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有个人一直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砸墙，砸了几个月墙终于塌了，那股子被堵住的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怎么都挡不住。

何桂兰的按压停了下来。她抬起头，看到我的眼泪，自己也忍不住了，手背一抹脸，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风吹过院子，墙头上的枯草在风里摇摇摆摆。门口那棵老枣树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窃窃私语。

我再也没忍住，伸手把她搂进怀里。

她没有挣扎，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眼泪打湿了我工装的肩头，凉凉的，凉透了皮肤，一直凉到了心坎里。

摊牌

从那天起，我跟何桂兰之间的关系就算是定下来了。我嘴上没说过“我喜欢你”，她也没说过“我愿意”，可这事就像春天的雨水一样，该落的时候谁也挡不住，该来的时候就来了。

可我到底是要面对一个现实——秀兰。

我跟秀兰见面已经有两三回了，宋姨那边催着要个准信，我娘那边也旁敲侧击地打探了好几次。秀兰那边似乎也认真的，这姑娘为人本分踏实，性格也好，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

不对，是一把好人家巴不得的儿媳妇，可我不能害了她。我赵德柱浑身上下没一处干净的地方，一屁股烂账，还跟一个寡妇纠缠不清，我不配她这样的好女人。

七月初，我约秀兰在县城东边的清水河边散步。那条河不宽，水倒是不浅，河边种着一排槐树，枝叶繁茂，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

秀兰那天换了一身碎花的连衣裙，长发披在肩上，脸上好像还施了一层薄粉，比前几次见面更漂亮了。她走在我身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脸上挂着笑意。

“德柱，你是不是想跟我说点什么？”她看着我，眼睛里带着笑，好像早就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在河边站定，看着水面映着天上的白云，迟疑了一下，才开口：“秀兰，我觉得……那个，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秀兰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嘴角的弧度慢慢回落，眼神从亮晶晶的温柔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为什么？”她看着我，语气很平静，可手指却不自觉地攥紧了手提包的肩带。

“我不够好，配不上你。”我搪塞说。

“就因为这个？”

“不只是这个，是我……”我咬了咬牙，“我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

这话说出来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在被什么东西挤压着，憋得难受。我从来不屑于跟人撒谎，也不喜欢欠任何人的东西。这辈子唯一亏欠过、唯一心虚的人，除了我娘，就是眼前这个秀兰。

秀兰站在河边，风吹着她披散的头发，碎花的裙摆在风里轻轻飘动。她愣了几秒，然后垂下眼睛，看着脚下的河水。

“那她是谁？”她的声音轻轻柔柔的，“你们厂的？”

“不是。”我抬起头看着远处，“在一个远的地方，等事情处理好了，我再告诉你。”

秀兰没再问了。她把手里提着的水杯放在河边的石头上，双手撑着石头发了会儿呆，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是个笑，可是那笑容里装的不是快乐。

“德柱，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她轻轻地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眼神老盯着别处看，像是有什么心事。刚开始我以为你是害羞，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我。”

秀兰的话说得很淡，很平，像是大晴天里的一片云，飘过就飘过了，连风雨都没带来。可就是这句话，在我心里戳了一个洞，洞里头灌满了愧疚和无奈。

“对不起。”我说。

“不用道歉，你也没做错什么。”秀兰站起来，掸了掸裙子上的灰，“我反倒放心了，你是个实诚人，没骗我。”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你要是先前一直瞒着我，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我呢。”

她说完转过身，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河堤往回走。走得不快不慢的，步子还是那么稳，只是肩膀在微微抖动着，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我站在河边看着她的背影在夕阳里消融，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终是没让它掉下来。我对不起她，这个我知道。可我若为了对得起她而选择了欺瞒，那才是真正地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那个在刘家岗的小院子里用粗手帮我揉腿脚的女人。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直到深夜。月光很亮，照得地上白花花的，像撒了一层霜。我娘从屋里出来，披着件旧褂子，坐到我旁边：“柱子，今天和秀兰谈得怎么样？”

“分了。”我掐灭烟头，在地上碾了碾。

我娘沉默了很久，后来叹了口气：“是因为刘家岗的那个？”

我抬起头看着我娘。她脸上的表情一半是心疼，一半是无奈，眼眶里含着没有哭出来的泪。

“妈，你都知道了？”

“你当我是聋子是瞎子？”我娘的声音微微发颤，“你去刘家岗还钱的事，你以为瞒得住谁？宋姨都跟我说了。”

我低下头，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手指绞在一起，骨节捏得“嘎吱嘎吱”响。

“柱子啊，”我娘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你想想，你这么做，别人会怎么说你？娶一个有钱人的女儿，人家会说你有本事。娶一个寡妇，人家会在背后戳断你的脊梁骨。”

“妈——”

“你先听我说完。”我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不反对你跟何桂兰的事，那姑娘命苦，我也心疼。可你也得替这个家想想。你没有爹，只能靠你自己撑门立户，你要为自己争口气。”

“妈，”我说，“人活这一辈子，名声再响亮，不如问心无愧。桂兰对我有恩，有恩就得报。我不能为了别人的眼光、为了家里的面子，就昧着良心把人撂在一边。”

我娘没接我的话，站起来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在月光里站了很久，然后才慢慢地说：“你大了，有主见了，娘不拦你。可有一句话你得记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要想清楚了，别让自己将来后悔。”

月光照着母亲的背影，那个在灶房忙碌半辈子、在纸箱厂苦干半辈子的女人的背影此刻显得那么单薄，那么苍老，像一棵活了很久的老树，树干上长满了岁月留下的疤痕。

摊牌第二

我下一个要找的人，是建军。

从出事到现在已经有七八个月了。这段时间里，建军多次让我来找他，想要跟我“谈谈心”，每次我都拒绝了。不是我不想见，是我还没想好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曾经最亲的人。

七月的某个傍晚，我骑了好一阵子车，来到纺织厂后面那栋灰扑扑的筒子楼。建军的宿舍门虚掩着，我敲了敲，没人应，推门进去的时候，建军正靠着窗户抽烟，地上积了好几个烟头，烟头的余烬还在冒着细烟。

他看起来很憔悴。比我印象中的建军瘦了整整一圈，颧骨凸起，眼眶凹陷，脸上的精气神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好几岁。

“你来了。”他看见我进来也没有站起来，只是掐灭了烟头，靠在椅子上，直直地看着我。

我坐到他对面：“那批电视机的生意后来怎么样了？”

“黄了。”建军把手插进头发里，那件老头衫的领口都松了，露出锁骨下一大片干瘦的皮肤。

“文老板的货被查了，刘大伟那边也遭到了损失，赔了不少钱，他赖账不给我的分成，还倒打一耙说是我联络的百货大楼那边出了问题才导致货被查的。我这段时间找了他好几次，他都避而不见，后来干脆说他跟我没任何关系，出事的责任全在我，要反过来我赔他钱。”建军的声音低了下去，烟圈从他鼻子里断断续续地飘出来，看着像是随时都要断气的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口气。

刘建军，当初在纺织厂供销科混得风生水起的大能人，被我当了二十多年的铁兄弟的人，现在坐在自己宿舍里，抽着皱巴巴的烟，一个人把门关上，跟谁也不说话，昔日的威风八面荡然无存。

我看着他那副狼狈样子，心里的怨气倒消了几分。不是原谅了他，而是终于想明白了，一个连至交都能出卖的人，注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陷阱把别人扔进去，最后掉进陷阱的反而是他自己，这就是因果报应，谁也逃不了。

“建军，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我站起来，把靠回原位的椅子摆正了，“我欠你爹三百块钱，这事算是了结了。”

“柱子。”建军叫住我。

我站在门口，没回头。

“我对不起你。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如果回到那天晚上，我一定不会那么做。”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墙在说话。

“晚了。”我说，“一切都晚了。你失去的不只是我这个兄弟，还有你自己。”

我推开门，楼道里的灯照在我身上，把我细长的影子投在灰白的墙壁上。我迎着光走了出去，身后是一扇慢慢关上的门，和门里那个曾经最亲近的陌生人。

第六章

事情在我跟秀兰说开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月，在我跟刘家那边摊牌之前，生活在我跟何桂兰之间慢慢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可这东西到底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能挺过几场风雨，我根本没底。

一九九零年的秋天来得很早。九月中旬才过，田里的庄稼还没收完，北风就已经开始刮得紧了。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城郊的土路上，车轮碾过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那些叶子枯黄、卷曲，在风中打着旋儿落到地上，又被紧接着刮来的风卷起，在空中翻几个跟斗，再跌跌撞撞地落到更远的地方。

何桂兰站在村口的石碾子旁边等我，身上裹着那件旧军绿色棉袄，北风吹得她缩着脖子，两只手插在袖子里。远远地看见我过来，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那是一种带着笑又会让人心疼的东西。

她看见我手上的保温桶，愣了一下：“这是什么？”

“家里炖的骨头汤，你一个人不会炖，我给你带一份。”

她捧着保温桶不撒手，里面盛的汤一定很暖手，可是更暖的却是那颗躲在桶后面“怦怦”乱跳的心。

进了院子，何桂兰把骨头汤倒进碗里，放在灶台上温着，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我低头一看，是一件打了补丁的蓝色工装，正是我上个月在工地上干活时被铁丝挂破的那件。

“补好了。”她低着头说。

我接过衣服看了看，破口处被她用同色的线密密地缝好，针脚虽有些不匀，但每一针都扎得紧实。袖口附近还有一块小补丁，补丁的布色稍深一些，但被洗得起了毛边，跟周围的布料已经没有太大色差了。

“你一个大男人，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什么样子。”她嘟嘟囔囔地说，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看见她手里拿针的时候手有些不利索，指节上还贴着一块橡皮胶布，胶布上洇着点血迹——肯定是补衣服的时候扎的。

这世上有一种女人，嘴硬心软。最苦最累的活自己一个人扛，受了委屈也不吭一声，照顾起别人来却是掏心掏肺，恨不得把自己最后一口粮都省给你吃。

何桂兰就是这样的女人。

我把那件工装穿在身上，袖子不长不短，正合适。对着镜子照了照，心里头暖烘烘的，像冬天里有人往你怀里塞了一个汤婆子。

从那天起，我不再叫她“何桂兰”了。我试着叫了一声“桂兰”，她听见了，耳朵根子红了，但嘴里没说什么，只是把手里捏着的搪瓷缸子攥得更紧了些。

中秋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那天厂里放了半天假，我去市场割了两斤猪肉，攒钱买了盒月饼，用报纸包好，塞在车筐里，骑了好一阵子的车前往刘家岗。

秋天的傍晚来得格外快，太阳刚一下山，天就马上黑透了。我骑到半路的时候，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来，又大又圆，挂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像是一面巨大的银盘，洒下的光芒把整片大地都镀上了一层霜白色。

村子里的狗叫得厉害，隔着老远就听到“汪汪汪”的叫声，此起彼伏的，像在开会商量着怎么对付我这不速之客。

我把自行车停在何桂兰家院门口，还没有敲门，院门就从里面打开了。她站在门里，风吹乱了鬓角的头发，月光照着她瘦削的脸，把她的影子投在背后的黄土地上。

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像是月光掉进了水里，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我的心“咚咚”地跳着，跳得又快又急，像是要把胸腔撞出个窟窿来。

我从车筐里拿出那盒月饼递给她。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地响，我用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握着月饼盒子，伸给她。这个姿势很笨拙，像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孩子心虚地把一件不太好的东西呈现在大人跟前。

她接过月饼盒的时候，手碰到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凉的，指节细，骨节凸起来，像一截根雕。

“你手怎么这么凉？”我问。

“有点冷。”她说。

我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凉得像是刚从井水里捞出来，而我的手因为骑车时间长了，手心都是汗，热乎乎的。温热碰到冰凉的那一刻，她浑身抖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抬起头看着我。

月光下，她的脸有点发白，但眼睛却格外的亮，像是两汪清泉，泉底沉着星星。嘴唇微微张着，想说什么又一直没说出来。手指蜷在我掌心里，像受了惊的小鸟，缩着爪子不敢动。

“桂兰，今天中秋节，我来陪你。”我说。

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那目光里有探寻，有迟疑，有不敢相信，最后全化成了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情。她慢慢地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覆在我的手背上。两只手合在一起，把我的心包在里面。

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群星都在她的光辉下失了颜色，只有几颗比较亮的星星躲得远远的，眨着眼睛，像是在偷看人间的悲欢。

我们就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没说太多的话。有些情谊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写在脸上的东西比说出来的更真。

添丁口

时间在我们的相伴中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春天。

开春之后，厂里的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了。几个车间开始实行承包制，车间的主任变成了承包人，工人的工资和承包人的效益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赔。

三车间的章主任承包了我们的车间，老章是个有魄力的，一上台就把大锅饭的打法彻底打破，实行计件工资，干多少活拿多少钱，能者多得，偷奸耍滑的滚蛋。这招一出，车间的光景马上就变了。以前混日子的人开始觉得日子不好混了，以前干活实在的人开始觉得日子有奔头了。

我干活从来不含糊。车床在我手里转得出活快，次品率低，别人需要两天才能干完的活，我一天半就能干完。计件工资实施第一个月，我的工资加奖金加起来拿到了一百八十块，比往年整整多出了一大截。

拿到钱的第一件事，我去给何桂兰买了一件新棉袄。暗红色的，灯芯绒面料，厚实暖和，领口镶着人造毛，看在眼里就让人心安。我在百货大楼挑了半天，手指摸着不同的面料，想像着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是什么样子。

她看到那件棉袄的时候，眼眶红了，手抖着接过去，翻了翻，又叠好放在一边，才说：“你又乱花钱。”

“没乱花。”我说，“你那个旧棉袄不能再穿了，又薄又不顶事。”

何桂兰低着头没说话。过了几秒，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像那天我给她抹药酒时一样，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膝盖，声音轻得像风：“你的腿好了吗？”

“早好了。”我说。

她不信，伸手在我腿上捏了捏，确认骨头长好了，才站起来，还嘟囔了一句：“以后别干那么重的活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倒好，撞到腿了还到处跑。”

她转过身进了屋，没一会儿端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头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的边缘微微焦黄，蛋白嫩白嫩白的，像一轮满月镶在面条上。葱花撒在上面，那股子香气顺着热雾钻进鼻子里。

“你还没吃？”我问。

“等你呢。”她说。

我把那碗面吃了个底朝天，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何桂兰坐在灶台边，托着腮帮子看我吃。那目光里满是安安静静的满足，好像把自己的所有都献出来给一个人也丝毫不觉得心疼。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了，所谓的家，不是四堵墙一片瓦，而是你把一碗热面、一个荷包蛋端给一个人时，心里知道这个人在等着你回来。

打破僵局

中秋节之后，厂里又出了一些新变化。计件工资运行了几个月，车间的效益明显好转，老章的腰包鼓了，工人的口袋也满了。可好事不长，到了冬天，因为市场和原材料的问题，厂里的订单量锐减，有些车间开始轮岗放假，三车间的活路也少了很多。

收入一降，还账的进度又慢了下来。可这时候我欠刘家的账其实已经还了大半了，只剩最后一百多块。

这天下着小雨，稀稀拉拉的，像是天上有人拿筛子在往下抖漏。我去刘家岗送钱的时候，在村口碰上了刘富贵。他撑着一把破油纸伞，看见我就横眉竖眼的，眼神跟刀子似的。

“赵德柱，你还来？”

“三叔，我是来还钱的。”我说。

“不用你还了。”他把手一挥，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以后你别再来了。你那些钱，桂兰不收了，我也不收了。你滚得远远的，别在我们刘家岗的地盘上现眼。”

我还想说点什么，何桂兰从雨里走来了。她没有打伞，头发淋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头上，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眼泪。

“三叔，我现在是他的人了。”她站在雨里，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地送到了刘富贵的耳朵里。我清清楚楚地听着，一个字的回响都没有听岔。

刘富贵一愣。

雨下得更大了，“噼里啪啦”地砸在树叶上，砸在地上的水坑里，砸在何桂兰瘦削的肩头上。她站在那里，铅灰色的天空衬着她，像是从泥淖里开出的一株莲，清清冷冷的，却又说不出的好看。

“你这个不要脸的——”

“三叔，”何桂兰打断了他的话，声音比我任何时候听到的都要坚定，“你们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房子是你们刘家的，地是你们刘家的，连我这个人都说是你们刘家的，可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东西。今天是中秋节，我男人没了两年多了，我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搭伙过日子，你们凭啥不让？是你们给的了我好日子，还是你们能给得了他赵德柱一个月六十块的补偿？这些年你们谁给过我一分好脸？”

这些话像连珠炮一样从何桂兰嘴里说出来，一字一句，句句像刀子捅进刘富贵的胸口。这个一向在村里横着走的男人，被怼得脸一阵白一阵青，嘴张了几次，却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雨还在下着，何桂兰朝我走过来，在雨里攥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可那是我这辈子握过的最坚定的手。

刘富贵看了我们一会儿，狠狠地把油纸伞摔在地上，转身走了。

见家长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终于带何桂兰回了家见我娘。

何桂兰那天把自己收拾得很是利索，穿了那件我买给她的暗红色棉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盘在脑后，露出了干净的脸庞和耳朵。她也知道今天是要见大人物的，紧张得手心都是汗，踩着门槛的时候腿都在抖。

我娘在堂屋里等着，穿了一件靛蓝色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端正地坐在八仙桌旁边，桌上摆着几碟点心瓜子和一壶茶。

何桂兰进门的时候，往前迈了两步，身子微微颤了颤，然后像是对着皇帝的宝座行跪拜礼一样，“扑通”一声跪在了我娘面前。

“阿姨，我是何桂兰。”她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年轻不懂事，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你别怪我。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德柱，孝敬您，请您……请您……”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掉下来了，那眼泪像珠子断了线，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掉，砸在地上的青砖上头，碎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

我娘看着她，眼眶红了，鼻子一酸，探过身去，伸出手把她从地上拉起来。

“起来，地上凉。”我娘的声音有些哽咽，“别跪了，是你受委屈了。”

何桂兰站起来，我娘拉着她的手不肯放，上下打量着她：“瘦了些，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何桂兰低着头，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我娘那天说了很多话，说了些家长里短的，说了些知冷知热的话，最后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桂兰，只要你跟德柱两个人好，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放心了。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何桂兰泣不成声，点了点头。

晚饭是我下厨做的。我娘跟何桂兰坐在灶房里择菜煮饭，我娘一边搅锅一边跟何桂兰说话，说的都是我小时候的糗事，什么“柱子小时候掉进河里差点淹死”，什么“上树掏鸟蛋被马蜂蛰了”。何桂兰听一句笑一下，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牙齿露出来，白白的，整整齐齐的，像是剥了壳的瓜子仁。

我看着她们坐在灶火旁，两个人在火光映照下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安安静静的画。那股子烟火气从灶房里飘出来，香香的，热热的，一直飘到我心里。

第七章

成家

九二年二月二，农历正月二十六，宜嫁娶，宜纳采，宜祭祀。黄历上这么写的。

那天我和何桂兰办了一个很简单的婚礼。没有热闹的宴席，没有鼓乐班子，没有八抬大轿。就请了最好的几个工友来家里喝杯酒，章主任当证婚人，我娘坐主位。

何桂兰穿了那件暗红棉袄，头上别了一朵我娘年轻时候戴过的绒花。红花衬着她瘦削的脸，说不出的明艳。建军的名字我没有提，也没有请他来参加婚礼。但后来听人说，那几天建军喝得烂醉，摔了宿舍里很多物件，像是发了疯。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安定。何桂兰是个持家的能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每月的工资加上偶尔干点散活赚的零钱，交到她手里，她就能变出三餐热饭和一屋子的干净。

可天有不测风云。

那年春天，我被诊出了肾炎。腿肿得老高，裤子都绷紧了，用手指一摁一个坑，半晌不回弹。尿里还带血丝，我起初以为又是累出来的，扛扛就过去了。可何桂兰不依不饶，硬拉着我去县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出来，慢性肾小球肾炎，医生说这种病不能累，不能干重活，要好好休养，否则容易恶化。

我这个人哪里闲得住？可何桂兰真比我娘还倔。她把家里的重活都揽了过来，劈柴、搬煤球、提水桶这些事情再也不让我伸手了。我去工地搬砖被她发现后，她哭了整整一下午，眼泪都快把我娘的老屋子淹了。

“你要是再干这些活，我就回刘家岗了，你一个人过你的好日子去吧。”她抹着眼泪对我说。

我满口答应着不干了，可有些事情并不是答应就能做到的。九二年六月，县里传出一个消息——红旗机械厂的效益仍然不太好，听说要搞下岗分流，精简一部分富余人员，鼓励停薪留职，自谋出路。

名单公布之前，车间里的人都在互相打听、递烟套近乎，看谁可能被列入下岗名单。我这个人老实，嘴笨，不会钻营，章主任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里也总是带着一点亏欠的意思。

九月底，名单下来了。三车间下岗十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章主任找我谈话的时候说的话倒是听了让人心里发酸：“德柱，你干活实在，可厂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这次下岗不是针对你个人，是整个车间都要压缩规模。等以后效益好转了，我头一个就让你回来。”

何桂兰知道后没说什么，比我想象的镇静得多。她只说了一句：“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

摆地摊

下岗的日子比我在厂里时难熬多了。

我这个人从没做过生意，没经过商，一辈子只会摆弄车床。下岗之后头半个月，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找活干，可县里的企业情况大同小异，效益好的没几家，招人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门路，连工厂的大门都进不去了。

何桂兰说：“要不，咱试试在街上摆个摊？”

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在县城南门口菜市场的边上支了个地摊。何桂兰会做些针线活，我们就在地摊上卖些小孩的棉衣、鞋袜，还有她从乡下收购来的土鸡蛋、干辣椒和一些山货。

摆地摊的日子是真苦。每天凌晨四点就得出门，就着路灯赶到市场去占位置，抢不上的时候只能在角落里缩着。冬天的时候手指冻得发僵，找零钱的时候都得用嘴把手指头搓热了才能把钞票捏住。夏天的时候太阳毒，晒得皮肤火辣辣地疼，头顶上的草帽根本挡不住。

赚头也不大，一天下来可能挣个一二十块钱，好的时候四五十。这点钱够吃饭的，可离还清外债、存钱过日子还差得远。可不管多难，我和何桂兰的心是在一块儿的，这点比什么都强。

九三年的春天，我在南门口摆摊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秀兰。她来买菜，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外套，头发盘起来了，人看着比两年前壮实了不少，脸上多了些肉，气色也好。她站在我跟前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德柱？你怎么在这摆摊？”

“下岗了，找点事做。”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秀兰买了几斤鸡蛋和几双袜子，付了钱还不走，站在摊子前面欲言又止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听说你结婚了？”

“嗯。”

“是那个寡妇？”

“嗯。”

“那你过得好吗？”秀兰的声音很轻，轻得好像怕被人听见似的。

“还行。”我说，“你呢？”

“我也结了。”

我点点头，没再问下去。

秀兰转身要走，走出两步又回头对我说：“德柱，你是个好人。你选的人肯定也不错。祝你们好日子长着呢。”

她说完这话就走了，走在人群里，我看着她渐渐消失的背影，心里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有的人出现在你生命里，像是春天里的一阵风，吹过就走了，不留痕迹，秀兰就是这样的人。可我亏欠她一样东西——“对不起”三个字始终没说出口。

祸不单行

九三年下半年，何桂兰怀了孩子。这消息让我高兴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想着肚子里的小生命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往外冒着热气。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又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刘大伟这个人，当初跟建军合伙做走私电视机生意失败了之后，欠了一屁股债，资金链断了。走投无路之下，他开始用劣质材料以次充好，低价销售，坑了不少人。被人举报后查实了，人蹲了拘留所，财产被查封。这小子进去之前，找到建军，说是当初帮建军做局那笔钱还没算清，要建军要么替他还债，要么就拉建军下水。

这种无赖的话放到现在不值一提，可在九三年那会儿，建军在纺织厂的小管理职位也保不住了。厂里效益不好，本来就快保不住饭碗，再摊上刘大伟的烂事，建军索性就坡下驴，办了停薪留职，后来跟着他姐夫去了南方做生意，不知道到底去了哪个城市，再也没跟县里的人联系过。

刘家那边的情况更糟。刘大伟出事以后，刘家在刘家岗的地位一落千丈，刘富贵收了我和何桂兰的那些钱本来就没有全交到家族账上，自己截留了不少，这时候东窗事发了，被刘家其他的人追究起来，闹得不可开交。何桂兰的三叔倒也光棍，干脆把那些钱退给了何桂兰。

还清钱的那天是何桂兰告诉我的，我听了不意外也不激动，只是觉得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被搬走了。然后呢，人生没有那些钱之后还长着呢。

孩子

九九四年初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产房的门打开的时候，我几乎冲了进去。何桂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像纸，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她那么虚弱又那么倔强，明明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看见我进门来，还是挣扎着露出一个笑容。

护士把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软软的，热乎乎的，像一团刚出笼的包子。那小东西闭着眼睛，嘴一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嗓音倒是大得很，把产房外面走廊里的日光灯都震得一抖一抖的。

“是个丫头。”何桂兰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很小，带着一丝担心——她知道农村里重男轻女的讲究。

我转过头来看着她，又低头看着怀里的小东西，眼泪不知道怎么就掉下来了，止都止不住。那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地上，一滴接一滴的，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丫头好啊。丫头是爹妈的小棉袄。”我说，“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盼盼。”

何桂兰看着我，眼眶也红了，嘴角一直向上弯着，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笑容。

盼盼出生那一年，我的小五金店已经开起来了。说是店，其实就是在县城南街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铺面后头隔出一小间当仓库存货，前面安了一排货架，架子上摆着螺丝、钉子、合页、拉手、门锁这些东西。东边墙上挂着卷尺、扳手，西边放着钳子、锤子，货虽然不齐全，可基本生活所需的东西差不多都有。

启动的几百块钱是东拼西凑借来的。我娘给了一份，何桂兰娘家人那边凑了些，加上还清了刘家的账后手头还剩下的一点，凑了差不多八百块，在街上开了这么个巴掌大的小铺子。

起初生意差得很。南街虽然是县城的主要街道之一，可我那铺子位置偏僻，在一个巷口的拐角处，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头两个月几乎没什么人上门，何桂兰急得嘴上起了泡，我安慰她说等等，“好酒不怕巷子深”，总能等到客户来。

这话说着说着自己心里也发虚。

可第三个月开始，零零散散有人来买个灯炮、换个水龙头什么的。我的优势是实在，从不虚报价格，也不卖假货烂货，修修补补的活能帮忙的顺手就帮了，不收工钱。上门的人多了，回头客也多起来。后来南街那一片的人都知道巷口拐角有一家“德柱五金店”，店主姓赵，人实在，货也地道。

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九四年秋，我能每月存下三四十块钱了，虽然不多，可够糊口了。

女儿出生之后，何桂兰干脆在店里隔出了一块地盘，把盼盼放在小床上，自己一边看店一边带娃。我娘也常来帮忙，一家人守着这个小店过日子，虽然清贫，可是安心。何桂兰再也不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了，我在百货大楼又给她买了一件新的，墨绿色的，她说颜色太艳了，不好意思穿出门，最后在屋里穿给我看，我看着觉得好看极了。

盼盼三个月的时候，在门口的小床上翻了个身，她第一次翻身。何桂兰正给客人找零钱，一回头看见宝宝从仰躺着变成了俯卧，“啊”了一声跑过去，抱起闺女笑得又哭又笑。我娘从后头听见动静出来，看到这一幕，眼泪也跟着下来了。

有时候夜里关了店门，我们在屋里给小闺女洗澡。水是灶火上烧热的，兑了冷水倒在搪瓷盆里，我把盼盼泡在盆里，小丫头蹬着胖乎乎的小腿，甩得到处都是水，溅了她妈一身。何桂兰一边笑一边骂：“赵德柱你看你闺女干的好事！”我就在旁边傻笑。

那一刻，我坐在边上，看着何桂兰湿漉漉的衣袖和她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幸福这么近过。

如今，我五十六了。

回想起一九八九年深秋的那个傍晚，刘大伟家的酒桌上那个姓文的广东人，酒气弥漫、杯来盏去，那段十几年的往事像是隔着一条穿不过的河流在对岸，看得见，摸不着。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身边何桂兰睡得正熟，呼吸均匀，睫毛偶尔颤动一下，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样的梦。有时候她翻个身，嘴里含混地嘟囔着，像是在叫“柱子”。

我就会想起那年建军把我带进刘大伟家的院子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柱子，今晚你得帮我撑过去”。

我撑过去了。撑成了一条汉子。只是那天的撑法跟建军想的不太一样。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人能真正陪你走到最后？

太多的人，在你得意的时候靠过来，在你落难的时候躲得远远的；在你风光的时候捧着你，在你不顺的时候踩着你。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是不管你好坏得失，都愿意跟你抗过所有的苦楚与难堪的人，在你摔倒的时候扶你一把，在你流泪的时候陪你坐一坐。

建军不是，他走了，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再也找不到了。何桂兰才是，她在泥坑里蹲着，用粗糙的双手把我从烂泥里拉了出来，又用那颗从不声张的心陪我走过了所有的暴风骤雨。

她给我端了二十多年的饭，补了二十多年的衣裳，没在我面前叫过一声苦。她的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可站在灶台前忙碌时的侧影，还跟那年秋天在刘家岗一模一样，瘦削的肩膀，利落的动作。

如今我这个小五金店依旧开着，生意一天天地做着。何桂兰在店里帮我管账，戴上老花镜算账，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比我拨得溜多了。街坊邻居都夸她，说“德柱家嫂子真是了不得，一个人能顶半边天”。我听了就笑，心里头热乎乎的。

我妈七十三了，身体大不如前，腿脚走不利索了，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可每天还来店里坐坐，看看她的小孙女盼盼。盼盼大学毕业以后留在省城工作，还没成家，周末打回电话来，我妈耳朵不好使唤，何桂兰得凑到我妈耳朵边上大声喊。

我去年换了辆三轮电动车，带斗的，停在店门口风吹雨淋的，有些地方掉了漆生了锈。何桂兰嫌它不好看，可我说能开就行。

她嘴上说嫌不好看，可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先把斗里的灰尘擦干净了，再把孩子给买的海绵坐垫搁上去，喊我：“德柱，坐稳了，别老一会儿伸头，眼镜掉了怎么办？”我坐上去坐稳了，她才开车。

风吹着她的头发，花白了大半，比我妈年轻时还白得快，可她开起车来还是风风火火，一点不像五十二岁的人。

每年中秋，我一定要跟何桂兰回刘家岗看看。

刘家岗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了，村子拆了大半，盖起了新式的楼房和厂房。只有何桂兰家的老院子还在，院墙都塌了一半，野草长得比人高了，可那棵枣树还在，枝干都枯了，还会在春天抽出几根新芽来。

何桂兰站在那里，看着破败的院子和枯老的枣树发呆。风吹着她鬓角的头发，她的眼睛里不知是看着远方还是看着自己的过去。

“桂兰。”我叫她。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

“这一辈子跟着我，后悔不？”我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跟二十多年前在小院里给我递醒酒汤时一模一样，腼腆的，羞怯的，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后悔啥？”她说，“你要是没喝那场酒，谁会给我送一辈子暖？”

秋风从麦田的方向刮来，吹过老院子残破的院墙，吹过枣树半枯的枝干，吹在我们这个走过了二十多年风霜雨雪的家。

我抬头看看天，那天的天又高又蓝，几朵白云挂在天边，像晾在绳子上面的被单，被风给吹起来了，鼓鼓囊囊的，快要从绳子上飞起来似的。

何桂兰挽着我的手，我们慢慢踱步出院子，她靠在我肩头，轻声说：“德柱，你说那碗醒酒汤我要是没煮呢？”

“那你就没有今天这个赵德柱了。”我说。

她笑了，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有星星。

那晚，月亮又大又圆地挂在刘家岗的上空，像一只安静的银盘。月光铺在田埂上，明晃晃的，像是老天爷洒了一地的碎银。远处的村子有零星的灯火在闪，听着隐约传来的说话声和婴儿的啼哭声。

日子，就是在这种零零碎碎的声响里一天天地往前走的。

一回头，半辈子就过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