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还没回家，豪华开发却先开路，叙利亚重建只顾眼前利益

阿萨德政权垮台一年多后，叙利亚正站在一个充满风险的十字路口：是重演过去，还是真正走向改革。过渡当局接手的是一个充斥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经济体系，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叙利亚经济究竟应如何塑造。

他们需要考虑，谁可以参与经济活动，能够掌握多大程度的控制权，以及如何就企业卷入国际暴行罪行追究责任。

在阿萨德政权时期，叙利亚经济实行的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一个与阿萨德家族关系密切的小型经济精英阶层掌控着叙利亚经济。这些经济精英数十年来在支持和协助阿萨德政权镇压叙利亚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参与了13年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大规模暴行。

如今，过渡当局在重建叙利亚经济时采取的是一种临时拼凑式做法，通过秘密委员会作出决定，却没有建立透明、可问责的法律程序。这种做法有可能只是用另一种裙带关系取代旧有裙带关系，而系统性腐败和法治缺失的根基仍然存在。

叙利亚经济的未来必须通过切实追责来重塑。这种追责应包括在过渡司法进程中追究企业和商人的责任，并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导向的经济体系。

叙利亚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企业，与更广泛社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滥用和侵蚀。自20世纪70年代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开始，到其子巴沙尔于2000年上台后延续，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塑造出一个精英商人阶层，商业机会主要依据与政权的亲近程度和忠诚度来分配。

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阿萨德政权在经济上的延伸。他们以对政府的忠诚换取财富，主要通过垄断、行贿等腐败商业手段牟利。那些不属于阿萨德家族核心圈子、却发展得过于成功的企业，要么被要求每月支付数万美元贿赂，要么被阻止经营。

叙利亚商界精英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是拉米·马克卢夫。他是巴沙尔·阿萨德的表亲，掌控着叙利亚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一度控制战前经济的60%。马克卢夫凭借对政府合同的排他性获取，在叙利亚多个经济部门形成垄断，其中最突出的是电信业，同时还能规避监管和纳税。

一名叙利亚知名议员曾就促成马克卢夫电信垄断的许可问题展开反腐调查，随后便因而被捕，这一事件广为人知。

类似地，据报道，穆罕默德·哈姆肖几乎涉足叙利亚所有经济领域。由于与巴沙尔的兄弟马赫尔·阿萨德关系密切，他还曾在政府和议会中担任多个职务。

美国财政部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对马克卢夫和哈姆肖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与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从腐败中获益，并参与国家支持的暴力行为。这些商人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阿萨德政权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

2011年革命之后，这些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也为其持续战争提供资金。因此，经济精英不仅从一个残酷的专制政权中获益并为其撑腰，还在叙利亚冲突期间直接参与或共谋实施国际暴行罪行。

叙利亚商界精英通过资金和实物两种方式，为阿萨德政权的战争行动提供了广泛支持。据称，一些运输公司老板允许政权使用他们的巴士运送部队。另一些人则资助亲政权集会，甚至为镇压抗议提供后勤支持。

多名商界精英资助了沙比哈——一个犯下严重暴行的准军事组织——并组建亲政权民兵，以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战争行动。其中许多组织很可能涉及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

其中一个例子是叙利亚投资人、房地产开发商比拉勒·纳阿勒。他与国防军指挥官法迪·萨克尔关系密切，并被指曾向国防军提供支持。国防军对2013年塔达蒙大屠杀负有责任。这场屠杀发生在大马士革塔达蒙街区，共有288名平民遭到集体处决。

类似地，与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的商人兄弟艾曼、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贾比尔创建了“沙漠之鹰”民兵。这支武装参与了2016年阿勒颇战役中的围困作战，并以“抢劫以及在战场上的过度暴力行为”闻名。

除了资助直接实施罪行，经济精英还利用战争经济提高利润、开辟新的商业机会。一些人在整片街区被毁后，获得了政府清理废墟的合同。

另一些人，例如萨米尔·福兹和穆罕默德·哈姆肖，则设立公司，支持从被毁住宅中掠夺废金属和其他材料，再转手牟利。掠夺叙利亚平民被毁住房中的物资，按国际法说法，可能构成战争罪。而清理废墟的活动，也进一步巩固了平民被强迫迁离家园的现实。

同样，经济精英还借“重建”之名，通过带有剥削性质的房地产项目积累财富。阿萨德政权于2012年颁布第66号立法法令，声称是为了解决大马士革各地的非正规住房问题。

但这项法律针对的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一些在革命初期曾是抗议中心的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对大马士革市中心进行人口结构重塑的手段：通过强迫低收入、且大多反对阿萨德的人口迁出，再以阿萨德盟友拥有的豪华开发项目取而代之。

当地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尽管他们被承诺可获得替代住房或补偿，但许多人始终没有等到兑现。

这些“重建”项目，例如所谓的“马罗塔城”项目，原本就被认为会成为阿萨德经济精英极其赚钱的敛财工具。萨米尔·福兹、穆罕默德·哈姆肖和马赞·塔拉齐等知名商人，正是通过各种投资以及与叙利亚政府签订开发合同参与其中。

美国确实曾通过2019年《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直接对这些“重建”项目实施经济制裁。该法后来于2025年12月被废除。

如前所述，与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的经济精英，在阿萨德家族执政期间，尤其是在冲突拖延近14年的过程中，因其忠诚而获得了丰厚回报。但随着阿萨德政权垮台，他们在叙利亚的个人地位也随之崩解。

2024年12月，“解放叙利亚组织”接管大马士革后，许多经济精英从叙利亚四散出逃，其中大多数前往贝鲁特、迪拜或莫斯科。这些地方本就是他们长期拥有额外住所和商业关系的城市。

沙拉阿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背负54年威权统治和经济攫取后果、又经历近14年武装冲突的叙利亚。因此，过渡政府必须在两方面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要确保叙利亚经济能够继续运转并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则要确保对腐败、非法商业活动以及战争罪共谋行为进行追责并加以铲除。

在过渡政府执政最初几周，临时总统明确提出了两个经济目标：根除腐败，以及依靠自由市场经济和外国投资来重建叙利亚。不过，过渡当局迄今为止重建叙利亚经济的方式，已经暴露出明显警讯。

叙利亚国内许多人严肃质疑，那些资助战争罪、从叙利亚人民苦难中牟利的经济精英，例如哈姆肖，仍在叙利亚继续经营，却没有受到充分追责。也有人担心，一些重建项目将叙利亚人排除在外，并继续沿用阿萨德时代的重建模式。

在过渡政府掌权最初几周，有报道称，过渡当局冻结了亲阿萨德经济精英的资产和银行账户，并设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由沙拉阿的兄弟马赫尔·沙拉阿及其他“解放叙利亚组织”忠诚人士领导，负责审查并摸清阿萨德时代精英庞大的企业利益网络，意在“根除腐败和非法活动”。不过，外界几乎看不到过渡当局在这方面的透明信息。

例如，2025年1月，临时经济部长表示，临时政府希望将通过与前政权合作获得的商业利润收归国库，但无意没收这些商人的私人资金。

尽管如此，仍有报道称，过渡政府曾与包括哈姆肖和福兹在内的多名商人会面，并被指胁迫他们向国家交出最多80%的资产。直到2026年1月，叙利亚国家打击非法所得委员会才公开宣布与穆罕默德·哈姆肖达成财务和解，以追回其8亿美元资产和资金。

叙利亚法律专家指出，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允许通过这类和解，使哈姆肖免于因任何金融犯罪而承担司法责任，更不用说他可能还需为严重侵害行为负责。叙利亚过渡司法国家委员会也澄清，这些和解“绝不构成司法问责的替代”。

与此相对，2025年10月，有报道称，沙拉阿在一次与高级安全官员的闭门会议上警告不要谋取“非法收益”，并禁止官员参与新的投资。一些报道甚至称，他还命令安全官员交出豪车钥匙，不过官员后来否认此事发生过。

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报道称，沙拉阿警告家族成员不要利用家族姓氏谋取经济利益，甚至关闭了其哥哥的生意，理由是有消息称其哥哥借助与政府的关系发展业务。如果这些报道属实，这至少意味着其做法与阿萨德时代公职人员腐败模式出现了某种切割。

除了试图从阿萨德时代的经济精英手中获取财富，过渡当局还在推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并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多数投资协议在宣布时，对协议内容以及项目合作方如何选定都缺乏透明度。

重建项目沿用了“马罗塔城”模式——在被毁住宅废墟上兴建豪华摩天楼和购物中心——而不是优先推动那些能为有住房需求的叙利亚人重建家园的方案。事实上，即便领导层已经更替，“马罗塔城”及“大马士革塔楼”等类似项目的开发计划仍在继续。

这些选择，再加上与哈姆肖达成的和解，似乎表明过渡政府正试图迅速积累金融资本，而这很可能是以放弃更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代价。

到目前为止，叙利亚过渡当局一直通过秘密、临时拼凑式的程序行事。在处理阿萨德时代经济精英问题上，它看起来更重视速度和效率，而不是建立可问责、可预期且合法的程序。

此外，尽管据报道沙拉阿曾发表一些言论，显示出可能更强硬的反腐立场，但投资协议依然缺乏透明度，而且大多涉及来自国家盟友、背景不透明的投资者。这些动向有可能延续阿萨德时代那种经济裙带关系的风格。

阿萨德政权留下的遗产，是一套建立在腐败之上的深度固化经济结构。五十多年来，叙利亚经济精英一直充当为阿萨德政权输送资金的金融引擎，维系着其统治和生存。

在叙利亚重建过程中，过渡政府似乎把眼前收益放在了有效改革之前。虽然其宣称的重建与反腐目标值得肯定，但它所采用的方法，可能复制并进一步固化那些在2011年推动叙利亚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同类机制。

与阿萨德时代经济精英达成财务和解、优先吸引投向豪华开发项目的外国投资，或许能带来短期现金流，但这会制造一个不可预测的经济环境，鼓励裙带关系，并有可能将大多数叙利亚人排除在外。叙利亚经济无法通过集中化的私人交易来重建。

必须出现根本性转变，把透明度、法治以及从毁灭性战争中艰难恢复的叙利亚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