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晚年坦言：一生最佩服两人，一个是胡琏，另一个，喜欢算卦

1960年代中期，台北阴雨连绵。白崇禧在寓所里翻着旧相册，有人随口问了一句：“白将军，一生交游这么多，将领无数，真要说佩服的，有几位？”白崇禧沉默了一会儿，只吐出两个人名，一个是胡琏，另一个，却是一位被关在北京功德林多年、爱算卦的“罗盘将军”——张淦。

听到这第二个名字，不少人都愣了一下。胡琏以悍勇著称，这没什么好奇怪；张淦却以迷信闻名，随身一个罗盘，走到哪儿算到哪儿，这样的人物，居然能得到白崇禧的高度评价，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要弄清这点，就得把时间往回拨，从广西说起，从一个习惯掏出罗盘看一看的年轻军官说起。

一、人物出在桂林城：从三个“巽卦”开始的军人生涯

1897年，张淦出生在广西桂林一户普通人家。那个年代的广西，军阀盘踞，旧桂系、新桂系你方唱罢我登场，做官、从军、经商，几乎成了年轻人眼前仅有的几条路。

家里人原本希望他走一条稳当路，做点小生意，求个安稳生活。但张淦读书时性子不安分，又赶上军校在广西招生，他心里多少有些动摇。是从军，还是从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现实选择；在张淦眼里，却成了一个要问“天意”的问题。

据同时期的人回忆，张淦那时就对《周易》颇感兴趣，手上早早备了罗盘。面对人生抉择，他连卜三卦，三次都是“巽卦”。在传统观念中，“巽”有顺利、入仕之意。他看了看卦象，心里有了主意：“这是在催我走军路啊。”就这么一句话，将他从街头店铺，推到了军校课堂。

他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出了不少桂系骨干，李宗仁、黄旭初等人，都与他在前后期打过交道。学生们白天操练，晚上听课，课余同乡间往来密切，很多人当时可能想不到，这些在操场上一起跑步、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年轻人，将来要在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各自的名字。

毕业后，张淦被分配到广西陆军模范营任排长。营里军官不少都来自同一批军校，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也在其中。模范营的日子并不轻松，训练严格，整饬军纪，但对这批年轻军官来说，却是打开仕途的第一扇门。张淦在营里做事勤谨，枪法、队列都过得去，只是有个习惯有点显眼——腰间别着的那只小罗盘，几乎从不离身。

有意思的是，张淦不只在家里算卦，在军营一样照旧。选宿舍，他要看方位；出门办事，他要掐个时间；逢到犹豫之事，更要摆弄罗盘。战友们嘴上笑他“酸”，背地里又有几分好奇——这个总爱转罗盘的排长，将来能走多远？

1923年前后，张淦被调到旧桂系首领陆荣廷部队，任少校副官。这一步，让他见识到更高一层的军政运作，也把他推到旧桂系与新桂系交替的大背景之中。

二、新桂系上台：从同学同僚到派系骨干

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桂系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带领下，逐步压倒旧桂系势力。经过几年内战和整合，广西出现了较为稳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也由地方军阀，慢慢走向全国舞台。

在这一轮洗牌中，张淦的“出身”很重要。军校同学、模范营同僚的关系，在危急关头往往比纸面履历更管用。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大批旧部队被改编、整合，需要大量熟悉军务、又能信得过的人担任骨干指挥。张淦既有旧部经验，又同新桂系核心人物有早年交情，位置很自然就稳了下来。

不过，他另一个显眼的特点，也同样被带进了这一套新体系里。到了新桂系军中，他仍然坚持用罗盘选方位。开会、布防、驻扎，他总要看一眼方位，嘴里念叨几句。对一些讲究“科学指挥”的同僚来说，这种做派多少显得有些“落伍”，甚至惹人嫌烦。

白崇禧早年学军事出身，又在黄埔军校有过经历，对战术战法一套讲究。他对属下迷信之事，本来就不太耐烦。对于张淦这个爱摆罗盘的“老同学”，一开始颇有几分不以为然。有人还记得，白崇禧曾笑言：“上了战场，比起这玩意儿，子弹更管用。”

不过，话虽如此，张淦在日常军务上的尽责，却让人挑不出大毛病。加上早年的同营旧谊，他并没有因为“迷信”被排斥在外。只是那段时间，掌权者对他，更多是保留和观察。

三、“坡脚”一摔：摇晃中的信任改变方向

关于白崇禧对张淦态度的变化，新桂系内部流传过一个“坡脚摔腿”的故事。年代久远，细节难免有出入，但大致脉络相当一致。

当时桂系部队在外驻扎，军中要择地扎营。一处地名叫“坡脚”，地势较低，附近地形并不算很理想。安排人勘察后，有人建议就近安营，理由简单：交通方便，扎起来也快。

据说当时张淦看了看地名，又拿罗盘比划一阵，脸色不太好，跑去找白崇禧，劝他换个营地。他说得很直白：“’坡脚’者，脚下有灾，不宜久住。”白崇禧听完，只当是故作玄虚，既没多问，也没改决定。

营地扎好没多久，意外就来了。一天晚上，白崇禧外出巡视，路上踩空滑倒，腿部受了重伤。伤不算致命，却影响行动，折腾了不少时日。营中不少人私下里咂摸：这下倒跟“坡脚”二字对上了。

张淦没有大肆张扬，只是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他：“你怎么早就说这里不稳当？”他只是轻描淡写一句：“地名带意，方位不佳。”倒显得颇有自信。

这件事之后，白崇禧对张淦“算卦”的看法，多少有了点松动。他未必真就信了阴阳风水，但对这位总爱带着罗盘跑来跑去的旧同僚，态度明显拉近了。军中人开始给张淦起外号，叫他“张罗盘”。表面是调侃，实质上也算一种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迷信的胜利。白崇禧看重的是一个点：张淦在提醒时，是从整体安全角度出发，并非单纯自保。他宁愿冒着惹人厌烦的风险，也要去提建议。这种负责劲，在派系内部，往往比是否“迷信”更受重视。

从那以后，张淦被安排的职务慢慢抬升。军中议事时，他仍会掏出罗盘，但身边嘲笑的声音少了，对他的意见，听的人反而多了几分。

四、罗盘与战场：抗战中的“逢战必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新桂系部队奉命投入正面战场。桂系军队在抗战中多次参战，这是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的。张淦在这段时期，担任过第七军军长等职，带兵出征，行军打仗，战场经验逐渐积累。

有不少回忆提到，抗战时期的张淦，有一个几乎从不改变的习惯——每遇大战之前，必卜一卦。他着军装，腰别手枪，手中却常常多出一个罗盘。部署阵地、选择进退时，他会先按常规研判形势，再拿出罗盘，算一算卦象。

有人曾经当面问他：“张军长，你这是拿卦替代战术吗？”据说张淦笑了一下，回了一句：“战法要讲，天时也要看，图个心安。”这种说法，既能安抚喜欢“讲科学”的同僚，也给他自己留了一点心理支撑。

从当时的战果来看，张淦指挥的几场硬仗，确实打得不算差。有的战斗中，他在权衡之后选择坚守，有的则果断撤离，避免被日军合围。后来有人把他的战绩同他的“逢战必算”联系起来，说他“卦准”。这种说法未免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种枪林弹雨的环境下，指挥官能稳住心神，本身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蒋介石当时对能打的部队，普遍给予一定形式的嘉奖。桂系部队中表现较好的军长、师长，自然也在名单之中。张淦几次立功，经上级呈报，也得到过褒奖。对他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事实：爱算卦归爱算卦，关键时刻能打仗，上面才真正看得起。

不得不说，抗战战场给张淦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指挥能力的大舞台。罗盘依旧在手，但他做决策时，并非全凭卦象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情况作出判断。卦象更像是一种“辅助手段”或心理暗示，而非硬邦邦的指令。

也正因为这一阶段战绩还算过得去，他在新桂系内部的地位被进一步确认。此后谈到桂系骨干将领，多半会提到他。白崇禧对他，也不再只是看作“算卦的同学”，而是一个可以倚重的兵团指挥员。

五、形势逆转：1949年的博白与失灵的卦象

时间到了1949年，局面截然不同。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华中、华南地区的桂系部队，也受到全面压迫。无论如何布阵，整体大势都难以逆转，这是公开史实已经说明的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张淦已经晋升为中将，担任兵团司令，手里握着不小规模的部队。但兵力虽有，士气不足，补给困难，四处都是压力。靠卦象“逢凶化吉”的时代，明显过去了。

1949年底，桂系大军在广西一带接连失利，部队损耗严重，联络线被切断。张淦率残部向广西境内回撤，辗转至博白一带时，已是强弩之末。部下多有动摇，军心浮动，有的人想的是继续硬撑，有的人则想早早另谋生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淦照旧拿出了罗盘。副官急得团团转，劝他说：“司令，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赶紧突围吧。”而张淦却不慌不忙，先看地图，又掐指算了一卦。据说卦象给出的解读是“方位尚佳，可逢凶化吉，或有援军”。

副官听完更急了：“现在还信这个？外面形势成什么样了？”张淦却摆摆手，据说只说了一句：“再等等。”这“等等”两字，成为他军旅生涯的最后脚步。

很快，解放军部队从多个方向压上，残部防线被迅速冲破，博白失守，阵地乱成一片。张淦来不及再算第二卦，便落入解放军之手。那一刻，罗盘究竟还在不在他身边，已经不太重要了。

有回忆说，被押解途中，有战士问他：“张司令，你平时那么会算，这回怎么没算准？”张淦叹了口气，提到“天意”二字。他的原话是否如此，难以完全核实，但从后来的表现看，“天意”这个说法，他确实挂在嘴边。

站在历史资料的层面来看，1949年的桂系部队，无论谁来指挥，胜算都极其有限。张淦即便不用卦，而是完全依靠军事判断，也很难改变大势。这一点，并不是替他开脱，而是大背景摆在那儿。

有意思的是，在抗战时期被不少人视作“心理支撑”的那只罗盘，在解放战争后期，反而成了某种“负担”。在一片溃败声中，它不能再为他带来胜仗，却伴随着他走向战败后的新阶段。

博白被俘之后，张淦被押送北上，后来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是一个专门管理战犯的地方，里面关着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军统、特务机关出身的沈醉等人。

在功德林，战犯们开始接受改造学习，日常生活有严格规矩。罗盘这类物件，自然不可能让他们随身携带。按理说，离了罗盘，张淦那个“罗盘将军”的习惯该断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沈醉在回忆中提到，在功德林里，张淦仍然坚持“算一算”的习惯。没有罗盘，他就找替代品，最典型的，就是拿鞋子打卦。有人分床位，他要看一看；有人调整座位，他要琢磨一下方位。其他人一开始半信半疑，久而久之，这反倒成了管理所里一个特别的景象。

沈醉出于好奇，曾经忍不住问他：“张将军，你算了一辈子卦，打了一辈子仗，从军到被俘，都绕不过这个东西。你自己怎么看？”据说张淦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回答：

“年轻时靠卦，走上军路，步步升迁，这是事实。后来战败被俘，也是天命难违。卦不卦的，只是一个媒介。”

1959年，张淦在功德林病逝，享年62岁。走到生命最后，他并没有公开否定自己早年的选择，也没有在记录中表达太多悔恨。对外界而言，他留下的，是“罗盘将军”的名头，以及那一串与卦象缠绕在一起的故事。

七、白崇禧的评语：佩服之中带着复杂意味

张淦去世7年后，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寓所猝然离世，终年73岁。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一个在功德林里度过晚年，一个在岛上度过余生，却都难以摆脱各自派系的历史阴影。

在台湾的那些年，关于过去的战友、部下，有人被反复提起，有人则被刻意淡忘。对张淦这个名字，许多在台人士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那句外号：“爱算卦的罗盘将军”。能打仗是一面，迷信又是一面，两者交织在一起，很难一句话概括。

白崇禧在被问到“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时，把张淦放在其中，显然不是因为他会算卦。更大的可能是，他看重的是张淦身上的几样东西：早年在军中的担当，抗战时期的稳扎稳打，以及在派系内部长期保持的那种“可靠感”。

不可否认，张淦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决策有明显局限。他继续依赖卦象，在大势已去时仍期待“逢凶化吉”，这在军事层面很难被评价为明智。但在白崇禧的视角里，这个老同僚并没有在生死关头抛下部队独自逃命，而是与残部共同面对末路。这一点，在某些老军人眼里，是不会轻易被抹杀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白崇禧说“佩服”，也带有一种时代烙印。那一代军人，很多出身地方，受旧式教育，又接触新式军事训练，脑子里往往同时装着战术条令和阴阳五行。张淦只不过把这种矛盾表达得更极端、更明显。

如果把这一切放回到桂系的历史脉络中去看，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到模范营的同僚，再到桂系统一广西后的骨干，再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败局，张淦与白崇禧之间，一直维持着某种复杂的关系——既有早年的私交，也有职务上的上下级，还有对彼此长处短板心知肚明的那种熟悉。

张淦在功德林里，用鞋子代替罗盘的场景，若被白崇禧知道，多半会苦笑一声。昔日兵团司令，在铁门之内仍对卦象念念不忘，这背后既有执念，也有无奈。白崇禧在岛上翻看旧日同袍的名字时，或许正是想到这种“始终如一”的性格，以及彼此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关键节点，才会在众多将领中，点出这个名字。

张淦的一生，从三个“巽卦”起步，以“天意难违”的感叹收尾。罗盘贯穿始终，既是他个人信念的象征，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不少军人的内心世界。对熟悉桂系史的人来说，这位“罗盘将军”既不是传奇神将，也不是单纯笑谈，而是一个被时代裹挟、又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支点的典型人物。

白崇禧的那句“佩服”，落在他身上，带着肯定，也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