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创新“以外调外”调解涉外纠纷——“国际老娘舅”，巧妙解难题

浙江创新“以外调外”调解涉外纠纷——

“国际老娘舅”，巧妙解难题(我在中外交流第一线)

　　“老娘舅”通常指那些有威望、讲公道、热心公益的调解员。在浙江省的义乌、柯桥等外籍商贸人士聚居地，一些外国人化身“国际老娘舅”“洋娘舅”，热心从事公益调解工作，为不同国籍的居民化解纠纷。他们不仅了解“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还能运用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语言优势，弥合不同文化背景间的误解矛盾。

伊朗人哈米——

“我们做‘中间人’，事情更好解决”

　　地点：浙江义乌

　　“有问题，就找我。”浙江省义乌市鸡鸣山社区汉语培训班里，在华生活多年的伊朗商人哈米，正对着初来乍到的外国孩子们这样说道。作为义乌市民政局颁发证书的首位“国际儿童主任”，闲下来的哈米总喜欢到社区走走逛逛，帮助国际儿童做心理疏导和矛盾调解，引导他们主动参加社区活动。

　　哈米所在的鸡鸣山社区，汇聚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名外籍居民，被称为“联合国社区”。在这里，多支国际志愿服务队活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外籍居民从“被服务者”变为“治理参与者”，哈米便是这样一位“国际老娘舅”。

　　“妹妹我劝你，人生当中有很多好事、坏事，才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你们中国古人说的。”哈米还记得2024年3月底，在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内，他用带着独特口音的中文，语重心长地劝导一名中国姑娘。

　　因与一名也门老板的劳资纠纷，这位姑娘找到了哈米。虽然外籍商户同意补偿薪资，但每当调解快成功时，总会冒出新的细节问题。眼看陷入胶着，哈米这句中国古话，一下子点醒了当事人。历时两个多小时，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56岁的哈米，在义乌已扎根20余年。他通晓汉语、英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日语、西班牙语六种语言，天生一副热心肠。“最初被称呼为‘老娘舅’时，我并不太理解其中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老娘舅’和伊朗的‘白胡子’有着类似的含义，指的是主持公道的长者。”哈米说，在他眼中，一名合格的调解员不仅要跨越语言障碍，更要能化解情绪。

　　有一次，一名伊朗籍租客帮老板租下仓库，但因种种原因，导致房东账号被冻结，纠纷随之产生。哈米到场后，用波斯语和这名来自故乡的租客拉起了家常。熟悉的乡音和温和的劝解迅速消融了戒备。不到1小时，问题厘清后，纠纷也随之消弭。

　　更多的“结”藏在家长里短的生活缝隙中。一名外籍住户因习惯深夜聚会，与喜欢早起的中国邻居屡生摩擦。哈米上门耐心沟通，最终促成双方调整作息，如今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大家来自不同地方，有摩擦很正常，我们做‘中间人’，事情更好解决。”哈米说。

　　除了调解室里的工作，哈米也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其他工作中。一次，社区“助外帮帮团”上门进行消防检查，遭到一户外籍居民的拒绝。同行的哈米立即用波斯语说明来意，并建议“可以把消防用品拿到外面来检查”，既尊重了对方的隐私习惯，又完成了安全巡查。

　　在义乌生活20余年，哈米早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作为“中国女婿”，他在这里安家置业，孩子在这里读书。他的电话号码早已成了外籍居民的“求助热线”，无论是经营纠纷还是生活困扰，他从不推辞。

　　早在2019年，哈米便和其他在义乌的外国人成立了“国际老娘舅”工作室，吸引了来自叙利亚、巴基斯坦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位外籍人士加入。借助“以外调外”这一创新机制，工作室累计成功调解350余起涉外纠纷，涉及金额高达9600万元，调解成功率超过95%。

　　面对涉外经贸和劳资纠纷，自2013年义乌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来，外籍调解员队伍不断壮大。数据显示，该模式已累计成功调处涉外纠纷超过1500起，成功率高达96%。

黎巴嫩人李天明——

“我会一直扎根这片热土”

　　地点：浙江柯桥

　　走进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中国轻纺城，往来的客商里不乏外国面孔。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中国轻纺城里除了五花八门的各种面料和3.9万余家各类经营户，还有一批活跃在街头巷尾的“洋娘舅”。

　　走进黎巴嫩商人李天明的办公室，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句话：巧调解，争端息，情谊留。“作为一名外商，我更能理解外国客商的文化背景和经营逻辑，能快速拉近彼此距离，消除误会。”今年41岁的李天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005年，他满怀憧憬从黎巴嫩来到绍兴柯桥做生意。在这里，他不仅收获了爱情，成为一名“洋女婿”，更成为一位“洋娘舅”。

　　“生产方把颜色做浅了一点，采购方在出货的时候没有及时确认布料颜色，双方都有责任，咱们可不可以各让一步?”去年6月，在柯桥区移民事务服务站的一间调解室里，李天明身着标志性蓝色马甲，中英文娴熟切换，耐心调解一桩因布料色差引发的贸易纠纷。

　　原来，一名孟加拉国客商向中国供货商王先生采购了一批布料。几个月前，因布料颜色与原单不符，客商担心影响销路，遂提出退货;王先生则认为采购方在出库时未及时验货确认，己方责任有限，并不同意退货。

　　眼看二人合作即将“泡汤”，双方情绪有些激动，李天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共担损失，并将采购方承担的一半费用直接转化为下次订单的定金。

　　“为了今后长期合作，我同意让一步!”王先生爽快应允，外商也点头认可。

　　如今，李天明在柯桥经营着两家专攻户外产品的面料工厂，年销售额数千万元。多年来，李天明深谙东方“以和为贵”的处世智慧。凭借精通中文、阿拉伯语、俄语和法语的优势，他穿梭于不同国籍客商间，遇到中外贸易摩擦或劳务纠纷，只要他一出马，往往能化解调停。

　　曾经，有一家埃及人开的餐厅，一名中国员工辞职后，外籍老板拒绝结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接到求助后，李天明赶到现场，运用双语优势沟通，向埃及老板讲明中国劳动法律与做人诚信的底线，并结合双方的文化习俗进行疏导。最后，他为员工要回了应得工资，并帮助开具了离职证明。

　　当然，调解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一些涉及核心利益冲突的“死结”，调解往往收效甚微。“有时候矛盾纠纷真的避免不了，我也会建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李天明说。

　　受他影响，同样生活在柯桥的巴基斯坦人阿德也成了一位“洋娘舅”。“在我的家乡，人们会请有威望的长者调解纠纷，而在柯桥，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位‘大家庭家长’。”阿德说。

　　2018年，柯桥区人民法院选聘第一批6名“洋娘舅”，建立“以外调外”工作机制，2021年成立了涉外调委会。截至目前，这支由李天明等9位来自黎巴嫩、韩国、巴基斯坦、也门、印度等国知名外商构成的队伍，累计成功调解上百起涉外纠纷。数据显示，2025年，柯桥区矛盾风险排查率、化解率同比分别上升17.3%和15.6%。

　　当地依托外籍人才创新集聚区等多种举措，为国际友人颁发“聚英卡”，同时开设“孔子学堂”，免费为外籍居民培训汉语与中国文化。“柯桥给我和我的家庭提供了很多方便，给了我们发展事业的机会，我会一直扎根这片热土。”李天明说。

　　本报记者 窦 皓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5月09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