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一直欺负我爸，我爸意外去世葬礼他都不参加，现在却有事求我

楔子

我家住在皖北平原上一个叫柳沟的村子，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沟渠散落分布。沟两边长满了柳树，柳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晃来晃去。我爷那辈人穷，分家的时候就分了三间土坯房和几亩薄田，我爹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大哥，下头有个弟弟。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在那个年代，农村里的老大往往是被家里惯着的，可我家恰恰相反。我奶奶疼我老叔，我爷爷偏向我大伯，唯独我爹，是那个夹在中间、永远分不到最多好处的老二。村里人提起我爹，都说他是个老实人，见谁都笑呵呵的，说话慢声慢气，从不跟人红脸。可就是这么一个老实人，被他亲大哥欺负了一辈子。

这些事情我从小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小时候不懂事，只觉得大伯家的堂哥穿新衣服的时候我穿的是补丁裤子，大伯家吃白面馒头的时候我家还在喝玉米糊糊。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那不光是日子过得穷，更是一种被人踩在脚下、有苦说不出的憋屈。

我爹走的那年，我二十四岁，刚刚在县城一家五金厂站稳脚跟，每个月能挣三千多块钱。我爹才四十八岁，头发就已经白了大半，腰也弯了，看上去像快六十的人。他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把自己累成了一身病。出事那天是个大晴天，工地上赶工期，中午也不让休息，我爹中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后脑勺着地，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厂子里干活，手上来不及擦的机油就那么蹭了一脸，骑着我那辆快要散架的摩托车疯了一样往医院赶。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走廊里白炽灯照得刺眼，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想吐，我爹已经被白布盖住了。我掀开布看了看他，他脸上还有水泥灰没擦干净，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着，像是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我跪在走廊里哭了很久，最后还是护士把我扶起来的。我妈从家里赶来的时候已经哭不出声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嘴唇发紫，我老姑扶着她，一边掉眼泪一边劝。我老叔也来了，站在走廊那头抽了好几根烟，眼睛红红的，但始终没走过来看我爹最后一眼。

我大伯没来。

我让老叔打电话告诉他，电话那头说了几句什么，老叔挂了电话，脸色很难看，跟我说：“你大伯说他来不了，家里猪没人喂。”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就炸了。什么猪这么金贵？比亲兄弟的丧事还重要？我攥着拳头想要骑车去找他问个明白，被我老姑死死拦住了。老姑说：“孩子，你别去了，你去了也是生气，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你妈还指着你呢。”

我忍住了一口气，红着眼睛把我爹的遗体从医院接回了家。农村的规矩，人死在外面不能进村，只能在村口搭灵棚。我们柳沟村口有棵大槐树，树底下常年放着一张石桌几个石凳，灵棚就搭在那旁边。我和我老叔、几个本家的兄弟忙活了一整天，搭棚子、买棺材、联系灵车、通知亲戚，脚不沾地。

从头到尾，大伯一家人没有露过面。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爹下葬那天，天阴得很沉，像是要下雨又一直没下下来。坟地在村东头的庄稼地里，那块地是我爷爷当年分给我爹的，不大，边上有两棵杨树。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我妈哭得撕心裂肺，说这辈子跟着我爹一天福都没享过，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大多是埋怨我大伯的。在场的人都听见了，有的叹气，有的摇头，但谁也没说什么。村里人最怕管别人家的家务事，尤其是这种兄弟之间的矛盾，沾上了就是一身腥。

我跪在坟前，把纸钱一张一张地烧。火苗舔着黄纸，黑灰飘起来，落在我的肩膀上、头发上。我看着棺材一点一点被土埋住，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难过，有心疼，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恨意。我恨我大伯，恨他这些年怎么就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欺负我爹，恨他连我爹的最后一程都不愿意来送一送。

那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大伯有任何来往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

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三年之后，大伯会带着他那张老脸，出现在我家门口，还带着一个求字。

一

大伯和我爹的矛盾，要从很早很早以前说起。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大伯叫建国，我爹叫建军，我老叔叫建民。在农村，老大往往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也相应地继承家里大部分家产。可我爷爷家的规矩不是这样的，他把老房子和最好的地留给了我大伯，又把另外一间宅基地给了老叔，到我爹这里，就只剩下三亩贫瘠的河滩地和一间快要塌了的牛棚。

那时候我爹刚跟我妈定亲，急需房子结婚。我爹去找我爷爷商量，说我不要好的地，也不要家里的积蓄，能不能把原来生产队分的那间仓库给他住。那间仓库年久失修，房顶都露天了，村里没人愿意住。我爷爷还没说话，我大伯先跳出来了，说那间仓库是他先看上的，要留着放农具。

我爹没办法，最后是我妈从娘家借了钱，在村子东头盖了三间土坯房。房子盖好的那天，我妈哭了，说这辈子再也不求你兄弟任何事。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声没吭。

这就是我爹的性格。他这个人，怎么说呢，不是懦弱，是不愿意计较。村里人都说他脾气好，好到让人心疼。有句话叫“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我爹就是那个被人骑了一辈子的老实人。

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有一年夏天，大伯家地里的玉米苗被水淹了，他非说是我爹在地头挖沟把水引过去的。其实那几天下大雨，整片地都淹了，跟挖沟没关系。我大伯不依不饶，拎着铁锹找到我爹，非要我爹赔他二百块钱。二百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目，够买好几袋化肥了。

我爹解释了半天，大伯根本不听，越说越来气，指着我爹的鼻子骂，骂得很难听，说什么“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一辈子就是个穷命”“你家娃子以后也是个窝囊废”。我爹脸色铁青，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还是从兜里掏出了二百块钱，递给我大伯。

大伯接过钱，哼了一声，扭头就走了。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气得浑身发抖。我问我爹：“爸，你为啥给他钱？明明不是咱的错。”

我爹摸摸我的头，说：“算了，都是一家人，计较那么多干啥。”

我不懂，明明是他在欺负你，为什么还要算了？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慢慢想明白。我爹不是不计较，是他觉得计较也没用。我大伯是那种得理不饶人、没理也要搅三分的人，跟这种人讲道理，就像对牛弹琴，不仅弹不通，还会被牛顶一下。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多得我都不想再提。比如每年收麦子的时候，大伯总是抢先把我家地头的路堵住，让收割机进不来，逼着我爹先给他家收完才能收我家的。比如每年浇地的时候，大伯总是把我家水龙头拧开，让水先流到他家地里，等我家要浇的时候井水已经干了。比如过年杀猪的时候，大伯总是挑最好的肉拿走，给我家留下的都是些筋头巴脑的东西。

我爹每次都忍了。我娘有时候忍不住，去找大伯理论，大伯的老婆——我大娘，就是个更厉害的角色，能坐在我家门口骂街骂上半天，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我娘性子烈，受不了这个气，有两次差点跟大娘打起来，都是我爹硬拉开的。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上了初中、高中，见了些世面，懂了些道理，我对自己说，我跟大伯不一样，我这辈子不能像我爹那样活着。我要走出去，我要有出息，我要让我妈过上好日子，我要让那些欺负我爹的人都看看，他儿子不是窝囊废。

可高考那年我没考好，差了几分没上本科线。我爹说要不复读一年吧，我说不读了，读个大专也行，早点出来挣钱。我爹没再说话，蹲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烟。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他觉得对不起我，没能供我上好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他，他这辈子已经够难的了。

大专毕业后我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五金厂当质检员，一个月两千多。干了半年，我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厂子，工资涨到三千。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一千五，剩下的自己省着花。我爹每次打电话都说：“别寄那么多，你自己留着花，在外头别亏待自己。”我说没事，我在厂里吃食堂，花不了多少钱。

我爹那时候还在工地上干活，我叫他别干了，他不听。他说你还没结婚呢，得多攒点钱给你娶媳妇。我说我不着急，他说你不着急我着急。现在想想，他是怕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干不动了，不能再帮衬我了。

其实我知道他那几年身体已经不行了。常年在工地上干活，腰肌劳损严重，还有关节炎和胃病。他从来不在电话里跟我说，都是我妈偷偷告诉我的。我妈说：“你爸又瘦了，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龇牙。”我说带他去医院看看，我妈说你爸不肯去，他说花那冤枉钱干啥。

我爹就是这样一个人，干什么都替别人着想，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他走的那天早上，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天气预报说要降温了，让我多穿点衣服。我说知道了爸，你也注意身体。电话那头他嗯了一声，就挂了。

谁能想到，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二

人死后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比如怎么办理死亡证明，怎么注销户口，怎么去保险公司理赔。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哪里懂这些。好在村里有明白人，村支书老周帮着跑前跑后，总算把事情一件件办妥了。

最难的不是这些流程上的事情，是怎么跟我妈把这个日子过下去。

我爹去世后，我妈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样，整天坐在院子里发呆，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她以前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嗓门大，脾气急，我爹活着的时候没少跟她拌嘴。可我爹一走，她那些火气好像也跟着散掉了，变成了一摊没有生气的灰烬。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陪着我妈。白天我给她做饭，她就吃几口，然后说饱了。晚上我陪她看电视，她看着看着就掉眼泪。我知道她想我爹，她嘴里不说，心里头不知道有多苦。

有天晚上她忽然跟我说，你爹走之前那几天，老是念叨着要在大伯家那块宅基地旁边盖间房子给你，说你以后结婚了总不能还住这三间土坯房。我妈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

我心里像被刀割了一样疼。

我爹到死都在替我打算，可他那个亲大哥，连他的葬礼都不愿意来。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爹从工地上回来，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他用胶布缠着手指头，一张一张地数着工钱。我记得很清楚，他数了三百二十块钱，然后抽出二十块钱给我妈，说去买两斤肉给孩子吃。剩下的三百块钱他叠得方方正正，用塑料袋包好，塞进墙缝里，说留着给我交学费。

那时候大伯家里已经买了电视机和摩托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家吃饭顿顿有肉，他家堂哥穿的是新衣服新鞋，我穿的是我爹的工作服改小的，鞋底磨穿了用自行车胎补。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我从来不跟我说。我知道我爹已经尽力了，他把他能给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

我爹后事办完之后，我回到县城上班。厂里的同事都知道我家出了事，对我都挺照顾的，车间主任老刘特意把我调到了白班，说夜班太熬人，让我缓缓神。我心里感激，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有时候加班加到晚上十一二点，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

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我爹，想起他蹲在院子里抽烟的样子，想起他骑着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的背影，想起他在工地上灰头土脸地搬砖的画面。想着想着眼睛就酸了，但又不能哭，一个男人在外面不能老是哭哭啼啼的，丢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像村口那条沟渠里的水，不紧不慢地往前流。

我大伯那边，彻底没了来往。过年回村的时候，在村口碰见过他一次，他骑着一辆破三轮车从我对面过来，看见我就把脸扭过去了，假装没看见。我也没理他，径直走了过去。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恨，不是怒，是一种很复杂的、混着委屈和心酸的东西。

我想起我爹受的那些委屈，想起他在灵棚里空着的那把椅子，心里就堵得慌。

村里人有时候会在我面前提起大伯，说他们家这几年也不太好过。他儿子——我堂哥大军，前几年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外地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来那个女人嫌家里穷，丢下孩子跑了。大军在外面也不怎么回来，偶尔打个电话，寄点钱回来。我大伯和我大娘带着孙子过日子，一个种地一个看孩子，日子紧巴巴的。

我听着这些，心里没什么波澜。过得好不好是他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妈有时候会念叨几句，说你大伯再怎么说也是你爸的亲大哥，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我不爱听这个，每次我妈一提，我就岔开话题。我知道我妈心软，她嘴上说我大伯不好，心里头还是记挂着那份血缘关系。可我不一样，我这个人记仇，谁对我好我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心里有数。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我从一个普通的质检员升到了质检班长，工资涨到了五千多。我在县城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把我妈从村里接了过来。我妈一开始不愿意来，说在城里住不惯，我说你在村里我一个人不放心，你好歹过来给我做个饭，我下班回来也有口热饭吃。我妈这才松了口。

日子总算慢慢走上了正轨，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跟大伯有什么交集了。

可那天傍晚，我刚下班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换鞋，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妈去开的门，门一开她就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走过去一看，门口站着的人，是我大伯。

三

三年不见，大伯老了很多。

他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皮肤又黑又粗糙，眼睛浑浊发黄，嘴唇干裂起了皮。他还是穿着以前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边，领子也皱巴巴的。他佝偻着腰，整个人缩在门框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我愣了一下，本能地想关门。

大伯看见我，嘴角动了动，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小伟……”

我没应他，就那么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妈在后面拉我的袖子，小声说：“别堵着门口，让人进来说话。”

我知道我妈是怕村子里的人看见，传出去不好听。农村就是这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伯来找我，要是被人看见堵在门口不让进，指不定传成什么样。

我侧身让开了一条缝，大伯低着头走了进来。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换鞋。我妈说不用换，他才迈步走了进来，走路的时候腿脚似乎不太灵便，一瘸一拐的。

客厅很小，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台电视，大伯在沙发边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他坐了能有半分钟，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像愧疚，更不像忏悔，倒像是走投无路之后的一种绝望。

我妈给倒了杯水，他没喝，就那么端着。

气氛尴尬得很。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的两个人，忽然坐在同一个屋檐下，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没说话，等着他先开口。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伯憋了半天，终于开了口。他说：“小伟，你大军哥……出事了。”

大军就是大伯的儿子，我那个堂哥。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没少跟着大伯欺负我。我记得有一年他把我书包扔进了水沟里，书本全泡烂了，我不敢回家告诉我爹，怕我爹去找大伯理论又受气。后来是我妈发现我不对劲，问出来以后去大伯家要说法，被我大娘堵在门口骂了一顿。

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堂哥没什么感情，甚至还有些厌恶。可大伯说出“出事了”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还是紧了一下。

大伯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大军这些年一直在南方打工，前阵子出了工伤，在工地上被掉下来的钢管砸中了后背，脊柱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工地老板跑路了，医药费欠了一大笔，医院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钱就要停药。

大伯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开始发抖，眼眶也红了。他说他把家里的粮食和猪都卖了，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还差好几万。他实在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

我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

你要问我心里是什么感觉，说实话，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他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当年我爹去世的时候我大伯连来都不来，现在他儿子出了事，凭什么来找我？另一方面我又有些悲哀，悲哀的不是大伯求到我头上，而是我爹这辈子被欺负得那么惨，到头来，大伯还能厚着脸皮来找他的儿子要钱。

我沉默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坐不住了。她这个人嘴硬心软，嘴上骂了大伯八百回，真看见大伯那副可怜样子，心又软了。她开始翻箱倒柜找存折，被我拦住了。

我说：“妈，你先别急。”

我看着大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说：“大伯，这些年的事，咱们就不用说了，你心里比我清楚。我爹走的时候，你连葬礼都没来，我现在要是帮了你，我爹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

大伯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了老半天，眼眶里的泪终于滚了下来。他哆嗦着说出一句话，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说：“小伟，你爸的事……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那天我不是不想去，是我不敢去啊。”

我不敢去。

这三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

大伯擦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他说那天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在村口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烟，想过来了之后怎么办，怎么面对我和我妈，怎么面对他那个死去的弟弟。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我爹，做了太多亏心事，他怕来了之后会被我妈指着鼻子骂，会被村里人在背后戳脊梁骨。他说他是个怂人，欺负人欺负了一辈子，到头来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我听完以后半天没说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他就是找了一个借口。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那些年他欺负我爹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我爹受的那些委屈也是实实在在的。

我妈在旁边又开始抹眼泪了，她这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哭，谁哭她就跟着哭。

最后还是我妈先松的口。她说：“事情都过去了，人都已经不在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小伟，你要是手头宽裕的话，就帮一把吧，好歹大军也是你哥。”

我没接我妈的话，对大伯说：“让我想想。”

大伯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了回去，点了点头站起来。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放在鞋柜上，说这是家里攒的一百个土鸡蛋，让我妈补补身子。说完就低着头走了，走得很慢，一瘸一拐的。

我看着那个塑料袋，塑料袋上还沾着泥巴，里面的鸡蛋有几个已经碎了，蛋清蛋黄渗出来，把袋子染得黏糊糊的。

我妈叹了口气，把那个袋子拎进厨房，一个一个地把鸡蛋洗干净放进冰箱里。碎的那几个她倒进碗里，说是明天早上蒸鸡蛋羹给我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大伯说的那几句话。我不敢去，我是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我不知道这些话有几分真几分假，可他那个红着眼眶的样子，不像是在演戏。

我想起了我爹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有一次我问他，爸，你不恨大伯吗？我爹想了想，说，恨有啥用，他是你大伯，是你爷爷的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我当时觉得我爹太窝囊了，现在想想，也许不是我爹窝囊，而是他心里头一直装着这个家，装着这份血缘，哪怕被人欺负了，也不愿意彻底撕破脸。

我翻了个身，看了一眼窗外。县城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远处建筑工地上亮着的探照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映在天花板上，一晃一晃的。

我又想起我爹在工地上的样子，想起他满手的水泥灰，想起他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想起他老是弯着的腰。

我爸在地下躺着，他亲大哥在他坟前连把纸都没烧过。

这样的人，我凭什么帮他？

可我爹要是活着，他会怎么做？

我想了很久，想到天都快亮了，还是没想明白。

四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医院。

不是去看大军，是去找我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刘志远，在县医院骨科当医生，我想让他帮我问一下大军的情况，看到底是不是大伯说的那么严重。不是我多心，这些年我对大伯说的话总习惯性地打个折扣。

刘志远帮我查了一下，说大军确实是脊柱损伤，不过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经过治疗应该能恢复大部分功能，但后续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现在欠了两万多医药费，医院这边已经给他停了部分药。

刘志远看了我一眼，问：“是你啥人？”我说：“堂哥。”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根烟。我想了很多事情，想到我爹，想到我娘，想到大伯那张老泪纵横的脸，想到大军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说心里话，两万多块钱我不是拿不出来。这三年我省吃俭用，加上我爹的意外保险赔了一笔，还是攒了些钱的。可我要是拿了这笔钱，我心里这道坎过不去。我爹受的那些苦，我爹流的那些汗，我爹在灵棚里空着的那把椅子，这些都没法用钱来衡量。

可我要是不拿，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心软，是我觉得我爹要是活着，他肯定会帮。哪怕大伯欺负了他一辈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可以对不起他，他做不到对不起别人。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拒绝了。血缘这东西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它不管你对不对付，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它就那么横在你面前，让你躲不掉。

我回到厂里已经快中午了，在食堂打了份饭，吃到一半接到了老叔的电话。

老叔在电话那头说：“你大伯去找你了？”

我说：“来了，说大军出事了，要借钱。”

老叔沉默了一会儿，说：“小伟，你听叔一句劝，这事儿你别管。你大伯那个人，我这辈子看得透透的，他这个人只会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当年你爸活着的时候，他欺负你爸跟欺负小孩似的，现在碰到事了，想起你们家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说：“我知道。”

老叔又说：“大军那个伤我也听说了，没那么重，他就是想借着这个由头讹点钱。你大伯那个人，你这几年不在村里不知道，他到处跟人说你家欠他的，说什么你爸活着的时候占了他家的地，现在你爸走了，要你还债。你听听这都是什么话？”

我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

这件事大伯从来没跟我提过，我不知道他在背后是这样说的。一股火气从胸口往上窜，烧得我嗓子发干。

老叔说：“你别犯傻，你挣的那两个钱是你爸拿命换来的，凭啥给他？”

我说：“叔，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以后我坐在那里，饭也不想吃了。筷子搁在碗上，菜汤已经凉了，浮着一层白油。食堂里人来人往，工人们端着饭盆大声说笑，没人注意到角落里坐着的这个人心里头翻江倒海。

我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一条河的中间，左边是理，右边是情。按理说我不该帮，可情面上又绕不过去。不管大伯在背后怎么说，大军总归是我爸的亲侄子，是我的堂哥。我爹要是活着，他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侄子没钱治病的。

这个想法让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帮了，那些替我爹不平的怒气就会变成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我会觉得对不起我爹，对不起这些年他受的那些委屈。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心神不宁，差点把一个次品放过去，被老刘叫去训了一顿。老刘问我是不是家里又有事，我说没有，就是没睡好。他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别仗着年轻不当回事。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出了办公室以后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抹布挂在半空中。

我想起我爹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做人不能光讲理，还得讲讲情。理是冷的，情是热的，光有理没情，人就跟冬天一样，冻死人。我当时觉得我爹这话太软了，现在才知道，这话里头的分量，重得能压死一个人。

下班以后我没回租的房子，骑车去了城北的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一把青菜，又买了一袋我妈爱吃的橘子。卖橘子的老太太多给了我一个，说小伙子你长得像我孙子。我笑了笑，说了声谢谢。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她看见我买的菜和水果，嘴上说乱花钱，脸上却笑了。

吃饭的时候我妈忽然说：“你大伯今天又打电话来了，问你想好了没有。”我筷子顿了一下，没说话。我妈又说：“我没答应他，我说等小伟回来再说。”

我看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的，白得像雪。

我说：“妈，你怎么看？”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我这个人心硬了一辈子，可你大伯那个样子……唉，也不是说他可怜，我就是觉得你爸要是在的话，肯定不忍心。你爸那个人，这辈子就没跟谁真正撕破过脸。”

这话一出，我心里最后那道防线就彻底塌了。

我知道，如果我爹还在，他一定会帮。不是因为不计较那些欺负，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把大伯当过外人。在他心里，大伯就是大伯，不管他做错了什么，血缘这个东西断不了。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忽然就热了。

五

我还是决定帮。

但不是直接给钱，我去县城找了做律师的一个远房表哥，让他帮我和大伯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上写得很清楚，这两万五千块钱是我借给大军的，分期两年还清，每个月还一千多，超期不还要算利息。我不要他的利息，但协议上必须写上，这是借款，不是赠与。

表哥看了我一眼，说：“小伟，你这是何必呢？一家人借钱还打条子，传出去不好听。”

我说：“表哥，你帮我拟好就行了。”

我不是小气，我是要把这件事掰扯清楚。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既然选择了帮，就不能让大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年他欺负我爹的时候，不就是觉得理所当然吗？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事。

第二天是周末，我开着厂里借的一辆面包车回了柳沟。

村口的大槐树还在，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落下来，铺了一地。我停下车，站在树底下抽了根烟。三年前，我爹的灵棚就搭在这里，纸钱烧过的灰烬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妈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我大伯连个人影都没有。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村里的张婶路过，看见我，笑着打招呼：“小伟回来了？在城里干得咋样？”我说还行。张婶又说：“你妈接去城里了？你大伯说你妈享福去了。”我嗯了一声，没接茬。

张婶走远了以后，我又站了一会儿，把烟屁股掐灭扔进沟里，才发动车子往大伯家开去。

大伯家在村子西头，三间红砖瓦房，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丝瓜已经老了，黄澄澄地挂在藤上没人摘。院子不大，堆着些农具和柴火，一只芦花鸡在柴堆底下刨食，看见我来也不跑，歪着脑袋看了我一眼。

大伯正在院子里劈柴。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腰上系着根绳子，抡起斧头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差点没站稳。我看见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点发酸。他瘦了很多，肩膀上的骨头都支出来了，胳膊上的肌肉松松垮垮的，像一个用旧了的人偶。

他看见我进来，斧头差点没拿住，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又闪过一丝期待，最后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的笑容。

“小伟来了？快进屋坐。”他放下斧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脸上堆着笑，那笑容别别扭扭的，像是一个从来不笑的人忽然学会了笑，僵硬得厉害。

我没进屋，从车上拿了几箱东西，牛奶水果什么的，搁在院子里。不是给他买的，是给我妈说要带回来的，我顺手放车上了。

大伯看见那些东西，眼眶又红了，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你这孩子，你来了就行了，还买啥东西。”

我说：“不是买的，是别人送的。”

他没接话，把我领进了屋。屋里的光线很暗，地上铺着红砖，砖缝里全是土。堂屋里摆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上盖着一块花布，落了一层灰。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大伯还很年轻，旁边是我大娘和穿开裆裤的大军。

我大娘从里屋出来了。她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肉松垮垮地耷拉着，眼睛肿得像个核桃，一看就是刚哭过。她这个人以前多厉害啊，嘴皮子溜得能说死人，现在见了我也没了当年的气势，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两个字：“小伟……”

我说：“大娘。”

她嗯了一声，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看着她哭，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些年我大娘在我心里一直是那个泼妇的形象，她以前骂我妈的那些话，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听。可此刻她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皱纹和泪痕，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苍老的、可怜的母亲。

我坐在堂屋里，把借款协议拿了出来，跟大伯说明白了。两万五千块钱，分期两年还清，每个月一千多一点。我还说了，我不是不讲人情，但是亲兄弟明算账，这钱是我爹拿命换来的，我不能随便给出去。

大伯听完以后脸色变了变，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还是点了头。他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本皱巴巴的存折和一些零散的钱。他把存折给我看，说上面的钱已经取光了，就剩这点零花钱了。他说大军出事以后，他把家里的粮食和猪全卖了，卖了两千多块钱，加上借来的，凑了不到一万，还差两万多。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我没看他的存折，把协议递过去让他签字。他说他不会写字，大军他妈也不会。我说那按手印也行。他在协议上按了手印，红印泥还是我表哥给我的，拇指按上去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按完手印之后，他从炕上拿下来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沓钱，各种面额都有，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还有一些皱巴巴的十块五块。他一张一张地数给我看，数了足足五分钟，一共是三千六百块钱。他说这是家里最后一点钱了，先还上，剩下的以后慢慢还。

我看着那些钱，一张一张的，有的还带着泥点子，有的已经被揉得发软。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为了大伯，是为了这些钱背后的艰辛。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农民，能把钱攒成这样，说明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没有接那袋钱。我说：“大伯，这笔钱你先拿着给大军看病，等大军好了能挣钱了再还我。”

大伯愣住了，抬起头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大娘在旁边忽然哭出了声，哭得很大声，一点不像是以前那个泼辣厉害的大娘，倒像是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我转身走了出去，上车以后发动了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大伯追了出来，站在院门口冲着我喊什么。风太大了，我没听清，也不想去听清。

车子开出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远处的田野里，麦苗刚露出头，嫩绿嫩绿的，在暮色里望过去像一层薄薄的绒毯。这条路我从小到大走了无数遍，上学的路上，赶集的路上，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每一条岔路每一个弯道我都记得很清楚。

可今天走在这条路上，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

六

大军出院那天，我开着面包车去医院接的他。

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去，可能是觉得既然钱都借了，也不差这一趟。也可能是因为我妈在电话里念叨了好几回，说大军那孩子怪可怜的，年纪轻轻就伤了腰，老婆跑了，娃儿还小，你去看看他。

大军比我想象的要憔悴得多。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脸色蜡黄蜡黄的，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不敢正眼看我，话也说不利索，嗯嗯啊啊地应了几声，就低下了头。

我在病房里坐了不到十分钟，催他收拾东西。其实他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一个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双破运动鞋，还有一个充电器。我把这些东西拎上车，又帮他把轮椅塞进后备箱，然后扶着他上了副驾驶。

他坐在车上半天没说话，车子开了十几分钟，马上就要上国道了，他忽然开了口。

“小伟，”他说，声音又低又哑，“我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眼睛盯着前面的路。

他又说：“小时候我跟俺爸一起欺负你们家，我那时候不懂事，我以为……我以为咱爸说的就是对的，咱爸说你家占了俺家的地，我就信了。后来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块地本来就是你爷爷分给你爸的，根本不是俺家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大军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一直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忏悔。他说他在外面打工那些年，有一次过年回家，正好碰上我爹在镇上赶集，我爹看见他了，笑着问他好不好，还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给他，说让他给自己买件新衣服穿。他说他当时接过那五十块钱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因为他知道那五十块钱是我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哽咽了，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又继续说下去。

“我后来好几次想跟你爸道个歉，想说声对不起，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说不出口，我没那个脸。”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转回去，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行道树上，“你爸走的那天，俺爸在村口坐了一下午，哪都没去。我问他咋不回去，他说他不敢去，去了不知道咋面对你妈和你。”

跟我大伯说的一模一样。

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车子在国道上开了四十多分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田野和村庄。路两边是高大的杨树，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无数根干枯的手指。偶尔有一辆车从对面开过来，车灯一闪而过，在路面上留下一道短暂的光痕。

我把大军送回了柳沟。大伯和大娘早就等在家门口了，大伯站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大娘怀里抱着大军的儿子，那孩子才三四岁，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衬得小脸更白了。孩子看见大军就哭了起来，伸着手要抱，大军红着眼眶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在这里。这是他们的悲欢，是他们的团圆，我站在这里像个多余的观众。

我转身要走，大伯叫住了我。他从屋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硬塞到我手里，说：“天冷了，喝碗粥暖暖身子再走。”

我端着那碗粥，白瓷碗上磕了好几个豁口，碗边还沾着粥沫子。粥是红薯小米粥，熬得很稠，红薯切成大块，在粥里煮得软烂，散发出一种朴素的甜香。

我喝了一口，烫得很，差点没吐出来。

大伯站在旁边看着我喝粥，两只手不知该往哪里放，一会儿抄在袖子里，一会儿背在身后。他嘴上没说什么，但眼睛里流出来的那种东西，比说什么都让人难受。

那不是什么讨好，更不是什么虚情假意，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混合了愧疚和心疼的东西。我见过我爹看我的眼神，那是一个父亲看儿子的眼神。大伯看我的眼神虽然不一样，但里头也有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切，那关切是真实的，骗不了人。

我喝完粥，把碗还给他，说了句“我走了”，就上了车。

倒车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大娘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朝我挥手，大伯站在她旁边，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还想跟我说什么。大军拄着拐杖靠在门框上，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歪歪扭扭地铺在门前的土路上。

我按了一下喇叭，算是告别。

车子拐上村道的时候，我看见路边的麦地里有两座坟，并排挨着，一座是我爹的，一座是我奶奶的。我爹的坟头已经长出了青草，墓碑是青石板的，上面刻着我找人写的字——先父张建军之墓。

我停下车，走过去站了一会儿。

风很大，吹得周围的杨树哗哗作响，坟头上的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在坟前蹲下来，把坟头上被风吹歪的草扶正了，又用手把坟前的土拍了拍。墓碑上落了些灰，我用袖子擦了擦，擦的时候手指摸到那些刻字的凹槽，冰凉冰凉的。

我说：“爸，大军的事我帮了。你要是在底下看着，别怪我。我知道你心软，你要是活着，肯定比我还先掏钱。”

风吹过来，吹得我后背发凉。

我在坟前蹲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上了车，打开车灯，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村道往回开。

车灯照亮了前面的路，也照亮了路边那些干枯的野草和结了霜的麦苗。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星星点点的，像散落在平原上的碎金子。

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村口的沟渠涨了水，我放学回家过不去，就站在沟边哭。大伯正好路过，二话不说，卷起裤腿就把我背了过去。过沟的时候他的凉鞋陷进了淤泥里，他没顾上捡，光着一只脚把我送到了对面。我趴在他背上，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旱烟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味道让人安心。

那是我最早关于大伯的记忆。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伯变了，或者是我变了，也可能谁都没变，只是那些成年人的世界里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泥土里的杂草一样，不知不觉就长满了整片田地。

我想，也许大伯不是一直都坏的，他也有过好的一面。只是那些好的一面被我爹去世的事情盖住了，被那些年积攒起来的委屈和愤怒盖住了。现在那些委屈和愤怒慢慢沉淀下去，底下露出来的东西，终于能看得清楚一些了。

我在路边又抽了一根烟，抽完才发动车子回了县城。

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前几天都好。不是心里没有疙瘩了，是有些东西终于放下了。就像手里头攥着的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快，不如摊开手掌，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手心里。

七

日子还是一样地过。

我在厂里干活，我妈在家做饭，周末回村里看看，平时上班下班。大伯的借款每个月按时还，从不拖延。每个月月底，大伯都会骑着那辆破三轮车到县城来找我，把一千块钱用信封仔细地装好，亲手交到我手上。我让他转账，他说他不会，我说每个月跑来跑去多麻烦，他说没事，反正也没啥事干，骑三轮车就当锻炼身体了。

每次来，他都会带一些东西，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是几个红薯，有时候是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他把东西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把钱递给我，说声“这个月的”，然后转身就走，连口水都不喝。

我妈有时候硬留他吃饭，他就摆摆手说不了不了，家里还有事。我妈追出去要塞给他点什么东西带回去，他已经骑着三轮车走远了，瘦削的背影在人群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流里。

时间长了，我妈也不再说他什么了，只是每次他来之前，会提前多做两个菜，用保温盒装好，等他来了硬塞给他带上。一开始他不肯要，后来慢慢就收了，收的时候低着头，声音闷闷地说声“谢谢”。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借款还了一大半。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大伯的看法有了改变。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里下了场大雪，整个县城被白茫茫的雪盖得严严实实。我妈打电话跟我说，村东头李奶奶病了，让我买些东西回去看看。李奶奶是我们家的老邻居，从小看着我长大，跟我妈关系很好。我请了半天假，买了些水果补品，开着面包车回了村。

李奶奶家在东头，大伯家在西头，我原本没打算去大伯家。可车开到村口的时候，看见大伯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正在村口的坡道上铲雪。那坡道又陡又滑，下雪天经常有人在这里摔跤。大伯铲得很认真，一段一段地铲，铲出来的路面刚好能走一辆三轮车。

我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问他在干嘛。他抬起头，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笑着说：“铲雪呢。这坡道太滑了，大军前两天在这儿差点摔倒，我给他铲条路出来。”

我看了看那条被铲出来的路，可不是嘛，从村口一直铲到大伯家门口，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黑色的小蛇在白雪中间穿行。

我说：“就你一个人铲的？”

他说：“嗯，反正也没啥事。”

我看着他冻得发红的手，指节粗大，关节突出，虎口上全是裂开的口子，有些已经渗出了血丝。那双手我在记忆里见过，小时候他背我过沟的时候，就是这双手把我托起来的。

我忽然有点不是滋味，没有多说什么，把车开了过去。

后来我跟我妈说起这事，我妈叹了口气，说你大伯这个人吧，说好也不算好，说坏也不算太坏，就是个普通人。你爸活着的时候他欺负你爸，那是他心里头不平衡，觉得你爷爷偏心了，觉得你爸占了便宜。可你要是说他心肠有多坏，也不见得，至少大军出事以后，他没有撂挑子不管，自己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还出去打零工挣钱给儿子看病。

我妈还说：“你大伯在村里其实人缘不差，就是对你爸不好。你说这是为啥？就因为他们是亲兄弟。亲兄弟之间的事情，外人永远搞不懂。”

我想了想，觉得我妈说得对。亲兄弟之间的那些恩怨，外人确实搞不懂。它不光是钱的事，不只是地的事，它还牵扯到小时候谁多穿了一件新衣服，谁多吃了一个鸡蛋，谁多挨了爹妈一顿打。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种在人的心里，等到长大以后，就会长成各种各样的藤蔓，纠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根是哪根。

我渐渐开始意识到，大伯之所以一直欺负我爹，也许不是因为他真的有多恨我爹，而是因为他心里头憋着一股气。我爷爷当年分家的时候，把村口那块最好的地给了我爹，大伯觉得我爷爷偏心，觉得我爹抢了他应得的东西。这件事大伯记了一辈子，他用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来报复我爹，好像只要把我爹踩在脚底下，他心里的那口气就能顺一些。

可我爹何错之有呢？地是我爷爷分的，他又没有争过抢过。分配不公是大伯和爷爷之间的矛盾，凭什么让我爹来承受那些恶意？

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可在农村那种环境里，在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民心里，这些道理就像鸡同鸭讲。

我觉得大伯这辈子活得也挺可悲的。他永远活在自己编织的那个剧本里，永远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永远走不出那些陈年旧账编织成的牢笼。

又过了一个月，借款还完了。

还完最后一笔的那天，大伯又来了，这次他没骑三轮车，是走着来的。他从县城汽车站一直走到了我租的房子，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吃饭，打开门看见他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身上那件旧棉袄湿了一片，脸颊被冷风吹得通红。

他把最后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装着一千块钱和一些零钱，多出来的几十块钱，他说是利息。

我没要那些多出来的钱，也没有推辞客套，只是把信封收好，说了一句“好了，现在两清了”。

大伯站在门口，忽然深深地鞠了一躬。

六七十岁的老人，对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弯下了腰。

我被他这一下弄得不知所措，伸手去扶他，他硬是不肯起来，就那么弯着腰，声音哽咽地说了一句：“小伟，大伯这辈子对不起你和你爸，对不起你们全家。”

我扶着他肩膀的手僵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想起我爹在工地上扛水泥的样子，想起我妈在雨里抢收麦子的样子，想起自己在厂里加班到深夜的样子。我想起那些被大伯堵住的水龙头，被大伯占去的庄稼地，被大伯骂过的我爹。我想起我爹灵棚里空着的那把椅子，想起那股风吹起纸钱的灰烬，想起我妈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声音。

所有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快速闪过，最后定格在我爹那张永远带着笑的脸上。他笑着对我说：“算了，都是一家人，计较那么多干啥。”

我吸了吸鼻子，把大伯扶直了。

我说：“大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爸要是还在，肯定也是这个意思。”

大伯抬起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像雨水流过干裂的土地。他嘴唇哆嗦了好半天，像是还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用那双粗糙的、裂了好多口子的手，抓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那双手很粗粝，像老树皮一样，但也很有力，掌心是热的。

我感觉到那种温度，忽然就忍不住了。我转过身去，假装去拿茶几上的纸巾，趁机把眼眶里的泪擦掉了。

八

那之后不久，我回了趟柳沟。

这次回去不是为了谁，就是想回去看看。我妈让我带了些城里的点心和水果，给李奶奶送了些，又给大伯家送了些。我妈还特意叮嘱我，说把东西放门口就行，别进去坐了，我怕你不好意思。我说妈，我好意思。

大伯不在家，大娘说他去镇上干活了，帮人卸货，一天能挣七八十块钱。大军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扫地，能慢慢走了，恢复得还不错。他儿子——那个瘦瘦小小的孩子——蹲在墙根底下玩泥巴，看见我来了，怯生生地喊了声“叔”。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孩子的头，他的头发又软又黄，像秋天没长好的玉米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化了一半的奶糖，递给我，说是爷爷给他的，他舍不得吃。

我把那颗糖接过来看了看，糖纸上还沾着棉花絮，糖已经化得变了形。我把它放进嘴里，很甜，甜得有点发腻。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一颗糖。

我告辞的时候，大娘硬留我吃饭，我说不吃了，厂里还有事。她拽着我的手不让走，说你大伯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说句话再走。我感觉她的手很有力，不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的手。

正说着，大伯骑着三轮车回来了。他从车上跳下来，看见我，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说不上来，像是高兴，又像是紧张，还有点像是想哭又强忍着。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车把上，快步走过来，嘴里说着：“小伟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去镇上买点菜。”

我说：“不用了大伯，我就是来看看，马上就走了。”

大伯的脸色一下子暗了下去，像是一盏灯忽然被风吹灭了。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说出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他说：“小伟，你别走，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要给我什么。

大伯转身走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最后拿出一个红布包裹着的东西。他一层一层地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还有一个布袋子，袋子不大，脏兮兮的，看不出里面装的什么。

大伯把照片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很老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我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这是三十多年前的照片，大伯那时候还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衬衫，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旁边站着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女人。

那个女人我认识，是大伯和我爹的妈，我的奶奶。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只在照片上见过她的样子。照片里的她笑得很灿烂，一只手搭在大伯的肩膀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大伯指着照片里的自己说：“你看见没，这个是我。”然后又指了指怀里的小孩说，“这个是你爸。”

我凑近看了看，果然，那个被大伯抱在怀里的小孩眉眼之间确实像我爹。

大伯说，这张照片是他和我爹唯一的一张合影。那是我爹三岁的时候，我爷爷带着他们母子三个去镇上照相馆拍的，拍完这张照片的第二年，我奶奶就生病去世了。

我捧着那张照片，手指微微发抖。照片已经泛黄发脆，边角处有些破损，但照片上的人像还很清楚。大伯一脸朝气，我爹懵懵懂懂地窝在他怀里，奶奶笑得很温柔。那时候的大伯还不是后来那个尖酸刻薄的中年人，那时候的他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搂着弟弟的哥哥。

大伯又把那个布袋子递给我，让我打开看看。

我解开袋子上的绳结，里面是一捧黑褐色的泥土，已经干得结成了块，上面还夹着几根干枯的草根。我闻了闻，有一种很古老的气味，像是雨水浸润过的泥土混合着腐烂的树叶。

我不解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这是你爷爷坟头上的土。你爷爷的坟前两年被平了，那块地被人买了盖了房子。我赶在那之前，从他坟头上取了一把土，想找个地方重新埋了，可找来找去，也不知道该埋在哪。”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喉咙里像是卡了什么东西，每说一个字都很吃力。

“小伟，你大伯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爸。你爸他从小就没有妈，是我跟你爷爷把他拉扯大的。我比你爸大七岁，他小时候都是我带着他玩的，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去哪我都带着他。后来他长大了，我也长大了，我们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了。”

大伯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我想把这张照片和你爷爷坟上的土，放到你爸坟里去。他俩生前没能好好在一起，死了让他们在一起吧。”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动丝瓜藤的声音和远处谁家狗叫的声音。大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屋，大军的儿子还在墙根底下自顾自地玩泥巴，大军拄着拐杖站在房檐底下，眼圈也红了。

我点了点头，说：“好。”

大伯的眼眶又红了，他用手背使劲地擦了一下眼睛，把那层红布重新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然后他骑上三轮车，让我上车，说咱爷俩一起去。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上去了。三轮车的车厢里铺着一层麦草，麦草上放着一把铁锹和一捆纸钱。车子发动的时候，柴油机的突突声很大，震得人浑身发麻。车轮碾过村里的土路，扬起一片尘土，很快就消失在了村口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

三轮车在麦地边上停下来，我们下来走了几步就到了我爹的坟前。

坟头已经长满了草，冬天的草枯黄枯黄地耷拉着，在风里瑟瑟发抖。墓碑在风中孤零零地立着，上面刻着我爹的名字。我每次来都觉得这墓碑太薄太小了，风大一点好像就能把它吹倒。

大伯在坟前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些东西，慢慢地解开红布。他先把照片放在墓碑前，又打开布袋子，把爷爷坟头上的土轻轻地撒在我爹的坟头四周。他撒得很仔细，像是一个母亲给孩子撒痱子粉一样，一点一点地，生怕撒多了，又怕撒少了。

撒完了，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钱，用打火机点着了。纸钱烧起来的火苗在风中跳动着，把周围一小片地方照亮了。火光映在大伯满是皱纹的脸上，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我站在旁边看着，没有跪，也没有说话。风很大，吹得纸钱的灰烬在空中打着旋，像黑色的蝴蝶一样上下翻飞。

大伯磕完头，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跪在那里，对着墓碑说了几句话。风太大了，我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只看见他的嘴唇在一张一合，脸上的泪水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我也在坟前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墓碑上我爹的名字。石头的触感冰凉冰凉的，粗糙得硌手。

大伯站起来之后，我们又在坟前站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枯黄的草叶在风中互相摩擦，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

最后是大伯先转身的。他走得很慢，佝偻着腰，一步一步地往三轮车的方向挪。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背影跟我爹的背影很像。我爹走路也是这样的，佝偻着腰，一步一步地，不急不慢，像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还在努力地往前走。

不，也许不是被生活压弯了腰，是被他自己压弯了腰。

上了三轮车之后，大伯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车子的突突声太大了，我只隐隐约约听见几个字，但我还是听清了他说的什么。

他说的是：“你爸小时候最喜欢吃红薯粥。”

我坐在三轮车的车厢里，麦草扎得屁股痒痒的，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我看着大伯弓着背骑车的背影，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忽然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慢慢变软了。

那块地方硬了好多年了，从我爸出事那天开始就硬了，硬得像个石头疙瘩，搁在心口上，硌得生疼。现在那块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力量一点点磨平了，不疼了，只是有点酸，有点胀，像是在长什么东西。

回到村里以后，大伯非要留我吃饭。我推辞了几句，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大娘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有炒鸡蛋，有酸辣白菜，还有一大盆红薯粥。菜色看着普通，但每一样都煮得很用心，尤其是那盆红薯粥，熬得稠稠的，红薯切成大块在粥里煮得烂透，用筷子一夹就碎了。

大伯给我盛了一大碗，嘴上说着：“多吃点，你太瘦了，在外面也不知道好好吃饭。”

他说这话的语气，特别像我爸。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红薯粥又甜又香，从喉咙一直暖到了胃里。粥的热气扑在脸上，把我的眼镜都蒙上了一层白雾。

我摘下眼镜擦的时候，看见大娘在旁边偷偷抹眼泪，大军坐在对面低头扒饭，他的儿子坐在小板凳上，用勺子舀着粥里的红薯，吃得满脸都是。

屋子里很热闹，电视开着，播着不知道什么电视剧，声音调得很大。厨房里灶台上的锅还在冒着热气，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发出尖锐的哨声。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在一起，听起来乱哄哄的，但又有一种真实的、热腾腾的生活气息。

我放下碗，环顾了一下这间不大的堂屋。墙上还挂着那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大伯还年轻，我大娘还漂亮，大军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我想，那张照片拍的时候，我爸应该也在吧？只是没出现在镜头里而已。

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大伯家是我家的对立面，是他们欺负我们，是我们受委屈。可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吃着他们的饭，喝着他们煮的粥，听他们说着家常话，忽然觉得那些对立好像也没那么绝对了。

我们都是一个锅里吃饭长大的，流的是一样的血，身上背的是同一个姓。我爹的坟头和他的爹的坟头，其实离得不远，走路也就几分钟的事。他们在那个世界上离得很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应该离得很近。

吃完饭以后，我帮忙收拾了碗筷。大娘非要自己洗，说我一个大男人别干这些，我跟她抢了半天，最后是大军拄着拐杖出来解的围，说他洗，我坐那儿歇着。

我没歇着，走到院子里抽了根烟。天已经完全黑了，头顶上能看见几颗星星，忽明忽暗的，像是有人在云层后面眨眼睛。远处村口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那棵大槐树上，把树影子拉得像一张巨大的网。

我想起今天下午在大伯家看到的那些细节：他床头放着我爹的照片（后来大娘告诉我的），他出门总是穿着我爹以前穿过的那件棉袄（大军跟我说的），他每次去县城给我送钱的时候都会在我租的房子楼下站一会儿再走（邻居王大妈告诉我的）。

这些细节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说不疼是假的，说疼也不是那种尖锐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让人喘不上气的疼。

也许大伯从来没有停止过愧疚，只是他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只会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欺负也好，逃避也好，卑微地讨好也好，都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复杂的情感。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笨人，一个被自己的软弱和执念困住的笨人。

走的时候，大伯又往我车上塞了很多东西，有青菜萝卜，有红薯粉条，还有一瓶他自酿的葡萄酒。那葡萄酒装在洗干净的输液瓶里，紫红色的液体在灯光下看起来挺好看的。我说我开车不喝酒，他说给你妈喝的，你妈以前爱喝这个。

我说：“大伯，那酒我带走了，下次我再来看你。”

大伯站在门口，眼眶又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路上慢点开，到了打个电话。”

我点了点头，上车发动了车子。车灯照亮了前面的路，也照亮了后视镜里大伯的身影。他还站在门口，佝偻着腰，一只手举在半空中，像是想挥手，又像是想抓住什么。他的身影在车灯光芒的边缘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车子开出村子的时候，我又路过我爹的坟头，减慢了车速，看了几眼。黑夜里看不见墓碑，只隐约能看见一个隆起的土堆，孤零零地卧在麦田中间。麦田里的麦苗已经长得很高了，在夜风中摇摇晃晃的，远远地看过去像一片绿色的波浪。

我踩了一脚油门，车子沿着村道的弯道拐上了国道，朝县城的方向驶去。国道上车不多，路灯一盏接一盏地向后飞掠，把整个路面照得亮堂堂的。

我打开车窗，让外面的冷风吹进来。风很大，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但我觉得很舒服，好像那些压在心上的东西都被风吹散了一些，整个人轻快了不少。

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瓶葡萄酒，在过减速带的时候颠了一下，咕噜噜地滚到了脚垫上。我趁着红灯的时候弯腰捡起来，重新放好。输液瓶上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标签上用工整的字迹写着日期和一句话——“给小伟妈。”

那个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我看着那行字，忽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眶又湿了。

九

日子过了大概有一个多月，我接到大军的电话，说他爸住院了。

大伯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晕倒的，送到医院检查说是脑梗死，还好发现得及时，命是保住了，但右半边身子不太灵便，说话也含混不清，需要住院治疗。

我请了假赶到医院的时候，大伯已经躺在病床上了，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脸肿得老高，嘴角歪斜着，看见我来了，眼睛里亮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急得眼泪直掉。

大娘在旁边哭得跟泪人似的，说家里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大军的伤还没彻底好，现在大伯又倒下了，这日子还怎么过。

大军靠在窗台上，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

我在医院待了一下午，帮他们办了住院手续，又预交了一万块钱的住院费。不是因为有钱，是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我，还有谁能帮他们？

大伯躺在病床上，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使劲够我的手。我把手递过去，他握住我，握得很紧，手指头冰凉冰凉的，但力气大得出奇，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

他嘴巴一张一合地想说些什么，我凑近了听，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小伟，对不起。”

三个字，含混不清，但我听得真真切切。

我握着他的手，说：“大伯，你好好养病，别说这些了。”

他不听，眼眶里的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淌进耳朵里，淌到枕头上。他还在重复那三个字，翻来覆去地，像一台坏了的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同一句话。

病房里的白炽灯发出嗡嗡的声响，窗外的阳光透进来，照在病床的白床单上，晃得人眼睛发花。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药味，呛得人鼻子发酸。走廊里有护士推着小车经过，轮子碾过地板的声音咕噜咕噜地响，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大伯那张苍老的、有些陌生的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个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欺负了我爹一辈子，缺席了我爹的葬礼，后来又厚着脸皮来求我，然后一点一点地用他笨拙的方式跟我和解，现在他躺在病床上，半身不遂，连话都说不利索，用那只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攥着我，嘴里翻来覆去地念着对不起。

时间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能把一个人的仇人变成病人，能把一个人的执念变成遗憾，能把一块坚硬的石头磨成一捧松软的泥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只是握着他的手，安静地坐在病床边，看着点滴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坠，像是某种看不见的时间，正一点一点地从我们身上流走。

晚上回到家，我把今天的事跟我妈说了。我妈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我听见她在抽泣。

我走进厨房，看见她站在灶台前，肩膀一耸一耸的，锅里的油已经冒烟了。我赶紧关了火，把她拉到一边。她转过身来，脸上全是泪。

她说：“你大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军可怎么办？他还没好利索呢，还有个三岁的孩子，你大娘一个人怎么撑得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又说：“你去跟你大伯说，让他好好养病，钱的事不用操心，咱家帮你垫着，等他好了慢慢还。”

我看着我妈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了不起。这辈子被大伯欺负得最惨的就是她，被我大娘骂得最凶的也是她，可她到了这个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帮。她嘴上说不原谅，心里头比谁都软。她的心像一块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有折痕，但没有破，还能用。

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这次我去之前，先回了一趟柳沟，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几箱牛奶和一些水果。小卖部的老板娘看见我，问了一句：“你大伯咋样了？”我说还行，在住院。老板娘叹了口气，说你大伯这个人啊，年轻时候太要强，老了就吃亏了。我没接茬，付了钱就走了。

到了医院，大伯的精神比昨天好了一些，但还是说不太清楚话。他的右半身动不了，吃饭都要大娘喂。看见我来，他又想说话，我按住了他，说你别说了，好好休息。

我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塞到他枕头底下。红包里有三千块钱，是我这几个月攒的，不算多，但能帮他们撑一阵子。

大娘看见红包，又要哭，我说大娘你别哭了，哭多了伤身体，你要是再倒下，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大娘吸了吸鼻子，使劲把眼泪憋了回去。她端起粥碗，一勺一勺地喂大伯喝粥。大伯喝得很慢，粥从嘴角漏出来，大娘就用毛巾擦掉，再喂，再擦。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像是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一样。

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有点鼻酸。这对老夫妻年轻时也是厉害角色，嗓门大脾气急，在村里没人敢惹。现在老了，一个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一个在旁边伺候着，温柔得像两团被水泡开的茶叶，舒展开来，露出底下最柔软的部分。

之后的日子，我只要有空就去医院看看，带点水果，或者送点饭菜。我妈也来过两次，每次都带很多吃的，什么排骨汤、鸡汤、鲫鱼汤，用保温桶装得满满当当。

大伯第一次看见我妈来的时候，整个人僵住了，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着，像是见了鬼一样。我妈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也没多说什么，就说了一句：“喝点汤，补补身子。”

大伯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含混不清地说出两个字：“嫂子。”

我妈听见这两个字的时候，背过身去了。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看见她的肩膀在轻轻地抖。

煮了好多年的疙瘩，在这一刻终于化开了。

不是因为它不够硬，是因为火候到了。

十

大伯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块钱。这些钱一部分是我出的，一部分是亲戚们凑的，还有一部分是大军在外面打工时的工友给凑的。大军说是借的，以后要还，我说你先别想还钱的事，先把身体养好，把家里的事理顺了再说。

大伯出院那天是我去接的。他的右半边身子还是不太利索，走路要拄拐杖，右胳膊抬不起来，但总体来说恢复得还不错，说话也清楚了很多。医生说出院以后要坚持做康复训练，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不能劳累，不能生气。

我把大伯送回家，又帮他把院子收拾了一下，把柴火码整齐，把鸡笼修好，该添置的东西添置了一些。大军跟他儿子在屋里收拾，大娘在厨房里烧水做饭，一家人忙忙碌碌的，倒也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大伯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晒着太阳，看着我干活，脸上始终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不是笑，也不是哭，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了满足与愧疚的东西。

干完活以后，我在院子里洗了洗手，在大伯旁边坐下来。阳光很暖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让人想打瞌睡。院子里的丝瓜藤已经全枯了，黄褐色的藤蔓缠绕在架子上，几个老丝瓜挂在上面晃来晃去的，里面的种子已经熟透了，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

大伯忽然开口说话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他说：“小伟，你知道你爸小时候最爱吃什么吗？”

我说：“红薯粥？”

大伯摇了摇头，说：“他最爱吃的是糖糕。镇上十字路口那家炸糖糕的，你爸小时候每次跟我去赶集，都要缠着我给他买一个。五分钱一个，有时候我手里有钱就给他买，没钱的时候他就站在摊子前面不走，眼巴巴地看着，看得我心疼。”

大伯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回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有一回，”他继续说，“我去镇上卖鸡蛋，卖了八毛钱，我给你爸买了一个糖糕。他舍不得吃，掰了一半给我。我说我不吃，他非要塞到我嘴里。那时候他还小，手也小，糖糕油乎乎的，把他手上弄得全是油，他就用袖子擦，擦完了又把袖子上那点油舔了舔，还跟我说，哥，这个真好吃。”

我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大伯的眼泪也下来了。他说：“你爸那时候多好啊，我走到哪他跟到哪，哥长哥短的，叫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开始烦他了。可能是我结婚以后，你大娘总在我跟前说你爸的不是，说他懒，说他没出息，说他占咱们家的便宜。我听着听着就信了，就开始看他不顺眼，就开始欺负他。”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衣领上，洇开成一朵朵暗色的花。

“小伟，”他转过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你说我是不是畜牲？你爸那么好的人，我怎么就下得去手？”

我说不出话来。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背对着大伯，仰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透明，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形状像一群正在吃草的羊。远处的田野里有人在烧荒，青灰色的烟袅袅地升起来，在半空中散开，跟蓝天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很淡很淡的灰蓝色。

我想起我爹，想起他一辈子的忍气吞声，想起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想起他笑着说“算了，都是一家人，计较那么多干啥”。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做人不能光讲理，还得讲讲情”。理是冷的，情是热的，光有理没情，人就跟冬天一样，冻死人。

我一直觉得我爹太软了，太没用了，被欺负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反抗。可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我爹不是软弱，他是真的想得开。他把那些伤害当成了风吹过，当成了雨落下，他没有把那些仇恨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带着仇恨过日子太累了。

他选择了放下。

不是因为宽容有多伟大，是因为放下才能往前走。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等眼泪干了才转过身来。大伯还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大伯，太阳快下山了，进屋吧，外面凉了。”

他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最后终于露出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难看，因为他的脸被病折磨得有点歪了，笑起来的时候一边高一边低，像个哭丧着脸的小丑。但那个笑容又很好看，因为里面装的东西是真的。

是真的。

十一

时间是最好的药，也是最锋利的刀。它能抚平伤口，也能雕刻皱纹。

转眼又过了大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大伯的身体好了很多，能自己走路了，虽然还拄着拐杖，但走得很稳当。他的右手还是抬不起来，但他练着用左手吃饭、写字，慢慢地也习惯了。

大军也找了一份新工作，在镇上的电子厂上班，活不重，工资虽然不高，但够他们一家三口过日子的。他的腰伤基本上好了，不能干重活，但坐在那里拧螺丝还是没问题的。他每天早上骑着电瓶车去上班，晚上回来，有时候还会捎点厂里发的福利回来，一箱饮料几包方便面什么的，不值钱，但能让他爸高兴好几天。

大军的儿子上了村里的幼儿园，每天背着小书包，唱着儿歌，蹦蹦跳跳地去上学。那孩子长得像大军，眼睛小小的，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特别可爱。大伯最喜欢接他放学，骑着三轮车把他接回来，一路上孩子叽叽喳喳地讲学校里的趣事，大伯听不太清，但一直笑着点头。

我妈有时候会回村里住几天，她说在城里待久了闷得慌，想跟村里的老姐妹们说说话。她每次回去都会去大伯家坐坐，带上她在城里买的点心，跟大娘聊聊天，或者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晒一下午。

我不知道我妈心里到底原谅大伯了没有，这种事情可能永远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原谅这两个字太重了，重得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它不是一个开关，不是说你按下去，灯就亮了。它是一个过程，很慢很慢的过程，像一条河改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很多年的雨水冲刷，才能把旧的河床冲平，才能挖出新的河道。

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彻底的原谅，但至少，他们愿意坐在一起晒太阳了。这已经比什么都强。

我还在五金厂上班，只不过从质检班长升成了车间副主任，工资涨了一些，工作也忙了很多。我在县城按揭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带个小院子，我妈在院子里种了点葱和蒜，还种了一棵葡萄树。葡萄树才一人多高，我妈说等它长大了，夏天可以在下面乘凉，秋天可以吃自己种的葡萄。

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厂里的会计，姓林，叫林晓。她比我小两岁，县城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很耐看，性格也好，不急不躁的，跟我妈处得不错。我妈特别喜欢她，说她懂事，说她会过日子，说她是个好姑娘，让我好好待人家。

我跟林晓说起过我家里的事情，说起过我爹，说起过大伯，说起过那些年的恩怨。她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

她说：“你心里能放下这些事，说明你比你想象的强大。”

我心里能不能放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事情你以为放下了，其实只是藏起来了；有些事情你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可等真的放下了，又觉得不过如此。

人的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能装下很多东西，仇恨、委屈、愤怒、悲伤，也能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挪出去，给爱、温暖、理解、宽容让出位置。它不是一次性能清理干净的，它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收拾，像收拾一间堆满了旧物的屋子，今天扔掉一件，明天清理一点，慢慢地，屋子就亮了，就能住人了。

我爹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学会了接受这个事实，学会了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好好生活。我学会了按时吃饭，学会了照顾我妈，学会了处理工作中的各种麻烦，学会了跟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和平相处。这些都是我爹没来得及教我的事情，但我相信他在天上看着，应该会为我感到骄傲。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回柳沟给我爹上坟。烧纸，磕头，跟他说说话。有时候一个人去，有时候带着我妈，有时候带着林晓。今年清明节，我带了林晓回去，上完坟以后还去了大伯家吃饭。

大伯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做了好几个菜，有红烧鱼、炖鸡、炒青菜，还有一大盆红薯粥。他看着林晓，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给她夹菜，嘴上说多吃点多吃点，太瘦了。

林晓被他的热情吓到了，悄悄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脚。我笑了笑，说：“大伯，你别夹了，她自己会吃。”

大伯不听，又给林晓夹了一块鸡腿，说：“这姑娘好，长得俊，人也稳当，小伟有福气。”

林晓红着脸说了声谢谢大伯，低头吃饭，耳朵尖红红的。

大军在旁边笑着说：“爸，你看你把人家姑娘吓得，吃饭都不敢吃了。”

大娘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水果，接话道：“你爸这个人啊，老了老了，话倒多了。”

全家人都笑了起来。

那一刻我坐在大伯家的院子里，四周是熟悉的土墙和瓦房，头顶是蓝天白云，碗里是大娘亲手做的饭菜，身边是林晓温暖的体温，眼前是大伯一家人真诚的笑脸。我突然觉得，命运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它把你打趴下，又把你扶起来；它让你失去一些东西，又让你得到一些东西；它让你的心里充满恨，又让你的心里重新装满爱。

它不是公平的，但它总是有它的安排。

吃完饭后，大伯把我叫到里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东西，用红布包着的。我以为是又一张老照片，结果打开一看，是一把木头的弹弓。弹弓做工很粗糙，木叉是随便从树上掰下来的，皮筋是用自行车内胎剪的，已经老化了，一碰就断。

大伯指着那把弹弓说：“这是你爸小时候给他做的，他那时候想要一把弹弓，我没钱给他买，就自己找了个树叉给他做了一把。他拿着这把弹弓高兴了好几天，打鸟、打瓶子，天天在村里头跑。”

他把弹弓递给我，说：“你留着吧，这是你爸的东西。”

我接过那把弹弓，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木叉已经被磨得光滑了，上面还有斑斑点点的痕迹，不知道是树皮的颜色还是什么别的。皮筋已经断了，像两截干枯的蛇皮，毫无生气地挂在木叉上。

我把弹弓握在手心里，忽然觉得我好像握住了我爹的童年，握住了大伯和我爹之间那段遥远的、温暖的、还没有被任何东西污染的时光。

那时候他们还是兄弟，真正的兄弟。不是后来那种互相猜忌、互相伤害的亲戚，是那种你一个糖糕分我一半、我有一把弹弓就跟你一起玩的兄弟。

那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后来被太多的杂物盖住了，蒙上了厚厚的灰，让人看不清楚。但只要用心去找，用力去翻，总能找到的。

我把弹弓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里，拍了拍，觉得口袋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一个小太阳。

尾声

去年年底，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老家打来的，但不是大伯，也不是大军，是村支书老周。

老周说，村里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办高龄补贴，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大伯今年刚好八十了，符合条件的，但是他没有身份证，户口本也找不到了，需要重新办。老周说他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能不能麻烦我回来一趟，带他去镇上办一下。

我请了假，回了柳沟。

大伯老了很多，这几年老得特别快。他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身上盖着一张旧毯子，眼睛里没了以前那股子精气神，浑浊的，懒懒的，像是一潭快要干涸的水。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皮肤上长满了老年斑，手背上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蚯蚓趴在皮肤下面。

他看见我，笑了笑，说：“小伟来了？快坐。”

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跟他说话。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抽筋，疼得睡不着。我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大娘做饭好吃，就是吃不多，没胃口。我问他有没有按时吃药，他说每天早晚都吃，不吃不行，不吃就头晕。

说这些的时候，他一直笑着，那种很轻很淡的笑，好像这些事情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似的。

我带他去镇上办了身份证，拍了照片，按了指纹。拍照的时候工作人员让他坐正了，抬头，看镜头。他努力地坐直了身体，抬起了头，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不大，甚至有点勉强，但很认真，像是在很认真地对这个世界说，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

办完事以后，我带他去镇上的老街上走了一圈。老街还是那条老街，两边的房子还是那些老房子，只是人不一样了。炸糖糕的摊子还在，但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老头的了，换成了一个小伙子，据说是那个老头的孙子。我买了两个糖糕，给大伯一个，自己一个。糖糕还是五分钱吗？当然不是了，现在已经两块钱一个了。

大伯接过糖糕，咬了一小口，嚼了很久，然后忽然说了一句：“你爸以前最爱吃这个。”

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了，但每次说的时候，眼睛里都会亮一下，像是一盏快要灭的灯，忽然又亮了起来。

我咬了一口糖糕，很甜，甜得发腻，糖浆从里面流出来，烫得我舌头都麻了。可我舍不得吐，就那么忍着烫把它咽了下去。咽下去以后，舌尖上留下一种甜中带苦的味道，不知道是糖糕本身就有的苦味，还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

我想起大伯今天跟我说的另一句话。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车子里，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忽然说了一句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会鼻子发酸的话。

他说：“小伟，你说你爸在那边还喝得上红薯粥不？”

我说：“能的，大伯。”

他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就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车窗外，夕阳正红，把整个天空染成了金红色的。那片金红色的光芒落在大伯的脸上，把他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映得像一张油画，有光，有影，有岁月的痕迹，也有人间的温度。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村道上慢慢开着，偶尔有一只野兔从路边的草丛里窜出来，在车前跑几步又钻进另一边的麦田里。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一缕一缕的，白白的，薄薄的，被风一吹就散了。

我开着车，没有说话，也没有听音乐。车里很安静，只能听见发动机的嗡嗡声和大伯不太均匀的呼吸声。

我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它不会按照你想的来，不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剧本，不会让你顺顺利利地走完这一生。它会有打击，有失去，有痛苦，有无法言说的委屈和愤怒。但它也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一些温暖，一些和解，一些迟来的理解和原谅。

它不会因为你不想要，就不给你；也不会因为你想要，就多给你一些。

它就是那样，不多不少，不好不坏，刚好够你活着，刚好够你想明白一些事情。

车子快到村口的时候，我减慢了车速，看见那棵大槐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在黄昏的光里下棋、闲聊、逗孩子。他们的笑声很亮，在暮色里传得很远。

我把车停在大槐树边上，摇下车窗，跟那些老人打招呼。

“张大爷，李爷爷，王叔，还在下棋呢？”

他们抬起头看见是我，都笑了。

“小伟回来了，你大伯咋样？”

“挺好的，刚办完身份证回来。”

“好好好，你大伯有福气，要不是你，他这几年都不知道咋过。”

我笑了笑，没接话。

我把大伯从车里扶下来，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家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在风中摇摆的电线杆。我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不急。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的是：“小伟，谢谢你。”

风很大，吹得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地响。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走上前，扶着他的胳膊，说了一句我从来没对他说过的话。

“大伯，不用说谢，咱是一家人。”

咱是一家人。

这句话我说得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可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重得能压弯一个老人的腰，也能扶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一次，他笑得很自在，很舒展，像是一朵迟开的花，虽然错过了最好的季节，但还是在风里颤巍巍地展开了花瓣。

我也笑了。

远处的炊烟还在袅袅地升起，身边的大槐树还在沙沙地响，脚下的黄土路还在蜿蜒着往前走。这个村子还是那个村子，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在时间的河里淌了一大圈，我们都变了，变得更老了一些，也变得更好了那么一点点。

也许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