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铜权见证秦代统一秩序

秦两诏文铜权，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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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王嬴政称始皇帝。为巩固大一统格局，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律法，一系列措施奠定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影响深远。在秦始皇陵西侧内外城之间的飤官遗址，考古发现了一枚秦两诏文铜权，该器物呈十七棱面空心钟形，顶部附伞盖状鼻钮，权身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统一度量衡的两道诏文，因此被称为“两诏文铜权”。

权，即秤锤，又叫秤砣，与衡（秤杆）相佐，“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这枚铜权重约255克，约合秦制1斤，是秦代衡制标准的直接实物体现，它将法律条文、统一标准、中央权威三者融为一体，成为秦代“以法治国”的典型象征。

权身刻阴文小篆体诏文，内容完整清晰：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始皇二十六年诏）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秦二世元年诏）

两道诏文的意思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天下一统、百姓安定，皇帝定尊号后，即下诏丞相隗状、王绾，明令规范度量衡制度，将此前各地不一、存有争议的计量标准统一明确。秦二世元年，秦二世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重申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定下的制度，相关功绩已有刻辞载明；如今自己承袭帝号，若原刻辞不标注“始皇帝”，日久年深之后，世人或将误以为这一制度是后世君主所立，无法彰显始皇帝的功绩与盛德。因此，秦二世将这道诏书补刻于铜权左侧，以正本源、消除疑虑，这一举动生动体现了秦朝制度的延续性。

秦两诏文铜权不仅是一件计量器具，更是大秦帝国统一大业的物质见证。作为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它既印证了秦始皇巩固统一的重大举措，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赋税征收、物资调配提供了统一标准，奠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运行基础。

考古发现的秦两诏文铜权及同类诏版权，出土范围覆盖秦代政治核心区与边郡要地，呈现“核心密集、边疆辐射”的分布特征。以秦始皇陵、咸阳城遗址为中心，出土的铜权多为皇室或中央机构使用的标准器，工艺最精、铭文最完整，代表了秦代衡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甘肃秦安、灵台，山西右玉等地遗址出土的铜权，多伴随军事遗存或行政机构遗址发现，是中央集权向边疆延伸的实物证据；在山东邹县、河南宝丰等原六国故地虽以出土单诏铁权为主，但部分遗址亦发现了空心铜权残件，证明秦代统一衡制已全面覆盖原六国疆域，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秦始皇确立度量衡标准到秦二世重申恪守，短短十二年间，统一衡制已深入帝国腹地，足见这一制度在当时得到有效推行。

从文化象征意义来看，铜权的“权”字本义为秤砣，作为计量衡器的核心部件，其核心功能是定轻重、明度量，是古代社会交易中公平公正的物化象征。而“权”字又可引申为“权力”“权衡”，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寓意着手握权力者当如持铜权一般，以“公平之衡”校准权力行使的尺度，不徇私、不逾矩，让权力成为维护公正的标尺，这也是后世“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传统文化渊源之一。正因如此，古代官员常被称为“执权衡者”，一些官府还将石秤砣悬挂于显眼处，用以时刻警醒官员“慎权”“守正”。

除了承载度量衡制度的核心意义，权身阴刻的小篆诏文，也是秦始皇“书同文”政策的印证。由李斯等人改造的小篆，“上承古籀，下开汉隶”，是秦代官方推行的标准文字。权身上的诏文章法规整、疏密有致，每字大小均等、笔画遒劲流畅，不仅是功能性的文字记录，更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书法艺术作品。它既展现了秦代标准书法的艺术风貌，也为研究汉字从大篆到小篆的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泰山刻石一同完整呈现了秦代文字统一的历史面貌，成为后世金石学研究与书法临摹的重要范本。

铜权所蕴含的“公平、统一、规范”理念，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与现代社会的计量体系、制度规范一脉相承，成为跨越千年、连接古今的文明纽带。

来源：检察日报（20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