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从受害者变支配者，全球舆论反转，大学里都在骂种族隔离

以色列《国土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内容涉及约旦河谷北部、图巴斯省辖下哈姆萨废墟居民近日遭遇的一起新袭击。

哈姆萨废墟是一个典型案例，反映出在驱逐居民、拆毁房屋之后，定居点如何夺取土地。这类情形已经反复发生多次。每当居民试图返回，重新搭起帐篷，安置自己和牲畜的栖身之所时，都会再次遭到袭击、虐待和驱逐。

近几年，关于约旦河谷、希伯伦南部和拉姆安拉以东地区有组织袭击的报道接连出现。实施袭击的是一批批定居者团体。事情早已不只是焚烧橄榄树、书写种族主义标语，而是越来越像集体闯入行动，让人想起早期殖民时期的定居武装团伙。

数十名蒙面人、四轮驱动车辆、武器、夜间袭击、盗走牲畜、砸毁储水罐、焚烧房屋和车辆，甚至连外国和以色列声援者也遭到攻击。一些贝都因人聚居点在持续暴力压力下，事实上已被迫清空。与此同时，那些未经批准的定居点前哨，已变成依靠日常恐吓来强行塑造新现实的权力中心。

这种氛围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已不再处于边缘，而是成了政府和议会中最强势潮流的一部分。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生日庆祝活动上，曾出现一块印有绞刑架图案的蛋糕。这显然不只是一次恶趣味的玩笑，更浓缩地体现出一种政治文化：正在被常态化，甚至被纳入日常庆祝场景。

绞刑架不再是令人震惊的符号。在以色列右翼相当广泛的群体中，它已变成一种民粹语言，报复欲望、力量展示和煽动情绪混杂其中。

阿卡监狱博物馆展出的那座已知唯一绞刑架，曾在英国殖民时期被用来处死巴勒斯坦起义者。根据档案，仅1938年一年，英国人就绞死了66名阿拉伯抵抗者和2名犹太人。

但在阿卡监狱博物馆，这座绞刑架却被呈现为英国人针对犹太人实施死刑的工具，并被纳入建立以色列国家的斗争叙事之中。与此同时，在1920年至1948年巴勒斯坦托管时期，数百名阿拉伯人曾在这里被绞死，这一点却被完全忽略。

政权的垮台，并不只发生在军事上被击败之时，也发生在它逐渐成为世界的道德负担之时；甚至连它自己的一部分子民，也开始站在镜子前，带着忧虑审视它。

一位部长生日蛋糕上的绞刑架图案，传递出的信息很多。它所显示的，不只是极端和血腥的泛滥，也说明殖民者和占领者在对待这片土地原住民时，其本质并无不同，对他们怀有的仇恨也并无二致。因为土地的主人，会不断提醒占领者那个他们不愿面对的事实。

在驱逐问题上，最近一些以色列政治人物公开而明确地呼吁，将内盖夫的贝都因人迁往埃及西奈，并仿照加沙和黎巴嫩南部的做法，把他们的村庄“夷为平地”。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这样的语言会被视为极端，甚至会遭到执政机构本身的批评；但如今，它已经在以色列政治和媒体讨论中占据了一个相当自然的位置。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正在发生之事的认知正在扩大。以色列在欧洲广泛人群中，以及在其最主要力量支点美国，开始失去那个“被落后者包围的弱小受害者”形象。

推动这种认知扩散的，是那些不受官方机构约束的社交媒体行动者。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极端化不断向各个方向蔓延，事实才开始显露出来；而这种极端化，又不像以往一些政府那样，带着“和平、鲜花和共同生活”的语言包装。正如西蒙·佩雷斯曾说过的：“活着，也让别人活着。”

如果要谈这种野蛮的种族主义，就很难不把它与世界上其他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制度相比较，比如正在消逝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并不是一夜之间变成全球孤立国家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报告、影像、屠杀、抵制、抗议，以及来自全球的道德压力不断叠加。起初，世界谈论的是“复杂局势”；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歧视”和“种族隔离”这样的词；再往后，为这个制度本身辩护，就成了一种道德和政治负担。

在作者看来，以色列正以很快的速度走向这一方向。甚至它的传统盟友，如今也开始对为其政策辩护、或继续与其达成武器交易感到为难。还有一些人呼吁，不仅要在军事领域，也要在民用领域抵制以色列。

同时，一些欧洲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声音也在要求追究以色列战争罪犯的责任，并尊重国际刑事法院。

当然，两种情形之间确实存在历史和政治差异，以色列也仍然享有广泛的西方支持。但“道德孤立”这一观念，的确已经开始扩散，尤其是在西方的大学、工会和青年运动中。如今在这些场域里，人们讨论以色列时，已不再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卷入冲突的国家，而是视为一个对另一个民族实施长期种族化统治的制度样本。

正因如此，声援加沙的行动，其意义已经超出直接的人道层面。那些试图突破封锁、驶向加沙的船只，以及随之而来的以色列拦截和对活动人士、声援者的扣押，让全球再次想起那样一种对峙画面：一边是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另一边是以人类良知之名跨越国界行动的民间运动。

更重要的是，自由船队和声援加沙坚守行动的组织者并不把这看作一次结束后就散去的航行。他们公开表示，将坚持再次返回。某种意义上，这场较量已经转化为一场开放的、象征性的道德对抗。

这个国家曾在数十年里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受害者。但今天，它正面对全球舆论日益明显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巴勒斯坦人视为一个生活在封锁、拔除和有组织暴力之下的民族；与此同时，以色列则越来越呈现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借助军事优势重塑土地和人口格局，并利用其在美国的影响力服务自身项目。

政权的垮台，并不只发生在军事上被击败之时，也发生在它逐渐成为世界的道德负担之时；甚至连它自己的一部分子民，也开始站在镜子前，带着忧虑审视它。

也许正因如此，《国土报》发表的这类报道，意义已不止于新闻报道本身。它们更像是某种信号，显示以色列内部对国家正在走向何方的担忧正在加深，也显示外界对其形象的观感正变得越来越难看。

这样的形象，已经让许多人想起种族隔离制度崩塌前的南非。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通过实时画面就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无需再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知道地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