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工资成本与运行机制研究

文/李 明 李欣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海盐产区沦陷，川盐成为支撑战时军需民食的核心战略物资，川北井盐产区凭借区位与生产优势，在战时盐业生产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署四川盐务局1941年《关于调查川北射洪等场盐业工人为增加工资与反对兵役进行斗争情况的报告》为核心史料节选内容，聚焦射洪、蓬溪、西充、南部阆中、盐亭五大盐场，系统梳理战时川北盐工群体结构、生产劳作概况，深入剖析盐工工资形态、薪资水平与成本差异，进而探究手工制盐业在战时统制经济下的生产运行机制、劳资关系与行业发展困境，还原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的生产实态，揭示手工传统盐业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的运行逻辑与历史价值。

《关于调查川北射洪等场盐业工人为增加工资与反对兵役进行斗争情况的报告》资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盐作为关乎民生、军需与国家财政的关键物资，其生产与供给直接关系抗战大局。川北作为四川重要的井盐产区，涵盖射洪、蓬溪、西充、南部、阆中、盐亭等县域，盐井分布广泛、生产历史悠久，战时承担着繁重的食盐增产赶运任务。在传统手工制盐模式下，盐工是生产活动的核心主体，其群体构成、劳动形态与工资分配模式，直接决定盐业生产成本与生产效率，而工资体系与生产运行机制更是折射出战时后方手工业经济、劳资关系与社会民生的真实面貌。

现有川盐研究多聚焦富荣、犍乐等大型盐场，对川北中小型盐场的关注相对不足，且针对盐工工资成本与基层生产运行机制的专题研究较为薄弱。1941年盐工调查报告详实记录了川北五大盐场盐工种类、数量、工作时长与工资数据，为还原战时川北井盐业生产细节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本文以此为核心，结合民国盐业档案与口述历史资料，深入剖析川北井盐业工资成本构成与生产运行逻辑，既弥补区域盐业研究的短板，也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手工业经济研究提供微观实证。

二、抗战时期川北盐工群体基本状况

（一）盐工种类与群体规模

川北产盐区以射洪、蓬溪、西充、南部阆中、盐亭五大盐场为核心，受传统手工制盐工艺限制，盐工分工细致，工种名目繁多，主要包括觅子（凿修井工）、井匠、二帮手、筒匠、车帮子、水匠、帮车、灶头、掌灶、丢火匠、小工等。尽管工种划分繁杂，但整体可归为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两大类，其中凿锉井工、煎盐灶匠等掌握核心制盐技艺的为技术工人，汲卤、杂役等体力劳动者为普通工人。

从群体性别构成来看，川北盐工以男性为绝对主体，凿井、煎盐、锉井等技术工种与重体力工种均由男性承担；汲水、小工等工种虽有妇女、童工参与，但人数极少，这类群体多因家庭生存所迫进入盐场劳作，是战时底层民众生活艰难的直接体现。

据1940-1939年各盐场署统计数据，五大盐场盐工总规模可观，且各场人数差异显著：射洪盐场8832名，蓬溪盐场3491名，西充盐场2311名，南部阆中盐场12123名，盐亭盐场3936名。其中射洪、蓬溪、南部阆中、盐亭四场数据为1940年（民国29年）统计，西充场为1939年（民国28年）统计。从人数变动来看，1940年射洪、蓬溪、盐亭三场盐工数量较1939年明显增加，分别增长665人、138人、1153人，反映出战时食盐需求扩大带动盐业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南部阆中盐场盐工数量减少1328人，主要受盐井产量波动、生产规模调整与劳动力流动影响；西充场因未开展连续统计，人数变动暂无明确数据。

（二）盐工从业形态与稳定性

川北各盐场盐工从业形态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可分为专业盐工与半工半农盐工两类。射洪、蓬溪、盐亭三场商品经济相对活跃，盐产业发展成熟，盐工多以制盐为专职，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力专业性强、稳定性高；西充、南部阆中两场地处川北丘陵腹地，农业生产仍是民众核心生计，盐工多为半工半农状态，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制盐，专业盐工占比极低，其中西充专业盐工约占总数三分之二，南部阆中仅占三分之一。

这种从业形态的差异，直接导致川北盐场劳动力稳定性分化：专业盐工固定依附于盐井、灶房，形成稳定的盐业劳动力队伍；半工半农盐工受农业生产周期制约，流动性强、劳作时间不固定，成为制约西充、南部阆中盐场生产连续性的重要因素，也体现出战时川北手工盐业与传统农业经济深度捆绑的二元特征。

（三）盐工生产工作概况

川北井盐生产完全依赖手工劳作，各工种工作时长依据生产流程与工艺要求设定，呈现出“分工明确、时长不均、随产调整”的特点。凿井工、汲卤工实行轮班制，工作时长差异较大，长者每日劳作十数小时，短者仅六七小时；煎盐工作为核心生产工种，实行昼夜轮班制，工作时长最长可达一昼夜，最短亦十余小时，且煎盐工作完全依赖井卤储量，停煎期间盐工终日无活可干，生产周期多为15天或30天，仅卤水资源丰富的广井可隔天煎制；杂工劳作时间无固定标准，完全跟随生产需求调整，每日最长劳作时间不超过十余小时。

从劳动强度来看，尽管盐工每日工作时长不短，但因生产流程存在间歇、停煎期有充足休息时间，整体劳作强度并未达到极致。但这种看似宽松的劳作模式，本质是传统手工制盐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计划缺乏统筹的体现，也反映出川北中小型盐场落后的生产管理模式。

三、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工资形态与成本分析

（一）工资支付形态

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受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与战时经济环境双重影响，工资支付形态呈现多元化特征，主要分为包工制、计时制、计件制三类，以计时制为核心，包工制与计件制为辅。

1. 包工制：仅适用于凿井、修井等工程类工种，这类工作工期固定、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盐场与井匠提前约定工程总价，按施工进度结算工资，属于传统手工业的经典薪酬模式，能有效保障凿井工程的推进效率。

2. 计件制：适用范围极小，仅南部县建兴场、杜家井、大桥及盐亭三元场等少数盐场的汲卤工采用，按盐工汲卤数量结算工资，是按劳分配的直接体现，但因卤井产量不稳定，难以大范围推广。

3. 计时制：为川北盐场最主流的工资形态，覆盖煎盐、汲卤、杂工等绝大多数工种，又细分为日结工资与月结工资两种。煎盐工因工作周期固定，多采用日结制，涉及蓬溪常乐场、槐花场，西充李家场，南部阆中流马场、谢家河等数十个盐场；汲卤工部分采用日结制，其余均为月结制；小工、童工等辅助工种也以计时结算为主。

同时，川北盐业工资结算还存在供给伙食与纯现金支付两种附加模式：部分灶户、盐场业主向盐工提供食米，抵扣部分工资；部分盐场则不供给伙食，全额支付现金工资。这种多元化的工资形态，是战时川北手工盐业脱离传统农业经济、逐步向资本性手工业过渡的特殊表现。

（二）工资水平与区域差异

受各盐场物价水平、生产规模、卤质产量、工种技术含量差异影响，川北五大盐场工资水平参差不齐，技术工人薪资普遍高于普通工人，核心产区薪资高于边缘产区，具体薪资数据如下：

射洪盐场各产区中，城关场煎盐工、汲井工月薪均为24元，锉凿井工月薪32元，薪资包含伙食；大榆渡煎盐工、汲井工月薪8元，锉凿井工15元，另每月发放米2升（折合44元）；洋溪场煎盐工、锉凿井工月薪15元，汲井工按井位分级，上井15元、中井10元、下井7元，小工、童工月薪分别为6元、5元；柳树沱煎盐工月薪20元，汲井工14元，锉凿井工18元；青堤渡煎盐工月薪12-14元，汲井工12元，锉凿井工20元。

蓬溪盐场薪资差异更为显著，常乐寺场煎盐工、汲井工日薪25元（含伙食）；明月场煎盐工、汲井工月薪15元，水匠月薪25元；槐花场煎盐工、汲井工日薪12元，水匠8元；板桥场煎盐工月薪3-16元，汲井工12元，水匠17元；会宇场煎盐工日薪3元，汲井工8元，锉凿井工月薪10元；三汇场煎盐工日薪6元，汲井工3元，锉凿井工月薪30元。

西充盐场文井场煎盐工月薪21元，汲井工24元，小工15元；会龙场煎盐工月薪9元，汲井工12元，锉凿井工20元，所有薪资均包含伙食供给。

从薪资数据可以看出，川北盐工工资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技术溢价明显，锉凿井工、掌灶匠等技术工人薪资远高于普通汲卤工、小工，体现出传统手工业对技术劳动力的价值认可；二是区域分化显著，射洪城关、蓬溪常乐寺等核心产区薪资高于偏远产区，与当地盐业生产效益直接挂钩；三是底层薪资极低，小工、童工薪资微薄，且大量辅助工种无明确薪资统计，战时底层盐工生存处境艰难。

（三）工资成本与行业生产约束

在手工制盐模式下，劳动力工资是川北井盐业最核心的生产成本，占据总生产支出的60%以上。一方面，技术工人的高薪支出、多元化的工资结算方式，增加了盐场的人力成本压力；另一方面，半工半农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薪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导致盐场生产计划难以统筹，进一步推高隐性生产成本。

同时，战时国民政府实行食盐统制政策，盐价由官方核定，盐场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而工资成本的刚性支出，使得中小盐场经营愈发艰难。部分盐场通过压低小工、童工薪资、减少伙食供给、延长劳作时间等方式压缩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盐工的生存困境，也制约了川北井盐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1. 抗战时期川北手工井盐业运行机制探析

（一）生产组织机制：传统手工模式与战时需求的适配

川北井盐业始终沿用传统手工生产模式，形成“盐井-灶房-盐工”的基层生产组织体系，生产流程分为凿井、汲卤、煎盐、运盐四大环节，各环节分工明确、相互衔接，完全依赖人力与简易工具作业。战时食盐需求激增，川北各盐场在原有生产基础上，通过扩大盐工规模、缩短生产间歇、盘活闲置盐井等方式提升产量，以适配军需民食需求。

但受生产技术限制，川北盐场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规模难以实现跨越式提升，且生产完全依赖卤水资源，停煎、停产现象频发。同时，半工半农的劳动力结构，使得西充、南部阆中等盐场无法实现连续生产，传统手工生产组织模式成为制约川北盐业增产的核心瓶颈。

（二）劳资分配机制：业主主导与底层弱势的失衡

川北井盐业劳资关系呈现“业主绝对主导、盐工处于弱势”的失衡格局。盐场、灶户业主掌握生产资料与工资定价权，自行决定工资支付方式、薪资水平与伙食供给标准，盐工无议价话语权；工资结算完全依附于生产效益，卤质差、产量低时，盐工薪资随之降低，甚至面临停薪失业风险。

同时，工资形态与农业经济的捆绑，进一步弱化了盐工的议价能力，半工半农盐工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接受低薪、不稳定的劳作条件。这种失衡的劳资分配机制，是传统手工业劳资关系的典型特征，也折射出战时大后方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

（三）行业管控机制：战时统制与地方自治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食盐“民制、官收、官运、商销”统制政策，对川盐生产、运销、定价实行全面管控，川北各盐场需按照官方指令完成增产任务，盐价、盐税均由官方核定。但川北盐场多为中小型作坊式生产，地方盐务署对基层生产的管控力度有限，盐场业主仍掌握生产组织、工资分配的自主权，形成“中央统制政策与地方生产自治并行”的管控格局。

战时统制政策在保障食盐供给、稳定盐价的同时，也限制了盐场的自主经营空间，官方核定盐价与生产成本的失衡，导致部分中小盐场陷入经营困境，而地方管控的薄弱，又使得盐工权益保障、工资标准规范难以落实，行业运行缺乏系统性监管。

（四）生计联动机制：盐业与农业的二元共生

川北丘陵地区人多地少，单一农业生产难以满足民众生存需求，盐业成为补充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由此形成“盐业+农业”的二元生计模式。半工半农盐工在农忙与农闲间切换劳作场景，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推进，也为盐场提供了廉价的季节性劳动力；而盐场的工资收入，又能弥补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足，维持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

这种二元共生机制，是战时川北社会经济的典型特征，既保障了盐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也稳定了地方社会民生，但同时也导致盐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足，制约了手工制盐业的现代化转型。

五、抗战时期川北手工井盐业发展困境与历史反思

（一）核心发展困境

1. 生产技术落后：全程依赖手工劳作，无机械化生产设备，生产效率低下，产量难以满足战时需求，且受自然环境制约极大。

2. 劳动力结构失衡：半工半农劳动力占比高，流动性强，专业技术工人短缺，劳动力素质难以提升，生产连续性不足。

3. 成本压力巨大：工资成本刚性支出，加之战时物价上涨、物资短缺，生产资料价格攀升，中小盐场经营入不敷出。

4. 劳资矛盾凸显：业主垄断工资定价权，底层盐工薪资微薄、权益无保障，劳资纠纷频发，影响生产稳定性。

5. 政策适配不足：战时食盐统制政策与地方中小盐场生产实际脱节，官方管控与自主经营的矛盾，制约行业良性发展。

（二）历史反思

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虽面临诸多困境，但始终坚守战时食盐生产使命，为大后方军需民食提供了坚实保障，是抗战大后方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川北盐工以微薄的收入、繁重的劳作，支撑起传统手工盐业的运转，彰显出底层民众的抗战担当。

同时，川北井盐业的运行实态也反映出，传统手工手工业在战时特殊背景下，既承担着战略物资生产的重任，也面临着生产模式落后、成本管控艰难、劳资关系失衡等多重问题。其工资成本与运行机制的特征，既是中国传统手工业经济的缩影，也体现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以1941年盐工调查报告为核心史料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作为典型的传统手工产业，形成了独具区域特色的盐工群体结构、多元化工资支付形态与差异化薪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是行业核心生产成本，而“手工生产、劳资失衡、农盐共生、官民博弈”构成了其核心运行机制。

川北五大盐场因区位、生产条件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劳动力特征与工资水平，专业盐工与半工半农盐工并存、多种工资形态并行，既是传统手工业经济的延续，也是战时特殊经济环境的产物。在战时食盐统制政策下，川北井盐业承担着重要的战略使命，但其落后的生产模式、失衡的劳资关系、高昂的生产成本，始终制约着行业发展，也折射出战时大后方传统手工业的生存困境。

本文以微观视角还原了抗战时期川北井盐业的生产与工资实态，丰富了区域盐业史与战时经济史研究。未来可进一步结合盐业档案、地方文献，深入探究川北盐工群体的社会生活、劳资纠纷与地方社会治理，全方位还原战时川北盐业的历史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