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网瘾老人”逐渐成为公众讨论中的一个高频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不少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现了过度依赖手机的行为,诸如熬夜刷短视频、沉迷直播购物,甚至因此上当受骗。这些现象确实值得重视,且不说长期低头刷屏容易打乱作息影响健康,非理性的网络消费行为更可能带来财产损失,甚至破坏家庭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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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现实问题出发,一些子女对父母“玩手机”表现出焦虑和干预欲,似乎情有可原。毕竟,经历过“被父母没收手机”的一代人,很容易将当年的管教逻辑反向投射到父母身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网瘾老人”这一标签的泛化使用,以及它背后可能隐藏的代际认知偏差与权力不对等。
首先,“上瘾”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需要审慎界定的概念。临床意义上的成瘾通常伴随着失控、耐受、戒断反应等特征,而大多数老年人频繁使用手机,未必达到了这个标准。他们可能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只是习惯了用短视频打发时间,或在家庭群里频繁转发各类信息。如果把年轻人每天刷手机视为“正常”或“现代生活方式”,却对老年人习惯使用手机动辄冠以“网瘾”之名,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存疑。
其次,这种判断背后往往也隐含了一种代际文化上的居高临下。年轻人对父母“沉迷手机”的担忧,很多时候可能并非出于对父母身心状态的细致观察与真诚关心,而更可能是混杂着对父母健康的焦虑,对既往管教模式的惯性模仿,也不乏源自对一种“失控感”的不适。换句话说,当年父母凝视“网瘾少年”的目光,如今可能正在被一些子女以几乎同样的姿态投向了父母。这种循环,与其说是科学理性的干预,不如说是一种未经反思的代际权力复制。
现实地看,老年人与手机的关系,其实比“沉迷”二字所归纳的要复杂得多。很多老年人之所以长时间“泡”在手机里,并非想当然地是因为“自制力差”,而更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娱乐、参与感乃至价值感,在退休之后变得萎缩。手机对他们而言,不只是消遣工具,也是一种低成本、低门槛的“情感代偿品”。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到老人“刷手机”这个行为,而忽视背后的需求,那么任何干预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甚至适得其反。
因此,面对父母对手机的“依赖”,子女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急于“没收手机”或贴上“网瘾”标签,而是放下审判者的姿态,尝试以平等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究竟在看什么、买什么、和谁互动?这些行为满足了他们的哪些需求?其次,真正的关心,不能仅停留在“少看手机”的口头劝诫乃至抱怨上,多陪伴父母主动构建更多的现实连接,可能显得更重要。但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子女可能首先需要自己告别对手机的过度依赖。
指出这一点,并不代表要对老年人在网络生活中可能面临的真实风险视而不见。像对于明显的网络诈骗、诱导消费、过度熬夜等行为,子女当然有责任及时提醒,甚至进行必要的技术干预。但所有行动的基础,应当是尊重、理解与共情,而不是一种想当然的由自我焦虑所驱动的控制欲。
事实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网络对生活的介入已堪称是全方位。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破了使用群体的年龄边界,呈现出“全龄化”的特征。而如今相当一部分老人本来就是在使用手机的中年阶段逐渐步入老年状态的,他们其实也称得上是网络社会的“半原住居民”。因此,大可不必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老年后网购、看剧就是沉迷。而数字化时代,究竟如何保持与手机之间的“健康距离”,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考验”,并不仅仅指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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