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孟娟 向小舟：一文吃透中印边贸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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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孟娟 向小舟

本期编辑| 李冉

本期审核| 江怡 陈珏可

导语

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及南亚大通道建设，2015年西藏提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在该经济合作带建设背景下，历史悠久的中印边贸迎来了新发展，也面临新挑战。该研究以环喜马拉雅合作带建设为背景分析，中印边贸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发展提升中印边贸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印度颁布禁止牲畜交易的禁令议案对中印边贸产生较大影响，区域合作发展是机遇，而疫情与边境冲突、印度的“东向政策”则构成挑战。研究表明，边贸的发展促进了西藏当地经济的发展，对进一步提升边贸对自治区推进“四个创建”、实现“四个走在前列”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图源：网络

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是2015年西藏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及南亚大通道建设而提出的区域经济规划。其概念是指以吉隆、樟木、普兰口岸为窗口，以拉萨、日喀则等城市为腹地支撑，面向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南亚国家，发展边境贸易、旅游、藏药及特色农牧业、文化产业等。这是狭义的环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带概念，而广义的喜马拉雅合作区则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延伸地带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1]。2021年1月14日通过的西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中提到，“积极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高原丝绸之路、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是边境地区实现富民强边的必然趋势。因此，研究西藏在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背景下中印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具有一的现实意义。2021年11月27日，西藏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即“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此次会议提出的“四个走在前列”是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总任务，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固边与兴边并重的同时推进基础设施、特色产业、边境贸易的发展。

喜马拉雅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中国与南亚邻国的天然边界，海拔较高，这里水利、植被、矿物资源丰富，生态充满多样性，也是多民族聚居地。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刘锦前[2]从地缘功能主义角度研究新时代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在国内研究中，涉及印度的议题多与政治、经济紧密相关，同时，也不乏对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探讨。经济层面，国内学者关注有以下主题：宏观方面王蕊[3]分析中印双边贸易中印度对华脱钩的动因，陈朴[4]从“一带一路”的角度研究西藏如何对接发展该倡议，苏畅[5]则讨论了“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印经济关系的影响。此外，曾绍龙[6]、狄方耀[7]、扎西[8]围绕南亚大通道建设、中尼贸易发展及口岸建设、西藏边贸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在中印边贸方面，国外学者Jayadeva Ranade[9]、Rafal Beszterda[10]、Dr.Ratan Deb [11]围绕乃堆拉山口重启、什布奇山口贸易或印度的边境贸易等主题进行。总的来看，之前的研究视角鲜少涉及印度议案层面，该研究拟结合印度议案分析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印边境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探讨印度议会颁布的议案对两国边贸造成的影响，揭示中印边贸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边境贸易的定义及历史

边境贸易是跨国边界两侧的居民通过交换双方商定的商品清单而进行的陆路贸易，主要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交换价值有限的当地产品[12]。边贸的兴起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边境地区位置相对偏远，到本国边境内的商业中心买卖日用必需品相对不便；二是边境两侧的居民因传统的社会文化联系及经济互补性，给边民进行更多的经济互动提供天然便利。中印陆路边境贸易以西藏地区为主，中印边境线1700公里，边境通道85条，中印锡金段8条，印控克什米尔地区12条[13]。西藏距离祖国内地较远，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主要是和周边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中印边贸历史悠久，唐蕃古道更是闻名遐迩，西藏乃堆拉山口贸易路线曾是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一部分。近代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亚东口岸被迫开放，因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很快成为中印贸易的主要通道[14]。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当地所需的粮食及日用品等都需从印度进口。1954年中印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双方边境贸易开始正常化。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双方边境贸易完全中断。

二、中印边贸恢复及发展现状

印度议会是其立法机构，联邦议会负责国家重大事务的立法权。1962年印度《海关法》（TheCustomsAct，1962）第7节第（1）小节b条款规定：陆路海关负责陆地、内陆水道通关的进出口货物，地点由中央政府通告确定。边境贸易点的设置须有中印两国政府同意，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印关系改善，双方边贸恢复也逐渐提上日程，1988年底，印度前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两国签署《关于恢复边境贸易协定书》。1991年中印签署《关于恢复边境贸易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通过里普列克（强拉）山口开展边贸。1992年7月两国签订《关于边境贸易出入境手续议定书》，中印边贸开始恢复。1993年两国签署《关于通过什布奇拉山口两侧扩大边境贸易的议定书》，在中印边境各增设一边贸点。乃堆拉山口曾是中印边境距离最短的重要贸易陆路通道。为进一步促进边贸发展，2003年中印签署了《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开放乃堆拉山口。由于前期硬件建设等问题，该山口边贸通道于2006年7月正式开放，这对中印边境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目前正式的中印边贸点有以下三个，主要是易货贸易。

（一）

北阿坎德邦比索拉加地区贡吉—西藏普兰，通过强拉山口进行边贸

这条路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分支，主要从西藏进口羊毛、羊绒制品等产品，同时，也将印度的糖果、粗糖、钢制器皿等物品出口。交易时间为每年6月到10月份。然而，受道路、气候等因素影响交易额有限。羊毛是比索拉加当地传统工艺织品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印边贸为部落社区贸易商进口西藏羊毛和其他材料带来了便利，促进了印度当地部落传统经济的发展。

（二）

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县南加—西藏札达县久巴，通过什布奇山口进行边贸

对喜马拉雅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什布奇山口附近的居民来说，和山口另一侧的西藏居民进行易货贸易———即以物物交换而非现金交易一直是世代相传的行业。过去都是骡马通道，现在部分道路升级成机动车道。经过什布奇山口被印度列入免税清单的主要出口产品有农具、毯子、服装、农产品、香料、干鲜蔬菜、当地草药、日用品、宗教用品如转经筒等。从中国进口的包括羊皮、羊毛、牦牛毛、羊、马、鞋子、地毯等，特别是来自西藏高品质羊绒山羊的羊毛，更是受到印度商人的喜爱。前两个山口是可以进出口牲畜的通道，只要交易总产品的价值不超过25000卢布，印方贸易商不需获取进出口代码便可交易。

（三）

锡金邦的喜拉堂—西藏亚东仁青岗，通过乃堆拉山口进行交易

乃堆拉山口作为中印边贸的重要通道，自2006年重启以来，亚东县的仁青岗与锡金邦的喜拉堂便成为两国边贸互市市场的交汇点。2014年，该通道的边贸交易额设有限制，印度方不超过十万卢布，而中方则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由于山口海拔高，约在4000至5500米之间，冬季积雪严重，导致通道在冬季关闭，因此，中印边贸的三条路线主要集中在夏季。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边贸的开放时间定为每年的5月至11月，具体为每周一至周四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印度方面可出口的产品类别多达29种，涵盖初级产品及各类副产品，如纺织品、农具、茶叶、小麦、面粉、咖啡等。而中国方面则可出口的产品类别为15种，主要以畜牧产品为主，包括羊毛、牦牛发及尾、山羊绒、硼砂等。2012年，印度颁布了增加双方边贸商品出口的通知[16]，印度增加了水果、香料、宗教用品、药草等，共36类出口商品，中国增加了服装类、毛毯、藏药等，共可以出口20类。

图源：“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这些举措为中印两国的边贸活动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据2015年10月乃堆拉山口见证中印友好交往史的记载，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双方交易的商品种类不断扩大，进出口货物由原来的农产品和小商品为主发展到药品、服装、小家电、金属制品等产品[17]。2018年，拉萨海关也报道了西藏边贸进出口商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服装、鞋靴、工艺品等，边民互市贸易主要是日用品等。

表1、表2显示，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推进，2014—2015年是中印边贸互市最好的时间段，之后交易额急剧下降是由于受2017年6月“洞朗事件”的影响。该事件对边贸的影响非常大，双方交易额几乎跌入谷底，给双方边民造成重大损失。2020年后又由于疫情突发和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等原因，双方边贸暂停。

此外，香客路线的开通促进了边贸发展。1981年，中国开始接受印度官方香客入境朝圣，但是香客们要翻越强拉山口，途径海拔5800米左右的高原地带，由于高寒缺氧、山高路险，并且常年积雪，给香客们带来很多困难。经过两国政府的磋商，2015年乃堆拉山口正式成为第二条官方印度香客进藏朝圣路线。印度香客经过乃堆拉山口到亚东，再去西藏阿里的冈仁波齐等神山圣湖朝圣。该路线交通便利，把之前的路程缩短到8—10天左右。印媒也评论“此通道的开通缩短了前往该地区朝圣的印度教、佛教徒的旅行距离，并有望在不断增长的中印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促进该地区的发展。”[18]2015年，共5批240名香客经乃堆拉山口入境，2016年，7批共350名香客朝圣。2017年到2019年期间共计10批500名左右香客入境。香客路线的开通，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实现了朝圣带动边贸发展的政策初衷。

图源：“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四）

藏南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藏南地区一直被印度非法占领。1954年印度在该地成立“东北边境特区”，1972年印度将其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7年印度宣布成立伪“阿鲁纳恰尔邦”。根据2010年《（伪）阿鲁纳恰尔邦入境税法（2010）》，“对于进入（伪）阿鲁纳恰尔邦任何地方的货物都要征税，无论其目的是消费、使用或销售，以便在该邦内提供基础设施和便利条件来促进商贸发展”。1962年前，中国藏南地区之间繁盛的贸易点主要有6个，分别是达旺地区的寨米桑、布姆拉贸易点、西桑朗县的梅楚卡和杜姆拉山口马尼岗、上桑朗县的更仁贸易点及安娇县的克比图。其中，克比图离中印边境非常近，距离实控线仅7公里，过去的骡马/脚夫驿道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内陆地区。以前2个贸易点为例描述概况：一是达旺地区的寨米桑（吉米塘圈）。该贸易点位于达旺地区吉米塘行政圈下历史悠久、风景美丽的班查姆山谷，从寨米桑到吉米塘的实际距离仅为13公里。4公里之外的地方已被纳入（伪）阿邦公共工程部门规划路线；二是达旺区的布姆拉贸易点，其距达旺镇37公里，从达旺到Y字交汇路口的22公里路段是经过硬化处理的碎石路面，而剩余的15公里则是由铄石铺成。该路线一年开放5—6个月，其他月份由于大雪道路交通受阻，这条路是从达旺到西藏距离最近的路线之一。2006年中印发生冲突，直到44年后布姆拉关口首次对贸易商重新开放，关口双方的贸易商被允许进入彼此的领土[20]。

在喜马拉雅地区，门巴人被称为“边境贸易中间商”，他们活跃于阿萨姆邦和西藏之间的货物贸易中。当然他们也不是穿梭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唯一商人，现位于藏南东部的贸易路线和市场中其他当地群体也充当中间商。现在中国藏南西部的贸易代理商除门巴人外，还有数量较少的阿卡、达夫拉和米吉部落的成员。此外，藏南地区西部地形适合大型商队进行交易，门巴人靠饲养驮畜，比如牦牛、马等并让这些驮畜参与商队贸易，在阿萨姆邦、不丹和西藏贸易路线上赚取了丰厚利润[21]。疫情前山南部分边境乡和争议区珞巴人还有物物交换。

三、印度议案对中印边贸的影响

根据喜马偕尔邦2019年时事报道[22]中印易货贸易记录，该邦边境贸易由7名商人带着自己的商品 跨越18599英尺的什布奇山口开始，虽然牲畜贸易需求量巨大，但禁止牲畜交易的禁令还在继续执行。 穿过边境去西藏的这七名商人均来自昌戈村，携带了西藏需求量很大的地毯、香料及其他手工织品。该 贸易自1992年开始，除2017年外一直在稳定增长。尽管印方对牲畜的需求很大，牲畜销售禁令仍在继续。邦政府已请求商务部解除对牲畜交易的禁令，中央政府还没批准此请求。贸易商请求在当地楚番 （Chuppan）和南加建立一个检疫实验室，为恢复赤库山羊、马和骡子等牲畜贸易做好准备。

2013年，印度海关专员通知金瑙尔县长，牲畜进口受1898年《牲畜进口法案》（TheLive-StockImpor tationACT，1898）约束，该法案限制将马和其他马科动物进口，只能通过四个国际机场——钦奈、德里、加 尔各答和孟买进行，2013年之后禁止马和羊从这条路线进口。2002年，印度农业部结合《2001年牲畜进口修 正法（2001）》即修订的1898年《牲畜进口法案》的通知对马匹的进口资格和程序进行了详细描述。印度学 者Rafal [23]也对此质疑，旧时的法令与现在的边贸有何关系？1994年，此边贸通道重开后，双方有交易进口 数量有限的西藏小型马（Chamurthihorses）。这种马匹因耐力好在印度极受欢迎，它不仅用于驮运、拉货， 也可用于骑乘。藏马已广泛与布蒂亚及斯皮提小型马进行杂交，培育被称为“印度乡村马”的新品种。由于马匹适合高原环境，以在海拔5000米或者更高的不利地形中长途跋涉而闻名，在喜马偕尔邦和北阿坎德邦都非常受欢迎。2012年，什布奇山口的边民从西藏进口2000头山羊，连同50匹马及绵羊[24]。

2017年印度《防止虐待动物法》（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Act，2017）强制实行禁令，禁止从动物市场出售和购买牲畜，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管理。2017年5月23日，印度政府发布了关于牛 的贸易和运输通知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和福利，同年锡金邦也发布了《禁止屠牛法案（2017）》以防止跨境 走私活动。2017年新的防止虐待动物法（畜牧市场管理）规则第7条禁止在国际边境50公里内设立动 物市场。这就使得中印边境贸易想恢复马匹进口也很难。印度禁止牲畜贸易的客观原因是边境地处山区，地理位置较偏远，缺乏动物检疫站，导致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另外是安全原因，2013年4月中印边界西段拉达克地区发生“帐篷对峙”事件，直到同年5月5日双方边防军人才退回到各自的原点。印度媒体也提到安全问题，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一位喜马偕尔邦高级政府官员提到“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这段时期由于军队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导致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25]。由于以上原因，牲畜贸易的禁令一直没有解除。

从通过的议案来看，印度对边境牲畜贸易管控更加严格，2013年，限制牲畜进口的禁令打击了部分边民的积极性。牲畜易货贸易——过去的主要贸易形式，对边境两侧的贸易商是最有吸引力、也是最赚钱的。然而，中印边贸出现过红檀木及其他物品走私情况，2017年，日喀则在亚东边贸市场开展反走私宣传法制活动以增强边民的法制观念和反走私意识。走私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贸易清单陈旧，加上红檀木是一种很珍贵的木材，印度禁止其出口。此外，乃堆拉边贸通道允许烟草出口，而烟草制造并不是印度边境地区居民的生计来源，这也增加了走私的危险。

目前，环喜马拉雅贸易经济带以中尼贸易为主，然后是中印边境贸易、中不贸易。相较于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边贸交易额相对较小，主要是造福当地居民。

四、环喜马拉雅经济贸易带建设下中印边贸面临的挑战

区域合作不仅是目前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更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此背景下区域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把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新时期西藏的“固边兴边 富民行动”工作任务之一是边境小康村建设，除巡边之外可以通过发展边贸增加边民收入，对外贸的发展也会带来积极影响。《西藏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四廊三区”，三区之一是“口岸——南亚合 作区”[26]，要“落实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任务，增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凝聚力，积极扩展同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领域”。除议案限制边贸牲畜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外，中印边贸也面临其他挑战。

（一）

疫情及边境冲突的不利影响

疫情是影响边贸的重要因素，其次是边境冲突。2017年“洞朗事件”后，中印双方只在乃堆拉商贸通道 关闭最后几周匆忙通关商品。2020年，由于疫情突发，中印边贸通道全部关闭，对此，2020年印度一则媒 体文章的标题是“26年来印度和中国首次停止贸易交易”[27]，《印度时报》刊发“26年内喜马偕尔邦什不奇山口首次没有印中贸易”[28]的文章，以及其他媒体报道2021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此山口的印喜马偕尔邦贸易暂停第二年”[29]。疫情是双方边贸突发的挑战，疫情后推进亚东边境贸易恢复对推动中印边贸开放互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2024年6月，印商呼吁印度政府重启强拉山口贸易通道，但尚未得到回应。

（二）

边贸商品种类、人员受限

中印边贸主要交易商品种类受限且贸易清单还停留在过去，这极大地限制了边贸的发展，禁止商品自由流动就容易滋生非法走私问题。此外，交易时间有限，考虑到中印边贸前两个山口（什布奇和强拉 山口）的条件，边贸商人不可能一天之内完成往返西藏的旅程，实际情况是当地政府只允许每日一次即单次行程。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地区边贸商人经过严格程序审批后获得的通行证只在一个商贸季度有效[30]。乃堆拉边贸通道同样如此，印商不允许在亚东县仁青岗过夜，有贸易交易时必须当天很早出发并返回，每天限制印商40人次、60车次进行交易，这无疑限制了贸易的规模。印度对锡金邦从事边贸人员有诸多限制，如贸易活动仅限于锡金的永久居民即1975年以前居住在锡金的人。据此乃堆拉失去了作为印度全员通往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路线。锡金与西孟加拉邦接壤，西孟加拉邦的西里古里是连接锡金与印度大陆的唯一门户，但来自西孟加拉邦和印度其他地区的商人不允许参与乃 堆拉通道的贸易。由此，印度和中国之间乃堆拉通道的贸易和商业被标记为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31]。

（三）

印度对中国倡议的合作态度消极

边贸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是印度对“一带一路”的不合作态度，这源于印度不断强化的“东向政策”，该政策最初的目标是密切加深与东部邻国的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和南亚及东盟的经济合作。印度的东北部与尼泊尔、中国、不丹、孟加拉国、缅甸等几个国家相邻，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发展东北部逐渐被包含在这个政策之内。2003年，该政策进入新阶段后印度与东盟的合作从贸易扩展到安全、政治、道路等其他领域。2014年11月，莫迪政府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受该政策的影响，印度希望向东和其他国家发展边贸。为避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推进以印度为主体的次区域、区域或跨区域合作进程，印度于2015年提出了“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倡议（BBIN）来对冲中国倡议的“孟中印缅”和“中尼印”两条经济走廊对南亚地区的影响[32]。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一直进展缓慢，2016年，又被印度政府重新激活为其“东进”政策服务。2020年，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称不加入任何由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为减少贸易对华依赖，印度在实施“印度制造”计划。

（四）

印度基础设施问题

贸易基础设施问题主要在印方，首先是道路状况问题，以从什布奇山口到中国什不奇村贸易中心的骡马通道为例，该路段缺乏必要的水电供应。为解决商户的用水问题，2018年7月，什布奇山口贸易会议提出水利———公共健康部门将通过设置2000升水箱的方式供水，并修复供水系统1万升的储水箱[33]。 北阿坎德邦道路状况同样让人担忧，当被问到为何不愿前往对方贡吉市场原因时，中国商人普遍声称印度的道路状况不佳，且贡吉的基础设施有待提升。印媒报道乃堆拉通道2019年贸易额下降也是由于道路问题。其次是边境缺乏动物检疫站，导致不能进口牲畜。JaimineVaishnav[34]在报道中写道：锡金邦的基础设施和中国相比较为落后，贸易商需到喜拉堂进行交易，当地仓储设施又不太完善。另外，语言障碍也是一个问题，通关关口没有翻译或口译人员来帮助交易商进行良好的沟通或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贸易商情绪烦躁，有时会遭自印度安全部队严厉、质疑的盘问。综上所述，两国边贸在基础设施、动物检 疫及语言沟通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五、对于提升边贸发展的策略建议

针对以上中印边贸发展的挑战，研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分别是西藏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双方的沟通，培养旅游边贸新优势及优化基础设施方面。

（一）

以“数字”促转型

疫情是边贸暂停的重要原因，2021年印度疫情非常严重，同年6月底，印度放松防控要求，导致7月游客人数增多，北部山区的北阿坎德邦和喜马偕尔邦公路出现严重拥堵。2022年8月，西藏也突发疫情，优化疫情防控后，吉隆口岸于同年12月28日恢复双向贸易。中印边贸尚未恢复，此期间可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商贸业转型发展，边贸加电商平台的模式共同发展可以让边民发家致富。2020年，亚东县也召开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项目推进会，主要是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在国内电子商务农村市场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跨境电商如何具体实施，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跨境电商可作为中印边贸的长期目标，目前条件下可先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边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35]。对于边境冲突，2024年6月，中印就边境西段对峙达成解决方案，对于推动双方多领域合作具有积极意义。2024年巴西G20峰会期间，中印外长会晤涉及恢复神山圣湖朝圣路线等方面。边贸的升级发展对于促进双方商品流通、维护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推动修改商品清单问题

中印边贸进一步提升就要与时俱进增加进出口商品种类，延长交易时间，增加过境车辆和人数。2016年6月，由于印方海关对双方边民商户进出口货物检查严格，印方边民商户曾到甘托克海关罢工抗议导致边贸暂停几天[36]，印度商人也呼吁增加贸易清单新种类。修改贸易清单问题需要两国政府的协商，推动该问题要加强西藏与印边境地区政府、军方和民间商会的磋商和沟通，亚东边贸商会与印度民间商会也在不断洽谈，通过贸易促进互利兼顾香客通道或者开通锡金邦则里拉山口噶伦堡——拉萨贸易路线。根据双方的贸易协议，只有锡金的商人才被允许通过乃堆拉山口与中国进行贸易，该邦在重新开放乃堆拉边贸后获得了边境贸易和商业往来的许多好处[37]。此外，对方处于边贸顺差地位也愿意同中国开展边境贸易，只是在印度国内地位比较敏感。随着两国双边关系的改善，边贸有望再次重启。

（三）

培育边贸旅游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针对中印边贸交易时间较短，印度对区域经济走廊态度消极。对此，可以培育边贸旅游、物流等服务贸易新优势，通过藏博会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西藏口岸规划要把亚东地区打造成“中国对南亚开放大通道的重要节点，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重要支撑”，发展“以普兰县、樟木镇、亚东县、吉隆县和错那县为主要节点，建设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边境特色旅游小镇如下司马镇。2019年，亚东口岸重新开关，机构完善促使边贸规范开展，并举办首届国际边贸旅游文化节，以边境贸易和独特自然资源为亮点带动边贸旅游文化发展。2020年，亚东县建成亚东边关文化展示馆，宣传戍边文化，吸引游客。口岸也可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直播，在抖音、直播间等线上用视频的方式宣传西藏边境景点或当地特色产业，如亚东县在推广高原特色食用菌，发展牦牛奶制品、鲑鱼肉制品加工厂。这些可以推动旅游业复苏，带动口岸繁荣。同时，要完善普兰口岸基础设施，规划日亚铁路以促进边贸发展。

（四）

改善边贸基础设施问题

印方喜马偕尔邦起初打算在边境金瑙尔地区建立一个特别的集市，但因没有西藏的商人来此交易便搁置，同时也计划建超市、兽医驿站及动物检疫场所，最后都没有实施。2021年，印度媒体也报道了什布奇山口边贸受疫情的影响已经两年没有交易，边贸商人希望趁此期间改善基础设施问题[38]，比如，通往西藏边境开通吉普车道路、在楚番建立贸易中心等。只有山口道路及沿途水电问题得到解决，修建动物检疫站，恢复牲畜进口，该地边贸商人才会更感兴趣，早在2017年5月，喜马偕尔邦政府曾请求印度商务部解除贸易禁令。

乃堆拉通道主要面临的是道路、仓储及语言问题。喜马拉雅地区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拓宽乃堆拉山口锡金邦境内的道路会让边贸流通更加方便。印学者AnilKumarBiswas提出，使用现代技术建造在冬天可以行驶的机动车道路，清除道路积雪将有助于增加乃堆拉山口边贸的整体开放时间，同时，旅游旺季要减少交通拥堵以保证边贸车辆畅通。锡金政府可在锡金和西里古里及其周边地区建立现代化仓储设施，以促进乃堆拉地区的贸易[39]。此外，也需重视语言问题，可以对双方边民进行简单的语言培训，以便进行日常交流。

结语

中印边贸历史悠久，边境双方居民从中受益，什布奇山口和强拉山口自恢复边贸后一直开展小规模交易，2006年，乃堆拉边贸通道重启后双方边境贸易迅速发展。随着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印边贸发展虽迎来了新的高峰，但也面临着印度议案及政策带来的新挑战。例如，疫情与边境冲突的影响、印度合作态度消极等，都使得中印边贸的前景变得复杂而多变。特别是印度对牲畜贸易的限制议案，无疑打击了印度边商的积极性。在边境局势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提升中印边贸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修改旧贸易清单，同时，还应以“数字”促转型、修改商品清单、恢复牲畜交易等，只有这样，中印边贸才会有质的飞跃，西藏边境“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任务才能落到实处。边贸的深入发展进而可以实现边境兴、边民富的目标，还能为环喜马拉雅经济带的整体繁荣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王孟娟，女，河南新乡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南亚学院）讲师，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南亚研究。

向小舟，男，西藏拉萨人，西藏民大财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会计学研究。

本文转载自“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2026 年 4 月28 日文章，原标题为《学术研究丨中印边境贸易发展挑战及对策研究——以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为例》，原文刊登于《青藏高原论坛》2024年第4期

本期编辑：李冉

本期审核：江怡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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