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中，他率全连二百多人投降越军，结局如何？

1990年12月的一个阴冷清晨，广西龙州火车站月台上多了个单薄的身影。灰呢大衣洗得发白，双肩各提一只旧帆布包，来往的旅客认了出来，低声议论：“他就是那个冯增敏？”风吹过站台，议论声被拉长，而那人神情木然，仿佛走进了另一场无声的审判。

顺着时间往回翻十年，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仅仅29天后，中国方面宣布“惩罚越军的目的已达”，大军开始分批撤回。中越双方拟定了战俘交接名单：中方移交1638人，越方只有238人，其中219人竟出自同一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50师448团第二营。这桩“集体缴械”的消息当年被前线司令员严令封锁，极少外流，原因无他，解放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主动投降。

要理解整件事，得从50军的成分讲起。抗美援朝时，它曾在汉江北岸浴血坚守50天，七个连、三十一个排、一百三十八个班全部战至一兵不剩，“铁军”名号由此得来。战后，50军被调防广西，充当战略预备役。多年屯驻边境，看着兄弟部队轮番跨过边界作战，官兵们心里憋着一股劲：英雄也需要战场。

1979年3月，轮到他们了。军里的先头部队是150师448团。可这支队伍已不是当年的精锐。长年基建，老兵陆续转业，新兵大批补入，连彼此名字都叫不全，枪械保养生疏，实弹经验更是寥寥。军区顾问团却要求他们“抓住尾巴，扩大战果”，于是原本计划沿大路机动撤回的方案被否定，改走人迹罕至的班英北侧山地，同时命令拆分兵力搜剿残敌。

3月12日拂晓，448团二营穿行那嘎谷地，山雾未散，突然机枪声爆裂。缺乏战斗经历的新兵拥挤在狭窄的山道，未及展开便被打得人仰马翻。营部判断对面兵力不明，急报团部。团长请示增援，却遭师里以“敌已溃散”为由拒绝。一道命令打了回来：自行突围。

二营被迫向更深处穿插。夜幕降临，他们怕露宿山林暴露火光，压低了烟火，放弃占领高地。越军侦察分队悄然尾随，将包围圈一圈圈收紧。第三天一早，密集火力如骤雨倾盆，二营官兵才惊觉主力敌军已占据周边制高点。此刻，弹药减半，伤员不断增加，呼救电报再度飞向团部。

团长熬不住良心煎熬，命副参谋长率一连、八连出援。然三股兵力尚未会合，越军已构筑多重火力网，实行“点杀”与“分割”。增援部队边打边靠拢，却与二营一起陷在山坳，小山头成了孤岛。粮弹逐时锐减，电台电量告急，天色一黑，四周传来喇叭声：“同志，别再白白送死了，下来，保证生命安全！”

八连副连长王立新端起56式冲锋枪大吼一句：“谁敢举手，先过我这一关！”他带着愿意跟随的十几名士兵突击山脚，与扑上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战壕里留下的弟兄们看着炸出火球的山腰，嗓子里只剩沙哑的吼声和干涸的恐惧。

困守到第四天，情报传来：国内已对外宣布主力部队全部撤出，边境即将沉寂。空中支援不会来了，地面救援也被叫停。伤员呻吟，压缩饼干见底，缴获弹药所剩无几。就在这绝望中，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冯增敏召集支委会，他说得委婉却击中了要害：“知难而退，或可保命；知难而进，恐无人生还。”他甚至提到自己昨夜“梦见神仙”的荒诞理由。会场死一般沉默，只有零星喘息。连长李和平怒目圆睁，却也被“全连两百多号人活命”的说辞压住了火气。最终，他低声嘟囔：“听组织安排。”短短一句，成为全连命运的分水岭。

3月16日清晨，菅笠遮面的越南军官带着白布条走向小山头。片刻后，两百余名手持卸下弹匣的中国士兵鱼贯而出，冯增敏走在最前，口中重复一句：“停火，停火。”兀自回荡在谷底。

被俘消息送到前线指挥所，许世友暴跳如雷，一掌拍碎茶杯，但命令依旧：噤声，不得外传。战后，交换战俘时，这批人被装上卡车返国。军事法庭随即开庭，冯增敏、李和平各判刑10年，其余骨干视情节轻重处分。军内亦开出整顿名单：150师师长降职，副军长、政治部副主任撤职，50军两年后整体裁撤，番号作古。

服刑期满出狱那天，冯增敏推开高墙铁门，天空灰蒙，他的头发已经花白。有人追问：“当时为啥不拼？”他只说了四个字：“无可奈何。”随后拎起行李，向人群稀少的小巷走去。寒风里，没人再听见他的声音，可那段写满悔恨与争议的篇章，却在史料中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