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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
曹冲林是全厂唯一被允许吃住都在厂里的员工,柳承方让人在食堂后面搭建了一间小屋,又让木匠间给他制作了床桌凳子等居室用具。他也是全厂唯一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员工,没有人给他安排过工作,他也没有上下班时间,反正不论白天黑夜,想睡就睡,想干活儿就干活儿,干的活儿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说白了就是柳承方养着他。
据曹冲林反映,他在元旦下半夜也就是1月2日凌晨起来小解时,听见距食堂二十来米的后门处似有声响。这使他颇为诧异,因为自半年前工厂停产后,后门从来没有打开过。这深更半夜有动静,难道是有贼?如果要在立通厂找一个“爱厂如家”的铁杆分子,曹冲林当推第一,因此,他立刻抄起一把铁锹,蹑足悄行至食堂旁边的那条不足一米宽的通道口,果然听见外面厂区甬道上有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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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贴着墙壁探出半个脑袋往外张望,不禁暗吃一惊,此人居然是老板柳承方!柳老板穿着—件夹风衣,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包裹,看上去很像抗战胜利后退伍兵沿街叫卖的那种美国军用背囊。
因此,曹冲林不敢出声。他目送着柳老板走进甬道尽头的小楼,就返回自己的小屋继续睡觉去了。天亮后,曹冲林起床打开小屋门时,不无惊奇地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一万元的钞票。他拿着钞票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总算领悟到这是柳老板给他的封口费,是关照他不要把昨晚的事透露给别人。这就是说,柳老板当时已经知道曹冲林发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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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钞票曹冲林还保存着,专案组送检后,证实上面确有柳承方的指纹。而据钱融清、冯培安了解,立通厂的后门是只能供手推车通行的一道不宽的铁门,以前正常开工时有门卫看管,半年前工厂停产后,后门关闭。钥匙交由前门门卫室掌握。还有一把钥匙,就是老板柳承方自己保管了。曹冲林反映了上述情况后,警察特地询问了大门门卫老陈,得知1月1日早上八点到2日早上八点是他当班,钥匙一直在门卫室的抽斗里锁着,没有人来取过。
1月10日,专案组六人开会分析案情,面对眼前扑朔迷离的案情,几个人都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之前明明已经认定柳承方不是自杀而是谋杀,遗书系伪造,其办公室里的手枪、电台则是他人裁赃。可是,现在有证据表明电台是柳承方自己深更半夜偷偷运人办公室的,那又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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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吴世富提了个建议,要不我们先根据眼前的这些疑点和线索,先抓一个靠谱的下手调查,没准儿就有发现呀!钱融清说看来眼下只好这样做了,请大家发表意见,看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
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形成了一致意见,从柳承方出事那天下午跟何人在一起、在干些什么着手进行调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那包混入了氰化钾的小苏打,肯定是1月3日下午那五个小时里给人掉的包,而掉包只有在柳承方自己脱下身上的衣服时才有可能实施。经调查,柳承方那天下午并没有去过宾馆、饭店和公共浴室,所以只能让人把思维往他跟哪个女人幽会上面去靠了。这条线索查证起来比较麻烦,况且,由于当时另有看似伸手就够得着的线索,可眼下只有这条羊肠小道可以走了,所以大家只好硬着头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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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一共理出了三条渠道:柳承方的家属(包括亲戚);柳承方的朋友(包括社会交往);“立通厂”员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两人一拨分头调查。
接受调查的柳承方的亲属以及立通厂员工众口一词,都对柳承方给予为人正派,没有花心自评价。“立通厂”的女工中不乏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性,而柳老板从来随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为例来说明柳承方是个正派人。
这就是说,柳承方在亲属和下属的眼里应该是一个对拈花惹草没有兴趣的正人君子。那么,他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中是否有拈花惹草的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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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是侦查员龚家路、孙景洲两人负责调查的。最后听说了一个传闻,柳承方以前喜欢跳舞。
专案组六名警察包括钱融清在内,虽说已来到大上海半年有余,却还役踏进过舞厅一步,更别说跟哪个舞女正儿八经打过交道了,因此,大家一听柳承方喜欢跳舞,便寻思1月3日下午那五个小时里这主儿肯定泡在哪个舞女的床上寻欢作乐,却不料让人家把小苏打换成了氰化钾,把一条小命给送掉了。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在各大舞厅访查是否有跟柳承方相好的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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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查又是三天。对于六名警察来说,这三天是一次专题为“舞女行业历史状况”的社会调查。跟舞厅老板、账房、管事、杂役、舞女接触下来,他们方知之前把舞女小瞧了,尽管其中不乏有舞女跟舞客上床的,可那跟舞女这个行业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少一半以上舞女都是具有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文凭的,这在旧时算是知识分子阶层了。舞女普遍拥护人民政府,所以在侦查员找她们了解情况时,往往都能积极配台。正是这种配合,使专案组了解到有三个异性跟柳承方关系不一般。
这三个异性并非舞女,可线索却是舞女向专案组提供的,因为她们在跟柳承方交往时,曾经跟那三名异性不同程度地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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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今美,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住新成区静安寺附近。其丈夫黄其成原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黄其成经人介绍去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当了一名密探,1945年春节那天被“军统”特工干掉了。柳承方当时是以工人身份在立通厂干活儿的,由于他有一手精湛的钳工手艺,因此是派遣人员之一。他跟潘今美就是在“七十六号”相识的。
潘夸美是个很泼辣的女人,她获悉丈夫被“军统”锄奸人员干掉后,立刻叫上公公、婆婆以及自己的父母等两家人大大小小三十来口前往“七十六号”哭闹,“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自成立以来不知死了多少成员,还从来没有遇上过这种情况。当时的战争态势对于日本方面已经相当不利,“七十六号”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因此谁也不敢下令对潘今美等人怎样。可是,事情总归要解决,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七十六号”就临时组织了一个小组负责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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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正在“七十六号”干活儿的柳承方也接到通知,让他作为小组成员做安抚工作,这显然是“七十六号”方面知晓柳承方原系“立通厂”老板,料想对处理工伤事故后家属来厂里吵闹的事儿有些经验的缘故。这个事件两天就处理好了,而稍有姿色的寡妇潘今美从此与柳承方相识,没多久就建立了同居关系。
蓝恩娟,此人大约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蓝恩娟是东北人,据说原是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姨太太,后来不知团长阵亡了呢还是失踪了,于是蓝恩娟只身到的上海。她在上海举目无亲,走投无路,最后去了四马路(今福州路)“艳春院”做了一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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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从调查到的情况判断,柳承方这人并非下属所说的“为人正派,没有花心”,而是经常偷偷跑到四马路去嫖娼,他跟蓝恩娟就是这样相识的。抗战胜利后,蓝恩娟搭上了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从南洋回来的老华侨,离开“艳春院”跟此人同居,而那时柳承方与蓝恩娟关系从螵娼关系变成了姘头关系。
仇鑫兰,原是唱江北戏的,就是是草台班子里混饭吃的龙套。后来,草台班子解散了,她就嫁给了北京路上“大盛运五金行”的老板武仕堂做了小老婆。这个女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骚,技术好”。武仕堂就是被这一点迷住的。武仕堂跟正室老婆刘氏有过约定,娶小可以,不过不能住在家里。于是,武仕堂就在长宁区法华镇买了两间旧房子,请人修缮一番让仇鑫兰住进去,他则两头兼顾,隔三差五前去跟仇氏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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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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