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仪在苏联监狱中秘密立下皇子，为何回国后反遭皇子出卖

此事要回到1950年夏天。那时的伯力收容所仍笼罩在寒意中，溥仪每天端着加糖红茶，假装自己还坐在奉天行宫的紫檀扶手椅。忽然，警卫通知：根据中苏协定，几位主要战犯将被移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息像一把冰刀扎进他的心——国内正在严惩汉奸，这条路多半是死路。他急忙再写信给斯大林，请求“归化苏联、效忠苏共”。信件和以往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办公桌抽屉里。

既然走不了，他开始盘算最后一件大事——传位。清廷早已覆灭，可在他心中，“大清气数未尽”的幻影仍在。更何况自己因为幼时“阉割式医疗”导致无后，身边几个弟弟又各有软肋，他必须挑一位可靠的爱新觉罗子弟做承继。目光迅速锁定那位总是低眉顺眼，替他缝袜子、写奏折的侄辈——毓喦。

毓喦1918年生于北平琉璃厂附近的破旧宅院。祖父载濂因参与扶清灭洋身败名裂，家道中落。父亲溥偁后来给溥仪当侍卫，这才让一家人勉强衣食无忧。1932年，14岁的毓喦接到“圣旨”，被接往天津静园，再转长春“皇宫”。在伪满洲国里，他干的是随侍与抄写的活计：端茶、整理公文、夜里守门，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溥仪想考察储位人选时，毓喦的老实与俯首帖耳恰好戳中了他的心思。

1945年8月苏军突入东北，一周告捷。溥仪正准备坐飞机逃往日本，被红军在通化机场一把捉住。毓喦等随员也落网，自此随主子远赴西伯利亚。初到柴务夫卡时，溥仪享有单间、热水、茶点，而毓喦每天得去雪地里搬煤。待遇反差巨大，他却毫无怨言，反倒凑钱赎回溥仪被士兵顺手牵羊的白金表。表一回到怀里，溥仪当夜失眠，心里那点温情与信任就此确定。

转眼到1950年7月的伯力，第45号收容所油灯昏暗。溥仪把弟弟溥杰、国舅润麒和几位侄子叫到角落，压低声音：“我这一走，前途未卜。大清香火不能断，今天便立毓喦为皇子。”润麒脸色古怪，溥杰无奈摇头，只有毓喦愣了半晌，随后重重叩首：“臣遵旨，皇阿玛！”这句“皇阿玛”伴着铁门回音，让溥仪热泪滚落。他拉开那口始终相随的大黑皮箱，里面是翠玉白菜、东珠朝珠、乾隆御笔、金桃徽宝……足有468件。两人跪拜箱前，算是向列祖列宗的灵位报喜。

列车出发前，溥仪一遍遍叮嘱：“回国若有变故，你务把此箱带走，留待复辟东山再起。”毓喦连声应诺，却没想到，未出半年，他对这口箱子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八月中旬，运送战犯的专列缓缓驶入沈阳北站。月台上，东北军区派来医护人员送来热面条和棉被，接着大卡车把他们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迎面而来的并非行刑队，而是一句嘶哑的问候：“欢迎各位，先洗澡，体检，发新棉衣。”溥仪的心一下子沉也不是、落也不是，忽生一种没被办掉反倒要活好好看的荒诞之感。

在抚顺，学习班、劳动、洗脑课轮番进行。多数人三个月就能哼《东方红》，写自我检讨。溥仪却卡在“皇帝情结”里，天天看自己指甲，想找一双捧圣旨的手。毓喦依旧给他打理衣食，每天帮忙抄写日记、收拾床褥。外人看来他还是“奴才”，可他心里正进行着剧烈斗争——留下“皇子”虚名，不过是拴住自己的锁链。

1954年春节文艺汇演，毓嶦敲锣打鼓，唱起《谁还敢当皇上》，台下战犯笑成一团。毓喦脸上火辣，却也被刺激得不轻，夜里躺在凉被里翻来覆去。终于，他主动要求参加扫粪组、去农田试种玉米，还闷头攻读《论联合政府》。月余之后，管理所领导找他谈话：以你的表现，可否协助我们做溥仪的思想工作？说这话时，对方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让溥仪自新赎罪的要点。

毓喦握着纸条，心里五味杂陈：去年在伯力，他是“新立皇子”；今天，他要劝“皇阿玛”交出珍藏。犹豫一宿，他还是在送饭的竹屉里塞进那个折好的条子：“阿玛，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事交代清楚，箱子里的玩意儿，也是罪证，主动上缴吧。”

一周过去，监舍静悄悄没人搜查。溥仪却坐卧难安，像抓耳挠腮的猫。第八天清晨，他终于对看守说要“坦白未交出的文物”，并要求见所长。468件珍宝随即入库，详细造册，无一失散。此事过后，溥仪和毓喦的主仆名分在墙上、心里同时消解，剩下两位同样的待教者。

1956年，溥仪开始口述《我的前半生》，初稿字迹潦草，逻辑混乱，还是毓喦拿着红蓝铅笔，一笔一画地替他改。有人取笑：“皇子辅政，换了马甲。”他不再辩解，只说“这是给他也是给自己一个清算的机会”。

1957年春，毓喦因“态度诚恳、劳动积极”获释。走出监所那天，他回头望了望高墙，却没再回去探视溥仪。他知道，昔日的依赖要到此为止，各自的人生要自己扛。

三年后，溥仪被特赦，住进北京阜外的四合院，成了植物研究所的普通职工，后来又与护士李淑贤组成家庭。老街坊常见他推着自行车买菜，极少有人再把他和皇帝连在一起。

而毓喦则在厂矿、工地、清洁队辗转。文化背景帮不上忙，又因“封建亲贵”身份难以转正，他的档案一路坎坷。更惨的是，由于无固定工作，他一度带着妻儿住在破旧平房。1967年，他听说溥仪病逝，想去吊唁，被基层干事一口回绝：“先把你手里活干完再说。”那天夜里，他靠在宿舍墙角默默抽烟，谁也没搭理。

1977年春，恭王府修缮工程面向社会招聘懂满洲史的顾问。已经五十九岁的毓喦在应聘人群里默不作声，递上一张用蝇头小楷写的简历，盖着褚色家印。面试官见他手书“和敬怡亲”四字，连连点头，当场拍板：录用，月薪130元。从此，他在王府讲古、题匾、整理档案，写得一笔端肃的宫廷馆阁体，游客叫好连连，他却只说一句：“这是祖宗留下的手艺。”

晚年，他住进东城区一座旧式小四合院，养兰种竹，偶尔给外文出版社校对《清实录》译稿，日子平淡也自得。1997年秋，他在家中安然离世。那时，距伯力那声“皇阿玛”已过去整整四十七年。最后一位“末代皇子”，与他的“皇阿玛”一样，终点不是龙椅，而是一纸户口、一座老屋、一方平凡墓地。历史的兴废，在他们身上只剩下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