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美以伊冲突后，国家利益能超越教派冲突吗？

编者按：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指出，海湾阿拉伯国家不仅迅速且严厉地谴责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明确拒绝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这种反应表明，中东的政治逻辑，正在不可逆转地从“教派冲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当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在伊朗领空投下炸弹时，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会怎样想？

长期以来，中东的“地缘政治剧本”中，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是主要剧情之一。

然而，剧本正在被改写。

现实的情况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不仅迅速且严厉地谴责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明确拒绝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

这种反应，揭示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中最重要，也最深刻的一个变化。

中东的政治逻辑，正在不可逆转地从“教派冲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

透过轰炸，可以清晰看到整个地区交织的恐惧与清醒。

教派冲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中东乱局的底层代码。

无论是也门的战火、叙利亚的废墟，还是伊拉克的动荡，外界早已习惯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千年恩怨”来解释一切。

但在今天，这种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框架正在失灵。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的知名中东问题学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其研究中反复强调，教派主义在中东从来都不是一种无法自控的盲目狂热，而是国家在争夺地区霸权时使用的地缘政治工具。这一核心论点贯穿其著作《什叶派的复兴》（The Shia Revival，2006）以及他此后大量发表的政策分析文章。他认为，当这种工具的成本远远超过收益时，理性的国家就会果断将其抛弃。

这种向务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回归，并非在美国轰炸伊朗的那一刻才突然出现。它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暗流涌动。

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中东主要产油国对经济转型的战略焦虑。

沙特阿拉伯推出了宏大的“2030愿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致力于巩固其全球金融和物流枢纽的地位。

搞经济建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需要的是和平与稳定。

海湾国家在也门深陷泥潭多年，耗费数千亿美元却未能消除什叶派胡塞武装的威胁，反而让本国的石油设施频频遇袭。

这种深重的“战争疲劳”，促使逊尼派阵营的高层开始更多地算经济账，而不是算宗教账。

在这个渐进的转变过程中，2023年由中国斡旋达成的《北京协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沙特与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恢复外交关系。当时，许多西方智库对这一协议的生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是一次脆弱的战术喘息。但事实证明，《北京协议》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2023年4月的分析报告就指出，沙伊复交是由多重现实因素共同驱动的：双方长期的冲突疲劳、对经济安全的共同焦虑，以及对美国能否充当可靠安全保障者的深度怀疑。《北京协议》并非为了解决所有历史分歧，而是建立了一条制度化的外交沟通渠道，让双方在面临重大危机时能够直接对话，防止误判升级。

正是因为有了《北京协议》打下的信任基础，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最初阶段，沙特和伊朗的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沙特没有参与空袭，并努力避免被卷入战火。

然而，现实比最坏的预想更为残酷。

战争爆发后，伊朗迅速将反击范围扩展至整个海湾地区。

到3月1日，全部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均已遭到攻击。

贝克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莱斯大学学者克里斯蒂安·科茨·乌里希森（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能源设施遭到打击，“对海湾国家而言几乎是最坏的结局”。支撑海湾国家过去三十年发展奇迹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如今正处于危险的境地。

更令海湾国家极度不安的是，美国甚至没有事先通知盟友就发动了袭击。PBS新闻时报的报道证实，GCC成员国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对美以联合发动“史诗怒火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事先毫不知情，且华盛顿无视了他们反复发出的警告。

这就形成了一种叠加的不安：一边是华盛顿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点燃了整个地区。另一边是伊朗的导弹炸毁了海湾国家的炼油厂。这是加速向“国家利益主导”转变的真正催化剂。

在此之前，外界普遍认为逊尼派国家在内心深处乐见伊朗被削弱。这一判断在战前有其合理性，但战后的现实已被颠覆。

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拉普·达拉伊（Galip Dalay）明确指出，这场战争迫使地区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威胁认知：他们正在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高估了伊朗威胁，却低估了以色列威胁”。

中东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战略反思。

如果伊朗被彻底摧毁，填补真空的将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地区霸权。这同样是海湾国家不愿接受的结局。他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某一方主导中东”，而是一个权力相互制衡、自己能够从容发展的稳定环境。

因此，战争越是加剧，逊尼派国家就越是被迫在两种愤怒之间寻找出路：既无法接受伊朗的导弹，也无法认同华盛顿的傲慢。经济发展与生存的本能，压倒了教派的隔阂。

这种转变也折射出中东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深度怀疑。

过去，逊尼派国家习惯躲在华盛顿的安全保护伞下。但近年来美国的战略收缩、对盟友遇袭时的冷淡反应，以及在巴以问题上毫无保留偏袒以色列的做法，让阿拉伯世界感到极度失望。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分析清晰地指出，GCC国家对这场战争“只看到风险，没有看到任何收益”。他们最恐惧的，不是伊朗拥有核武器，而是被逼入绝境的伊朗进行非对称报复，而这一预判已经成为现实。

阿联酋顾问安瓦尔·加加什（Anwar Gargash）已公开表示，海湾国家寻求的是“超越停火的持久安全”，而不是卷入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

这种多方下注的战略不仅体现在外交上，也体现在军事和技术的寻求上。

在中东的新地缘格局下，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地区国家正在积极寻找西方之外的替代方案。当武器和技术的来源变得多样化时，美国试图垄断地区安全供给的时代就走向了终结。

不过，在对未来的判断上，我们需要保持审慎。

“去冲突化”的长期方向是清晰的，但通往那里的道路并不平坦。

这场战争已经清楚地证明，战争的惯性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打断所有外交努力。中东国家与伊朗战后的接触将在一个充满积怨的后缓和时代展开。

可以预期的是，沙特、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竞争不会消失，但将更多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展开。美国在中东的同盟体系将面临实质性的空心化。

未来的海湾国家会继续购买美国的武器，但在“开放领空打击邻国”这类关键的军事要求上，他们将持续说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存在，但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效率将越来越低。

与此同时，一个多极博弈的新中东正在成型。

随着教派意识形态的退潮，结盟逻辑将完全由经济互补性和安全诉求决定，这为中国、印度乃至欧洲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

轰炸的硝烟终将散去，但它留下的政治遗产已经改变了这片土地。

在这个由国家核心利益主导的新时代，理性和算计成为了最高法则。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克制与谋算，恰恰是通往长久和平最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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