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01
我拎着包袱上到五楼的时候，楼道里一股煤烟和陈年油漆混在一起的味儿，呛得人嗓子发紧。
门是铁皮包木头的，门鼻子上挂着一把暗黄的大锁。
我先把门牌又看了一遍。
没错，五单元三零二，姑姑信上写的就是这儿。
我抬手敲了敲门，锁头碰着门板，声音空空的。
旁边那户先开了条缝，一个女人探出半张脸，手里还拿着锅铲。
“你找谁？”
“赵桂芹，我姑。”
她把门又开大一点，上下打量我一眼。
“你来晚了，她家早搬走了。”
我没听明白，愣在那儿。
“搬哪儿去了？”
“这我说不准，反正不在这儿了，得有两三个月了。”
她说完就要关门，我赶紧问：“那她单位呢？”
“海平码头绒布厂，早先在那边上班。现在还上不上，我也不清楚。”
门关上以后，楼道又安静下来。
我把包袱放下，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觉得两条腿还在晃。
从槐南县出来，我坐了两天硬座，车厢里挤得人脚都伸不开，夜里有人打呼，有人抱孩子哭，我带的一小包全国粮票和两张姑姑寄来的信，在贴身衣袋里捂了一路。
临走前，娘只说了一句，到了就给家里来信。
我点了头，像是这事再稳不过。
现在那把锁挂在门上，像是专门等着我来的。
天黑以后，楼道里的人都回了家。
谁家炒青椒，谁家炖白菜，味儿一阵一阵往外飘。
我不好意思再去敲别人家的门，就把包袱垫在屁股底下，蹲在三零二门口。
楼道的灯过一会儿就灭，我跺一下脚，它亮一阵，再灭。
半夜里有住户起夜，从我身边过去，脚步顿了一下，也没说什么。
我一夜都没合眼。
不是困得睡不着，是不敢睡。
怕有人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赶下去，也怕自己真睡着了，第二天连往哪儿去都不知道。
天刚蒙蒙亮，楼下传来一阵哐啷哐啷的响。
像是铁钩碰着煤球筐。
脚步慢慢往上，一级一级，很稳。
我直起身，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一手提煤球，一手提着个铝皮水壶，抬头先看见我，倒愣了。
“你在这儿蹲一宿？”
我点了点头。
她把煤球筐放下，喘了口气。
“昨晚上老陈家说，三零二门口来了个外地孩子，我还当听岔了。”
我说我来找姑姑，结果扑了个空。
她“哦”了一声，像是把这事跟什么人对上了。
“你姑是不是赵桂芹？”
“对。”
“那就是了。她家搬去城南了，好像在柳荫里那一片租了间平房。男人腿伤了，房子也没保住，日子过得紧。”
我心里一跳，赶紧问：“您知道具体在哪儿吗？”
她摇头。
“门牌我不知道。你去绒布厂门房问问老许，他这人热心，准知道个大概。”
她说完，拧开铝皮水壶，给我倒了半缸子热水。
“先暖暖。别在这儿硬熬，楼道夜里凉。”
我捧着那只掉了瓷的搪瓷缸，手心慢慢有了点热气。
她提起煤球，往楼上又走了两级，回头补了一句。
“孩子，城里找人跟乡下不一样。话先别全信，路也别乱跟。”
我“哎”了一声。
等她上去了，我把包袱重新打好，背到肩上。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开，楼底下有人推自行车，有人喊卖豆浆。
我盯着那把锁看了最后一眼，转身下楼。
02
海平码头绒布厂离家属楼不远，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走过去，厂门口的红漆大字掉得只剩一半亮了。
门房窗户开着，里头坐着个瘦老头，戴副老花镜，正用毛笔在登记本上写字。
我在窗外站了站，他先看见了我的包袱。
“找人？”
“赵桂芹。我是她侄女，刚从外省过来。”
他把笔搁下，盯着我看了几秒。
“你就是槐南县来的？”
我赶紧点头。
“她前阵子还说，老家可能有人要来。”
我心里一松，鼻子倒有点发酸。
老许从门房里出来，把我领到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
“你来得不巧，她现在不住原来那儿了。”
“我听人说了，搬去柳荫里，可找不着门。”
他叹了口气，像是这些话已经说过不止一遍。
“她男人韩保顺，在东岚机械厂锅炉班干活，前些月伤了腿。她为这个事，医院、厂里两头跑，自己班也误了。后来家属楼那边一调整，她那间房就让出来了。”
他说得平平的，我听着却像石头一块块往下沉。
“那现在怎么办？”
“先找着人再说。”
老许翻了翻抽屉，找出一张用过一面的报纸，在背面给我画路。
“从这儿坐三路电车到终点，再往南走，过一个卖旧木料的场子，有片平房，那里就叫柳荫里。”
我接过那张纸，小心得像捧着什么证件。
老许又问：“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我犹豫了一下，说了个实数。
他听完皱了皱眉。
“省着点花。站前那些招呼住店的，你别跟。要是今天还没找着，天黑前回来，我这门房里有条长凳，能坐一宿。”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像怕我觉得难堪。
我点头的时候，嗓子有点堵。
三路电车比我想的挤，车一停，人就往里涌。
我抱着包袱被挤到车窗边，玻璃上糊着旧广告，外头一排排杨树往后倒。
终点站下来，路就不好认了。
旧木料场有，平房也有，可一片接一片，胡同窄得只容一辆板车通过。
我见着人就问柳荫里。
有人抬手一指，说前头。
我走到前头又问，别人再一指，又变成旁边那条道。
日头一点点偏过去，我脚底板磨得生疼，还是没找着韩保顺，也没找着赵桂芹。
快傍晚的时候，一个烫卷发的女人站在路边，盯着我手里的包袱看。
“找地方住？我那儿有床位，便宜。”
我一下想起陶婶的话，往后退了半步。
“我等人。”
她笑了笑。
“等谁都得先有地方睡。外地来的吧？一晚也就三块。”
三块钱，够我吃好几天的。
我把包袱往肩上一提，说不住。
她还想说什么，旁边卖烧饼的大爷插了一句：“孩子，天快黑了，你找谁家，赶紧照着门牌找，别耽误。”
我朝大爷点了下头，赶紧走开。
等天色真暗下来，我还是没找着。
我站在一条没灯的巷口，心里第一次起了回去的念头。
可火车票钱都不够了。
我捏着老许画的那张纸，折痕都起了毛边，最后还是又坐电车回了厂门口。
门房还亮着灯。
老许像是早知道我会回来，把长凳上那床薄被往边上挪了挪。
“坐吧，夜里风大，门别开太久。”
我把包袱放下，半天才说出一句：“给您添麻烦了。”
老许摆摆手。
“人到了门口，总不能不管。”
他拿搪瓷缸给我倒了热水，又从饭盒里分了半个凉馒头。
我啃着馒头，听见外头厂区里晚班铃响，心里乱得很。
老许忽然说：“明早我侄子上班，骑自行车，认路比你强，让他带你去一趟。”
我抬起头。
“真的？”
“真的。”
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鼻梁。
“不过先说好，找着了，也未见得就事事顺。你姑眼下，顾不上体面。”
03
第二天一早，老许的侄子许明骑着一辆二八车，把我包袱捆在后座。
我侧身坐上去，两只脚悬着，过坎的时候差点掉下去。
许明一路不怎么说话，只在岔路口提醒一句：“抓稳。”
柳荫里跟我前一天下午转的那些地方挨着，却又往里拐了两道弯。
胡同口挂着歪斜的木牌子，字已经晒褪了。
最里面一排低矮的砖房，屋檐下晾着孩子裤衩和两件洗得发白的工装。
许明停在一扇蓝漆门前。
“应该就是这儿。”
我先听见里头有缝纫机的声音，咔哒咔哒，一脚一脚踩得很急。
我敲门，声音还没落，缝纫机就停了。
门一开，姑姑站在里头，手上还拿着剪刀，半天没说出话。
她比信里写的样子瘦得多，脸色蜡黄，头发用黑卡子别在耳后，卡子边上已经起了锈。
“你怎么来了？”
这句话不是埋怨，也不是欢喜，更像是太突然，人先懵了。
我说：“我给你写了信。”
“我这阵子搬来搬去，哪还收得着。”
她把门拉开，让我进屋。
屋里比我想的还小。
进门就是灶台，旁边摆着脚踏缝纫机，往里一张床，一张方桌，再往角落看，还有张竹躺椅。
韩保顺就靠在那躺椅上，右腿伸得直直的，膝盖上搭着条旧毛巾。
他看见我，只点了下头。
“来了。”
我也叫了声姑父。
屋里没有多余的地方放我那个包袱，姑姑把方桌上的碎布头拢了拢，空出一块地让我放下。
她倒了碗白开水给我，自己站着没坐。
“路上顺不顺？”
我说顺，又不顺。
她听明白了，抿了抿嘴。
“原先我想着，等你来了，先在厂里给你打听个临时活。现在不成了，厂里自己都紧着。”
韩保顺在旁边接了一句：“城里活不好找。”
他声音有点哑，说完就咳了两声。
姑姑忙去给他拍背，动作熟练得像是一天要做几十遍。
我站在一边，忽然不知道手往哪儿放。
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到了就有个落脚处，有姑姑，有饭，有以后。
真到了，才发现人家的锅里也没多少米。
快中午的时候，表哥韩小川回来了。
他一身机油味，肩上搭着件脏工装，推门看见我，也愣了一下。
“这是……”
“你表妹，从槐南来的。”姑姑说。
韩小川“哦”了一声，把工装往门后一挂，去脸盆架那儿洗手。
水哗哗响了半天，他才回头冲我笑了笑。
“路够远的。”
我说：“两天一夜。”
“那是真不近。”
他笑意收得很快，转头问姑姑：“中午吃啥？”
姑姑没答，掀开锅盖，里面是早上剩的稀饭。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
咸菜只有一小碟，稀饭里米粒都能数得出来。
姑姑一个劲让我多吃，我越听越吃不下去。
午后，许明回去上班了。
屋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缝纫机和外头小贩叫卖的声音一阵阵传进来。
姑姑坐到我对面，低声说：“你先住两天，别急。实在不行，我再给你想别的路。”
我问她：“要是找不着活，我是不是得回去？”
她手里的线头绕了一圈，没立刻答。
“回去也不是丢人。只是你这一趟，车钱算白搭了。”
这话说得很实在。
我嗯了一声，心里像塞了团棉花。
晚上睡觉成了麻烦。
床上是姑姑和姑父，韩小川打地铺，最后姑姑把一块旧门板架在两张板凳上，上头铺了床薄褥子。
“你将就几晚。”
我躺上去，门板中间有点塌，翻身就吱呀响。
隔着一道旧布帘，我听见姑姑压低声音跟韩保顺说话。
“孩子都来了，总不能第二天就让她走。”
韩保顺沉默了一会儿。
“先住下吧，活总要慢慢找。”
我闭着眼，手心里全是汗。
那一夜，比蹲楼道那一夜好一点。
至少这回，门里有自己人。
04
第三天一早，我跟着韩小川去了一趟劳动服务公司。
院子里早就排了长队，年轻的，年纪大点的，男的女的都有，手里不是拿着介绍信，就是拿着户口本。
窗口上的铁栅栏开了一条缝。
轮到我时，里头的人先问户口。
我把老家的证明递进去，他看一眼就推回来。
“外地的，先回去等消息。”
“能不能登记一下？”
“登记了也先紧本地。你后头还有人。”
后头果然有人往前挤。
我只好把证明收回来。
出了院门，韩小川踢了踢路边一块小石子。
“跟你说了，别把进厂想得太容易。”
我没吭声。
他看我一眼，语气放缓了点。
“也不是一点活没有。河西市场那边，补衣服、卖袜子、修表，都有人做。就是累，挣得也不稳。”
那天中午，我跟着他去了河西市场。
市场不算大，却什么都有。
卖土豆的，卖录音机磁带的，卖搪瓷盆的，摊与摊之间挤得过身都难。
最里面一排搭着蓝塑料布棚子，底下摆着几台缝纫机。
有个男人正坐在小马扎上给人改裤脚，脚踩得飞快，嘴上也没停。
“长了两寸，改完你下午来拿。”
韩小川把我带过去。
“何师傅，我表妹，手巧，认字也多，能不能让她帮着打下手？”
何师傅抬头看了我一眼，四十来岁，瘦，眼睛倒亮。
“会不会穿线？”
“会。”
“会不会锁边？”
“家里缝过被套。”
他笑了一下。
“那不一样。城里人的裤子可没被套那么好说话。”
他说完，把一条裤子扔给我。
“先把线头剪干净，别剪着布。”
我就这么站在摊边干了一下午。
剪线头，叠衣服，递熨斗，收零钱。
何师傅手快，嘴也快，什么布料是什么脾气，他摸一把就知道。
我看着看着，也能分出涤卡、的卡、劳动布的区别了。
天擦黑的时候，他从钱盒里数出两块八毛钱给我。
“今天算试工，明天还来就按件算。”
我攥着那两块八毛钱，心里头忽然有了点实处。
晚上回去，我把钱放在姑姑桌上。
姑姑正在灯下穿针，看见钱，先问：“哪来的？”
“何师傅那儿干了一下午。”
她手停住了。
“累不累？”
“还行。”
韩小川把毛巾往脸盆里一扔，笑了一声。
“她比我头一回来强，我那会儿连吆喝都不会。”
姑姑没笑，把钱往我跟前推。
“你自己留着，吃饭坐车都要钱。”
“我住家里，哪用得着那么多。”
她还是不收。
韩保顺在旁边说：“让她放着吧，出了门，手里有两块钱，人稳当些。”
话是这么说，姑姑到底还是把其中一块拿去买了半斤鸡蛋。
第二天早上，锅里卧了两个蛋，一个给韩保顺，一个给我。
我看着碗，没动筷子。
姑姑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
“吃。你出去干活，没点油水撑不住。”
她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只盯着灶膛里的火。
我低头把鸡蛋吃了，蛋黄有点噎。
那几天我白天在河西市场帮何师傅，晚上回来跟着姑姑踩缝纫机。
她接的都是熟人活，改袖口，补膝盖，换拉链。
一件挣几毛，顶多一块。
灯泡只有十五瓦，照得人眼睛发涩。
我一边穿线一边听见外头有人敲门。
姑姑开门，是药店伙计送来的单子。
“韩师傅这个月欠的止疼片钱，掌柜让带句话，再拖就得先付后拿了。”
屋里一下静了。
姑姑接过单子，说知道了。
等那伙计走了，韩小川把筷子一搁。
“我明天去南站，多扛两趟货。”
姑姑说：“你手腕还没好利索，别逞强。”
“那药钱谁出？”
这话出来，谁都没接。
我低头盯着碗里的稀饭，忽然觉得那两个蛋不是白白给我的。
05
九月过去一半，我在何师傅那儿算是站住了脚。
按件算下来，一天好的时候能有四五块，差的时候也有一两块。
钱不多，可对我们那间小屋来说，已经能顶点事。
姑姑夜里接的活还是没停。
她手上起了硬茧，针眼周围都磨得发亮。
有两回她困得踩着踩着就打盹，脚一滑，缝纫机空转半天。
韩保顺的腿一直不见好，阴天尤其厉害。
药不能断，可药一不断，家里就更紧。
我慢慢也听明白了，真正压在姑姑心口的，不只是药钱。
是那份一直没定下来的工伤认定。
韩保顺那天原本不是他当班，是替同班的一个人顶了半班。
锅炉房里水位表出了毛病，他去看，脚下一滑，被倒下来的铁皮和烫水一起砸着了腿。
事情过去快半年，医院票据攒了一抽屉，厂里却一直说“材料不全，再等等”。
等来等去，宿舍先没了，奖金也没了。
“缺什么材料？”我问。
姑姑把一摞旧纸递给我。
“事故记录，班组签字，谁都说得头头是道，真要写到纸上，一个个都说记不清。”
我把那些纸一张张摊开。
诊断书、缴费收据、病休单、锅炉班排班表，乱是乱，倒没少。
只是关键那张事故记录，确实没有。
老许后来来了一趟，给我们带了点厂里的消息。
“原来跟保顺一个班的齐景山，调去南桥机修厂了。真要找当时的人，他算一个。”
姑姑当天就请了半天工，拉着我去南桥。
南桥机修厂比东岚机械厂还旧，门卫一听我们找人，先摆手。
“上班时间，外人不让进。”
姑姑把情况说了一遍，门卫才勉强进去通传。
我们在门口等了半个多钟头，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齐景山总算出来了。
他比姑姑大不了几岁，穿件洗白了的蓝工装，看见我们，先是愣，接着脸色就有点不自然。
“桂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姑姑没绕弯子。
“保顺那事，厂里还卡着，想请你补个签字。”
齐景山沉默了几秒，把手往裤缝上擦了擦。
“这事过去太久了，我记不准。”
“你就在旁边班组，怎么会记不准？”我忍不住接了一句。
他看了我一眼。
“孩子，有些事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姑姑赶紧拉了我一下，又看向他。
“你就按实情写。保顺是不是替班，是不是水位表先坏了，你写实情就行。”
齐景山眼神往门岗那边飘了一下，声音压低了。
“原来事故说明，车间不是写过一回吗？后来怎么没了，我也说不清。你们别把我扯进去，我在这边刚安稳下来。”
他说完，就往后退了一步。
“我还得回车间。”
姑姑站在原地，看着他转身进门。
门卫把小窗一关，像是也跟着把这事关住了。
回去的路上，电车晃得厉害。
姑姑一句话没说，手里那只布袋被她攥得起了褶。
我知道她不是怪齐景山，是怪自己这些日子一次次往外跑，到头来还是空手。
韩小川晚上回来，听完以后，蹲在门口抽闷烟。
“求人不如认命。”
我听着刺耳。
“要都这么想，那纸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韩小川抬头看我，语气也硬起来。
“那你说怎么办？你刚来几天，知道这城里哪扇门朝哪边开？”
我被他说得一噎。
姑姑把针往布上一扎。
“都少说一句。”
屋里安静下来，只剩缝纫机脚踏板轻轻响。
我没再吭声，把那堆材料重新捋了一遍。
有的字迹太潦草，我就照着誊一份。
有的日期前后对不上，我拿算盘珠子一样拨来拨去地算。
我知道自己不是城里人，也不懂他们那些规矩。
可纸上的事，总该先弄清楚。
何师傅见我这几天老走神，收工时把一条裤腿拍在案板上。
“年轻人，心飘着，针脚就容易歪。”
我嗯了一声。
他瞅我：“家里有事？”
“有点。”
“有事就一件一件办。裁缝最怕什么？不是布差，是下剪子的时候心里没谱。”
他这话像是随口说的，我却记住了。
那天夜里，我借着灯把材料按时间重新夹好，还在封皮上写了几个大字：韩保顺受伤经过及票据目录。
字写得并不好看，可总算不乱了。
姑姑坐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还真沉得住气。”
我说：“不沉住也没别的法子。”
她点点头，眼圈有点红，但什么也没说。
06
整理好材料以后，我陪姑姑去了东岚机械厂的劳资科。
楼是两层旧楼，楼道里堆着废报纸和坏椅子，墙上贴着“节约挖潜”的标语。
门口已经坐了几个人，有来报销药费的，有来问待工补贴的，谁都拿着一摞纸。
我们排到快中午才进去。
潘主任是个瘦高个，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也不急不慢。
他把材料从头翻到尾，翻得很细。
翻完以后，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这些比上回齐了不少。”
姑姑赶紧问：“那能定了吗？”
潘主任摇头。
“还差最关键的一张事故记录。没有原始记录，我不好签。”
我把誊好的目录往前推了推。
“票据、排班、诊断都在，经过也写清楚了。”
潘主任看我一眼，没不耐烦，只是把一张排班表点了点。
“你看这儿，当天保顺不是正式当班，是替班。替班有没有车间安排，有没有班长确认，这些都得说清。不是我卡你们，是将来账要对得上。”
他说这话时，口气很平，反倒让人没法顶。
姑姑嘴唇动了动，还是把话咽回去了。
我接过材料时，发现其中一份班组登记册的页码有点怪。
前头是四十七，后头直接跳到四十九。
我问：“这儿少了一页？”
潘主任接过去瞧了一眼。
“这本是后来复印的，原件我没见过。”
从劳资科出来，我心里总想着那缺的一页。
老许午休时出来抽烟，我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把烟灰往地上一弹，想了想。
“锅炉班原来的旧账本，年年都要清库。有些送档案室，有些就当废纸卖了。要是今年那批还没拉走，也许还能翻翻。”
“在哪儿翻？”
“东边老仓房。”
他说完又压低了声。
“不过那地方乱，没人领你，进不去。”
我和姑姑对看了一眼。
那天晚上，韩小川回得晚，一进门就说：“南桥那边我托人问了，齐景山不是完全不肯开口。”
姑姑抬头。
“真的？”
“机修厂有个跟我一块修车的老乡，说齐景山怕惹事。要想让他写，得赶明儿一早堵在他上班前，别让旁人看见。”
我刚要说话，外头突然响起两下急促的敲门声。
韩小川过去开门，老许站在门口，头发和肩膀都被雨打湿了。
他没进屋，声音压得很低。
“别等明天了。锅炉班那批旧账本今晚就要装车当废纸拉走，车已经进院了。去晚一步，什么都没了。”
屋里一下静了。
姑姑手里的针悬在半空，灯泡在她头顶轻轻晃了一下。
我看见韩保顺扶着躺椅想站起来，没站稳，又坐了回去。
窗外的雨越下越密，打在塑料棚上，像是有人催着我们赶紧做决定。
07
韩小川借来一件旧雨衣，自己披上，又把自行车后座拍了拍。
“谁跟我去？”
“我去。”我先开了口。
姑姑想拦，话到嘴边又改成：“我也去。”
韩保顺坐在躺椅上，额角都是汗。
“别都去。桂芹，你在家等消息，万一厂里问起来，还得有人会说话。”
最后是我和韩小川跟着老许去。
夜里路不好走，车轮压过积水，泥点甩了我一裤腿。
厂区大门边上的灯泛着黄，雨一打，光圈都是虚的。
老许在门岗说了几句，值班的人认得他，只嘟囔一句“别太久”，就让我们进了。
东边老仓房靠着围墙，铁门半掩着，里头一股潮纸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儿。
两个装卸工正往三轮板车上码旧账册和废报纸。
老许忙上去打招呼。
“老梁，给个方便，我们找份老账本，抄两眼就走。”
那个叫老梁的仓库管理员抬头看见我们，先皱眉。
“都半夜了，还找什么账本。”
老许把情况简单说了。
老梁听完，没立刻点头，只把手里的登记夹啪地一合。
“我可先说好，东西一乱，回头算我的。”
我赶紧说：“我们不拿走，就找着了抄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满屋潮乎乎的纸堆。
“那你们快点。车等不了太久。”
我和韩小川一头扎进纸堆里。
账本有厚有薄，大都被雨气浸得发软，边角卷起来，摸一手灰。
外头装车的人已经开始数捆，我心里越来越急。
“锅炉班，锅炉班……”我一边翻一边念，生怕看漏。
韩小川在另一边也翻得满头是汗。
“这都是财务的，没有班组的。”
老许拿着手电筒给我们照。
光束在一摞摞纸上来回扫，像在废墟里找人。
忽然，我在最下面摸到一本硬壳账册，封皮发黑，边角贴着半张褪色标签，上头还能辨出“锅炉”两个字。
“在这儿！”
我把账本抽出来，封底已经烂了，里头却还算完整。
韩小川赶紧把它摊在一只空木箱上。
我们一页页往后翻。
九四页，九五页，九六页……
翻到九十八页时，我手顿住了。
日期对上了。
上头记着：韩保顺，代王远山半班；水位表异常，已报修未换。
再往下一行，是事故简记，字迹被水洇开了一点，但还能认出“滑倒”“烫伤右腿”。
我心口猛地一紧。
老许也凑过来看，低声说：“就是这个。”
可下一眼，我们又看见最要命的地方。
班长签字那一栏，只有一个姓，后头半截糊了。
“能认出来吗？”韩小川问。
我盯了半天，还是摇头。
老许说：“先别管，先抄。”
我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和小本子，趴在木箱上飞快地抄。
手因为冷和急，一直抖，字都写歪了。
老梁在门口催了一声：“还要多久？”
“快了！”韩小川回他。
我抄完主要内容，又把那页前后页码记下来。
老许怕日后说不清，还借了门岗的印泥，按着账本拓了个模糊的页边印。
这一通忙下来，裤腿都湿透了。
临走时，老梁把账本重新收回去，叹了口气。
“你们也是不容易。可别说是我放你们进来的。”
老许替我们应了。
出了仓房，雨小了点，天边已经泛白。
我抱着抄下来的纸，像抱着一碗刚烧开的热汤，不敢撒，也不敢慢。
回到家时，姑姑一夜没睡，坐在灯下等。
我把抄件放到她面前，她先看见“代王远山半班”那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她没哭出声，只是拿手背擦了擦。
“总算找着点真东西了。”
我一夜没合眼，早晨却顾不上睡。
河西市场那边我还得去。
何师傅见我来得晚，头发也湿着，什么都没问，先扔过来一块干抹布。
“擦擦。别把裤脚改成水波纹。”
我接了抹布，心里忽然一松。
至少这城里，还有几个人愿意给你一点喘气的地方。
08
账本找着了，下一步就得把那糊掉的签字和现场情况补起来。
老许把我抄下来的页码看了两遍，忽然说：“王远山就是保顺替班那个人。可王远山前几年就调去运输队了，找起来未必快。倒是事故简记旁边还写了个‘杜’字，八成是当天在场的杜树青。”
“杜树青在哪儿？”我问。
“原先听说去了临平码头扛货。”
临平码头在城北，离河西市场一个东一个西。
我下午一收摊，连饭都没顾上吃，就跟韩小川奔过去。
码头边全是大车和麻袋，风一吹，煤灰混着河腥味往脸上扑。
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在一排仓库后头找到杜树青。
他比我们想的年轻些，胳膊上绑着护腕，正蹲在地上啃馒头。
韩小川先递了根烟过去，他摆摆手，说戒了。
等听明白来意，他脸上的笑就收了。
“保顺那事，我知道。可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一开口，回头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当时不多说。”
我站在一边听着，没急着插话。
姑姑这些天碰的软钉子太多了，我心里知道，人家肯见你，已经算一步。
韩小川说：“你就按实说，别的不用你担。”
杜树青把馒头最后一口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
“实说也得讲完整。那天水位表确实坏了，保顺也确实是顶班。可事故后，车间让大家写情况，有人图省事，就按‘操作不当’写了。后来那张纸怎么传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问：“那你愿意把这些写下来吗？”
他看我一眼。
“写下来，就是得罪人。”
“可不写，受罪的是我姑父。”
他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去仓库里借了张旧发货单背面。
“你会写字吧？”
我说会。
“那你写，我照着看。别添一句，也别少一句。”
我就蹲在他面前，把他的话一句一句记下来。
日期、班次、水位表报修、韩保顺顶班、事故后初次情况说明与事实不完全一致。
写完以后，杜树青看了三遍，改了两个字，才在底下签名按手印。
按完以后，他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像是卸下了什么。
“我能做的就这些。”
我冲他鞠了一下躬。
他往旁边躲了躲，有点不自在。
“别这样。大家都是干活的人。”
回去路上，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
可一进市场，何师傅脸就沉着。
“你这两天总往外跑，活都压我这儿了。”
我忙说对不住。
何师傅拿剪刀在案板上敲了两下。
“我不是不让你顾家里事。可你在这儿拿件钱，就得有个拿件钱的样子。明天再晚，你这摊边先不用站了。”
这话像一盆凉水浇下来。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一句：“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说了。
姑姑先急了。
“那怎么行？你这好不容易才有点活。”
韩小川皱着眉：“不行我再给你找别处。”
我摇头。
“先别找。我自己耽误的，得自己顶上。”
第二天我照常去了市场，只是没站到何师傅摊里头，而是在旁边帮人搬了半天货，又给卖布头的摊主记账。
到了傍晚，何师傅才朝我扬了扬下巴。
“过来，熨这条裤缝。”
我赶紧过去。
他没再提前一天的事，只在我熨完以后淡淡说了一句：“家里事急，也别把外头的路全断了。”
我点头，心里有数了。
晚上我们把旧账本抄件、杜树青的证明、原先的票据和诊断书重新捆好。
姑姑特地换了件没补丁的上衣。
“明天再去一趟。”
她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却比前些日子稳了些。
这回她不是空手去了。
09
材料第二次交上去以后，劳资科那边让我们“回去等厂里开会”。
这句话听着轻，等起来却磨人。
等消息的日子里，家里的麻烦没少，反倒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先是房东王婶来了一趟。
她站在门口，笑得客气，话却不绕弯。
“桂芹，我那大闺女年底要结婚，这屋我得收回来。”
姑姑脸色一下就变了。
“不是说好能住到开春吗？”
“原先是那么打算的，可孩子结婚，总不能让她在婆家受委屈吧。你看，最迟下个月底，给我腾腾。”
人一走，屋里半天没人说话。
韩保顺把毛巾往腿上一盖。
“真不行，我住车棚都行。”
姑姑瞪了他一眼。
“净说没用的。”
韩小川蹲在门口，一下一下拨拉地上的碎砖头。
“我朋友阿成想弄辆机动三轮，跑短途送货，让我跟他合股。要是成了，挣钱比修车快。”
姑姑立刻问：“要多少？”
“先拿八百。”
屋里又安静了。
八百这数，对我们来说像一堵墙。
我不懂送货买卖，只看见姑姑脸上的神情越来越沉。
“咱家连药钱都紧，你拿什么合股？”
韩小川有点急。
“总不能一辈子困在修车棚。”
“可也不能看见一条道就往上扑。”姑姑说。
他一下站起来。
“那你说怎么办？靠你这台缝纫机，一脚一脚踩出个房子来？”
这话出口，姑姑没回。
她只是把那台缝纫机上盖的旧布慢慢掀开，又慢慢盖上。
我在一边看着，心里像被什么顶了一下。
那天夜里，我犯了个错。
我说：“要不先把缝纫机卖了，顶过这阵子再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姑姑抬头看我，眼神不是恼，是疲。
“这机器要卖了，我拿什么挣钱？”
我立刻闭了嘴。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去市场比平时更早。
何师傅正摆摊，我蹲在旁边帮他擦案板。
擦了半天，我才说：“何师傅，您能不能把晚上收摊前那半个角，借我们摆一会儿？我们自己带机器，不占您白天买卖。”
他没立刻答，先把卷尺挂回脖子上。
“摆摊是摆摊的钱，机器是机器的地方。你们有手续吗？”
“没有。”
“那就是偷摆。”
我脸上一热。
“就晚上，改裤脚补拉链，给您交钱。”
何师傅瞥我一眼。
“你会算账了？”
“会。”
“会跟人说价了？”
“也能说两句。”
他把一件衬衫翻过来，看了看领口。
“你姑手艺我知道，不差。差的是门脸和规矩。”
我以为他要拒绝，正想着怎么再开口，他却忽然问：“一晚上能出多少钱？”
“要是客多，五六块总有。”
“那就给我一块摊位钱，灯泡钱另算。”
我愣了一下。
“您答应了？”
“先试三天。要是把我摊上的客都赶跑了，立刻收。”
我连声说行。
当晚，韩小川从修车棚借了辆板车，把姑姑那台脚踏缝纫机推到市场。
姑姑一路上都心疼机器，走几步就弯腰看看轮子有没有碰着。
到地方以后，我们在何师傅摊边支起一块木牌，上头我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桂芹改衣。
字不算好看，可站远了也认得。
头一晚生意一般，只接了三条裤脚和一件换拉链的上衣。
姑姑脚下踩得稳，针脚又细，有人站着看了一会儿，第二天就把邻居的衣裳也拿来了。
第三晚，连卖袜子的大姐都抱来一条开线的罩衫。
“给我缝结实点，我这料子薄。”
姑姑“哎”了一声，手上没停。
我在旁边记账、收钱、给人约时辰，慢慢也有模有样。
忙到收摊时，一数，净挣了七块二。
韩小川把钱拍在桌上，笑了。
“比我修一天自行车强。”
姑姑没笑得那么开，只把钱一张张理平，夹进旧布包里。
“先别高兴太早，明儿还得看。”
可我知道，她心里是松了一点的。
就在这点松气刚冒头的时候，劳资科那边捎来一句话：下周一，让韩保顺本人去厂里做说明。
10
周一那天一早，韩保顺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裤脚因为腿伸不直，一边高一边低。
我和姑姑一左一右扶着他上电车，车上的人都往这边看。
到了东岚机械厂，会议室里坐着几个人。
潘主任在，锅炉车间的副主任也在，还有个拿笔记本的年轻干事。
桌上摆着我们的材料，旁边还压着一份新说明。
潘主任先开口。
“今天叫你们来，是把情况当面核一核。”
核来核去，前头都还顺。
问到事故后那份“操作不当”的情况说明时，锅炉车间副主任咳了一声。
“当时车间收到的材料里，确实有这份。”
韩保顺抬起头，声音慢，但很清楚。
“那不是我写的。我只在医院里签过住院单，别的没写过。”
“可上头有班组签字。”对方说。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我们也找到旧账本了，账本上写的是水位表异常，已报修未换。”
年轻干事把账本抄件接过去看了看，又把杜树青的证明放到一边。
潘主任没说谁对谁错，只是又问韩保顺：“你那天是不是替班？”
“是。”
“谁让你替的？”
“王远山病了，班长王德福让顶半班。”
这时我才知道那糊掉的签字，可能是王德福。
锅炉车间副主任皱起眉。
“王德福前年就调走了，现在联系不上。”
这话一出，屋里气氛又沉下去。
最后，会议没有当场给结果。
只说回去再议。
我们从厂里出来时，天阴着，像随时要下雨。
姑姑一路没说话，到了市场才低声说：“我怕又是白跑一趟。”
我刚想安慰她，市场管理的人就过来了。
两个穿灰制服的，一人手里拿着登记本。
“谁让你们在这儿摆的？”
我赶紧站起来。
“晚上借个角，补衣服。”
“有营业执照吗？有摊位证吗？”
我说没有。
对方也没发火，只把木牌摘下来，又指了指机器。
“没证不能经营。今天先停，机器明早去管理办公室办手续再领。”
何师傅从旁边走过来，递了根烟过去。
“老李，都是小本生意，通融一下。”
那人摆摆手。
“不是跟谁过不去，市场得有市场的规矩。”
他们把木牌和一小包没交付的成衣拿走时，我心里像空了一块。
姑姑站在原地，手还按在缝纫机上。
韩小川脸色一下变了，往前跨了半步。
“你们总得让人吃饭吧。”
我一把拉住他。
市场管理的人看了他一眼，语气还是平的。
“要吃饭，就去街道办手续。办齐了，谁也不拦你。”
等人走远了，韩小川甩开我的手。
“你拉我干什么？”
“你冲上去也拿不回机器。”
“那就这么认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前些日子说的那句“求人不如认命”。
“不是认。是得找对门。”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也许是这些日子跑厂里跑市场，慢慢明白了一点。
城里不是一堵墙，倒像一层一层门。
你撞错了，哪扇都不开。
晚上回到家，屋里沉得像压着雨。
劳资科没结果，摊子又停了，房东那边还在催。
姑姑把那只装钱的布包打开数了又数，最后又合上。
“药钱还能撑半个月。”
韩保顺低声说：“要不这个月药先停几天。”
姑姑立刻回他：“不行。”
我坐在灯下，看着桌上那一摞材料，心里突然不想再等别人一句“回去等通知”。
何师傅白天说过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转。
门脸和规矩。
我们缺的，不只是钱。
11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市场管理办公室，把机器领回来的条件问清楚。
办个体小摊，得先去街道开证明，再到工商所登记，最后拿市场同意书。
手续不少，钱也得一笔笔交。
我把每一项都记在小本上，回到家摊给姑姑看。
韩小川瞅着那张纸，直皱眉。
“这么一圈跑下来，人都跑散了。”
“可跑完了，就能摆得稳当些。”我说。
姑姑没立刻接话。
她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忽然把压在箱底的一块旧手表拿了出来。
“这是你姑父当年先进班组发的奖品，能换几块算几块。”
韩保顺忙说：“那留着吧。”
“留着能当饭吃？”姑姑回他一句，语气不重，却没商量。
同一天下午，我又陪她去了厂工会。
这地方以前我们没来过，是老许提醒的。
“劳资科按规矩办，工会是听人说难处的。你们别空着手去，把账本抄件、证明、药票都带上。”
工会办公室比劳资科小，墙上挂着几面旧锦旗。
接待我们的是个姓周的副主席，四十多岁，说话有股慢劲。
他把材料一份份看完，问得比劳资科还细。
“你们今天来，是想要什么结果？”
姑姑一时没答上来。
我把话接过去。
“不要照顾，只想按实情认定。该报的药费报，该算的工伤算。住的事，我们知道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总得有个说法。”
周副主席看着我，停了几秒。
“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
“话说得倒不虚。”
他把材料按顺序夹好。
“这样，我把这件事列进本周接待会，叫劳资、车间、医务室都碰个头。你们别闹，也别再添枝加叶，事实到哪儿说到哪儿。”
从工会出来，我心里没轻多少，只是总算觉得，路没堵死。
接下来几天，我们兵分两路。
姑姑和我跑街道、工商，韩小川去借钱、卖表、凑手续费。
卖表那天他没说价，回来只把钱往桌上一放。
“二十七块，少是少点，总比压箱底强。”
我看着他，有点意外。
前些日子那个一门心思想合股送货的人，这会儿倒安静下来。
他像看出我在想什么，挠了挠头。
“我想明白了。没把脚底下这块地站稳，去扑别的，八成还得摔。”
我们用了六天，把手续跑了个七七八八。
最后街道让我们挂在“柳荫里服装服务组”名下，先给个临时经营证明。
纸不大，盖了红戳，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
市场那边也松了口。
老李把证明翻来覆去看了看。
“行，先给你们安排在南角，每天下午五点后能摆。”
我接过那张同意单，心里那口气总算出了一半。
就在我们把机器重新推回市场的第三天，厂工会那边也来了消息。
让我们第二天下午再去一趟。
会议室还是那个会议室，只是这回周副主席也在。
潘主任把一份新写好的意见放到桌上，声音还是平平的。
“根据补充材料和工会复核，韩保顺事故按工伤办理，前期医药费按规定比例报销，后续治疗继续按病休程序走。至于住房，因为原宿舍已经调整，不可能恢复原房，但可以列入周转房排队。”
我听见姑姑轻轻吸了口气。
不是全成，也不算全败。
韩保顺把手搁在膝盖上，半天才说：“谢谢。”
周副主席摆摆手。
“别急着谢。周转房要排，厂里效益也一般，快不了。”
“我们知道。”姑姑说。
从厂里出来时，天还亮着。
韩小川站在院门口等，一听结果，先问：“药费能报多少？”
姑姑说了个数。
他点点头，又问：“房呢？”
“排着。”
他没再问，只伸手把缝纫机车把往上一提。
“那先去市场，今晚别耽误。”
那天傍晚，南角的灯泡一亮，我们的木牌重新挂上去了。
这回木牌底下多压了一张盖红戳的证明。
来改衣服的人并不知道这张纸背后跑了多少路，只会问一句：“裤脚今天能好不？”
我说：“能，您八点后来拿。”
姑姑坐在机子前，脚一踩，针就稳稳落下去。
我站在边上收钱、记账、约时间，忽然觉得自己像是在这城里真正站上了地。
12
入冬以后，城里的风硬了许多。
市场南角四面透风，我们就在缝纫机边上支了块挡板，又从旧货摊买来个小煤炉。
炉火一旺，来补棉袄、缝棉裤的人也多起来。
工伤那边报下来的第一笔钱先还了药店，又补了前些日子欠何师傅的灯泡钱和摊位情分。
何师傅嘴上不爱多说，收钱时只抬了抬下巴。
“以后晚上这块地方，你们自己顾好，别把线头扔我摊前。”
我笑着应了一声，心里明白这是认下我们了。
房东那屋到底还是腾了。
幸亏周副主席帮着说了句话，街道在市场后头那幢旧楼里给我们介绍了个小单间，房租不便宜，楼梯也窄，可比平房干净，最要紧的是不用担心下个月再被赶。
搬家那天，韩小川把修车摊也挪到了市场门口。
他没去搞什么机动三轮，还是修自行车、打气、补胎。
摊子不大，倒稳当。
韩保顺腿还是不利索，走远不行，便坐在家里帮我们剪布条、熨衬布，有时也能在摊边看着火炉。
一家人都没闲着。
到腊月，街上卖年画和冻梨的多起来。
我第一次往家里寄了二十块钱。
信里没写那些难堪的细节，只说我在岚桥站住脚了，姑姑家也在慢慢转。
寄完信出来，我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有种很轻的实在。
不是多大的出息，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趟，没白来。
有天晚上收摊晚了，我抱着改好的棉袄往楼上走，楼道里有人蹲着。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脚边放着麻袋包，冻得脸发白。
我脚步顿住，她也抬起头，看见我怀里的棉袄和手里的钥匙，像是想说什么，又不好开口。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的自己。
也是这样，守着一扇挂锁的门，在人家楼道里熬了一整夜。
我问她：“你找谁？”
她报了个名字，我没听过。
“搬走了？”
她点点头，眼里一下就慌了。
“邻居说不清楚。我是从庆河那边来的，坐了一夜车，身上钱也不多。”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听见屋里姑姑正踩着缝纫机。
“先起来吧，楼道冷。”
她犹豫着没动。
我把门推开，回头又说了一遍。
“进来喝口热水，再想办法。”
屋里煤炉正旺，姑姑抬头看见那姑娘，先是一愣，接着就把小马扎挪了出来。
“坐。别站着。”
韩小川从门后拎起热水壶，给她倒了半缸子热水。
姑娘捧着搪瓷缸，手慢慢不抖了。
她低声说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把棉袄放到桌上，顺手掸了掸肩上的灰。
窗外有风，楼梯口有人上上下下，脚步声一阵接一阵。
城里还是这个城里。
房子还是紧，活还是得一针一线去挣，周转房的名单也还没排到我们。
可有些东西到底跟我刚来时不一样了。
至少现在，天亮有人上楼梯的时候，我不用再抱着包袱猜是来赶我的，还是来给我一口热水的。
姑姑把缝纫机停下，朝我看了一眼。
“愣着干什么，把门关上，进风。”
我“哎”了一声，把门带上。
楼道里的冷气被挡在外头，屋里灯不亮，却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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