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第四部分：“敌⼈的敌⼈”韩国的崛起

《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克里斯·米勒撰写、蔡树军翻译的科技类著作。该书以半导体产业全球分工为主线，追溯从冷战至今的芯片技术发展历程，阐释芯片在现代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全书涵盖美国通过技术博弈确立主导地位、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华为5G技术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与供应链危机背后的国家竞争。书中提及美国《芯片法案》补贴政策、EUV光刻机研发困境等议题，揭示大国在人工智能与军事技术领域的核心博弈。

“敌⼈的敌⼈”：韩国的崛起

李秉喆（LeeByung-Chul）⼏乎可以通过卖任何东⻄赚钱。李秉喆出⽣于1910年，⽐杰克·⾟普劳⼩⼀岁。李秉喆于1938年3⽉开始了他的商业⽣涯。当时，他的祖国朝鲜 是⽇本的殖⺠地，并且⽇本正在与中国交战，不久⼜与美国交战。李秉喆的第⼀批产品是⻥⼲和蔬菜，他从朝鲜搜集这些产品并将其运往中国北部，为⽇本的战争机器提供⻝物。朝鲜当时很贫穷，没有⼯业和技术，但李秉喆宣称，他已经梦想着建⽴⼀个“⼤、强、永恒”的企业。 多亏了两个有影响⼒的盟友——美国芯⽚产业和韩国政府，他将把三星（Samsung）变成⼀个超级半导体企业。硅⾕超越⽇本战略的⼀个关键部分是在亚洲寻找更便宜的供应来源。李秉喆认为，这是三星可以轻松扮演的⻆⾊。

韩国习惯于在更⼤的竞争对⼿之间穿梭。在李秉喆创⽴三星七年后，三星本可能在1945年⽇本战败后被摧毁。但李秉喆巧妙地改变了⽅向，像兜售⻥⼲⼀样顺利地与政治赞助⼈交易。他与战后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建⽴了联系，并避开了想分裂像三星这样⼤型商业集团的韩国政客。当朝鲜与韩国交战时，李秉喆的资产甚⾄可以被保留。不过，当对⽅短暂占领⾸尔时，⼀名朝鲜官员夺⾛了李秉喆的雪佛兰，并驾着它在被占领的⾸都周围兜⻛。

尽管发⽣了战争，李秉喆还是扩⼤了他的商业帝国，并且巧妙地驾驭了韩国复杂的政治形势。1961年，当⼀个军事政权上台时，将军们剥夺了李秉喆的银⾏，但他和其他公司完好⽆损地幸存了下来。他坚称，三星是在为国家的利益⽽努⼒，国家的利益取决于三星是否能成为世界级的公司。李秉喆家族座右铭的第⼀部分写道：“通过商业服务国家。” 从⻥类和蔬菜⾏业开始，他逐步涉⾜了糖业、纺织业、化肥业、建筑业、银⾏业和保险业。他认为，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繁荣证明了他在为国家服务。批评者指出，到1960年，他已成为韩国最富有的⼈，他们认为李秉喆的财富证明了这个国家及其腐败的政客正在为他服务

李秉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观察东芝和富⼠通等公司抢占DRAM市场份额时，就想进军半导体⾏业。当时，韩国已经是美国或⽇本制造的芯⽚进⾏外包组装和封装的重要地点。此外，美国政府在1966年资助韩国成⽴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越来越多的韩国⼈从美国顶尖⼤学毕业，或在韩国接受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培训。但即使拥有熟练的劳动⼒，企业也不容易从基本装配转向尖端芯⽚制造。三星此前涉⾜简单的半导体⼯作，但很难赚钱或开发先进技术。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秉喆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硅⾕和⽇本残酷的DRAM竞争为他提供了⼀个机会。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已将半导体列为优先事项。当李秉喆思索三星的未来时，他于1982年春天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参观了惠普的⼯⼚，并对惠普的技术感到惊叹。如果惠普能从帕洛阿尔托的⻋库成⻓为科技巨头，那么从⻥⼲和蔬菜店起步的三星公司肯定也能⾏。⼀位惠普员⼯告诉他：“这都要归功于半导体。”他还参观了⼀家IBM电脑⼯⼚，并对⾃⼰被允许拍照感到震惊。他告诉带他参观的IBM员⼯：“这个⼯⼚⼀定有很多秘密。”这位员⼯⾃信地回答：“它们不能仅仅通过观察来复制。” 但复制硅⾕正是李秉喆计划要做的。

这样做将需要⼤量资本⽀出，且⽆法保证它会奏效。对李秉喆⽽⾔，这是⼀个很⼤的赌注。他犹豫了⼏个⽉。失败可能会毁掉他的整个商业帝国，但韩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持，并承诺投资4亿美元发展半导体产业。韩国的银⾏将遵循政府的指示，再发放巨额贷款。因此，与⽇本⼀样，韩国的科技公司并⾮来⾃⻋库，⽽是来⾃能够获得廉价银⾏贷款和政府⽀持的⼤型企业集团。1983年2⽉，在经历了⼀个紧张、不眠的夜晚后，李秉喆拿起电话，打给三星的电⼦部⻔负责⼈，并宣布：“三星将制造半导体。”他宣称，他将公司的未来押在半导体上，并准备⾄少花费1亿美元。

李秉喆是⼀位精明的企业家，韩国政府坚定地⽀持他。但如果没有硅⾕的⽀持，三星在芯⽚上的所有赌注都不会奏效。硅⾕打赌，应对来⾃⽇本的存储芯⽚国际竞争的最佳⽅式，是在韩国找到更便宜的来源，同时将美国的研发重点放在更⾼价值的产品上，⽽不是商品化的DRAM芯⽚上。因此，美国芯⽚制造商将韩国新贵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罗伯特·诺伊斯告诉安迪·格鲁夫，“有了韩国⼈”，⽇本“不管成本如何都要倾销”的策略不会成功垄断全球DRAM芯⽚的⽣产，因为韩国⼈会削弱⽇本⽣产商的实⼒。诺伊斯预测，结果对⽇本芯⽚制造商是“致命”的。

因此，英特尔为韩国DRAM⽣产商的崛起欢呼。英特尔是20世纪80年代与三星签约成⽴合资企业的⼏家硅⾕公司之⼀，出售由三星⽣产的英特尔⾃有品牌芯⽚，并意图帮助韩国芯⽚产业以减少⽇本对硅⾕的威胁。此外，韩国的成本和⼯资⼤⼤低于⽇本，因此像三星这样的韩国公司有机会赢得市场份额，即使它们的制造⼯艺没有⽇本那样完美。

美⽇贸易紧张也帮助了韩国公司。 1986年，华盛顿威胁说，除⾮⽇本停⽌“倾销”（在美国市场上廉价销售DRAM芯⽚），否则将征收关税。此后，东京同意限制其对美国的芯⽚销售，并承诺不以低价销售芯⽚。这为韩国公司提供了以更⾼价格销售更多DRAM芯⽚的机会。美国⼈并不打算让这笔交易惠及韩国公司，但他们很⾼兴看到除了⽇本以外的任何公司⽣产他们所需要的芯⽚。

美国不仅为韩国DRAM芯⽚提供了市场，也为其提供了技术。随着硅⾕的DRAM⽣产商⼤多濒临倒闭，它们⼏乎毫不犹豫地将顶尖技术转移到韩国。李秉喆提议资⾦紧缺的存储芯⽚初创公司美光提供64KDRAM芯⽚的授权，并在此过程中与美光创始⼈沃德·帕⾦森成为好友。美光正在寻找它能得到的任何资⾦。美光热切地表示同意，即使这意味着三星将学习美光的许多⼯艺流程。沃德回忆道：“⽆论我们做了什么，三星都做到了。”⼀些⾏业领袖，⽐如⼽登·摩尔，担⼼⼀些芯⽚公司会因过于绝望⽽“放弃越来越有价值的技术”。但当⼤多数制造存储芯⽚的美国公司⼏乎破产时，很难证明DRAM技术特别有价值。硅⾕的⼤多数公司很乐意与韩国公司合作，通过压低⽇本竞争对⼿的价格帮助韩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存储芯⽚制造中⼼之⼀。其中的逻辑很简单，杰瑞·桑德斯解释道：“敌⼈的敌⼈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