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郭玉峰拒绝为舒同平反，邓小平：他错误不小，调离中组部

1966年“运动”爆发后，47岁的解放军第64军政委郭玉峰接到了新的任务——被派往中央组织部“支左”。郭玉峰此前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1964年刚晋升少将军衔，他能到中组部工作，是受到了康生的赏识。康生称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他还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

郭玉峰

郭玉峰来到中组部时，这里已经历了数年的动荡，原领导班子大多受到冲击，日常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郭玉峰最初担任业务组负责人，后来担任核心小组组长，他很快掌握了中组部的业务领导权。1969年4月，郭玉峰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九大”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他在大会上批判朱德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结束后，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他又一次发言丑化了朱德。

1975年，郭玉峰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批在“运动”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返回北京，涌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平反。据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人回忆，每天都有几十人在部机关门口排队等候上访，郭玉峰却对上访者冷若冰霜，对他们的诉求更是置之不理。

1977年，曾担任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舒同谈了话，但却拒绝见他。当舒同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最后舒同竟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舒同

在郭玉峰看来，这些老干部的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不能平反，只能“挂着”。

郭玉峰的冷漠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大楼的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最初只有一两张，后来越来越多。老同志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大字报的内容直指中组部的工作作风，批评这里变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10月7日，《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划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郭玉峰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十分恼火，他命令工作人员把大字报撕下来，并派人将这些大字报送往人民日报社，以发泄对《人民日报》的不满。郭玉峰认为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便派人将部分大字报送到胡耀邦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

胡耀邦看到这些大字报后，激动地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决定进行反击，并做了两件事：第一，组织人马，再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第二，建议《人民日报》把这些大字报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

胡耀邦

1977年10月，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反映郭玉峰的问题，并且把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50多位老同志写的大字报稿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要求报社代他们上报中央。《人民日报》搞了一个摘要，题目是《从中组部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同志的问题》。10月14日，《人民日报》负责人给耿飚写了一封信：“耿飚同志：中组部几位同志送来一批大字报底稿，要我们向中央反映。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请你阅后转送中央。”

耿飚收到信后，将摘要“转送华主席，叶、邓、李、汪副主席阅”，华国锋、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圈。10月17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郭玉峰同志的错误是不小的，建议调离中组部。”叶剑英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李先念也批道：“对郭玉峰同志意见多。”

邓小平

1977年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郭玉峰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易人，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郭玉峰被撤职后，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审查，随着康生的问题被陆续揭发，他的问题也被逐一定性。1983年，郭玉峰被开除党籍，按转业处理，组织安排他按师级待遇生活，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费。

2000年1月20日，郭玉峰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