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外卖在纽约被罚，互联网平台就不该“剥削”商家

文|新经济沸点 天一

从去年到今年初，监管部门数次对我国的三家外卖平台发起约谈，意在规范平台的不合规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巧合的是，相似的行为也在美国上演。

今年4月，熊猫外卖（hungry panda）和纽约政府达成处罚和解，共计罚款87.5万美元。成立于2017年的熊猫外卖“克隆”了中国外卖平台的模式，一直在海外运营，它的创始人刘科路为95后的中国安徽人。

针对这个案件，纽约市主管经济的华裔副市长Julie Su在发言中称，刘科路一直在系统性地剥削那些他口口声声说要帮助的人，刘曾宣称，他创办这个平台，是为了帮华人吃上正宗的中餐、消除语言障碍，并扶持移民商家，“被乱收额外费用的受害者，恰恰是这些华裔、亚裔移民小老板。”

肯辛顿是孟加拉裔人，她的父亲在纽约多年经营着一家餐馆，她代表众多的餐饮商户发言：“因为外卖平台存在欺诈行为，很多商家对这类合作都有着深深的焦虑和恐惧。”

那么，熊猫外卖究竟做了什么，能引发了商家如此的反感以及政府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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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万元达成和解

4月8日，经庭审后达成的和解协议显示，熊猫外卖需向纽约的380余家餐饮店赔付58万美元，向政府支付 29.4 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和费用。

政府的调查缘起于多家餐饮店的投诉，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 （DCWP）随后介入发现，平台违规并非孤立事件。

Julie Su透露，受影响的380多家餐厅中，绝大多数由华人或亚裔移民经营，由于语言障碍和人力限制，许多移民业者难以及时发现账单中的“猫腻”，平台因此有机可乘。

纽约市政府发布的官方声明显示：“熊猫外卖”在2022年至2024年间，通过多种隐蔽手段系统性违反纽约市第三方外送服务费上限法规，对超过380家餐厅非法超收费用，其中多数为华人或亚裔移民经营的小型餐馆。

在纽约，有一个专门针对外卖平台的法律——《第三方食品配送服务法》（Third-Party Food Delivery Service Laws），根据该法律，第三方外卖平台向餐厅收取的配送服务费不得超过15%，其他非配送服务费（如营销、推广等）上限为5%。

熊猫外卖并未严格遵守这一上限，而是采用多种“聪明”却违法的手段来变相超收，例如，将多项费用捆绑为单一收费项目，平台把原本分开列明的配送费、营销费、推广费等项目合并为一个模糊的“服务费”或“平台费”，捆绑的结果，使得餐厅难以分辨各项费用的真实构成和比例，客观上却规避了单项费用上限的监管。

熊猫外卖还频繁更改费用名，在不同账单周期或不同餐厅间，多次随意更改同意类型费用的名称和分类，这导致餐厅在查看账单时，难以追踪同一费用的历史变化，也无法有效比对是否符合合法上限。

最要命的是，熊猫外卖将非法超收伪装成“促销扣除”或“推广扣减”，表面上看似给餐厅“让利”，实际却掩盖了基础收费已超标的违规本质。这种伪装让超收费用看起来像是合法的促销调整，进一步迷惑了餐厅业主，尤其是不熟悉英文账单或法律细节的移民商家。在部分个案中，一家餐厅被多收取数千美元不合理费用。

熊猫外卖正是通过以上看似“聪明”的手段，规避法律监管，导致平台收费类目不透明，其针对商家的服务费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20%，进一步压榨商户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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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外卖是什么来头？

熊猫外卖的故事不算复杂。

创始人刘科路于2014年赴英国留学，他发现英国的主流外卖平台上中餐的供给率不到5%，页面全英文无配图，华人订餐只能打电话，等餐漫长且看不到定位。

在国内念本科时，刘科路就尝试过校园外卖创业，并未成功，到英国后，忽然发现这个市场空白点，便找了几个朋友，于2017年推出熊猫外卖。

也是在那前后，他回国找投资，但国内资本市场的外卖风口已过，投资人要找的是下一个抖音、美团、甚至是特斯拉，所以他辗转又回到英国，拿到了83North与Felix Capital500万英镑（≈44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有了资本的加持，熊猫外卖很快在英国站稳了脚跟，在1.3亿美元的D轮投资到账前后，熊猫外卖通过收购 EASI扩展到澳洲，2019年正式进军美国。

2024年12月，在接受晚点采访时，刘透露，其业务已在美国覆盖了35个城市，他表示，“所有在美国拓展业务的公司都会面临着50 多个州的税务、法务要求不一样，相当于面对将外卖平台开到 50 个国家的难题。”

熊猫外卖平台的团队90%为中国人，运营克隆了美团、饿了么的模式，落地时则需要50%的本土化策略，刘科路用国内市场作对比，“国内光沙县小吃就8.8万家，而在熊猫平台上的注册商家才十几万”，供需之间的失衡，导致国内外卖平台的话语权过大，但与国外商家合作，则需要相互配合，“我们给商家带来新订单，合理收费，同时还要尊重他们。”

但事实却是，刘科路所说的对商家的合理化收费，却更像是一种话术，它将对商家的压榨行为，以看似合理化的方式包装以逃避当地法律的监管。

话术表述得再好，也不能掩盖事件的实质。

此外，熊猫外卖也因骑手薪水问题被纽约市政府处罚。时间大约在今年1月，其被判向超过1000名骑手支付106.8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支付超过1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和费用。

据DCWP调查，熊猫外卖的主要违规发生在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月7日期间，未能按照纽约市法律要求向外卖骑手支付最低薪资标准，当时的最低薪资标准约为每小时17.96美元。

一个典型案例显示，熊猫外卖平台上某骑手的平均每周工作43小时，却仅获得每小时7.84美元的报酬，远低于当时的最低薪资要求，该骑手因此获得了1.3万美元的赔偿。

但刘在接受晚点采访时却明确表示，其平台上的骑手月收入能做到四五千美金，高于平台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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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剥削”商家，伤害了一堆民生产业

好在目前，除了纽约，在美国其他城市还没有曝出熊猫外卖被处罚的情形。当这件事传播到中国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那就是得到了中国网友的共情。

在某社交媒体上，一条转发数据仅为为几百的内容，评论却有上千条，“还是西药猛”“该罚，这次是监管该有的样子”“整个经营模式都涉嫌违法，怎么敢去海外卷”……

的确，熊猫外卖的创始人刘科路将本土模式复制到海外，体现了他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落地能力，然而，他模仿的范本——本土模式也在监管之下修修补补中。

例如，国内外卖平台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让商家莫名其妙地背上各种费用，就属于变相的剥削。表面看，平台对餐饮商家的抽成为20%，但实际上，在抽成之外，需要额外付给平台的收费项目繁多，例如营销活动费、配送补贴、给消费者的活动补贴等等，进一步摊薄线下商家的利润。

前段时间，央视就曝光了北京某外卖平台上卖18元的水饺，商家最后到账1.25元的案例，其背后，便是平台在不经商家同意的情况下，自动调价、减免等手段加持下的畸形产物。

除了餐饮业，互联网平台剥削的现象还渗透至酒店业、旅游业、机票业务、出行、家政服务、甚至连洗衣业务也卷入其中。

这里面反映了实体产业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博弈。起初，实体产业是互联网平台的“小甜甜”，在平台规模达成后，便开始用它的超级话语权，反向吞噬商家的利润，因为互联网平台掌握了实体商家两个致命的地方：一是经营收入由平台预收，另一个就是线上流量对线下生意越来越重要。

熊猫外卖给到国内最大的启示是需要更为清晰的立法，厘清互联网平台与实体商家的边界，约束平台的越界行为，甚至必要时对平台进行处罚，对实体产业进行保护。

我去过国外很多地方，新加坡和荷兰令人印象深刻，这两个国家的互联网经济都发展得很好，但他们都相当克制，实体经济同样欣欣向荣。

其实反过来想，很多实体产业与民生息息相关，也是互联网经济的根基，如果透支完了根基，互联网经济也成了无根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