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李苇子小说，呈现现实主义的摇曳与多姿

阅读李苇子的小说，犹如步入一座分岔很多的花园，主路是明显的，那就是他的“东北故事”，带有浓郁的粗犷之风和豁达境界。然而其他的作品，竟很难进行归类：它们之中，有的是明显的城市题材，有的已延伸至乡镇，而即使是城市题材小说，也在手法和腔调上有很大的不同。综合来看，李苇子的小说大体是现实主义的，然而在此基础之上多有形式的探索，也就有了摇曳之态和多彩之姿。

李苇子

短篇小说《关于幸福的马车》是李苇子早期的代表作。它以傻子大春的视角写小叔叔的情感纠葛，幸福的马车是存在于传说和大春想象中的乌有之物，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段又一段适合酣眠的午后时光。《关于幸福的马车》里有阁楼、蛙叫、阳光和慢时光，《支离破碎》则是觥筹交错、男欢女爱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叙事节奏也快得多。始终没有名字的“她”深陷无望的感情泥淖，巨大的悲哀和从始至终的绝望笼罩着小说。作家没有给我们以任何解答，有的只是生活情绪的宣泄，埋藏在每一个被打磨过的精巧文字之中。

接下来的《盛宴》采用了一种李苇子从未使用的“絮叨叙事”。“絮叨叙事”的主要特征是：“你说”和“他说”，故事是以一句又一句对话推进的，而且是被转译过的第三人称对话。这样的对话毫无美感可言，如果火候掌握不足，很容易沦为啰唆，导致整个小说叙事的崩盘。《盛宴》很好地掌握了这个度：把王甲作为故事主角，而非讲述故事的“我”。王甲正是在“我”的讲述下一步步完整丰满起来的，然而通过王甲的举动和话语，“我”却也一步步完整了起来，这是双向对视产生的效果。

沿着《盛宴》的路子前进，《台风将至》摆脱了饶舌般的絮叨，走向了深沉和悲剧美。当米老师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感受着来自世界的唯一一丝温暖被一则请柬卷走时，内心的风暴的涌动已远远超过了即将到来的自然风暴。更可怕的在于电话那头传来的噩耗——“妈病了，肝癌”，这是一张被定格了的画面，内外世界齐陷五雷轰顶之中。《台风将至》似乎想表达生活的荒诞——一位插班生赵小京的种种无赖行为，居然搅得米老师的生活天翻地覆。这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另一篇《红烧肉》讲述婚姻崩塌的故事，这崩塌看似是因那个叫郑鸿雁的女生对老师的穷追猛打，是赵云手中的助学金审批权力所致，然而这只是表面。实际上是老婆始终和赵云同床异梦，他们的婚姻一直在虚假的轨道上滑行，当事实呼啸而至才是梦醒时分。《红烧肉》更像一则“灰犀牛”事件。常态与非常态的界限，被李苇子打磨得如此模糊，又剖解得如此清晰。

《斑马窗帘》在形式上的探索有目共睹，然而如果把此后的和此前的小说通读一遍，会发现，正是《斑马窗帘》形成了一道叙事的分水岭。纤细浓烈的技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意象和精到的叙述，情节的安排相当合理，细节的剪裁也十分匀称。《斑马窗帘》是需要读好几遍才能完全懂的小说，这并非源于表达的艰涩，而是由于细节的隐匿、核心情节的隐藏，只因作家亦幻亦真、以假乱真的功夫了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了得。作为象征的斑马图案窗帘，注定是虚妄的代名词。故事发生在旅馆，一个小吃摊女老板和男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交易关系，这场交易注定难以成功。将故事线向前延伸，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欺骗与被欺骗的故事，辜负与被辜负的故事，没有对错，也无所谓惊心动魄。所有的残忍和诡计都藏在那斑马图案窗帘之后，后面是空的、假的。尽管主题十分隐晦，还是可以被找到；虽然田晓洁并不纯洁，但我们还是要为她的悲伤奉上默默的同情。由《斑马窗帘》始，李苇子城镇小说的独特标识终于得以形成。

李苇子小说集《归址》

离开小镇，李苇子再次向城市进发。《我们都是有理想的好青年》《我们去找段红梅吧》《两次遭遇》《崭新的世界》《虚岁四十》《大桥》这些作品，都不够成功。从这些迂回曲折、瑕疵不少的探索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把握现实的难度和作家的努力，尽管有些时候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当生活经验不充足时，技巧成为一种诱惑，诱惑青年作家使用它，甚至用它代替对新生活经验的吸取。这一策略在一定时间内是有用的，但过度使用技巧只会毁掉青年作家，直至使他自己被“精致”俘获而沦为“工匠”。李苇子能不能走出这个陷阱呢？这个时候，他又写了《剪辑》和《如梦令》。

这两篇小说聚焦直播、购房两大现象，表达他对网络化和城市化的思考。《剪辑》写一则校园意外事故，事故因直播而发生，发生后又被要求“剪辑”。于是，直播和剪辑成为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醉酒后的吴闯闯高空直播耍杂技，到底是受到什么驱使？从表面上看来是暴富心理使然，然而更深层次的是，他希望通过直播出人头地，许多不如他的人都“红”了，这已经关涉网络化社会下人的现代性表征。正因为他把“红”看得比命还重要，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但是，“红”真的比命还重要吗？显然不是。网络化社会中，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被模糊，直播的正当性超过其他，生命的重要性才被低估，这看似荒诞实则严肃。在写法上，剪辑既作为情节存在，又作为小说手法存在，小说的结构恰似被精心剪辑过；而对现代性的触碰，又是通过运用现代派技巧得以实现的。《剪辑》容纳了李苇子对当下时代的思考之总和。

《如梦令》以另一种色调呈现作家的思考，怎么读，它都像一幕悬疑剧。不论是“我”入睡时做的春梦，还是穿绿裙子的女人，抑或来自隔壁的微弱呼喊声，都有一种不真实感。唯一真实的是赵亚菲和罗杰关于“什么是家”的争吵，住房成为一代人从生到死的极致之痛。由于城市本身开放性与封闭性融为一体的特征，熟人社会环境下可以展开的家长里短叙事在此消遁，即使是比邻而居，即使是一位愿意深入生活的作家，也很难对原子化的城市个体做出具体而微的判断，那么只能寻求想象和虚构的帮助。《如梦令》借助悬疑小说的外壳，讲述一个沉重的现实主义话题，尽管这个话题的展开度还十分有限，但切开的那一角天地已足够令读者震惊。

在之后的《比邻而居》中，李苇子开始正面“强攻”城市。“强攻”的说法似乎与《比邻而居》的行文风格相龃龉，因为这是一篇散文化小说。没有他小说一贯的针脚细密、环环相扣，《比邻而居》更像人物素描画册，“小吴”“九折先生”“楼下男人”“楼上大姐”更像是一组人物散文。但这只是假象。如前所说，城市是既开放又封闭的，楼房里没有熟人，也没有家长里短，有的只是“熟悉的陌生人”，符号化了的人。城市小说的难度正在于此。如何写出身边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呢？对于楼房住户来说，只存在物理方位上的人，如楼上楼下，左边和右边，农村中所谓“街坊邻居”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邻居”，也存在流动性，并不固定。缘于此，《比邻而居》以“上下左右”构筑城市叙事中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如此方正很难称之为圈，也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毕竟做了有益的尝试。叙事上的完整性已经形成，读者心理和情感上的闭环则是更高的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作家向着更高维度进发。

迄今为止，李苇子最成熟的城市题材小说应该是《我该把你放在哪里？》。我不愿意把妻子秀琴描绘成充满心机的、隐忍的复仇者，因为如果是这样，偏瘫了的丈夫赵勇就失去了被鞭挞的价值，反而处于被同情的地位。我更愿意把秀琴想象成一位致力于维系婚姻的女性，她忍辱负重，即使背叛锥心也不愿使家庭分崩离析，她相信自己总能熬到丈夫歇心的那一天。丈夫偏瘫了，这虽然是一种被动停止，也算一种停止，搬到新小区更像是对丈夫过去情妇的一种示威，但是示威给谁看呢？过去已去，只能是给自己。夫妻间的心灵坚冰什么时候能消呢？又是以意外结束，给读者留下想象。第一次，汽车成为李苇子小说情节的密钥，这是因为他理解了现代性——书写现代性就不能把意象停留在现代之前，不能总是因旧意象审美感十足而囿于其中。作家和作品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赋予现代物象以美感，使其成为新的意象，这是十分迫切的事。《我该把你放在哪里？》有所尝试，但浅尝辄止，这方面可以向纳博科夫取取经。

可以这样想象：从《关于幸福的马车》到《我该把你放在哪里？》，有缓慢的迷人的夏日抒情曲，急速的浓墨重彩的现代油画，无厘头式喜剧，悲情的生活独幕剧，精致的舞台情景剧，火车上的心灵实验，动作片和滑稽剧，荒诞剧和悬疑电影，生活小品和现代歌舞剧……凡此种种，李苇子的小说形态是如此多样，更无法细究其中隐喻、象征、通感、景深、拼贴等手法的运用。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消解他小说的现实主义本质：《关于幸福的马车》是被藏匿着的现实，《支离破碎》是现实的倾泻，《盛宴》是现实的堆积，《斑马窗帘》是现实的砌合，《剪辑》《如梦令》则是虚拟与现实的杂糅。所有这些，只有穿过语言的迷宫才能找到。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