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谈”凭啥能和老舍、老向齐名 | 许储言

去年夏秋之交，与友人谈起从日军眼皮底下冒险抢救居延汉简的沈仲章先生。聊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沈先生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并获阅主任委员魏建功、何容为推行国语招才，致沈先生的若干信函。于是话题便自然转向了何容先生。

何容（上图，1903年6月1日―1990年7月5日），河北省深泽县人，原名何兆熊，字子祥，号谈易，笔名老谈，以何容之名行世，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散文韵文作家。文坛“幽默三老”（老舍、老谈、老向）早有所闻，如今又知老谈何容是沈仲章的好友，不免感叹世界之小。老谈幽默之风如何？自然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事也凑巧，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有本《何容文集》，便去借出。下面即从该书所收的何容文章中，选三篇各摘其中一两段，组成三则，试品老谈风趣，与读者一起遐思。

《无聊的空袭》

《无聊的空袭》原载《宇宙风》第120期，1942年8月25日出刊。大意是说日军对中国后方频繁的空袭，尽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与伤亡，却吓不倒坚决抗日的中国民众。以下摘选的是此篇的最后两段：

敌人懂得“废物利用”的道理，常把两三个月以前印出来卖不掉的汉奸报，成捆的带来往下丢，这倒也能造成一种“空袭余兴”，尤其是对于在山崖仰观空战的人们。敌人也常散发些字句欠通（也许在敌国文字里是很通）的传单，曾有一种小传单印着“太阳出来了，日机又来了……抗战真无聊”。抗战，在我国民众早已知道是牺牲一切来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是最严肃而最神圣的工作；在敌人则因为我们的抗战拖住了他的泥脚，使他无法在世界战争中投机取巧，趁火打劫，捡些便宜，因而着急，焦躁，苦闷，烦恼，而他却轻轻的拈出“无聊”二字来说明。然而他这传单毕竟收了效，我曾看见过一个小孩子，在拾起传单看过了又丢在稻田里之后，一边走，一边唱：“太阳出来了，敌机又来了，敌机真无聊！”

假如敌人还没明白“无聊”的“汉”义，希望他能从这首儿歌里领悟出来。不然，我们就明白告诉他：“像贵国空军这样的空袭，就叫作无聊！”

虽然文章内容宣传抗日，何文并没有空洞地喊喊口号，却以略带幽默的文笔与构思达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敌人的空袭所引起的反应是‘讨厌’和‘可恨’，决不是他所预期的‘可怕’。”（《无聊的空袭》）

说起民国文人中幽默的文风，自然想起林语堂，因为幽默二字是他的现代借译，并且《宇宙风》就是他创办的。何容的文风与幽默，和林语堂的不太相同。林与另一位幽默作家梁实秋，擅长勾画世态炎凉。而何容的文风似乎更近丰子恺，后者也一直是《宇宙风》的主要插图绘画人。何容这篇朴实无华、风趣横生的文章，如同一幅幅铅笔画，不禁让人猜想，当初此文是否配上了丰子恺的插画？

《听谣言的经验》

《听谣言的经验》原载《时兴潮》副刊3卷3期，1944年10月1日出刊。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何容先生的这篇短文读来很有现实意义。以下为此文的开篇两段：

我，同别人一样，很喜欢听谣言；因为既称为谣言，多少总有点儿新奇，听谣言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的要求，即使没有更多的好处。

但是，作为一个听谣者，我比有些朋友更有经验；因此我可以自夸比他们善于听谣。对于谣言，无论它是谁传给我的，也无论它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关于私人言行的，甚至关于我自身的利害的，我都是以欣赏的态度来姑妄听之，既不全信，也不不信，不像有些没有听谣言经验的朋友那么深信不疑，或绝对不信。

可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难得何容没有假装正人君子，而是大大方方地坦言，自己很喜欢听谣言。

谣言不仅可能充满了新奇的内容，而且也常能投听者所好，让你觉得谣言即便不是千真万确，却也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上当了。何文接着分析了谣言的来源、动机，与如何判断谣言是否可信，以及是否、如何传递谣言以进一步满足别的朋友的好奇之心。

想想以前谣言的传播，往往得靠一个人一个人的口口相传。这样的传播方式很容易让人知道这个谣言是谁告诉我的，而我又告诉谁了。而现在，互联网上有形形色色的谣言，还有所谓的“水军”，专门负责制造谣言。而听者（读者），只要愿意，轻轻点击，来一个转发或者喜欢，就可以不露声色地传谣了。也有所谓的“influencer”（“影响者”），其职业可能就近乎是职业传谣者了。

少数有定力的朋友采取把自己隔离开互联网的态度，所谓眼不见为净。没定力的也不必自卑。谣言既然存在，皆可采纳何容姑妄听之的态度，既不全信，也不不信。对所有顺耳或逆耳的谣言，尤其是顺耳的，不管来自何处，且抱三分怀疑的态度。倘若真感兴趣，也不妨独立深入地探究一下，或许就会水落石出。

《蜜蜂和蜂蜜》

《蜜蜂和蜂蜜》原载《中国语文》3卷1期，1958年7月出刊。何容先生的这篇短文提到了词组中词与词之间顺序的关系。以下摘自此篇第二段：

一句话里的词跟词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靠什么表示出来呢？在我们的语言文字里，主要是靠词的顺序。同样是两个词，依不同的顺序说出来或是写出来，两个词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合起来所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同。我们拿“蜂”跟“蜜”这两个词做例：说蜂蜜是说蜂酿的蜜，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说蜜蜂是说酿蜜的蜂，是一种会飞也会螫人的昆虫。

类似蜜蜂和蜂蜜这样的两组词，在何容另一篇相关的短文《药丸和丸药》中，还列举了更多，比如牛奶和奶牛，水井和井水，帆船和船帆，鱼池和池鱼，汤面和面汤等等。有趣的是，在这些例子中，调换两个字的顺序，产生的是意思不同但又相关的两个词。

苏州人常笑话无锡人说话，因为无锡话里有不少词都是倒置的。比如无锡人把转弯说成弯转，灯笼说成笼灯，尤其奇怪的是他们把月亮说成亮月。这里，相互倒置的两组词的意思没有不同，并不是无锡的亮月比苏州的月亮更亮更圆。其实，苏州话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苏州人和无锡人一样，不说喜欢只说欢喜。这一类的倒置或者说逆序词，在吴语、南方客家及闽、粤语中并不少见，是方言保留了古汉语的痕迹。

上面提到何容举的例子，是意思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词。那有没有倒置以后生成了意思不相干的词呢？当然也有，比如蛋皮和皮蛋。蛋皮是用鸡蛋摊成的薄皮，可以用来做蛋饺，也可以切成丝放在小菜、点心里。苏州早些年绿杨馄饨店的招牌点心叫作三丝馄饨，蛋皮丝便是那馄饨汤中的一味。至于皮蛋，大家都知道，就是那黑黑半透明的松花蛋，英语被翻译成千年蛋的东西。

花絮与尾声

《何容文集》由台湾的国语日报社出版于一九七五年，正值台湾光复三十周年。据该书编后记，也是何容先生在抗战胜利之际“来台湾担任推行国语的领导工作整整三十年”。编后记并述：“何先生发表过的文章，不仅是关于语文研究跟国语文教育的。他早年就是闻名的散文（富于风趣的）、韵文（通俗唱词和新诗）作家，曾用‘老谈’的笔名，跟老舍、老向鼎足同享盛誉。”

可惜这本文集限于篇幅，只收了何容在抗战时期发表的十六篇文章，其余六十篇即文集的主体是他在台湾发表的有关推行国语、论述语文及文法专业知识的文章。编后记说，编者手里还存有何容各个时期约两百篇以上的文章，希望“也许将来能陆续编成《何容文集》续集、三集、四集、五集，供大家研读欣赏”。可是，图书馆里并没发现“续集、三集、四集、五集”。读了何容给这本文集写的十分简短的自序，不免怀疑那个“将来”“也许”是编者的一厢情愿。何容自序开门见山：

我总这么想：写文章跟说话一样；说话，无论是自己要说，或是应别人的要求才说，总之是说过了就算了；要是写成文章呢，发表出来也就算了。话不必录音，文又何必重印。

我这个“想”法，也许不同凡“想”；我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儿矫情；其实不是，如果找个更适当的坏字眼儿来说，或许可以说是“自卑”。因为自己既不敢妄想“立言”，又没能创作出什么“文艺”；朽，是当然；“不朽”才是意外。印成“文存”也未必能存，那就由它朽去吧。

读来不禁莞尔。这样勇于白底黑字“立言”的自嘲，恐不多见。何容真的“没能创作出什么‘文艺’”吗？翻阅抗战时期十六篇中的散文、鼓词韵文、新诗，读来皆是别具一格的好作品。这些创作不算“文艺”吗？答案在何容1941年写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似可找到。此文同样开门见山：

对于文艺，我大概还只能说到爱好；至于写作，我从来，或者永远，不敢尝试，因为我知道自己写不了像别人写得那么好。就是加了“通俗”二字以表示并不“高级”的文艺，我也不敢轻于尝试，如果不是受了些刺激。

其实在抗战时期的《抗到底》半月刊等报刊上，何容发表了不少“读者（或听众）乐意看（或听）”（《我怎样写通俗文艺》）的通俗韵文唱词，如《汉奸定计害汉奸》《八仙捉妖》《夜取昌平》《战壕小调》《王得胜放步哨》《弃家从军》等篇章。文集内十六篇中的几篇鼓书韵文唱词，包括《日皇愁》和《收复涞源》，皆洋洋洒洒、朗朗上口，是好看好听的好文艺。

此文撰写告一段落之时，笔者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又发现了两本与何容有关的书籍：《何容这个人》与《通俗文艺五讲》。前者出版于1975年，由熟悉何容的四十多位海内外同事、学者各作一篇，以“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意，可作《何容文集》之佐读。《通俗文艺五讲》则是1939年由老舍、何容编辑，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收集了老向、纪彬、王泽民、老舍、何容五人自抗战以来讨论通俗文艺创作的文章。

这里，先和大家分享《何容这个人》中的一则小幽默，来结束本文，也算是对文首提到的老谈风趣的呼应：

读者可能熟知当初陈寅恪先生所出的人名对仗考题“孙行者”，“胡适之”之为妙答。孰知后来胡适先生在一个宴席上，也曾如此自出自答“胡适”人名对仗题目：“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容的大名，是不是可以对仗胡适呢？” （黄得时《何容这个人·妙哉！“胡适”对“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