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AI签证70%获批，创业者获10亿补贴低税

孟奇决定不再等了。生完二胎后，年过 35 岁的她面临一个倒计时：如果现在错过了 AI 创业的窗口期，这辈子就没法上车了。

从小到大，她一直活得像一个中产女性的模版——她毕业于人大，在宝洁历练，随后加入一家出海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大厂。十年间，她的业务版图从新加坡一国拓展至东南亚全境。但当她站在 35 岁的门槛上，看着国内同行们焦虑于“毕业”和“职场天花板”时，一种漫长的倦怠感攫取了她。

“我想到过在一家公司做十年，但是没有想到过在一个岗位上做十年。”孟奇告诉腾讯新闻《潜望》。

孟奇的困境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造富神话让位于降本增效。对于那些拖家带口、背负着沉重家庭责任的中年人来说，他们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如今眼睁睁看着一波又一波的硬科技浪潮，却似乎没有哪一波势能让他们能借力。

在距离北京 4000 公里外的新加坡，另一套关于 AI 创业的叙事正在展开。在这里，没有 35 岁的红线，没有必须融大钱才能开工的铁律，也没有纯技术精英对商业世界的绝对垄断。

在这里，中年人试图用他们积累了十年的商业嗅觉、人情世故和运营能力，向 AI 时代夺回人生的控制权。

在上一代互联网创业的叙事中，硬科技创业的起步往往很重：搭一个全明星的创始团队，找一个风口，写一份漂亮的商业计划书（BP），然后向 VC 融一笔大钱。雇人、买芯片、租高级写字楼，花钱的地方海了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级市场对于营收不做要求也没法做要求，所以“To VC”算是 AI 创业起步的安全模式。

古戈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清华毕业，曾为某知名高校教授和系主任，移居新加坡后为某全球头部芯片企业组建亚太区CTO office和亚太区实验室，后加入中国头部造车新势力担任首席专家，主管公司的技术规划和AGI技术委员会 。

带着这样一份闪亮的履历，古戈在筹备创业的第一年，依然保持着过往的商业惯性：整 BP，踩风口，见投资人。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走弯路了。“根本就不该把精力花在融钱上。”古戈总结道。

AI 时代的底层逻辑变了。当大模型和 AI Agent 补齐了技术的短板，过去需要极为昂贵的团队协作才能完成的代码开发，现在可以由创始人编排一组 AI Agent 独立完成。

古戈的商业模式，就是为传统企业提供 AI 定制化解决方案。中国的 AI 行业正处于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外溢阶段，用不传统的方式促进传统行业迭代，一开始就能带来健康的现金流。

他的第一个付费客户是他老同学的企业， 相互知根知底，所以放心把 AI 改造外包给他。“十多年没碰过代码了，现在创业又回到一线开始自己手搓代码。”古戈告诉腾讯新闻《潜望》。更让他骄傲的是，这家公司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赚钱。 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企业业务及流程如何和AI能力如何结合中 ，拿到商单后，再决定相匹配的技术方案和开发人员。

在上一代互联网创业中，人是昂贵的资产；而在 AI 时代，人成了最容易被替代的成本。古戈们发现，当 AI 抹平了技术的门槛，中年人积累了十年的商业嗅觉和人情世故，反而成了最深的护城河。

“我们做生意喜欢说蓝海和红海。在上一轮互联网创业，企业家在琢磨开发新需求，新市场；如今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我换个角度去拆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红海中，现有需求明确的市场中，用新技术来解决老问题？比如曾经的 SaaS 系统 ， 有了 AI Agent 之后如何快速相应迅速落地在需求审批，合规等内部流程中提升工作效率，企业需求旺盛。而且这种需求非常个性化，信任成本高，还需要快捷，需要很懂行业和管理的人来主导。”

他至今没有要投资人的钱，以极低的成本，自己掏钱跑通了业务闭环，建立了一家“一人公司”。 11月成立公司后的半年时间，他的”一人公司’已经在同时交付多个项目 。

如果说古戈代表了技术高管的转身，孟奇则证明了非技术背景的中年人，同样能在 AI 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刻板印象中，AI 行业是极客和代码的天下。但孟奇认为这种观点显然空洞。在 AI 企业的应用层，投融资、商务拓展、品牌公关、销售市场等岗位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稀缺。

前同事向孟奇抛来了橄榄枝，邀请她加入一家 AI 金融科技创业公司。这种基于过往职场经历建立的信任关系，让孟奇这样的“行业新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授权。但对于一个二胎妈妈来说，比跨界更现实的困难是：家务怎么办？

新加坡的社会支持系统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与国内一线城市动辄上万元且一阿姨难求的家政市场相比，新加坡拥有成熟且高性价比的女佣体系。受过专业培训的菲佣月薪约 700 新币（约合人民币 3500 元），而缅甸或印尼女佣的成本更低，约 500 新币（约合人民币 2500 元）。

“如果算账，孟奇发现养娃，新加坡甚至比国内一线城市成本要低很多。”入籍后，孩子可以就读公立学校，过硬的本地教育质量也减少了课外补习的需求。

后顾之忧被解决后，孟奇一头扎进了 AI 创业的大潮，负责公司的海外市场和商务拓展。她发现，自己过去十年在跨国公司和大厂积累的运营组织能力，在初创企业中形成了“降维打击”。

在新加坡做 AI 创业，拼的不仅仅是代码，更是商业落地能力。熟知企业运作、知道出问题该找谁、经历过市场周期起伏的中年人，拥有刚出校门的纯技术精英不可能迅速补齐的短板。

“与其你问我在 AI 创业中获得了什么，最大的感受是自己很无知。”孟奇说。但这种无知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边界的拓宽。她战胜了被时代抛弃的“AI 焦虑症”，没有成为随时等待从大厂毕业的牺牲品，也没有退守家庭成为面目模糊的“某某妈妈”。

新加坡的 AI 创业环境并非完美无缺。

多年来，新加坡的营商环境稳扎稳打，制度信任度极高，但这也意味着容错率极低。其法律法规体系以高度清晰和确定著称，在执行中几乎没有模糊空间，而 AI 创业本身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新加坡对违规行为容忍度极低，补救成本畸高。创业者不能犯错，哪怕是不小心搞错高管收入的税务申报，都可能触发企业品牌危机。例如，若企业中某位员工的履历“美化”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全公司所有工作准证被冻结，其他员工的续签也将面临极端严格的审查。因为怕出错，这里的热钱相对较少。

新加坡创新机构 SGInnovate 的报告显示，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新加坡新兴科技领域呈现出“融资策略收缩，公司生命周期稳定”的特征。在融资结构上，早期投资集中在种子轮，不少团队选择小规模、多轮次融资以延长现金流。由于新加坡本身人口少、市场小，中国创业者擅长的 ToC 业务缺乏想象空间，而 ToB 业务准入门槛高，这对外国创业者构成了巨大挑战。

整体而言，新加坡的 AI 创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法则。古戈将其形容为“务实和保守”。

这种看似不够激进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人才反向筛选的过程。在新加坡创业从来都不容易，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法律法规，将那些只想捞一笔快钱的投机者挡在了门外。因此，能留下来的人和业务相对靠谱，做生意的胜算也更大。

另一个特点是，政府的补贴和扶持并非一笔钱申请下来就结束了，往往需要企业按照比例进行一比一配资，以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经营。这种规范化管理使得企业能够稳步前进，整体环境趋向良性，也让优质创业者更有安全感。

如果将新加坡的 AI 产业政策与中美两国进行对比，这种“务实”的底色会更加清晰。

在中国，AI 创业的叙事往往是宏大且资本密集的。202 5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纷纷设立百亿级的产业引导基金。这些资金更多流向了底层大模型研发和头部企业，对于应用层的初创公司而言，依然需要依赖风险投资的输血。这种“To VC”的模式，要求创业者必须描绘出指数级增长的蓝图，容错率极低。

而在美国，AI 创新的引擎主要由科技巨头和顶尖学术机构驱动。虽然美国政府通过《芯片法案》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对于外国创业者而言，最大的门槛在于签证。H-1B 工作签证需要抽签，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无名额限制的 O-1 签证则要求申请人具备“杰出能力”，门槛极高。这使得许多在美国留学的优秀 AI 人才，在毕业后不得不依附于大厂，难以独立创业。

相比之下，新加坡走的是一条“小步快跑”的实用主义路线。根据新加坡《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2.0》，政府计划在 2025 至 2030 年间投入超过 10 亿新元（约合 50 亿人民币）用于 AI 研发。这笔钱与中美相比并不算多，但其分配方式却极具针对性。例如，针对首次创业者的 Startup SG Founder 计划，提供高达 5 万新元的配对资助；而针对深科技概念验证的 Startup SG Tech 计划，最高可提供 50 万新元的资助，且资助比例高达 70%。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创业准证（EntrePass）为外国创业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24 年该签证的申请量增长了 35%，整体批准率维持在 65% 至 70% 之间。

孟奇也深有体会。她所在的初创企业可以申请解决十个工作签证，技术团队得以迅速搭建起来。目前新加坡工作签证的审核非常严格，高薪岗位明确要求优先本国公民。外国人要拿到工作签证，不仅需要满足基本收入的最低要求（至少 6000 新币，实际往往需达到 1 万新币），还需要通过综合打分，并受限于行业配额。这种在政策上的优待，协助初创企业快速解决工作签证并搭建团队，比直接给钱的帮助更大、更及时。

对于中年人来说，出海创业往往面临一个死局：父母怎么办？

很多人在海外兜兜转转，最终因为无法兼顾老人的生活而不得不退守国内。但卡尔发现，新加坡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这里地方小、公共交通发达，且普及普通话和简体字，父母可以毫无障碍地自己出门散步、购物，甚至建立起本地的社会关系。

Carl 曾是某顶尖出行创业公司的中国早期员工，后在国内出行巨头出任高管。2023 年，他在新加坡注册了一家公司，提供“Cloud CTO”服务。

在跑通了 B 端业务的闭环后，卡尔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层的使命召唤。他计划 All in C 端业务，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推动技术民主化。

在国内的职业生涯中， Carl 已经拿到了世俗意义上的“大结果”。但每次回国出差，他都能感受到那种“无意义的内卷”。他希望将自己的 AI 资源和商业经验，深入到普通人细致化的生活场景中。

“我希望 AI 不仅仅能跳舞、帮程序员写代码，还可以通过拍照整理家里的药盒，帮我制作药品清单和注意事项。”卡尔举例说，如果 AI 能为怀孕的朋友提供情绪价值，分析产检报告，提醒打疫苗和规划时间，这才是 AI 真正应该做的事。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新加坡允许外国人百分之百持股，这使得企业注册流程便捷不少，创业者不需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找当地人合伙，从而避免了被坑或延误入场时间。更让卡尔感叹的是新加坡的低税率。近期他刚好在报税，发现 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 等产生的费用都可以参与抵税。整体算下来，个人所得税不到 6%，这个数字确实令人震撼。相比之下，和他情况差不多的朋友，在国内的税率可能高达 30%-40%。过往几年，他给公司报税时，亏损无需缴税，盈利情况下的整体营业税负也仅在 15%-17% 之间，这对创业者极具吸引力。

在这样一个不卷、注重商誉、劣币无法驱逐良币的商业社会里， Carl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作为一个领导二十余人团队的四十岁创业者，他每 周 雷打不动地去艺术院系学习画画一小时，包括写生素描和珠宝设计。

新加坡的环境仿佛赋予了他一个“结界”，让他得以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AI 叙事”。他不希望 AI 成为少数权势者的专属资源，而普通人只能被算法控制。

“今年和过往不一样，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辉煌年代，群星璀璨，正当壮年的我们该如何选择？” Carl 说。他希望自己的创业能超越金钱回报，回馈世界，也增加自己人生的丰富性。

然而 ， 并非所有人的 AI 创业 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AI 创业一年后，孟奇提出了离职。她离开的原因是觉得公司决策层战略摇摆，错过了宝贵的商业机会。在 AI 领域，很多机会都有短暂的时间窗口，错过了便不再重来。离职后，她选择加入某家世界 500 强老牌外企 。 现在，孟奇所在的团队专门服务中国出海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