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那时候，五一刚过，山上的风就软了。我们放了学，书包往炕上一甩，抓起自制的工具就往山前崖跑。筷子从中间劈开，两片木头夹角的顶端削得尖尖的，根部用铁丝扎紧，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武器了。再揣上一个空塑料瓶，瓶子是向大人讨来的，装过酱油或醋，还带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这气味混着山坡上泥土的腥甜，就成了童年的味道。
山前崖向阳，石头多。我们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掀。石头底下常常是潮湿的，有时趴着潮虫，有时窜出一只惊慌的蜈蚣，偶尔还会碰到蛇蜕下的皮，薄薄的，透明得像一层梦。但我们最想见的，是蝎子。
它们刚刚结束冬眠，身子还带着些慵懒，蜷在石头底下的凹坑里，一动不动，像是还没从漫长的睡眠中完全醒来。大的叫“老母”，身子黑亮，钳子粗壮，尾巴上的毒针弯弯地翘着；中等的是“噶大变”，算是少年；小的叫“蝎虎尼”，嫩嫩的，近乎透明，像是还没长成。
发现了蝎子，是要屏住呼吸的。用那两片削尖的筷子轻轻压住它，另一只手赶紧把塑料瓶口凑过去。蝎子挣扎着，尾巴乱甩，但筷子夹得恰到好处，它使不上劲，只好乖乖地滑进瓶子里。要是掀到“老母”，那可真要欢呼起来，声音能从山前崖传到山后崖去；掀到“噶大变”，也高兴，但不会叫得那么响；至于“蝎虎尼”，我们通常只是看看，然后放回石头底下，太小了，让它再长长吧。
被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掀开一块大石头，底下卧着一只“老母”，又大又黑，我太心急了，下手重了些，筷子还没压稳，它尾巴一甩，毒针就扎进了我的食指。那种疼，真是钻心，像是有人拿烧红的铁丝往骨头里捅。
我疼得直跳，眼泪哗哗地流。同伴们围过来，有的去寻一种叫“蝎子草”的草药，嚼碎了敷在我的手指上；有的拉着我往山下跑，说要去卫生室。草药敷上去，凉丝丝的，疼就减了几分。卫生室的赤脚医生会给我们抹点紫药水，包上纱布，叮嘱几句。第二天，手指还肿着，但我们又上山了，掀蝎子这事，是戒不掉的。
村里收蝎子的人隔几天就来一趟。骑一辆破自行车，后座上绑两个竹篓。“老母”五毛，“噶大变”三毛，“蝎虎尼”不要。要是攒多了论斤卖，一斤能卖三百多块，那得是掀蝎子的好手才行。我们把攒了好几天的蝎子倒进收蝎人带来的铁盆里，他一只一只地数，我们蹲在旁边盯着，生怕他数漏了。
接过钱的时候，手心是热的。那钱，多半是买笔、买本子，偶尔也会奢侈一下，买根冰棍，或者几块水果糖。有时候攒得多，还能交学费。我记得有一年开学，就是靠掀蝎子凑够了学费。母亲接过钱的时候，眼圈红红的，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后来，我读到高中，村里有人从外面带回来一种红外线灯。夜里打开灯，往山坡上一照，蝎子的身体在紫光下发出荧荧的绿光，远远地就能看见。照蝎子比掀蝎子容易多了，一晚上能捉好几十只。村里人蜂拥而上，山坡上到处是晃晃悠悠的紫光。蝎子一年比一年少，到后来，一整晚也照不到几只了。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离开了故乡。毕业后在城里工作，一年回不去几次。前些日子回去，特意去山前崖看了看。山坡上的石头还在，但掀开来看，底下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潮虫，没有蜈蚣，连蛇蜕都没有了。田地荒着，长满了野草。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里，只剩些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我问一个老人，现在还有人掀蝎子吗？他摇摇头，说：“哪还有蝎子哟。”
我站在山前崖上，风还是软的，吹在脸上，像多年前一样。山坡对面，是层层叠叠的远山，朦朦胧胧的，像是罩着一层雾。我想起那些年，一群孩子满山跑，掀开石头时的惊喜，被蜇时的哭喊，卖蝎子时的欢欣，那些日子，真真切切地过去了，像山间的风，吹过了，就不再回来。
可是，那些日子又仿佛还在。它们在记忆里亮着，像萤火虫的光，微弱，却不肯熄灭。我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离开故乡，去往更远的地方。故乡会老，山坡会荒，蝎子会消失，但掀开石头那一瞬间的心跳，会一直在。
这就是活着吧。得到一些，失去一些；记住一些，遗忘一些。而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了，却永远放不下，也回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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