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社会

已停止了自我质疑

作者丨齐格蒙特·鲍曼

我们生活的社会出了问题——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说道——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已停止了自我质疑。

这是一种不再承认任何替代可能性的社会，因而觉得没有义务去检视、展示、证明（遑论证实）其公开与潜在假设的有效性。这个社会并未压制批判性思想本身，也未曾让成员畏惧表达异议。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将现实批判、对“现状”的不满，变成了每个社会成员生活中既不可避免又义不容辞的部分。我们全都参与到“生活政治”之中——作为“反思性存在”（reflexive beings，亦可译为“自反性存在”）的我们，随时紧盯自己的一举一动，但对其结果却鲜少感到满意。然而这种反思始终未能触及将我们的行动与结果相连、并决定结果如何的根本条件。我们天生具有批判倾向，但我们的批判软弱无力，无法影响为我们的“生活政治”抉择所设定的议程。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多年前所警示的，当我们的社会赋予成员前所未有的自由时，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有时，人们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当代社会（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抑或如乌尔里希·贝克近来提出的“第二现代性”社会）不能接纳批判。然而，这种观点由于假定“接纳”（hospitality）本身的含义是不变的，因此似乎误解了持续变革的本质。关键在于，当代社会实际上赋予了“接纳批判”全新的内涵，并发明了一种方式，既能容纳批判性思想与行动，又能使自身免受这种容纳带来的影响，同时在开放政策的考验和审判中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不妨将当代现代社会特有的“接纳批判”比作露营地的运作模式。这片场地向所有拥有房车且支付得起租金的人开放。客人来来往往，没有人对场地如何运营太感兴趣，只要他们分到了足够停车的空地，电源插座和水龙头运转良好，附近的房车乘客不会太吵闹，且在晚上十点后调低他们的便携式音响和电视音量就行。驾驶者们带着自己拖在车后的家，里面配备了短期停留所需的一切设备。每位驾驶者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行程安排，他们向场地管理者要求的，无非是别打扰、不干涉；作为交换，他们承诺遵守场地规则并支付费用。他们付钱，他们也提出要求。在主张各行其道的权利和要求获得所承诺的服务时，他们往往态度坚决。有时，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好的服务；如果他们敢言、据理力争且意志坚定，甚至可能获得满足。如果他们感觉自己吃亏了，或者发现管理者的承诺没有兑现，露营者可能会抱怨并要求应得的东西——但他们绝不会想到去质疑并重新协商场地的管理理念。他们至多在心中暗下决心永不再光顾，也不会推荐给朋友使用。他们离开后，按照自己的行程继续前进，这个营地依然大体如故——不受过往露营者的影响，静候下一位来客——不过，如果某些投诉反复出现，提供的服务可能会进行调整，以防将来再出现类似的不满。

就“接纳批判”而言，我们的社会遵循着露营地的模式——而在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塑造“批判理论”的时代，则遵循的是另一个模式，即共享家宅（shared household）的模式，有其规范和规则、职责分配与监督执行——在这个模式中，批判的理念被铭刻其中，这并非毫无道理。虽然我们的社会以露营地接纳房车主人的方式对批判表示接纳，但它明确而坚定地不接纳批判理论奠基者们所设想并针对其提出理论的那种批判模式。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消费者式批判”已取代了“生产者式批判”。这种重大的转变，不能仅仅归因于公众情绪的变化、社会改革热情的减弱、对共同福祉和美好社会图景兴趣的消退、政治参与热情的下降，或享乐主义与“自我优先”情绪的兴起——尽管所有这些现象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这种转变的根源更深；它们植根于公共空间的深刻转型，更一般地说，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运作及其自我存续的方式。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作为经典批判理论之靶向和认知框架的那种现代性，如今回望，显得如此“沉重”，与当代“轻盈”的现代性判然有别；更确切地说，是“固态的”，而非“液态的”或“液化的”；是“凝聚的”，而非“毛细的”；最终是“系统性的”，而非“网络式的”。

那种现代性潜藏着极权主义的倾向；强制同质化的极权社会，始终作为其终极目标而浮现于地平线上，如同无法根除的威胁或永不消散的幽灵。它是偶然性、多样性、模糊性、叛逆性与独特性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执意要将它们彻底消灭；归根结底，自由与自治注定成为这场征伐的首要牺牲品。那种现代性的核心图腾，包括：福特主义工厂——将人类活动简化为机械重复且基本上预设好的操作，要求人们不假思索地遵循，既无需调动心智，亦禁止任何自发性和个体能动性；科层机器——其内在逻辑酷似马克斯·韦伯的理想模型，官员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纽带，在踏入大门时便与礼帽、雨伞、外套一同寄存于衣帽间，唯余规章条文主导他们在组织里的行为；全景敞视监狱——瞭望塔中的监视者永不倦怠，囚徒无从指望其片刻疏忽；老大哥——他从不瞌睡，动作向来高效迅速，时刻准备奖赏忠仆、严惩异端；最后，则是集中营（后来，还有古拉格这个现代魔鬼的反万神殿）——在此处，人类可塑性的极限被置于实验室条件下检验，而那些被判定为“不可塑造者”则被送进毒气室与奥斯维辛焚尸炉。

如今回望，我们或可断言：批判理论的目标，在于化解、中和乃至彻底消除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被预设为社会肌体中根深蒂固且长久存在的顽疾。捍卫人类的自主权以及选择和自我主张的自由，正是批判理论的首要目标。恰如早期好莱坞情节剧惯于将恋人重逢、缔结婚约的时刻视为戏剧的终点，并宣告“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开端；就像这种桥段一样，早期批判理论认为，将个体自由从极权主义永不餍足的同质化与均质化欲望的铁腕中挣脱——或曰让个体逃出“铁笼”——即是解放事业的终极任务，亦是人类苦难的终结。批判正是为此目标服务；除此之外，无需再得陇望蜀，眺望目标达成之后的景象。

乔治·奥威尔的《1984》问世时，曾是时代恐惧和忧虑的权威目录，此类忧惧困扰着“沉重”阶段的现代性；一旦投射至对当下困境与苦难根源的诊断，此类忧惧便设定了这个时代解放计划的视域。当真实的1984年来临，奥威尔的预言如预期般重返公共辩论，并（或许是最后一次）得到彻底宣泄。同样不出所料，多数作家磨利笔锋，试图厘清奥威尔预言的虚实真伪——随着时间的消逝，奥威尔的言辞变成了现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便人类文化史上最不朽的丰碑，譬如图坦卡蒙、维米尔、毕加索和莫奈，也难逃周期性回收的命运：它们因周年纪念或回顾性展览短暂引起公众关注，而当展览结束之后，又从公众视野与思想中消失。“奥威尔事件”亦无不同。即便如此，《1984》纪念活动的短暂，所引发兴趣的温暾与快速冷淡，以及媒体喧嚣过后，奥威尔的这部杰作迅速陷入遗忘的速度——所有这一切仍不免令人驻足深思：毕竟此书曾经作为公共恐惧、不祥预感与噩梦的最权威目录长达数十年（且距今未远），为何其短暂的复燃仅激起转瞬即逝的关注？唯一合理的解释是：1984年讨论此书的那些人，对其主题并不感兴趣，因他们无法再从奥威尔的敌托邦（dystopia，又译反乌托邦）中辨认自身的苦痛与挣扎。该书在公共讨论中的昙花一现，其地位介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与诺查丹玛斯预言之间。

↑《1984》剧照

多年来，奥威尔笔下的敌托邦，如同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揭示的启蒙辩证法中的阴暗可能、边沁/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监狱，抑或是极权主义的周期性回潮一样，也被认为跟“现代性”的理念有关。无怪乎，当新型恐惧——一种全然不同于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迫近与自由丧失的恐怖——浮出水面并强势侵入公共辩论时，许多观察者便急不可待地宣告“现代性的终结”（更有甚者则大胆断言历史本身的终结，宣称历史已抵达终极目的，使自由——至少是消费者选择所体现的自由——摆脱了一切未来威胁）。然而，套用马克·吐温的话说，现代性寿终正寝的消息实属夸大其词：铺天盖地的讣告，丝毫不能改变讣告的日子还是提前了的事实。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们（或奥威尔式敌托邦）所诊断与审判的那种社会形态，似乎不过是现代社会可能呈现的诸多形态之一。此种社会形态的式微，并不能预示现代性的终结，亦非人类苦难终结的序曲。最根本的是，这绝不意味着批判作为思想任务与志业的终结——更谈不上使这种批判沦为多余。

进入21世纪的社会，其“现代”程度丝毫不亚于进入20世纪的那个社会；充其量只能说，它以一种稍显不同的方式呈现着现代性。使其成为现代的特质，正是现代性区别于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共存形式之处：不由自主、无可救药、连续不断、无法停歇的现代化，压倒性的且根深蒂固的创造性破坏（或曰破坏性的创造，视情况而定：即为了“新的、更好的”设计而“清理场地”；为了更高的生产力或竞争力而“拆除”“削减”“淘汰”“精简”）的冲动。正如戈特霍尔德·莱辛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在现代时期肇始之际，我们便从神创、天启与永恒诅咒的信仰中解放了出来；随着此类信仰的清除，我们人类如今“一切靠自己”——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自身继承或后天习得的禀赋、胆量、毅力和决心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改进与自我改进。并且，凡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都能被人类所毁灭。成为现代人，意味着永不止息，不再有片刻驻足。我们前行，必须不断前行，这与其说是像马克斯·韦伯所暗示的那样缘于“延迟满足”，不如说是源于获得满足的不可能性：满足的地平线，即努力的终结与安逸的自得状态，总是比最快的奔跑者消失得更快。圆满总是在未来才能实现，而一旦目标达成，它们便失去了吸引力和满足的潜力。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要永不停息地超越自己，处于一种持续的超越状态；成为现代人，也意味着拥有一种只能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而存在的身份认同。就此而言，我们祖辈的困境与我们自身的困境并无太大区别。然而，两大特征使得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现代性形态——新颖且不同。

第一个特征，是现代早期幻象的破灭与衰落：即我们前行之路存在终点——一个将于明日、明年或下个千年达成的完美境界——的幻象。这种完美境界的幻象，可能是美好社会、公正社会，或是没有冲突的社会，其中的景象无非是：供需稳定平衡，所有需求皆获满足；秩序尽善尽美，万物归位，各得其所；万事澄澈透明，全然洞悉；彻底掌控未来，摆脱了偶然性、争议性、暧昧性，规避了人类行为一切不可预见的结果。

第二个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现代化任务与职责的去管制化与私有化。既往曾被视为摆在人类理性面前的任务，作为人类物种集体禀赋与共同财产而存在的事务，如今已被分割为碎片——“个体化”了，交由个体的胆识与毅力来承担——最终没入了个体管理的资源。尽管通过全社会整体立法推动改进（或者说，在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理念尚未彻底消亡，但重心已决定性地转向个体的自我主张。这一重大转向，深刻体现在伦理/政治话语从“公正社会”向“人权”的嬗变：即个体有权保持差异，并自由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与生活方式。

原初的现代性头重脚轻，政府金库保管着巨额资金，“纳税人的口袋”里面则只有小额零钱。不同于此，当今的现代性，上层是轻盈的，代价则是将持续现代化的重担主要压在了中层和底层民众的肩上。“不能再指望社会的救赎”，新商业精神代言人彼得·德鲁克这句名言如此宣告；“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宣言则更为直白。不必再回头看，也不必向上看；向内看吧，看看你自身的精明、意志和力量在哪儿。不再有“老大哥在看着你”；如今，你的任务变成了盯着那些老大哥老大姐，仔细地、热切地观察他们，希望从中找到可循的模式，获得应对自身问题的指引——这些问题如同他们的问题，需要个体来应对，也只能靠个体来应对。不再有伟大的领袖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在个体构成的世界里，只有其他个体，你唯有从其他个体身上学习如何经营自己人生事业的范例，并为你选择相信此范例而非彼范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如今，我们全都是个体了；然而，这并非出于选择，而是势所必然。我们是法理上的（de jure）个体，这跟我们是不是事实上的（de facto）个体全然无关：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主张，以及在完成以上三项任务时所需的一切行动上的自给自足，全都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项职责并非出于设计，而是默认的结果：简言之，没有其他机构会为我们代劳）——无论我们是否拥有完成这项新职责所需的资源。我们当中许多人，在还未真正成为个体的时候，就已被“个体化”了；而更多的人则满腹狐疑，认为自己并非真正的个体，不足以直面个体化带来的后果。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令人心酸地指出的——个体化意味着“专家们将他们的矛盾与冲突倾倒在个体脚下，只留下一份恳切的邀请，要求个体基于自己的判断去批判性地处理这一切”。结果，我们绝大多数人被迫寻求“在人生层面解决系统性矛盾”。

现代化的冲动，无论表现形式如何，都意味着对现实的强迫性批判。这种冲动的私有化，意味着强迫性的自我批判（compulsive self-critique）：作为法理意义上的个体，意味着没有别人能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唯有将自身的挫败归因于自己的懒惰和懈怠，除了加倍努力，别无他法。成天活在自我谴责和自我厌弃的风险中，并非易事，这会不断滋生“不安全”的痛苦体验。目光聚焦于个人的表现时，也就从社会空间移开——而个体存在的矛盾，正是在此由集体生产出来的——世人自然倾向于简化自身困境的复杂性。并非他们觉得“人生层面的解决方案”繁重累赘：实因根本就没有“系统性矛盾的人生层面的解决方案”！因此，解决方案的缺乏要靠想象来补偿。但无论虚实，所有“解决方案”至少需符合任务和责任的“个体化”逻辑才显得合理可行。于是，一个需求应运而生：惊恐的个体需要个体挂钩，以供他们集体悬挂自己的个体恐惧，哪怕是片刻也行。我们的时代正是替罪羊——无论是私生活混乱的政客，是从穷街陋巷涌出的罪犯，还是“我们中间的外来者”——的吉时。这是我们时代的图景：专利锁具、防盗警报、铁丝藩篱、“邻里守望”与私刑团伙并行，小报记者以“调查”之名捕捞阴谋论，填塞空洞的公共空间，炮制新一轮“道德恐慌”的借口，以此释放郁积的恐惧与愤怒。

在“法理上的个体”的困境与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个体”的机会之间，有着越发巨大的鸿沟：倘要成为“事实上的个体”，他们就需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作出他们真正期盼的选择。正是从这道深不可测的鸿沟，释放出至毒瘴气，污染了当代个体的生活。这道鸿沟绝非仅凭个体努力就能填平：它无法依靠“生活政治”所能提供的手段和资源来弥合。跨越这道鸿沟，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道鸿沟的出现与扩大，恰恰源于公共空间——尤其是公私交融的中介场所“市集”——的日益空洞化。在公共领域中，个人的“生活政治”遇到大写的政治，将私人困境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通过协商达成解决私人疾苦的公共方案。

局势已然转变；批判理论的任务已经颠倒了过来。昔日，批判理论守护的是面临公共领域进犯的私人自主性——彼时，私人领域几乎全然为无所不能的非人格化国家及其盘根错节的官僚触手（或小型复制体）所统摄。而今，批判理论捍卫的是日益消逝的公共场域，更准确地说，是在重构因双向逃离而加速空洞化的公共空间：“热心”公民退出，真正的权力悄然出逃至新领域。纵览现存民主制度之所能及，这个新领域只堪称之为外太空般遥不可及的存在。

“公共空间”执意殖民“私人领域”这一论断，已不再成立。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正是私人领域在侵占公共空间，将无法完全彻底转译为私人利益与追求的话语体系的一切事物排挤和驱逐殆尽。早在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个体是公民最大的敌人。当他/她反复被告知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时，个体就鲜有理由将“主题相关性”（topical relevancy）[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语]赋予任何无法并入自我和无法用自我能力处置的事物；而具备这种理由并据此行事，恰恰是公民的标志。

对个体而言，公共空间不过是一块巨型屏幕，私人的忧虑投射其上，在放大过程中，仍然还是私人问题：公共空间，正是公开忏悔私人秘密和亲密关系的场所。世人每日在这片公共空间巡游后归来，其法理意义上的个体性得到强化，并确信自己独自处理生活事务的方式——伴随着他们特有的磕绊与（但愿是暂时的）挫败——正是其他“同类个体”的所作所为。

至于权力——离开街道与市场，远离集会大厅与议会机构、地方及国家政府，超出了公民的掌控，遁入电子网络的治外之地。如今，权力的战略原则就是逃离、规避、脱钩与隐匿。试图预判其动向并预测其行动带来的意外后果（遑论避免其中的不利影响），其实际效果，堪比“防止天气变化联盟”一样徒劳无功。

因此，公共空间日益缺乏公共议题的踪影。公共空间已无法履行昔日作为私人困扰与公共议题对话交流的场所的职能。在个体化压力的持续作用下，作为压力承受者的个体，正逐渐但持续地被剥去公民身份这层防护甲胄，他们的公民技能与权益也被剥夺了。结果就是，法理上的个体转化为事实上的个体——即一个能够掌控真正的自我决定所不可或缺的资源的人——这一前景，正变得愈加渺茫。

法理上的个体，若不首先成为公民，就无法转变为事实上的个体。没有自治的社会，就不存在自主的个体；而社会的自治需要经过慎重而仔细协商的自我构建——这种构建只能由其成员共同完成。“社会”与个体自主始终保持着暧昧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敌人，又同时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在这段注定自相矛盾的关系里，随着现代史的演进，威胁和机遇的相对比例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与其说社会是敌人，不如说它是个体——在将法理地位重塑为真正的自主与自我主张能力的徒劳挣扎中——迫切需求却又严重缺失的条件。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这正是设定当今批判理论——乃至一般的社会批判——任务的困境所在。形式个体化的混合，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分离，这两者带来的撕扯和断裂需要重新黏合和联结起来，这正是批判理论归根结底的任务。换言之，就是要重新设计并充实如今基本空置的公共领域——个体与集体、私利与公益相遇、辩论与协商的场所。如果说批判理论以前的目标——人类解放——在今天仍有意义，那么，意义就在于弥合“法理上的个体”的现实与“事实上的个体”的前景之间裂开的深渊。而唯有重新习得被遗忘的公民技能、重新掌握丢失的公民工具的个体，才是能够胜任搭建这座特殊桥梁的人。

齐格蒙特·鲍曼｜著，成伯清&谢德霖｜译

文章仅用于分享交流不作商业用途

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新书

鲍曼

《个体化社会》

↓点击订购↓

鲍曼对个体化命运的深度剖析

献给所有孤独奋斗者的清醒剂

听哲学独家资源

↓文史哲福利群↓

上图扫码回复：福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