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石屋还在。说是石屋,其实不过是一堆乱石,勉强围出一个院落的形状,屋顶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梁木斜斜地搭着。院墙也塌了大半,碎石散落在草丛里,被野草缠着,缠得紧紧的,像是再也不想分开的样子。我站在这些石头面前,忽然觉得它们也老了。石头也会老么?我不知道。只是它们卧在草丛里的姿态,确实像极了村子里那些晒日头的老人,沉默的,安详的,又带着些许无可奈何的意味。
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们放了学,把书包往石屋的窗台上一搁,就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跑。羊是认得路的,走在前头,我们跟在后面,手里扬着鞭子,却并不真打,只是让它在空中脆脆地响一声,惊起几只蚱蜢。石屋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在院子里摔跤,在石缝里找蝎子,在坍塌的屋梁上练平衡。有时候玩累了,就并排躺在最大的那块青石板上,看天上的云。那云走得真慢啊,慢得好像一辈子也飘不出这一小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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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盼的还是秋天。三棵柿子树就在石屋东边不远,一字排开,不知是哪一辈人种的。到了深秋,叶子落尽了,满树都是红彤彤的柿子,像挂着无数盏小灯笼。我们脱了鞋,赤着脚往树上爬。树皮粗糙得很,硌得脚心生疼,可谁在乎呢?摘到熟透了的,软软的,轻轻一吸,蜜一样的汁水就甜到心里去了。那时候我们都说,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柿子。现在想来,倒不是柿子有多好,是那时候的好,好得简单,好得彻底。
后来呢?后来我们都长大了。长大的标志,大概就是从“考高中”开始,心里便有了事。那些事像石头,一块一块地往心里堆,堆得多了,走路就沉了。再后来是考大学,是找工作,是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挤来挤去。偶尔回老家,总要去石屋看看,可每次去,都觉得山坡又荒了一些。年轻人都走了,去了济南,去了青岛,去了更远的北京上海。地没人种,草就疯长。草一长,路就没了。路一没,就连放羊的人也没有了。
只有那三棵柿子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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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像是忘了季节,又像是把季节记得太牢。每到秋天,还是结满树的柿子,红彤彤的,在空旷的山坡上格外扎眼。可是再没有人来摘了。熟透的柿子落在地上,砸成一摊金红的泥,引来些蚂蚁和蜂子。我站在树下,仰头看那些够不着的柿子,忽然觉得它们像极了一些话,一些想说说不出,想说也没人听的话。树替我们说了,说了整整一个秋天,可风一吹,就散了。
我开始想,也许这就是成长的意思。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是我们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注定是要荒芜的,就像这山坡,这石屋,这些柿子树。它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在着。我们也在,在远离它们的地方,在各自的城市里,在生活的重压下,小心翼翼地活着。
临走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正好落在树梢上,把那些柿子照得透亮。远远望去,整棵树都在发光。我忽然觉得,那光不是从天上照下来的,是从树自己身上长出来的。就像我们心里那些好的东西,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单纯的美好,并没有真的消失。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到最底下,在最暗的地方,发出最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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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下山。身后的柿子树静默着,像三个老人,像我早已不认识了的故乡,像我回不去的少年时光。可它们在,这就够了。它们替我记着,替所有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记着。有它们在,我们就还有地方可以回来,哪怕只是站一会儿,哪怕只是看一眼,哪怕看一眼,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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