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了,守寡整三年。
这话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三年前,我那口子走的时候,我还觉得天塌了。那时候哭啊,闹啊,觉得日子没法过了。闺女那时候刚生孩子,忙得脚打后脑勺,也顾不上我。我一个人在这老房子里,白天还好,到了晚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枕头旁边空荡荡的,翻身都翻得不踏实。
三年了,慢慢也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菜市场的大姐说我瘦了,我说没有,还是老样子。其实自己知道,腰围小了一圈,以前那些裤子都得往里别一截。也不是故意不吃饭,就是一个人,做着做着就没劲了。炒一个菜吃不完,炒两个菜更浪费,干脆煮碗面条,卧个鸡蛋,对付一顿是一顿。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不咸不淡的。
上个月,手机上突然来了个电话,是老同学李建国。这名字一出来,我愣了半天。李建国,是我初中同学,那会儿坐我后排,老借我橡皮,借了也不还,气得我直瞪他。后来毕业了,各奔东西,也就过年的时候在同学群里冒个泡,几十年没见过面了。
“喂,老周啊,我建国。我最近回老家办点事,想去看看你,方便不?”
我拿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方便得很。就是这屋子好久没好好收拾了,客厅角落里还堆着几箱子旧东西,一直没倒腾。我说方便,你来呗,就是家里乱,别嫌弃。
他说不嫌弃,咱老同学,谁嫌弃谁啊。
挂了电话,我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高兴?好像有点。三年了,除了闺女一家,几乎没人登过我的门。老邻居串门也就是在楼下,坐一会儿就走,没人真进家里坐坐。但要说紧张,也有点。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人家现在听说混得不错,在城里开了个厂子,开着小车回来的。我呢,一个退休老太太,守着这套老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想了想,还是得收拾收拾。把客厅那几箱子旧东西搬到了阳台,拿布盖上了。茶几擦了两遍,地板拖了三遍,连厨房的油烟机我都擦了擦。折腾了一下午,腰都直不起来了,但看着亮堂多了,心里也踏实了点。
第二天下午,李建国来了。开着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楼下,下来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当年那个瘦瘦小小、黑不溜秋的男孩子,现在头发也白了,肚子也起来了,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看着挺精神的。他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水果、牛奶、营养品,还有两瓶酒。
“哎呀,来就来呗,带什么东西啊。”我站在门口,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你说的,这么多年没见了,空着手像话吗?”他笑着进了门,四处看了看,“还是老房子好啊,住着舒服。”
我给他倒了茶,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中间隔着个茶几。气氛有点微妙,几十年没见了,要说的话太多,一时又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他先开了口,问了问我的情况,身体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我一一答了,也问了他。他闺女在北京,儿子在深圳,都出息,他和老伴在城里住着,日子过得还不错。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我那口子。我说走了三年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扛了半年就不行了。说这些的时候,我眼泪没掉,就是嗓子有点紧。三年了,这些事说出来已经不那么疼了,但总归是个疤,碰一下就酸。
他也叹了口气,说他老伴前年也走了,突发脑溢血,前后就两天,人就没了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端起茶杯喝了口水,不说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一枚很旧的戒指,银的,都发黑了。那大概是他老伴留下的吧。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有鸟叫,楼下有小孩在跑。我起身说,我去做饭,你坐着歇会儿,晚上就在这儿吃,住也住这儿,别去住酒店了,我这儿有地方。
他也没推辞,说行,那就麻烦你了。
我进了厨房,开始忙活。冰箱里有条鱼,我早上刚买的,又割了块肉,炒了两个素菜,炖了个汤。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端上来的时候,他正站在阳台上看外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吃饭的时候,话多了起来。说起当年那些同学,谁谁谁走了,谁谁谁生病了,谁谁谁的孩子有出息。说到高兴处,他笑了,眼角全是褶子,但眼睛亮亮的,跟年轻时候一样。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老借我橡皮不还,我气得拿书砸你头。
他哈哈大笑,说记得记得,你那一书砸得我脑袋嗡嗡的,后来我就再也不敢不还了。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三年,我好像都没这么笑过了。
吃完饭,他帮我收拾了碗筷,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我拗不过他,就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笨手笨脚地洗碗,袖子卷得老高,水溅了一地。那个样子,跟当年那个黑瘦的小男孩一模一样。
晚上,我给他铺了床,把闺女那屋收拾出来。他洗了澡,穿着睡衣坐在客厅看电视,我泡了壶茶,陪他看了一会儿。看到十点多,我说我困了,先睡了,你也早点歇着。
他说行,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我进了自己屋,关了灯,躺在床上。隔着墙,能听见客厅里电视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这屋里三年没住过男人了,突然间多了个人,感觉怪怪的,但又觉得踏实。那种踏实,不是别的,就是觉得这屋子不是空的,有人在,哪怕是隔着墙,心里也不慌。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厨房里,锅里有熬好的粥,灶台上放着两个煮鸡蛋,旁边还有一碟小咸菜。客厅的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老周,我走了,早上有个急事,看你睡得香,没叫你。粥熬好了,你热一下再喝。保重身体,有事给我打电话。”
纸条下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我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是钱。一沓一沓的,全是新的百元钞票。我数了数,十万。
十万块。
我当时就愣住了,手都开始抖。这算什么?施舍?还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沓钱,心里头翻江倒海的。想给他打电话,号码都翻出来了,又没打。说什么呢?问他为什么给钱?还是把钱还给他?人家都走了,我怎么还?
我把钱放回信封里,搁在茶几上。粥也没喝,鸡蛋也没吃,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一上午。
后来,我给他发了条微信,就说:“建国,钱我看见了,太多了,我不能收。你什么时候再来,拿回去。”
他回了一条,挺长的:“老周,你别多想。我跟你这么多年的老同学,看着你一个人过日子,心里不落忍。这钱不是什么大事,你拿着用,吃好点,穿暖点,别省着。咱都这把年纪了,身体要紧。你要是把钱还给我,那就是不把我当老同学了。”
我看完,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委屈,也不是感动,说不清楚。就是觉得,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你,还有人惦记着你过得怎么样,那种感觉,很复杂。
后来我跟闺女说了这事,闺女说,妈,你就收着吧,李叔这是好意。人家不缺这点钱,但对你是份心意。
我听了,点了点头。但还是没动那钱,就搁在柜子里,放着。
现在想想,李建国来这一趟,住了一晚,留下十万块钱,走了。他要是不来,我可能就这么一天天熬下去,也没什么。但他来了,坐了坐,说了说话,吃了顿饭,这屋子里好像就多了点什么。不是钱,是别的,是那种被人惦记着、被人放在心上的一点暖和气儿。
这十万块钱,我后来也没还。不是因为贪,是因为他说了那句话——“你要是把钱还给我,就是不把我当老同学了。”我要是还了,就伤了他的一片心。
但我也没花,就那么存着。每次打开柜子看见那个信封,就想起那个晚上,客厅里的电视声,厨房里他洗碗溅了一地的水,还有那张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
人这一辈子,到了六十岁,什么都看淡了。钱多钱少,日子都能过。但有些东西,比钱贵重。比如一碗粥,一张纸条,一个还惦记着你的人。
守寡三年,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冷清,习惯了一个人。但他来过之后,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习惯了就没有了,是藏在心底了,偶尔被人碰一下,还是会疼,会暖,会想哭。
日子还是照常过,我还是一个人。但心里头,好像亮堂了一点。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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