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同学聚会，不比官也不比钱，只论年龄大小

现在大家提起同学聚会，多半都会想到各种隐形凡尔赛现场，不是晒官职就是晒身家，卷得让人不想去。你敢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明代，就有了规规矩矩的“官方同学聚会”，人家定的规矩可太反内卷了。那就是不比官大小不比钱多钱少，只看年龄排座次，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官场，这么玩真的挺有意思。

这种聚会在明代叫同年会，可不是随便什么同校同学都能凑这个局。只有同科考中乡试、会试、殿试的考生，互相才叫同年，才有资格办这种同年会。同年在明代官场上是分量极重的人际关系，甚至能影响一辈子的仕途。

明代进士登科之后，经过培养考察，能留在京城当官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得派去地方任职，等大家都入了仕途，再想把一榜同年全凑齐，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放榜之后办的同年会，就成了同年之间攒人脉、联络感情最重要的场合。那会儿的士大夫都特别看重“同年”这层关系，不光同科进士互相提携照顾，连后辈都认这份世交情谊。

入了仕途之后大伙都忙公务，不是想凑局就能凑出来的。明代法定假日只有元旦、元宵、冬至三个，加上每年官府封印休假差不多一个多月，所以正月就成了同年聚会的首选时间。成化十二年就办过成化二年进士的十周年聚会，日子选在正月十二，一共来了52个人参加。成化十四年冬至，也办过一场天顺六年乡试的同年会，到场的一共有41个人。

地方官大多远在地方任职，过年赶去京城聚会，一来一回耽误时间又费钱，根本不现实。所以想要京官外官凑在一起办一场大聚会，就得等专门的机会。明代原本要求地方官每年都要进京朝觐，后来觉得太折腾地方，也耽误政务，就改成了三年一次。每次朝觐要求地方官十二月二十五到京，大伙能在京城待半个多月，刚好抽时间凑个同年局。

皇帝万寿节的时候，各地官员都要进京朝贺，这时候大家不用忙考察的事，心态都很放松，更是和同年叙旧的好机会。办聚会总得有人牵头统筹，写请帖发邀请，一件事都落不下。那会儿没有手机微信，文人士大夫又都讲究体面，稍微正规点的聚会都得发书面请帖，不然就显得不够庄重。

成化二十四年，成化八年的状元吴宽，当时已经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由他牵头办了一场同年会，给所有在京的同科进士都发了请帖。状元写请帖就是不一样，一篇四六小文把所有信息都说得明明白白，还特别有文采。那场聚会定在正月二十，是元宵长假的尾巴，地点就设在吴宽自己的宅子里。

请帖里明明白白写了聚会的规矩，排座位就按年龄长幼来，不用管官职大小，喝酒也看个人量，能喝多少喝多少，不用硬劝，会写诗的就一起唱和。说白了就是大伙放下身份包袱开开心心叙旧，不比官也不比钱，这点可比现在很多卷到天际的聚会清爽太多了。吴宽牵头的是小范围聚会，只请在京的同年，人数不多放在家里办就行。

要是碰上规模大的同年会，那就得找外面的场地才行。大型同年会一般都安排在白天，大家聚到天黑就散，大多选在京城周边的学宫或者寺庙道观。像京师的武学署、朝天宫、报恩寺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热门的聚会地点。人多了花销就大，单靠一个人承担肯定不现实，大伙凑钱是最合理的方式。

那会儿不说AA制，觉得这么说太不体面，为了照顾大伙的情绪，一般提前把凑好的钱托付给寺庙住持打理。不摆谱，按年龄排座次，是明代同年会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用家族里长幼尊卑的排序，取代官场上按官级高低排座的规矩，就是特意用私人身份聚会，消除级别带来的隔阂。这么看，老祖宗其实早就懂了，私下聚会搞官场那套，真的很破坏兴致。

同年会最高潮的部分，当然是诗文唱和。一般都是大伙喝到微醺的时候，由一个人带头起个主题，剩下的人都赋诗附和。聚会结束之后，还会把所有人写的诗文汇总起来刻成集子，每个人拿一本回去当纪念。放在那个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这份纪念可比现在的大合影有分量多了。

明初中期的同年会大多都很健康，主要就是用来沟通感情，叙一叙同年的情谊。到了明后期，朝廷里结社结党的风气越来越盛，同年会就慢慢变成了大伙抱团，在政治上结成同盟的场所。这时候同年会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比起会试殿试的进士同年会，乡试的同年会一直都没形成气候。原因也很直白，举人的身份、资历还有仕途前景，都比不上进士，能互相帮上忙的地方也不多。彼此之间的联络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一直发展不起来也很正常。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明代同学聚会的规则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