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郭相颖：一生钟爱大足石刻||巴蜀史志编辑部

郭相颖：一生钟爱大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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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相颖祖籍重庆铜梁，曾任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今大足石刻研究院）党组书记、首任馆长，文博研究馆员，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多届市、县政协委员。1998年，郭相颖被聘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郭相颖一直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及宣传工作，为大足石刻著书立说甚多，也为许多到大足观光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际政要讲解大足石刻，为大足石刻的保护利用工作贡献力量。郭相颖被先后授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国家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重庆直辖10年建设功臣等荣誉。如今，郭相颖已是耄耋之年，仍热衷于大足石刻的保护利用研究工作。

一、外行变内行

郭相颖曾先后在大足化龙、城关、三驱等小学任教，对石窟文化并无研究，平时爱好绘画，在工作之余常到北山写生。1974年，原驻守北山石刻的同志去世，大足县文化教育局调派郭相颖到北山驻守。郭相颖安顿好妻儿后，只身一人上了北山。

那时北山尚未开发，环境荒凉，生活条件艰苦，上山都是烂泥路，山上只有一幢小屋可居住，没有现成的食物和水源，饮水吃菜只能下山背。到北山的前半年，郭相颖开荒种菜，开辟水源，逐渐安顿好在北山的生活。

郭相颖初上北山的主要工作是学习。驻守前，他在北山写生时只看到石刻精美，对石刻背后的文化并不了解。驻守北山后，他利用两本佛学资料和一本石刻手稿自主学习、研究石刻文化。当时有许多外地学者到北山考察，在与他们的交谈中，郭相颖加深了对石刻文化的认识。

后来，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建档内容包含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

“文字资料可以撰写，但当时科技不发达，单位没有照相机，加上没有测绘人才，留存图像资料就成为难题。当时我想，既然没有办法拍照，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画下来。”郭相颖回忆道。

于是，郭相颖主动提出承担北山图像资料的绘制工作。白天独自在造像处测量取样，他在软尺的一头绑一块石头，然后拉着另一头测量距离，再用竹竿垂直标记尺寸。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他花了大量时间测量和计算比例，白天先在废报纸画草稿图，晚上再回到住所伴着一盏煤油灯精心绘制。花了两年多时间，他把包括北山和宝顶山石刻造像在内的上万尊造像绘制在了一张20余米长的长卷上。

1984年，郭相颖调到大足县人民政府任副县长，分管城市建设、国土资源、文化及宗教等相关工作。回忆起在北山的10年，郭相颖说：“那是一段艰苦又收获颇丰的经历，是一个从外行变成内行的时期。”

二、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在大足县人民政府工作期间，郭相颖组织并参与两次文物普查工作。在文物普查前，大足县的文物保护单位只有13个。普查后，大足县文物的情况基本被摸清，文物保护单位增至75个。

“当时县委、县政府提出，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在县政府从事文物工作，后来回到博物馆担任馆长依然从事文物工作，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觉得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郭相颖撰写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并在成都、广州、北京等地组办展览，推动大足石刻对外宣传工作。

驻守北山的10年，不仅让郭相颖对大足石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让他对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90年，郭相颖给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信，请求回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后来他回忆起这一决定：“比我会当副县长的人好找，但像我这样对大足石刻有着深厚感情并热爱文物事业的人或许并不多。”

回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郭相颖着手组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推进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宣传等工作。1993年前后，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到大足指导文物保护工作，他从专家口中得知，国家文物局把大足石刻列入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当时郭相颖并不了解“世界遗产”意味着什么，后来打听才得知敦煌壁画已在1987年成功申报，同一批次中国只有6项遗产申报成功。郭相颖心想，如果申报成功，将有力推动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于是，他立即着手申报工作。

要达到“申遗”标准，必须开展景区治理，这意味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郭相颖说：“我们整治景区环境、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就算申报不成，对大足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好处。”最终，郭相颖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和市、县政府领导的支持。

大足石刻最初申报项目只包括宝顶山石刻，但郭相颖认为单独申报宝顶山石刻不够，北山石刻也很重要，于是说服重庆市政府同时申报宝顶山和北山石刻。后重庆市政府成立申报委员会，正式开始申报工作。

在申报过程中，郭相颖又说服重庆市政府领导加上体现道教文化的南山石刻：“北山、宝顶山为佛教石刻，都属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只申报佛教石刻，无法体现中国本土文化。”

后来，看到峨眉山在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时，连同乐山大佛一起申报，郭相颖也想把佛道交融的石门山石刻和融合儒释道的石篆山石刻一同申报。于是，他找到来大足指导环境整治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保护管理处处长郭旃，请郭旃在会议中提出加上石门山、石篆山石刻。就这样，大足共申报5处石刻，涵盖儒释道三教造像，基本全面反映了大足石刻的样貌及特色。

申报工作进入评审阶段，郭相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遗产地专家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主席团会议和缔约国大会。评审现场，郭相颖向评审团介绍大足石刻，回答相关问题。评审现场各国来宾众多，郭相颖一行只带了英文翻译，虽又在现场临时请了一位法语翻译，但语言交流仍比较困难。申报材料根据5处石刻分别印了5份，现场不少评审人员误认为要申报5个“世界遗产”。沟通上的困难让郭相颖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拿出20年前在北山画的白描长卷，将长卷中的画像与提交的图片资料一一对比。“我指一下照片上的千手观音，又指一下长卷中的千手观音，他们明白了长卷中的画像是真实的石刻，也理解了大足石刻是一个整体，体量庞大、题材丰富。”就这样，郭相颖形象地让评审团真正了解了大足石刻的价值。

1999年12月，大足石刻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郭相颖走出摩洛哥的会议大厅，激动地打电话向大足报喜。

申报成功后，大足石刻知名度得到提升，外来游客逐渐增多，石刻的保护与宣传工作也更受重视，郭相颖牵头组建的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也有了更多人才加入。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这辈子就想做好一件事：让大足石刻景区热闹起来。”

三、潜心巴蜀石窟文化研究

郭相颖不仅对大足石刻有深入研究，同时对巴蜀地区石窟文化也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整体性是行政区划无法分割的，除同在四川盆地，地理位置紧紧相邻外，四川和重庆石刻文化的整体性还与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息息相关。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四条路线：从印度经缅甸传到云南的“南传佛教”；由印度经尼泊尔达西藏传入的“藏传佛教”；从印度通过海航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传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经新疆传入中国的“北传佛教”。而在中国留下石窟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一条路线就是“北传佛教”，经丝绸之路到新疆、甘肃等地，再到秦岭山脉西端分南北两路发展，北路宁夏、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石窟构成华北丰富多彩的石窟文化艺术，南路越秦岭山脉进入四川盆地，在广元、巴中、安岳、大足、眉山、夹江、蒲江、乐山等地开凿有多达几处或几十处造像。在这条线路影响下，四川盆地内有200多处知名石窟造像，石窟寺文物点位数居全国第一，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

四川、重庆两地石窟系同一条路线传入，其石窟造像多有相似之处。郭相颖说：“四川安岳与重庆大足相邻，在接壤处，安岳茗山寺的护法像和宝顶山的护法像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是同一批匠人的造像，因为当时没有克隆技术，也没有3D打印。所以我在文章和书里都表示研究大足石刻就必须研究安岳石刻，因为它们在过去同是一个教区、一个教派，两地关系非常密切。”郭相颖主张将两地石窟从文化渊源到具体造像题材一起研究，促进两地石窟的保护利用以及旅游业发展。

石窟艺术源于古印度佛教活动，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重要传播手段，而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本身并无石窟开凿传统。随着佛教的传入，儒教、道教、佛教经历从相互对抗到相互融合的过程。三教之间除互相学习教义外，在传播手段方面也互相影响，逐渐出现道教造像、儒教造像。巴蜀地区石窟造像有一共同特点是儒、释、道三教造像同时存在，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对大足石刻的造像特点，郭相颖在《大足石刻解读》一书中进行了详细阐释：“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具有神系完整、神阶明确、雕工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等特点，堪称中国道教石窟造像之代表。大足石刻中的儒教造像，除了孔子与释迦、老君同龛之外，还有单纯的儒教龛，孔子居中，俨然佛祖道君，两侧分立颜回、仲由等十哲弟子，亦俨然菩萨、贞人。文庙中出现孔子像可谓多如牛毛，但于石窟中出现孔子及十哲像实属凤毛麟角。在‘三教一致’和‘三教鼎立’之时，并无此现象，于此可见宋时儒家‘宗教化’日益加深。”

四、为石刻保护利用贡献力量

郭相颖说，从今时看旧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而需要考虑旧时社会条件的局限性。如今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是以往无法想象的，石刻保护工作有了许多新技术新手段，大足石刻在运用科学技术进行保护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不少成熟案例。但唯有一个短板，就是防治风化问题。

石刻是暴露在大自然的文物，不同于其他文物可以搬进博物馆，控制周围环境。所有石刻都在大自然中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吹日晒，而如今化学手段的防风化只能维持10—15年。郭相颖认为，传统的贴金工艺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大足宝顶山的千手观音，为中国石窟艺术中规模最大的千手观音像，近年采用传统贴金手段保护成效显著，除增强视觉效果外，防风化效果在川渝这一潮湿地区尤其显著。

但不少人对该手段持反对意见，认为贴金掩盖了文物原本的面貌，对此郭相颖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文物已经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每个人看到的文物的样貌都是文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生命中短暂的、阶段性的样貌，我们无法倒回去看它的原貌，所有的石刻都是新了又旧，旧了又新，在现代科技暂时没有办法克服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用传统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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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巴蜀史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