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冤假错案者家人放弃追责，绝非被收买，是博弈中的清醒抉择

作者：胥爱明

关注个案公正，推进法治进步。

这几天，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一件事上：反复劝说我追踪两年案件的主角父亲，放下执着的追责之路。甚至为了推动事情真正落地，我不得不“狠心”以“不再跟进此案”为由，进行一番近乎“威胁”的沟通。

很多人会问：你写这个案子两年，从最初挖掘线索、走访证人，到如今即将走进听证会现场，眼看着离纠错只有一步之遥，为何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劝当事人放弃追责？是收了好处被收买了？还是看不到纠错的希望，想找个台阶下？

这些质疑，我早有预料。但我必须清晰地告诉所有人：都不是。这不是妥协，更不是退缩，而是我在长期关注冤假错案纠错过程中，悟出的务实生存智慧——纠错需要坚守底线，而追责需要学会妥协，二者并行，才是推动正义落地的唯一路径。

先守事实底线，再谈追责妥协：纠错的核心从来不是“算账”

我始终坚信，冤假错案的纠错，本质上是一场“还原真相”的博弈，而非单纯的“追责清算”。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而言，他们穷尽一生所求的，从来不是让某个人被撤职、被判刑，而是洗清蒙尘的冤屈，让被颠倒的黑白重回正轨。

这两年我写的的于建案，从泛黄的案卷材料到尘封的证人证言，已经记不清翻阅了多少次了。如今听证会在即，纠错的曙光就在眼前，我却劝于建放下追责，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是守住了纠错的核心。

于建案曾引起包括十多名人大代表及权威媒体关注，历经多年申诉才得以进入再审听证会，距离最终的纠错改判仍有漫长距离。但在听证会前的关键阶段，当事人家属也曾陷入“追责到底”的执念：要求追究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要求相关部门公开道歉并给予高额赔偿，甚至要求对当年参与办案的全体人员进行纪律处分。

这份执念看似合理，却直接导致纠错进程陷入僵局。部分办案人员因过度抵触追责，开始消极配合案件核查，原本清晰的证据链被反复搁置，可能会导致听证会上的关键争议点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纠错周期可能硬生生被拖延。我们应聚焦于“在听证会上还原案件核心事实、推动再审启动”这一核心诉求，对部分程序性追责做出适度让步后，核查工作才能迅速推进。才能在听证会上厘清了关键疑点，推动案件朝着最终再审环节稳步迈进。

追责不是目的，纠错才是核心。如果一味执着于追责的“调门”，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谁来负责”上，反而会让本就艰难的纠错之路雪上加霜。有些阻力，来自我们看不到的层级；有些对抗，会让原本触手可及的正义，变得遥不可及。

现在网络上出了一些所谓的“申诉+控告”的攻略，如果放到司法实务中根本没有什么用。反而会使纠错之路阻力重重。这些调门除了给当事人及家人打鸡血外，对纠错这一核没鸟用。

我劝当事人父亲放弃过度追责，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在关键事实、核心证据的认定上据理力争，绝不退让分毫——这是还原案件真相的底线，也是推动听证会后纠错落地的前提。但在追责的细节上，适当妥协，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让纠错的成果真正落地，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拉扯。

认清现实边界：普通人的追责，从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人不解：不过是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为何会成为阻碍？这背后，是我们对现实法治环境的清醒认知。

在长期关注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我见过太多家属执着于“追责到底”，最终却遍体鳞伤的案例。他们以为，只要证据确凿，就能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但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

能靠上“追责”这条线的，绝非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有的涉案人员，即便早已退休，但其背后的人脉、影响力仍在；有的涉案人员，依然身处岗位，其话语权、资源调配能力，远非普通家庭所能抗衡。家属想要追责，不仅要面对漫长的调查周期，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无形压力——证人不敢作证、材料被拖延、诉求被搁置，最终不仅追责无果，还会让纠错的核心目标被搁置。

我曾梳理过一些的后续发展。高勤荣案作为揭露地方权力滥用的典型案件，当事人历经多年申诉才得以进入再审程序，案件纠错进程本已迎来转机。但后续结果不甚理想，个人认为：太刚了！

这不是说不该追责，而是要认清追责的边界与成本。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时间、精力、财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追责的博弈中，最终可能既没有实现追责，也耽误了纠错的核心诉求——让蒙冤者沉冤得雪，让家属重获尊严，才是重中之重。

当事人的父亲已是花甲之年，二十年多来为了儿子的案子，跑断了腿、说干了嘴，身体早已不堪重负。我劝他放下过度追责，不是否定他的诉求，而是希望他能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配合听证会上的关键核查、推动核心证据链完善，让最终的纠错成果，实实在在地落在自己家人身上。

放弃追责不是摇白旗，是伸给正义的“橄榄枝”

很多人会把“放弃追责”等同于“妥协投降”，等同于“被收买”，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清醒的务实选择。

所谓“放弃过度追责”，从来不是放弃所有追责，而是在不损害核心诉求的前提下，对一些非关键的追责环节做出让步。这不是向权力低头，而是为了让纠错的成果更快、更稳地落地。

我曾刊文提出，冤假错案纠错的后续追责，应当区别对待。对于不同时期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能用当下的法治理念、技术标准去简单评判。有些案件，受限于当时的法治认知、侦查技术，出现偏差在所难免；而有些案件，则是个别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结果。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适当放宽追责尺度，聚焦于纠错本身；对于后者，则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让追责成为阻碍正义落地的“绊脚石”。

我劝当事人父亲放弃过度追责，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伸出“橄榄枝”，不是向阻力妥协，而是为了给纠错的进程“松绑”。有些时候，适当的让步，反而能让原本僵持的局面，迎来转机；有些妥协，恰恰是为了守住更重要的东西。

我劝人妥协，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

写下这些话，并非为自己的“劝说”辩解，而是想告诉所有关注冤假错案的人：我从未动摇过初心，只是在漫长的法治征程中，学会了更务实的前行方式。

这两年，我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心血，不比当事人家属少。从最初挖掘线索时的彻夜查阅资料，到走访证人时的小心翼翼，再到参加听证会前的紧张与期待，每一个环节，我都全力以赴。我写这个案子，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因为我坚信，每一个蒙冤者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冤屈都值得被昭雪。

我见过太多因为过度追责而陷入困境的家庭，也见过太多因为执着于追责，最终错失纠错机会的遗憾。于建案的教训、高勤荣案的遗憾，都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在复杂的现实法治环境中，坚守底线与适度妥协，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推动正义落地的双重保障。

当我看到当事人父亲为了案件，日渐憔悴、身心俱疲时，我不得不狠心劝说。我知道，我的劝说会引来质疑，会有人说我“变了”，但我更清楚，我做的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选择——在听证会上守住事实底线，推动纠错进程落地，才是对蒙冤者最大的负责。

纠错之路，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充满了博弈、妥协与坚守。在关键事实面前，我们要寸步不让；在追责细节上，我们要学会适度妥协。放弃过度追责，不是摇白旗，而是为了让正义的曙光，真正照亮蒙冤者的前路。

我依然会坚守在关注冤假错案的一线，依然会为蒙冤者发声，依然会推动法治的进步。但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在复杂的现实面前，适度的妥协，不是退缩，而是为了走得更远、更稳。

毕竟，我们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追责多少人”，而是“让多少冤屈被纠正，让多少正义被守护”。这才是我们所有坚守与博弈的初心。